一、概述
二、《庄子》的军事思想
三、《鹖冠子》的军事思想
四、《文子》的军事思想
五、《经法》的军事思想
后记
书末附图：
1、战国形势图
2、晋阳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3、赵卫魏齐楚棘蒲之战示意图
4、齐魏桂陵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5、齐魏马陵之战示意图
6、秦楚丹阳、蓝田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7、赵攻中山作战经过示意图
8、秦同魏韩伊阙之战作战示意图
9、济西之战和燕军五路攻齐示意图
10、秦楚鄢郢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11、秦败魏赵华阳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12、秦赵长平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13、秦赵邯郸之战作战示意图
绪 论
战国（前475～前221年）是我国历史从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制社会的大转变时期。“战国”一词原指秦统一以前的“七雄”——秦、齐、楚、魏、赵、燕、韩，自西汉刘向编订《战国策》之后，它遂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专有名词。在这个长达二百余年的历史阶段，随着封建改革的深入，历史的进程加快了步伐。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革新军制，增强战具，整军备武，弱肉强食，称王称霸，政治、军事、外交斗争异常激烈、异常频繁，也异常精彩。斗争艺术之高妙，令人叹服。同时，战争的发展也造就了若干杰出的军事家、谋略家和兵学家，从而奠定了上承三代、下启百世的封建军事理论的基础。
一、列国战略形势的变化及其战略指导的得失
对于战国时期战争的叙述，我们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晋阳之战（前455年）为起点，以秦始皇统一六国（前221年）为终点。在这长达234年的历史中，列国战略形势和战略格局的变化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六个阶段。
前期（前455～前341年）始于晋阳之战，至齐魏马陵之战结束，为魏国为首的三晋称霸中原及魏齐争霸时期。此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前455～前370年），魏赵韩三晋联合，东伐齐，入长城，西占秦河西之地，南夺楚睢氵岁之间，称霸中原。第二阶段（前369～前341年），魏齐争霸，逐鹿中原，经过桂陵、马陵之战，魏国霸权衰落，七雄并列形势形成。
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是魏国由盛而衰的得失。魏国变法最早，称霸最先，但是，却未能最终保持霸主地位。探究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从战略指导角度考察，核心的问题是发展方向的选择存在着重大失误。魏国版图形如马鞍，韩国从中嵌入，把魏切为东西两部，只有北面有一狭窄的山地走廊连接东西两部。魏国北邻赵，西邻秦，南邻楚，东邻齐、宋，处于四战之地的内线地位。
魏国要发展，必须脱出内线地位。或者向东攻齐，或者向西攻秦，或者向北攻赵，或者向南攻楚，总之，主攻方向只能有一个，而不应四面出击，四面树敌。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向北、向东、向南发展，都将因侵犯赵、齐、楚、宋的利益而受到多方牵制。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东守西攻，即乘机攻占河西，趁着秦国退
守洛水的有利形势继续向西发展，夺占泾、渭，控制崤、函，占据形胜之地，使其西部领土自今山西西南扩大至今陕西东部。
但是，魏国历代君主，先是四面出击，四面树敌，到了魏惠王时因为迫于秦的压力，索性把都城从安邑迁到大梁。迁都大梁，实质上是战略东移，把东方作为尔后的发展方向，这就留下了后患。首先，齐是东方强国，无论是实力还是外交斗争、军事斗争的策略运用和经验积累都足以抵制魏国在东方称霸。因此，齐国取得桂陵、马陵两战的胜利并不是偶然的。其次，战略东移加剧了魏赵矛盾。魏要向中山发展，赵梗阻其间；赵要向南发展，则损害魏国利益。因此，赵国最终投入齐国怀抱，齐赵一致对魏乃是势所必然。再次，魏国战略东移，无异于更深地钻进了四面受敌的内线之中，即张仪所说的“四分五裂之道”①。张仪分析魏国凶险的战略环境是“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梁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②。处于这样一种四面受敌的内线地位，正如《孙子兵法》所说：“虽有智者，不能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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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史记·张仪列传》。
后矣”，结果“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①。
