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一）铁器的迅速推广
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①。战国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同样是当时生产力的增长，特别是生产工具的改进起了指示器的作用，这首先体现为铁器的迅速推广。
铁器对于农耕社会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恩格斯曾指出：“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②。在战国时期，正是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从而促使当时整个生产力水平有了飞跃性的提高，并最终带动社会生活各方面发生重大变化。
在中国，铁的使用，当然早于战国时代，不过究竟始于何时（即历史上限），这在考古学上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一般的观点认为，春秋时已使用铁，这既见于文献资料的记载，也得到了地下考古发掘资料的印证。但应该指出的是，铁器在春秋时使用尚不是十分普遍。据黄展岳先生的考证，真正属于春秋时期的铁器，已经出土的，数量不多，且器类简单，形体薄小③。青铜器在当时仍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到了战国，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冶铁技术迅速提高，铁器的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多，铁器的使用日趋普遍。从考古上具体地说，战国早期的铁器，数量、器类、出土地点，较春秋时都有所增加，而在已出土的全部铁器中，战国中晚期的铁器占了绝大部分。从其器类看，有生产工具、武器装备和生活用具，其中以生产工具为大宗。铁农具有犁、耜、铫、锯、锸、锄、锤、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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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86页。
③参见《关于中国开始冶铁和使用铁的问题》，载《文物》1976年第8期。
耙等；铁制手工业工具有斧、斤、锛、刀、凿、锯、锤、钻、锥、针等；铁兵器有剑、戟、矛、镞、匕首、甲胄等。生活和日用器具有鼎、盘、炭盆、杯、环、杖和带钩等。可见，这时铁器已经深入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
文献的有关记载也表明了铁器在战国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孟子·滕文公上》云“以铁耕”；《管子·轻重乙》亦载，女子必有针、刀、锥，耕者必有末、耜、铫、镰、锤、锝，车工必有斤、锯、钻、凿等铁制工具。这说明铁器在战国的普遍使用早为时人所注意。另外文献也记载了当时曾有不少人“铁冶成业”、“用铁冶富”①。各国逐步形成了不少远近驰名的铁器冶铸中心，如赵国的邯郸，齐国的临淄，楚国的宛地，韩国的冥山、新郑、阳城等地，这些已得到考古发掘的证实。如人们近年来先后在湖北大冶、河南辉县、河北兴隆等地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重要冶铁遗址。
铁器在生产领域中的扩大使用，对于农田的开垦、水利的兴修、手工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从而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起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铁制兵器的出现，在军事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耕作水平的提高和水利兴修的发达
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铁器推广，首先为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创造了重要的物质前提。据《孟子·滕文公》记载，可知当时中原地区“铁耕”的确已经相当普遍。铁耕的结果，使大批荒地获得开垦，使“深耕易耨”成为可能，从而为农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战国时期与铁器使用相配合，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是牛耕的推广。牛耕已见于春秋时代，到战国时更趋普遍。考古工作者在河南辉县魏墓以及河北易县等地出土的V字型铁犁铧，就是当时牛耕使用的工具。牛耕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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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货殖列传》。
有突出的意义。它对于逐渐取代比较原始的“耦耕”方式，提高功效，使当时的农业生产向精耕细作阶段推进，提高农业产量，有明显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徐中舒先生甚至将它看作是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经济基础。①
另外，战国时期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还表现为注意施肥，注意灭草除虫，注意分辨土性，注意土壤的改良和保养，注意及时耕作和产量、质量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对于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扩大作物种类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战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是同当时大规模的水利兴修事业不可分割的。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注意兴建水利的重要性，把它作为国家的重要公共事务，设有“司空”等官职来主持管理。
