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兵的全面组建
早自西周时期，车兵逐渐成为军队的主力兵种，车战也逐渐成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进入春秋后，步兵开始成为独立的兵种，如郑国在抗击宋、卫诸国联军的东门之役中，就是动用步卒应敌的。而吴、越等国由于受地形限制，车战不发达，故步兵、水兵在军兵种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像吴国以“百人为一彻行，百彻行为一方阵”，全用步兵。
春秋中期起，步兵日益显得重要。在与戎狄作战过程中，晋国魏舒“毁车以为行”；“行”就是指步兵。魏舒所云，“请尽卒，自我始”。所谓“尽卒”就是将车兵全部改为步兵。春秋末年，东南地区的吴、越勃兴，其步兵很发达，吴与齐、鲁大战之所以经常取胜，步卒强大是重要的原因。中原诸国为了同它们抗衡，也重视步兵的建设。从而为战国时代步兵成为主要兵种，奠定了基础。
战国时期步兵在各国的全面组建，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
第一，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的变化。商周以来的奴隶社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实行统治部族与被统治部族分别居住生活的国野制（也称乡遂制）。反映在兵员组成上，就是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这种情况，自春秋中晚期起开始发生变化。随着井田制逐渐瓦解，被统治部落的民众被允许参加行伍，缴纳军赋。这些民众涌入军队后，由于没有当甲士和受专门训练的条件，只能充当徒卒，所以造成步兵数量剧增。这就为战国步兵的全面组建创造了前提。
第二，兵器的改良和战术的发展。当时手工业冶金技术水平的提高，为统治者改进武器装备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战国时期，铁制武器被应用于战争，特别是弩的发明具有很大的杀伤力。有的弩可射六百步之外，有一种“连弩”，射程可达九百步。“积弩齐发”成为当时作战中的最具威力的手段之一。在这种武器面前，高居于车上的甲士就成了弓弩射击的明显目标。反之，用甲胄和利兵装备起来的步兵，既适合于在山林、沮泽作战，又有远胜于战车的灵活性，在实战中更具效率。这也是战国时期各国全面组建步兵的重要原因之一。
战国时期各国全面组建步兵已是铁的历史事实。首先，这时人们已普遍把带甲和车乘分开称呼了。张仪、苏秦等人在游说各国诸侯时，总是列举“带甲百万”、“带甲数十万”。所谓“带甲”，就是成建制的步兵部队。如苏秦对魏国兵力估计，是“武力二十余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这里的“武力”，也就是荀子所说的“武卒”，是由招募的勇士组成的常备兵，这是一种极具战斗力的步兵。《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庞涓弃其步军”，即指此。所谓“苍头”，是指以青布裹头的特殊步兵。至于“奋击”，也是一种步兵。而“厮徒”则是步兵系统中的后勤兵。魏国的情况实际上是当时各国步兵建设的一个缩影。而从当时人们列举军事力量时，总是将“带甲百万”、“带甲数十万”置于“车千乘”、“骑千匹”之前这些情况看，步兵已成为各国的第一兵种，地位最为重要。
其次，是步兵编制体制的完善和军事训练重心的转移。当时如魏国军队的编制体制就是十进制的什伍制度。秦国的军队编制体制是五人一伍、五十人一屯，百人一将，五百人一主。这表明建制步兵的结构体系已相当完善。同时，各国的军事训练的重点，也由原先的主要训练车士熟习“射”、“御”技能，而一变为主要训练步卒的队列和技术战术，包括行军宿营、信号识别、阵法布列等等。这种军事训练重心的转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步兵的发展及其地位的日趋重要。
再次，从当时的战争情况来看，步兵也是作战中的主体，对战争胜负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苏秦曾谓：“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蹠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①秦赵长平之战中，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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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战国策·韩一》。
昭王“自至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①，为取得长平之战的胜利创造了充分的条件。这些“年十五以上”的从军者，都是步兵。从以上所举的韩、秦材料来看，步兵在当时战争中作用颇大，这也证明了各国全面组建步兵的历史合理性。
二、车兵地位的变化
春秋以前战争中的主要作战方式之一是车战，进攻或防守的主要手段是战车，军队中的主力是车兵。《六韬·虎韬·军用》论述“三军器用，攻守之具”时，排列在最前面的不是戈矛刀剑，而是各类战车，其作用是“陷坚阵，败强敌”。这实际上是对春秋以前战争历史基本特点的一种概括。
这一情况，是得到大量史实的充分证明的。商汤灭夏，所使用的主要兵力是“良车七十乘”②。周武王伐纣灭殷，所用主力之一是“戎车三百乘”③。而西周末年则发展到“其车三千”④。直到春秋前中期，各诸侯国仍以车战为主，以车兵为自己军队的主力兵种之一。当时有代表性的著名战役，如城濮之战，晋车700乘；鞍之战，晋车800乘；崤之役，秦车300乘；吴师入郢，申包胥哭于秦廷乞师，秦令子蒲、子虎率车500乘救之，皆是这方面的例证。所以即便是春秋末年的著名军事家孙子，其在总结当时战争的情况时也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⑤，很鲜明地把各种兵车放在首位。