中期（前340～前284年）从马陵之战后到五国伐齐的济西、即墨之战止，为列国纵横战争时期。此期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前340～前312年），诸侯称王，合纵连横，齐秦并帝，东（齐楚）、西（秦魏韩）方两大集团形成战略均势。齐楚联盟破裂，楚国受到削弱。第二阶段（前311～前284年），各国关系发生变化，秦、楚结成形式上的联盟；齐国则与魏、韩合纵，伐楚攻秦，目的是灭宋。等到齐国吞并了宋国，各国关系又发生剧变，齐国成为众矢之的，结果导致五国合纵攻齐的发生，齐国从此一蹶不振。
这一时期是战国军事史研究的重点。战国之所以称为“战”国，也主要反映在这一时期。由于各国都在寻求自身的发展，注重本国的利益，盟主对盟友的控制能力已大大减弱。“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朝秦暮楚，离合背向，各国之间联合是暂时的，分裂是经常的。有共同利益时就联合行动，利害冲突时就兵刃相见。即使是盟国之间，也是同床异梦，尔虞我诈。例如齐国在五国联军打击下，濒于亡国，请求楚国援救。楚军打着救齐的幌子，却落井下石，与燕共分齐地，击杀齐湣王。
从军事战略角度看，这一时期值得着重探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秦并巴蜀的战略意义，二是楚国衰落的历史教训，三是齐国战略举措的得失。兹分述如下：
（一）秦并巴蜀的战略意义
秦自商鞅变法后，国力强盛，乘魏战略东移，便着手收复河西之地，使之与函谷构成统一的战区，“东向以争天下”之势已现端倪。公元前316年，发生张仪与司马错关于伐韩还是伐蜀之争。秦惠王采纳了司马错伐蜀的主张，先后灭蜀、苴和巴国，奄有约当今四川中部和东部的广大地区。秦国占领巴蜀对于尔后统一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首先，伐蜀与伐韩相比，用力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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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孟子·梁惠王》。
效大，能取得巴蜀的财富，是符合秦国当时实际军事能力的，诚如司马错所说“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①。其次，风险小，能速决，所谓“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②，反之，如攻韩，挟持周天子，是则“攻天下所不欲”③，必然引起列国反对。再次，兼并巴蜀为秦东争天下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战略翼侧，极大地威胁楚国侧背。秦军若发兵攻楚便可水陆两路分进，陆路出武关，水路向宜昌。一旦夺占楚国北部，秦对韩、魏便形成北、西、南三面威胁。这对尔后的统一是十分有利的。
（二）楚国衰落的历史教训
列国的斗争是多极的，既表现为秦、齐、楚对三晋的三面包围，又表现为秦、齐对楚的争取；既有三晋北连燕、南连楚的合纵，又有西连秦或东连齐的连横。列国之中，楚国的战略地位最微妙。它在东齐西秦两大强国之间处于一种左右逢源的地位，既是秦齐的对手，又是秦齐的盟友。秦竭力阻止和破坏齐、楚联盟，齐也竭力阻止和破坏秦、楚联盟。楚国的战略指导者如果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战略环境和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采取正确的战略策略，高举合纵的旗帜，那么，“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④的楚国是可以大有一番作为的。当时有人曾预测，“横成则秦帝，从（通“纵”）成即楚王”⑤。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楚国因张仪的欺楚、误楚策略得手而一落千丈，昏聩愚蠢的楚怀王负有主要责任。楚怀王没有清醒地认识到楚国的战略地位，轻信张仪，贪图眼前之利，上当后，又因怒而兴兵，贸然发动对强秦的战争，终遭惨败。而后，楚实行首鼠两端的外交政策，终于导致“西起秦患，北绝齐交”⑥，演成左右皆失，两面受敌的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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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史记·张仪列传》。
④《战国策·楚一》。
⑤《战国策·秦四》。
⑥《史记·楚世家》。
剧。
（三）齐国战略举措的得失
从战略关系上看，齐国在秦军攻楚，楚国形势危殆的时候，趁机渔利，发起垂沙之战，重创楚军，也是战略指导上的近视病。齐国攻楚无异于自撤藩篱，使秦国尔后攻齐不再担忧受到侧背威胁。齐国君主有失远略，主要是看不到自己的战略地位，只图眼前的暂时利益。这不仅表现在对楚的失策，更表现在因为灭宋而导致五国合纵攻齐，几乎亡国。齐湣王原来在处理列国关系时，主动放弃东帝的称号，又不乘楚怀王被秦囚禁，楚国无君之危落井下石，而是主动送楚太子归楚，也不受秦诱惑，去夹攻赵国。齐的战略地位是主动的，策略是灵活的，方针是正确的。但在公元前285年，“齐湣王既灭宋而骄，乃南侵楚，西侵三晋，欲并二周，为天子”①，昏了头脑，陷入孤立，为秦国所利用。五国攻齐，得分最多的是秦国，秦国在这次战争中，接过合纵的旗帜大举攻齐，重创齐国。自此以后，秦国完全处于天下独强的地位。从列国关系面论，魏国两败于齐国，欲复仇而无力，于是折节朝齐，挑起楚、齐矛盾，达到“以楚毁齐”②、借刀杀人的目的。楚赵联军大败齐军于徐州。总之，如果齐国能实行“后起远怨”③的策略，本来也是大有可为的。