水利事业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抗旱防涝的排灌工程系统的建设；二是较大规模的引渠灌溉工程的兴修。
当时的排灌工程，大致有这样几个项目：堤防的修筑，沟渠的开通，水库的建设。这就是《荀子·王制》所说的“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
大型引渠灌溉工程主要有三项。一是引漳工程。魏文侯时，魏邺县令西门豹领导民众开渠引漳河水灌溉邺田，“以富魏之河内”②。二是都江堰。秦昭王时，蜀郡太守李冰，组织民众，在四川灌县西岷江中游，用竹笼盛石，层层堆砌，在河中筑成大堰，“穿二江成都之中”，使岷江之水分流，免除了岷江水灾，便利了航运和灌溉。从此，成都平原遂成为一片沃野。三是郑国渠。秦国在韩国水工郑国主持下，在关中平原修建引泾水灌溉的水利工程。修筑成功后，“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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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论秦与匈奴的统一及其经济原因》，载1951年6月17日《工商导报·学林副刊》。
②《史记·河渠书》。
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①。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兴修水利的主要工具，便是“铁臿”。由此可见，铁器的普遍使用，也是战国水利事业得到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铁农具的应用，牛耕的推行，耕作技术的进步，水利工程的发达，农作物、经济作物、蔬菜、果木的种类增多了，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这样，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遂有成为社会基础的可能，为社会各方面的变革创造了物质条件。单就军事领域而言，正是有较雄厚的物质基础，才使得调动大量人力物力用于旷日持久的兼并战争变成现实。
（三）手工业的进步
农业的发展使得有更多的人能够从事手工业生产，同时各国统治者需要有更多的手工产品满足自己的各种用途，普通民众也要求得到大量的手工业品以从事生产和供给日常生活所需，因而，战国时期的手工业就有了非常显著的进步。
手工业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手工业经营方式发生重要变化。在奴隶制社会，手工业经营方式的最重要特点，是所谓的“工商食官”。奴隶制国家控制着手工业生产经营，产品不进入商品交换领域，生产者没有人身自由。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这种旧的经营方式被打破了，出现了官府（但已是封建政府）直接掌握的官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私营大手工业四种经营方式同时存在、互为补充的局面。其中官营手工业主要生产统治者享用的器物和兵器，比重有较大的下降。家庭手工业为数最多，它是家庭农业的一种补充，产品主要满足家庭自身的消费，个别产品也投入市场。个体手工业为数也颇多，规模虽小，但经营行业却很广泛，有冶金、木工、车工、陶器等等，提供一般人使用的生产和生活用具。其经营者已脱离农业生产，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者。私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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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河渠书》。
大手工业的出现和迅速发展是当时手工业在经营方式上最重要的变化，它主要是经营冶铁、煮盐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
第二，手工业生产部类的增多和生产部门分工日趋细密繁多，生产技术有突飞猛进的提高。战国时期的手工业生产，其花色品种、质量数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生产行业包括纺织、冶铁、青铜铸造、采矿、煮盐、竹木器、漆器、皮革、制陶、酿酒等众多部门。各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日趋细密，据《考工记》记载，当时木工、金属工、皮革工又划分为不等的几部，如“攻金之工”分为六部，“攻木之工”分为七部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手工业的工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以采矿和冶铁业而言，战国时期这方面的进步非常突出，人们已掌握“高温液体还原法”、“柔化处理法”等较先进的铸铁、锻铁技术。冶铸时广泛使用铁范，掌握了淬火技术。采矿技术亦颇有进步，如湖北大冶铜绿山在春秋晚期建成的大型矿井，这时已形成竖井、斜井、平巷、斜巷相配合的采掘场所。并利用船形木斗等器具进行重力选矿，以测定矿石的品位。采掘工具全部为铁工具所代替。据估计，该遗址堆积有约40万吨矿渣，如加以提炼，可制造2公斤左右一件的农具或武器500万件。
战国手工业的巨大进步，对军事的意义，首先在于使兵器制造业得到同步发展。从出土文物看，当时的兵器虽仍主要是青铜制品，但已比春秋时期更为锋利、坚韧、精致。此外，在某些国家如楚国，铁兵器的比重已在增多，这与文献记载的“宛钜铁釶，惨如蜂虿”是相符合的。而兵器制造业的发达，武器装备的改进，也有力推动了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方式的演变，这是研究战国军事史过程中必须引起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商业的进步和城市的兴旺
（一）人口的增多与城市的兴旺
在春秋中期以前，各国人口还是比较稀少的。这种情况到战国时期有了较大的改变。当时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人口遂逐渐增多了，尤其是中原国家的人口密度有了较显著的提高。文献记载，齐国“邻邑相望”①，“鸡鸣狗吠之声相闻，而达乎四境”②；魏国“庐田庑舍，曾无所刍牧牛马之地。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以异于三军之”③，都生动地反映了战国人口增多的状况。按一般估计，当时中原地区七国的总人口当在二千万左右。
