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国的年代
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重要而辉煌的阶段。这个时期上承春秋列国纷争之绪，下开秦封建统一大帝国之基，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使整个社会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意义十分重要，影响特别深远，遂成为中华古文明嬗递上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页。
关于战国的开始年代，古今学术界的认识并不一致，有公元前481年说、前475年说、前468年说、前453年说、前403年说诸种。其中前481年说，始倡于南宋吕祖谦的《大事记》，其着眼点是为了上接《春秋》的记载，因为名为《春秋》的鲁国编年史即终于这一年（鲁哀公十四年）。从社会政治形势说，这一年发生了齐国田氏杀死齐国国君齐简公事件，新兴势力实际上控制了齐国政权，因此杨宽《战国史》也主张以这一年来作为战国时期的开始。公元前475年说，这是最为通行的说法，汉代司马迁《史记》中的《六国年表》将周元王元年（前475年）定为战国诸雄确立，并全面兼并的开始。前468年说，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一年是周贞王元年，清代林春溥《战国纪年》和黄式三《周季编略》都将其定为战国的起始年代。前453年说，这一年晋国韩、赵、魏三家共灭智伯氏，瓜分智伯的领地，实际上控制了晋国的政权，奠定了三家分晋的格局。因此不少史家将这一年视作为战国时期的开始。公元前403年说，在这一年，周威烈王被迫承认韩、赵、魏为诸侯，三家分晋正式取得政治上的确认。故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从这年开始写起，以此作为一个历史新时代的开端。战国时期始于何年，除以上诸说外，还有其他的说法。其实，春秋战国之交作为我国历史上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的大转变时期，各个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要用一个绝对年代来作为两个时期的分界线，并不容易。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这里采用最为通行的说法，以公元前475年作为战国社会的开端。至于战国的结束年代，学术界并无太大的分歧，一般都认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亡齐国，最终统一六国，标志着战国历史的结束。
二、战国时期社会的基本特征
战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运动过程，具有前后相贯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主要表现为土地私有刺的确立，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和铁器的迅速推广，耕作水平的提高，水利建设的发展，手工业生产的发达，人口的增长，商业的繁荣，货币的流通，城市的兴旺等等。生产力的发展，为生产关系变革的演化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也为意识形态的嬗变提供了契机。
第二，封建专制统治的基本确立。王权专制倾向的不断强化，是整个先秦政治文明发展的主导走向之一。这一主导倾向延续到战国，不仅在内涵上有长足的进步，而且在形式上也真正树立了起来。当时各国的变法虽然规模或大或小，收效或显或微，但其精神实质却都是一致的。即通过它破坏原有的血缘纽带，清除贵族政治制度，强化封建专制统治。以选贤任能、奖励军功来荡涤世卿世禄；以实行俸禄制来取代封邑制；各诸侯国以建立中央集权官僚制来代替君主与贵族联合执政制。经过尖锐激烈的斗争，原始民主制残余彻底沦丧，专制集权终于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而且在表现形式上形成君主集权制度，这样就为秦汉以后高度发展的中央专制集权统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神权政治的急剧衰落。先秦时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神权政治的比重不断下降，世俗政治的比重不断增长，以至最终基本排斥神权政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这乃是先秦政治文明走向中的又一个基本特征。而这个过程的完成，正是在战国时期。在当时，人们对“天命”、“鬼神”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或彻底或保留地与“天命”之类拉开距离。而中央集权官僚制的构建，文武分职的确立，更使宗教事务官的地位日益降低。当时，那些宗教事务官仅仅在国家典礼中充当一下司仪媒介，距离国家军政大事的决策圈不啻有千里之遥。这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世俗政治完全占据了决定性地位，而神权政治仅仅成为一种点缀和补充，从而完成了神权政治由全盛到式微，世俗政治由平行到主导的历史性文明转折。
第四，百家争鸣的勃兴和学术文化的繁荣。战国时代，随着“学在官府”现象的进一步没落和私学的盛行，思想文化也呈现出较春秋时期更为繁荣的气象。当时各阶级的分化和重新组合，使得“士”阶层进一步形成和扩大。各国统治者为了适应兼并争雄的形势，取得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优势，纷纷招揽人才，礼贤下士，从而为不同学派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于是，诸子百家纷纷登上思想文化舞台，其中以儒家、墨家、法家、道家、兵家、名家、纵横家、农家、杂家、阴阳家为主要代表，他们分别服务于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著书立说，广收门徒，四出游说，推行各自的政治、经济、军事理论。他们之间相互诘辩，同时又相互影响，这样就导致了生动活泼的“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并有力地推动了学术文化的空前繁荣。各种理论著述普遍面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深刻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国时代思想文化所呈示的主要内涵和基本特色，为古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规定了大致的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战争的空前频繁和激烈，这也是战国社会最基本的特征。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说，“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传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这里刘向是按儒家的标准而将战国社会大变革描述成一团糟的，自然不可取。但他毕竟道出了战争是战国历史的主线这一事实，这是正确的。
应该说，富国强兵，是当时社会活动的中心，一切都围绕着这一中心旋转。发展生产，增加人口，加强实力，实行变法，以及各种政治理论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都是为着实现这一目的。总之，富国强兵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政治、时代文明的焦点和枢机。这正是战国社会的根本特性。
在七强争雄的过程中，处于西陲的秦国，由于商鞅变法彻底，由于切实推行正确的法家政策，由于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治、外交、经济、军事上的适宜措施，终于先后击灭关东六国，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天下。
秦统一六国，是历史发展的要求。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已经为天下走向统一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而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局面已经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人民久苦于战争，渴望安定，也希望统一。抵御匈奴等族的袭扰，也要求由统一的国家组织力量来具体进行。所以，国家的统一，中央专制集权的确立，也就成了中华文明发展中紧迫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