后期（前283～前221年），济西之战后，以长平之战为发端，进入秦国统一战争时期。可具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前283～前260年），秦国实行远交近攻策略，在长平之战中大败赵军，从此拉开了秦国统一战争的序幕。第二阶段（前259～前221年），秦国实行各个击破，统一六国。
从战国中期开始到后期，纵横战争战略指导是研究的重点。连横合纵是战国时期多极斗争的一种特殊现象，但中期和后期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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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四。
②《战国策·魏二》。
③《战国策·齐五》。
现形式是不同的。中期的连横合纵是围绕三晋展开的，以争取楚国为手段，而后期则是秦国同六国的蚕食与反蚕食、控制与反控制、侵占与反侵占的斗争。从实质上说，后期连横是积极主动的攻势策略，合纵是以攻为守的守势策略；从形式上说，连横是东西联盟，合纵是南北联盟；从总体上说，连横是强国（特别是后期的秦国）为了谋求军事优势，打破平衡而采取的攻势行动，合纵则是东方各国为了自我保护，为了救亡图存，联合起来抗御强国的兼并而采取的守势行动。即使曾经有过三国、四国甚至五国合纵攻秦，也不过是一种以攻为守，防止被各个击破的策略。
历史的结局是合纵失败，六国灭亡。根本原因是六国封建改革不彻底，综合国力不强，更为重要的是合纵之国为了维持封建割据状态，违反了历史要求统一的总趋势。梁惠王问：“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他：“定于一”。定于一统，定于一尊，当时的人们都看到了，诸子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不同的是他们各有自己的统一观。各大国都想由自己来实现统一，问题是谁有力量，谁的路线正确。
战国后期，各国战略举措的得失和军事力量的消长，使列国外交形势和战略态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变化最重要的一点是秦国独强，打破了同六国的战略均势。秦国强大的车、步、骑、舟诸兵种部队，可以在平原、山地、江河进行大规模的作战。秦国的战争指导者实行“连横以斗诸侯”，东向争天下的战略方针，始终注意到三晋是争夺的焦点，崤函是控制的咽喉，而要地宜阳是秦军进攻的支点。秦军既可南下威胁楚国翼侧，又可回兵配合对敌正面卷击三晋，形势十分有利。
加之秦国在外交上离间拉拢与军事打击紧相配合，更是所向披靡。李斯献计的“三部曲”在统一战争中起到了很大作用：“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①。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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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李斯列传》。
采纳李斯等人之计，“竟并天下”①。
合纵失败，没有牢固的联盟也是重要原因。张仪明确指出：“诸侯之为从（通“纵”）者，将以安社稷、尊主、强兵显名也。”这就是说，他们各怀私利，各有打算，因此几次合纵始终是脆弱的，短暂的，所谓“诸侯之不可一，犹连鸡之不能俱止于栖之明矣”③。同床异梦的松散合纵联盟，反映在军事行动上就表现为各自保持实力，打滑头仗。以伊阙之战为例，秦将白起在自述战胜韩、魏的原因时承认：“伊阙之战，韩孤顾魏，不欲先用其众。魏恃韩之锐，欲推以为锋。”③韩、魏互相观望，结果被秦军各个击破。又如，齐、韩、魏三国攻秦，孟尝君听信韩庆“秦不大弱而处之三晋之西，三晋必重齐”④的游说，在攻入函谷关后按兵不动，不乘胜扩大战果，就是出于既怕韩、魏强大而难以控制，又怕秦国削弱不能控制三晋。总之，多次合纵都由于各怀私利，都企求兼并别国而一事无成。
在历时二百余年的战国时期，见诸史册的大战就有二百余次。频繁的战争正预示着进步和统一的新的时代即将来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列宁指出：“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像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有助于破坏特别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如专制制度或农奴制），破坏欧洲最野蛮的专制政体（土耳其的和俄国的）。”⑤战国时的兼并、统一战争正是这样一种性质的进步战争。从总的历史趋势看，封建制取代奴隶制不可逆转，分裂走向统一不可逆转，战乱趋向和平不可逆转。因此，对战国时的兼并战争应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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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李斯列传》。
②《战国策·秦一》。
③《战国策·中山策》。
④《战国策·西周策》。
⑤《列宁选集》第2卷第66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版。
二、战争的发展与作战方式的变化
（一）战争的发展