但这种情况，自春秋晚期起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步兵的地位迅速提高，车兵的位置相对降低。这一过程递嬗到战国，遂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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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②《吕氏春秋·简选》。
③《史记·周本纪》。
④《诗·小雅·采芑》。
⑤《孙子·作战篇》。
战车不再成为战争中的核心，而成为步兵、车兵、骑兵协同作战中的一部分，车兵的地位也退居到步兵之后。这种情况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荦荦大端者，不外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战场地域的扩大，士兵成份的改变，战争规模的增大，新式兵器（主要是强弩）的出现等几个方面。
但是，战国时期步战的全面崛起和车兵地位的相对下降，并不意味着车战在战争中失去了重要性。无可否认的是，车兵在当时军队中依然是主力兵种之一，在战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战车数量的多寡，乃是衡量一国军力的重要标志。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张仪、苏秦、苏代、公孙衍等人，在游说各国诸侯，论及某国军力时，总要指出“车千乘”、“车七百乘”、“车六百乘”之类，以此作为衡量一国军力的标志之一。这些纵横家还盛赞一些国家战车的精良，如苏秦之称道“齐车之良”。由此可知战车在战争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第二，先秦文献中对车战的描述比比皆是。可以说是对当时动用兵车作战的史实的有力证明。《史记·韩世家》载：“楚王警四境之内，兴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又如公元前405年，韩、赵、魏三国联合伐齐，“大败之，齐将死，得车二千。”①赵将李牧攻打匈奴，亦用车1300乘。另外，当时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伟大诗人屈原的《国殇》，对战国车战盛况有极其生动的描绘：盾牌手里拿，身披犀牛甲，敌我车轮两相错，刀剑相砍杀。战旗一片遮了天，敌兵仿佛云连绵。你箭来，我箭往，恐后争先，谁也不相让。阵势冲破乱了行，车上四马，一死一受伤。埋了两车轮，不解马头缰，擂得战鼓冬冬响。天昏地暗，鬼哭神号，片甲不留，死在疆场上。②在这里，屈原把一车四马的配备，车兵的甲胄兵器，指挥用的旗鼓，双方弓箭的对射，双方兵车驰击位置相错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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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吕氏春秋·不广》。
②据郭沫若《屈原赋今译》。
的格斗等生动情景，都真切地描绘出来，给后人留下了形象的古代车战画卷。屈原是战国中期人，他能以车战为题材进行文学描写，这说明了在当时车战依旧是比较频繁的。
第三，当时的兵书大量论述了战车的使用及其在作战中的特点，这也表明车战在当时仍是重要的作战方式之一，车兵在军队中还占有一定的地位。《孙膑兵法·八阵》明确提到：“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可见，在当时平原地带作战中，战车依然被广泛使用。《吴子·图国篇》云：魏“革车掩户，缦轮笼毂”，形象地描述了当时兵车的形制。至于《六韬》，则更是对战车的作战特点和功能作了细致的阐述，它专列《战车》一篇，列举车之“十死八胜”，系统总结了兵车作战的十种不利地形和八种有利情况。并在《均兵篇》中突出强调了战车的作用：“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阵，要强敌，遮走北也。”并论述了车兵在平原地区作战的威力。由此可见车战和车兵是当时兵学家所共同关心的课题。
第四，地下考古发掘也表明车战和车兵在战国时代依旧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陕西秦始皇兵马俑坑的布列情况是，车兵、骑兵、步兵分别编组，协同作战。战车部队作为一支独立的兵种，仍具有相当的规模。这样就印证了文献材料关于战国车兵情况记载的可信性。
三、骑兵的迅速崛起
战国以降，我国战争中快速攻击力最强、机动性最大的作战方式是骑战，骑兵成了军队中战斗力很强的兵种。可以说，许多场大战均有骑兵的参加，而多数战争的胜负也均与骑兵相联系。这种局面的形成，是战国时期兵种演进、骑兵崛起的直接结果。
关于骑兵的起源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是根据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史实，断定赵武灵王是中国骑兵的始祖，骑兵作为一个正式的兵种，出现在战国中期以后。认为：“古者服牛乘马，马以驾车，不单骑也。至六国之时，始有单骑，苏秦所云‘车千乘，骑万匹，是也。”①当今有的学者也坚持认为：“春秋时期尚无骑兵”，“中国内地的骑射还是应该从赵武灵王算起”。
另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在春秋以前即有骑马的风俗，因而形成了早期的骑兵。早在晋代，为《左传》作注的大军事家、经学家杜预就肯定春秋有骑马之俗。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九中则更明确地指出：“骑射之法，必先武灵而有之者矣。”并进而作了详细的论证。在当代，不少学者也持这一看法。更有个别学者还将骑兵的起源上溯到殷商时代。如著名学者于省吾即据甲骨卜辞中有“马”、“先马”的记载，而提出“殷代的单骑和骑射已经盛行”的观点。②