人口的增多，加上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使得战国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春秋以前，人口稀少，城市规模也不大，而且各诸侯国实际控制的版图只有国都所在城市及其附近地区，彼此孤立自守，各个城邑或居民点间都有大片的荒地。因此，当时整个国家只有“点”的概念。春秋战国之交，情况开始有所改变，在一些重要城市之间陆续建立起比较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这就有了“线”的概念。而当进入战国时代特别是战国中期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密度的增加，城市不断出现，星罗棋布，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大片荒芜的土地也得到了开垦，这才逐渐有了“面”的概念④。
战国城市的规模相当宏大，“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⑤。当时的著名城市，《盐铁论·通有篇》记载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等，它们“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其实，战国的重要城市远远不止这些，像宋国的定陶，卫国的濮阳，秦国的雍、栎阳、咸阳，魏国的大梁、安邑，楚国的寿春等城市，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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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庄子·胠箧》。
②《孟子·公孙丑上》。
③《战国策·魏一 》。
④参阅徐勇等编著《简明中国军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⑤《战国策·赵三》。
是当时重要的商业中心或军事重镇。
这些城市人口众多，商业发达，非常繁华。如齐国临淄，有7万户人家，当有人口三四十万，车水马龙，十分热闹：“车毂击，人摩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①。楚国郢都的情况也相差不多，曾有人这样描写其繁荣景象：“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②。
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体制的确立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强化。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战国人口的增多和城市的发展，体现在军事上有诸多重要的影响。一是为各国扩充军队、从事兼并战争提供了比较充足的人力资源。二是城市的战略地位大为提高，成为各国争夺的主要目标，而这也推动了城市攻防军事理论渐趋成熟，像《孙膑兵法》、《尉缭子》等战国兵书以及《墨子》、《商君书》等子书都有专门章节论述城市的攻防问题。
（二）商业的发达与货币的流通
战国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交通条件的较大改善，促使当时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商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批商品投入市场，二是商人队伍迅速扩大。
当时投入市场的商品，有农林牧副渔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两大类。其中农林牧副渔产品，主要是粮食以及农民家庭副业如丝帛葛麻产品，牲畜及肉、皮毛、筋、角、脂、胶等畜产品，木材、鸟兽、鱼类等等。手工业产品，除生产工具和运输工具外，还有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如织物、漆器、食盐等，品种繁多。其中高级工艺品如珠宝玉器之类，是供统治者享用的奢侈品。战国文献如《荀子》、《战国策》、《孟子》、《墨子》等对四方各地的商品经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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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战国策·齐一》。
②《北堂书钞》一二九卷“衣冠部”。
产有大量的记载。一般地说，当时南方的产品，主要有矿产、木材、海产、鸟兽等；东方的产品，主要有海产和织物；西方则有矿产和鸟兽的羽毛、皮革以及铁和池盐；北方则主要有畜产和果品。它们作为商品投入市场，大大繁荣了当时的经济生活。
商业活动开展的结果，使社会上形成一支很为可观的商人队伍。当时的商人，按经营方式看，有“行商”和“坐贾”两类；按经营规模看，有大、中、小之分。大商人有垄断市场的能力，多经营粮食、盐、铁、矿产、木材以及贵重商品，用投机倒把的手段牟取暴利，发财致富。他们往往又是大型手工业的经营者，在政治上已开始拥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如吕不韦就是他们的代表。普通中小商人则多从事生产工具及日常生活用具用品的生产和销售。
商品交换的发展，很自然使得货币在社会上较快地流通起来。战国时期主要的货币形式是铜币。由于地域上的差异，它又分为四种，一是“布”，主要流行于周王室和三晋地区；二是“刀”，主要流行于齐、燕、赵三国；三是“圆钱”，即环形货币，主要流行于秦国和周王室辖区；四是“铜贝”，也叫做“蚁鼻钱”或“鬼脸钱”，主要流行于南方的楚国。另外，黄金这一贵金属在战国时也加入了货币的行列，如楚国就多用金币，一种是饼金，另一种是方形小块金，以“爰”为重量单位。
毫无疑问，货币在战国社会生活中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表现为粮食的价格用货币来计算，雇工的工资用货币来支付，国家的赋税也开始按货币单位来征收（“刀布之敛”），官员的俸禄和赏赐亦多以货币支付，甚至政府通缉罪犯的赏格也以货币来规定。《管子·轻重乙》说：“黄金刀币者，民之通货也”，这如实概括了货币在当时广泛用作流通和财富储存手段的重要地位。与此相适应，社会上高利贷盘剥以及债券使用也开始流行了起来。
战国商业繁荣以及货币流通，对军事也是有影响的。一是极大地刺激了统治者的占有欲望，围绕财富的争夺不惜付诸战争；二是商业交换的发展，逐渐提出统一市场、统一货币的客观要求，而唯有通过战争才能统一天下，实现这个目标，这样就客观上推动了兼并战争的愈演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