历史进入战国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战争的烈度和规模较之以前有了极大的发展。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兼并战争的本质更加显露。战国时期，新兴政治力量对旧体制的否定，即权利和地域的再分配过程已基本完成。诸侯在政治和经济上已具有雄厚的实力，并形成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各国间为争夺霸主地位的战争旷日持久，战争的目的已不再是为了“号令诸侯”，而是以夺占敌方国土、人口、财富，并最终达到兼并为主旨。兼并战争使原本分散、独立的地域连成一片，资源则被相对集中控制，这为兼并战争的佼佼者最后结束群雄并立，完成统一天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战争的目的是与国家战略目标相一致的。因此，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策略都与军事策略相配合，构成有机联系的整体，从而使军事行动基本上能实现既定战略目标。
二是战争规模空前扩大。经济的发展，使各国战争潜力不断增长。生产力的提高，奖励军功制度的推行，使相当数量的青壮年脱离生产领域，投身行伍，参加战争。再者，兵器的生产速度之快和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充分满足了战争的需要。军事力量的增长，促使战争的规模明显扩大，直接参战者动辄十几万乃至数十万。如战国初年秦、魏河西之战，秦军投入50万人之多。为了保障战争的需要，必须有庞大的后勤保障。动员的民夫数量往往几倍于出征部队。特别是几个国家联合采取军事行动，使战争规模呈现出新的特点。
三是战场地域广阔。兼并和统一战争是在多种地形条件下展开的，各国根据战争需要所组建的多兵种部队，无疑使战场在广度上得到了延伸。如山地丘陵可投入步、骑兵作战；坦阔平原，对车、步、骑兵来说，则是最好的用武之地；江河沮泽，适于舟师往来穿梭。战国晚期大规模的统一战争，往往采取水陆并进的方式，部队在几个方向、不同的地形条件下展开激战，其场面蔚为壮观。
四是战争持续时间长。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使承受战争中人力物力巨大消耗的能力加大。后勤保障力量提高，无论是粮草供给还是兵员、装备的补充，都能快速到位。这些有利条件，保证了战争指导者根据国家的既定战略目标，展开旷日持久的兼并、统一战争。这一时期，战争持续的时间多达几个月甚至数载。如秦、赵邯郸之战，双方相持3年之久。
五是战争发生的频率高。战国正是我国古代社会激烈变革的时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势力分合不定。因此，武装冲突不可避免。粗略统计，战国二百五十余年间共发生大小战争二百三十余起，几乎年年不断，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颇为罕见的。它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当时战争的激烈程度。
六是战争的残酷性增大。兼并敌国的先决条件就是消灭其有生力量，夺占其土地、人口，力图在短期内决战致胜。为获得更大的战略利益，双方各投入几十万人的鏖战比比皆是，其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以往。《孟子·离娄》中曾描绘当时战场的情形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秦、赵长平之战正是最好的例证：秦将白起一次坑杀赵士卒四十余万人，可谓残酷之极。
（二）作战方式的变化
战国时期的作战方式较之以往，内容更为丰富，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这与该时期士兵成分的变化，兵种的增多，以及武器装备的不断改进和完善息息相关。
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化的加深，农民成为军队士兵的主要成分，他们在战争中杀敌立功不仅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利益，甚至可以跻身于军功贵族阶层，所谓“猛将必起于卒伍”。这一变化，较之于以奴隶为士兵组成的军队，战斗力和创造性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必须着重指出的是，战国时期的武器装备，无论其种类、抑或其性能都达到先秦时期的最高水平。就种类而言，它几乎囊括了我国古代冷兵器时期战争中所运用的所有种类。其中的长短兵器、抛射兵器、攻守城器械、防护装具、战车、战船等被大量装备于当时各诸侯国的军队，在战场上发挥着不同的功用。随着金属冶铸技术的进步，青铜兵器的制作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其形制更趋成熟、完善。不仅外观精美，而且锋利、坚韧，杀伤力大提高。在此基础上，一个重大进步就是钢铁兵器堂而皇之地投入战场，这在历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
战国时期种类繁富且性能优良的武器装备，在当时大规模的兼并统一战争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它对于当时军队自身的发展，作战方式的变化，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战国时期作战方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多兵种协同作战现象渐趋普遍。与当时战争需要相适应，各国部队已由多兵种构成。步兵得到全面组建，其数量众多，行动灵活，适应性强。无论野战对阵，还是强攻固守，都承担重任，因此备受青睐，一跃而成为各国的主要兵种。车兵因受训练和地形限制，以及新式武器（弩机）的制约，渐渐退居次要地位，但仍不失为重要的兵种。骑兵异峰突起，发展势头迅猛，在作战中担负着机动突击的任务。舟师也由过去单纯的运兵运粮而一改为以水面作战为主，输送兵员粮秣为辅，在作战行动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多兵种的协同作战业已成为当时重大军事行动中的惯见战法。车、步、骑、舟四兵种之间，经常统筹部署，互相配合，各自发挥特长，以共同完成作战任务。如长平之战中，秦国步、骑两兵种很好配合，以步兵正面挡敌，骑兵翼侧袭击，断绝赵军粮道，最终全歼赵军就是明显的一例。其它像步兵、车兵与舟师的协同配合，车兵、步兵之间的协同作战，也不在少数。
二是突发制敌更加频繁。战国时期，由于步、骑兵的大量使用，部队的机动性大为提高。因此，短时间内完成作战部署亦成为可能，这就增加了作战行动的突发性。另外，为达成突然性，发动战争的一方往往极力隐蔽战争企图，并以欺骗手段麻痹对方，选择有利时机，突然发起攻击，使对方临战准备仓促、损失巨大而无法作出有力的反击，从而夺取战略主动权。正因为突然袭击的方式可以获得更大的战略和战场利益，所以奇袭、伏击、迂回包抄等战法被频繁用于实战中，如齐、魏桂陵、马陵之战等。
三是战术更为灵活。战场上采取何种战术以及如何灵活把握，主要取决于指挥者根据客观情况作出判断。灵活性主要表现在正确地使用兵力和灵活地变换战术上，这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和保持战场主动权的最重要的主观因素。指挥员不仅需要知彼知己，了解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而且要善于广泛采用欺骗和伪装，创造有利态势，因敌制胜。战国时期许多出奇设伏的变诈之兵，都是将帅指挥艺术的重要体现。
四是攻守作战日趋重要。战国时期，“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城邑成为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和要地，并且是武器制造和兵员集结的基地，多处于水陆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些重要城邑的得失，甚至直接关系到整个战争的命运。因此，与春秋以前许多兵家一味视攻城为“下策”的主张不同，战国时列国对城邑的争夺是当时各国战略行动的中心环节。而攻守城器械种类的完善和性能的提高，则为攻守城作战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在当时，人们更加重视城防设施的完善，从考古发掘所提供的材料看，战国时期的城邑防御体系已远远超过了前代。这也可在《墨子·备城门》等文献资料中得到佐证。守城作战成功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如齐国在遭受列国联军进攻，国土大部分沦丧，局势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就是凭依“三里之城，五里之郭”的即墨城，长期固守，伺机出击，而终于转危为安，得以复国的。
与守城作战相对应，战国时期的攻城作战也进入了新的阶段。这表现为攻城器械的先进，手段的多样，以及战法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各国雄师面前，高墙深池已不再是不可逾越的了。正是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当时的兵家大多肯定攻城作战的地位和意义，把它看成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形式。
三、战国军制的基本特征
战国军制较之于以往奴隶制军制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表现在军事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军队编制装备体制以及教育训练、兵役军赋、军事法规、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尽管文献资料不多，但本书力求具体而全面的介绍。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它同以往军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一是阶级属性不同。夏、商、西周奴隶制时代的军队是奴隶主阶级实行对外扩张和对内镇压的工具，而战国时代的军队主要是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当时主要是进行封建兼并战争和对农民阶级反抗的镇压。二是军队成分不同。过去是国人当兵，野人（奴隶）只能充作随军的仆役；而到了战国，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国野畛域的泯灭，世卿、世禄制度的废除，军队成分也发生质的变化。就士兵而言，主要成分是大量的农奴或“编户齐民”的农民。至于军官，其主要来源也由过去的奴隶主贵族一改而为立有战功的地主阶级的军功贵族，乃至有起于卒伍者。三是武装力量体制不同。过去是由王室军、诸侯军和族军组成，战国则是由中央军、禁卫军和地方军组成。四是兵役制度不同。过去实行的是国人从军制度，而战国则实行郡县普遍征兵制以及精锐武卒募选制。五是选任制度不同。过去军官的任职是宗法制度下世卿世禄的食邑制，而战国所实行的是由国君选拔任免的官僚俸禄制度，注重以任人唯贤的任免制度去取代任人唯亲的宗法血缘制度。六是君主集权的方式不同。过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由王室通过各国诸侯去实现的，而在战国时代，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相一致，各诸侯国纷纷建立起崭新的制度以确保君主对军权的控制。诸如人事上的文武殊途、将相分职制，决策上的廷议制，调动军队的兵符制，军官任免上的官俸制，赏罚上的军功爵制等等，构成一套完善而周密的运行机制，使军权牢牢掌握在国君手里。七是兵种构成的不同。过去是车兵在诸兵种中占有主导地位，而战国时期则是车、步、骑、舟诸兵种全面协调发展，车兵的地位相对降低，以农民为主体的步兵全面崛起，一跃而成为当时各国的主力兵种；同时，骑兵的地位也日益突出。八是军事训练制度的不同。过去是推行以“蒐狝”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制度，奴隶主贵族通常是在农闲期间定期组织服役人员进行临时性的军事训练，称之为“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到了战国，这种“蒐狝”式军事训练制度走向没落，而由新式的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循序渐进，系统正规的军事训练制度取而代之。九是军事法规立法原则与施法对象的不同。过去的军事法规是奴隶制“军礼”的组成部分，具有临时而设的性质，不同等级的人员同罪所受的处罚截然不同，体现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点。到了战国，军事法律同其他法律一样，业已“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而成为有律可循的系统化的成文法。同时其适用面有了拓展，扩大到更多人的身上，确立了“刑上究”、“赏下流”的基本原则。所有这些，都是战国军制上的新变化，从而为中国封建军制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军事思想的系统化理论化
战国时代，“境内皆言兵”，兵家辈出，著述宏丰，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军事思想的牢固基础。战国诸子对战争规律的探索和揭示，是封建军事学上的重大成就。它对于军事思想各个分支学科的联系与区分、内容与体系都有较为系统而全面的理论阐述，起到了上承三代、下启百世的历史作用，在军事思想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主要反映在《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军事名著以及诸子的军事专论中。从不同阶级或阶层的思想代表看，可分为儒、法、道、墨、纵横各家的军事主张；从不同军事学术流派看，可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现就其军事思想体系所包含的核心内容分述如下：
（一）战争观
战国诸子面对频繁而惨烈的战争，十分关注战争原因的探索。他们直观地看到战争的现实威胁。例如郑同向赵王指出，为了救亡图存，好兵不好兵不是个人的意愿问题，“今有强贪之国，临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则不可，说以义则不听。王非战国守圉之具，其将何以当之？”①通过历史考察，他们也看到战争是一种历史现象，其之所以自炎黄以来连绵不绝，是因为仁义、礼乐不能禁争夺，“故举兵绳之”②。对于“争夺”的内容和原因，《吴子》指出五条（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因饥），《荀子》概括为三条（名、利、忿）。更为可贵的是，《尉缭子》已看到政治与军事的主从关系，认为军事是枝叶（植），政治是根本（种），军事是表象（表），政治是本质（里）。认为能分清这二者的关系，就懂得胜败的道理了。苏秦说得更为明确，政治不能解决问题，“故以战续之”③。这是关于战争是政治继续的朴素认识，它在学术上的贡献不可低估。
以政治为尺度去看待战争，诸子注意到战争性质的区分。《吴子》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五类，并指出：“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墨子》将战争分成“诛”（诛无道）和“攻”（攻无罪）两大类，《孟子》则认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
助”，都从各自的立场认识到战争性质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原则区别。对待不同性质的战争应具有不同的态度，指出为正义而战，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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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战国策·赵三》。
②《孙膑兵法·见威王》。
③《战国策·秦一》。
么“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①。反之，“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②。战国诸子的这些论述，虽然不可能揭示战争的阶级本质，但历史地看，毕竟是人们关于战争问题理性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的飞跃，是中国古代军事学上的一座丰碑。
（二）国防观
富国强兵的国防思想是战国诸子对军事思想的重大贡献，并成为辉耀中国历史几千年的思想瑰宝。
战争固然是智慧谋略的角逐，但更是物质力量的竞赛，综合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战争的胜负。“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③，“国少物，削；国多物，强”④，这是国防建设的前提。如果“兵弱于敌，国贫于内，而不灭亡者，未之有也”⑤。《墨子·七患》明确指出：“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
加强综合国力首先要善于治国，实行正确的政策，“治者强，乱者弱，是强弱之本也”⑥。政治因素居于重要的地位，孟子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吴子》提出“在德不在险”的思想。这“德”既表现为朝廷的政策，所谓道、义、礼、仁；也表现为国内、军内的民心士气的统一和振作，“先和而造大事”⑦。其次是要有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墨子·七患》说：“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守也。此三者，国之宝也。”
富国强兵是当时诸侯列国普遍奉行的国防指导思想，围绕这一中心命题，各列国还高度重视具体的国防设施的建设，这包括对关塞要津的守御，对城池防御工事的建造以及内地、边地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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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司马法·仁本》。
②《战国策·秦一》。
③《管子·治国》。
④《商君书·去强》。
⑤《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⑥《荀子·议兵》。
⑦《吴子·图国》。
的修筑等等，这一客观现实也势必在当时军事思想家的理性认识中得到反映，成为其国防观的有机构成部分。
当时兵家和其他诸子都十分重视严守关塞对于确保国家安全的意义，强调关塞是“邦国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宝”①，进而主张“备边境，充要塞，谨关梁，塞蹊径”②。他们也提倡筑城和加强城邑的防御，这在《墨子》、《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典籍中有相当充分的反映。如《墨子》指出：“我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亲，又得四邻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尉缭子》也指出：“量土地肥境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粟”③，主张做到“池深而广，城坚而厚”④。至于对内地、边地长城修筑的重要性，当时的兵家亦同样予以一定的注意，发表过高明的见解。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我国古代的国防理论在战国时期已日趋丰富和成熟，这既表现为富国强兵国防指导思想的系统化，也体现为国防设施建设具体操作要领的初步总结，在国防思想发展长河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三）战略观
战国兵学家十分重视对关系战争全局的战略问题的把握，主张在未战之前就要“争谋、争形、争权”，做到“兵胜于朝廷”⑤，高敌一筹，先操胜券。因此要多方面地比较敌我条件，“计数得，则有明也”⑥。所谓条件，《尉缭子·战威》提出“道”、“威”、“力”三个方面，《孙膑兵法·篡卒》提出“恒胜有五”，这些都是从全局着眼对战略问题的认识。
战国有不少兵家继承《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力主“至善不战”⑦。《六韬·发启》说：“全胜不斗，大兵无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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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礼记·月令》。
③《尉缭子·守权》。
④⑤《尉缭子·兵谈》。
⑥《管子·兵法》。
⑦《管子·幼官》。
《鹖冠子·武灵王》说：“工者贵无与争，故大上用计谋，其次因人事，其下战克”，都是主张通过军事威慑与政治争取以求迫敌屈服。
战国诸子的军事战略思想全面而系统，作战指导理论辩证而深刻，大体包括以下主要方面：对于战争准备，指导思想是“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①；对于敌人，“必明其情，必明其将，必明其政，必明其士”②。战争中，作战目标选择要避实击虚，打敌要害，“攻坚则轫，乘瑕则神”③，“出实触虚，擒将破军”④；伪装要巧妙，“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⑤；行动要突然，“发我锐士，潜袭其中，击其不意，攻其不备”⑥；要以长击短，“以众击寡，以治击乱，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以教卒、练士击驱众、白徒，故十战十胜，百战百胜”⑦；战术要奇正多变，“形以应形，正也；无形而制形，奇也。奇正无究，分也”⑧；指挥要因敌制胜，“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⑨。总之，要牢牢掌握主动权，“能夺人而不夺于人”⑩。而要赢得战争，必须探索战争规律，驾驭战争规律。《管子·制分》说得好：“强者所道胜也，而强未必胜也，必知胜之理，然后能胜。”所谓“胜之理”，就是“战道”，用今天的术语表述，即战争运动的客观规律。
（四）治军观
战国时代，由于阶级关系的变化，封建化程度的加深，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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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子·料敌》。
②《管子·幼官》。
③《管子·制分》。
④《鹖冠子·世兵》。
⑤《尉缭子·十二陵》。
⑥《六韬·临境》。
⑦《管子·七法》。
⑧《孙膑兵法·奇正》。
⑨《六韬·军势》。
⑩《尉缭子·战威》。
列国在军队建设中普遍贯彻实行以法治为核心的各项措旋，《吴子·治兵》提出的“以治为胜”便成为建设一支新型的封建军队的指导思想。
“明法者强，慢法者弱”①。法制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一是要有完善的制度，“制必先定”。《孙膑兵法·篡卒》明确指出：“兵之胜在于篡卒，其勇在于制”。二是要信赏明罚，《管子·兵法》指出：“赏罚明，则勇士劝”。实行赏罚的原则是“进有重赏，退有重刑”②，“杀贵大，赏贵小”，“刑上极，赏下通嚣③，“赏不逾日，罚不还面”④。三是军队内部要团结一致，即《尉缭子·攻权》所说的“不爱悦其心者，不我用也；不严畏其心者，不我举也”。为此，一方面将帅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这样才有威信；另一方面要与士卒同甘苦，爱护士卒，“勤劳之师，将不先己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⑤。四是军事训练要严格，“教戒为先”⑥，熟练掌握技术战术，各种阵法都要做到“每变皆习，乃授其兵”，这样在战斗中才能做到“虽绝成阵，虽散成行”⑦。五是要求将帅必须具有“理、备、果、戒、约”的心理素质和品德修养，认为“德行者，兵之厚积也”⑧。一个优秀的将帅要做到“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枹而鼓忘其身”⑨。
（五）战国军事思想发展的两个基本特点
研究战国军事思想除了把握其思想体系之外，还必须注意其具有的两个基本特点。第一个特点表现为军事思想具有政治、伦理学色彩，即当时诸子学派的政治观念、伦理精神对军事思想的渗透和影响。这一特色，使得战国兵书及诸子的兵学专论注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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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韩非子·饰邪》。
②⑥⑦《吴子·治兵》。
③《六韬·将威》。
④《孙膑兵法·将德》。
⑤《尉缭子·战威》。
⑧《孙膑兵法·篡卒》。
⑨《尉缭子·武议》。
军事问题较大限度地从属于一定的政治、伦理学主体，使许多军事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治、伦理学的具体诠释。如就当时的兵书而言，一般都有相当份量的政治色彩浓厚的论述，而且多放在全书的首篇或靠前位置。如《司马法》的“仁本”、“天子之义”，《尉缭子》的“天官”、“兵谈”、“制谈”诸篇，《六韬》中的“文韬”，《吴子》中的“图国”，也是从政治学的本体基础上对军事问题进行认识和总结。
诸子政治、伦理观对当时军事思想的构建，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影响。其中尤以儒学与法家学说最为突出。它们在实质上决定了战国军事思想的基本政治倾向。具体而言，儒家学说大致以“仁义”为本，规范了用兵的宗旨、目的，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以及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一句话，从总揽全局的角度，为军事学术解决了政治原则问题，并使其在哲理上获得升华。而注重实用的法家学说，亦从政治的角度为当时军事提供了具体而丰实的理论，并从实用的层次上满足了社会大变革对军事的特殊要求。理想的境界与成熟的经验两者密切结合，这就是儒、法两派政治理论对战国军事学术富有积极意义的渗透和影响。
战国军事思想的第二个基本特点则表现为不同流派军事学说的兼容与互补。在先秦诸子之间，存在着一种学术在对峙中兼容，的倾向。这种倾向，既体现为诸子各家对不同学派的评述和攻讦，又体现为诸子在自己的学说中，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对对手们某些思想的汲取和消化。这一学术发展的大趋势，同样在当时的军事思想发展过程中得到表现。这种表现，越是到战国晚期愈益显著，愈益突出。这反映在诸子兵学专论方面，就是以博采众长为特色的黄老道家军事思想的崛起；而反映在兵学著作方面，则是以综合融会为特征的《六韬》一书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