我们的基本看法是：我国早在殷代就有乘骑之习，也有极其少量的骑兵，它主要是用于驿传及追捕逃奴。在作战中似乎作用不大。春秋时骑兵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数量很少，通常和兵车混合编制。《战国策·赵一》说：赵襄子“使延陵王将车骑先之晋阳”。这里将车、骑并提，表明骑兵已开始向独立兵种过渡。《吴子》一中讲到“千乘万骑，兼之徒兵”，“分车列骑”，“车骑挑之”，说的是骑兵与各兵种的配合作战，并讲马匹保养和“鞍、勒、衔、辔”等装具。孙膑讲到“用骑十利”。这些情况表明人们已从总结经验和理论的角度论述骑兵。到了公元前4世纪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实行重大的军事改革后，骑兵就更加迅速地在中原各国中发展起来。至于匈奴等兄弟民族，更精于骑射，拥有强悍善战的骑兵。这些情况表明，战国时期是骑兵迅速崛起的关键阶段。
战国时期各大国的骑兵建设规模是相当可观的。骑兵和步兵、车兵一样，均为各国军队的主力兵种之一。从张仪、苏秦等策士的描述来看，当时各国拥有“骑万匹”（秦、赵、楚）、“骑六千匹”（燕）、“骑五千匹”（魏）等数量不等的骑兵部队。赵国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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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孔颖达疏引《正义》。
②《商代的交通和驲传制度》，载《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二期。
部队的建设和运用，则是当时骑兵发展的一个缩影。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赵国的骑兵遂成为其军队中的最重要的兵种，在征服中山国和对林胡、楼烦“辟地千里”①的战争中，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赵惠文王三十二年秦赵阏与之战时，赵奢当是以骑兵为主力击败秦军的，因为战后，他被赵王封为马服君。虞喜《志林》即指出：“马服者，服马也”。廉颇、李牧也都是精于骑射并善于使用骑兵的名将。《史记》在廉颇传中写廉颇意欲回赵效力时，说他“见赵使者，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关于李牧，则记载其“常居代雁门，备匈奴”，“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曾亲率骑兵1.3万，与步、车兵联合作战，斩杀匈奴10余万骑。
其他国家动用骑兵作战并在战争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情况也不少见。如长平之战中，秦国骑兵奇袭赵营，与步兵协同作战，为战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又如齐国的骑兵也经常用于作战，董说《七国考》引《孙子笺》云：“齐宣王以文骑六百匹伐燕。”
恩格斯曾指出，骑兵的全部力量，集中表现在冲锋上。我国古代兵家也指出骑兵作战的特点是“急疾捷先”②，“驰骤便捷，利于邀击奔趋，而不宜于正守老顿”③。骑战的这些基本特点，决定了在战国时期，骑兵是作为陆军的快速机动部队而与战车配合使用的，主要用于担负正面突击、邀敌、翼侧包抄、奇袭、长途追击、敌后骚扰等作战任务。在战场上，常常部署于翼侧，攻击敌人的侧后。正因为战国时代骑兵的广泛应用，骑兵在作战行动中地位的日益提高，所以当时的重要军事著作才会对骑兵的建设和运用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如孙膑曾系统地总结了骑兵的特点与在战争中的主要用途。指出：“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虚背敌；三曰追散击乱；四曰迎敌击后，使敌奔走；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关津，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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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战国策·赵二》。
②《吕氏春秋·论威》。
③何良臣：《阵纪》卷四。
其未振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聚，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战之利也。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故曰离合之兵也。”①而《六韬·犬韬·战骑》也从类似的角度把骑兵的基本战术归纳为“十胜”（今本只存“八胜”）和“九败”。“十胜”为进攻战术，包括进攻时机和地点的选择。“九败”是用骑兵作战应该注意避免的事项，例如要避免中敌埋伏，防止被敌断绝退路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从总体来看，在战国时代，骑兵在军队中的地位还在步兵和车兵之下。战国末年屈原的《国殇》，描写的全是车战的情景。当时的一些史书和兵书，在讲到兵力时都把骑兵列在步兵和车兵之后。如《战国策》称：秦国“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吴子·励士》说魏武侯“兼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战国时代，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强弱，主要不是以骑兵的多少，而是常以战车的多少为标准的，如称秦、楚、赵、魏为“万乘之国”，称中山、宋等二等国为“千乘之国”。而在记述作战行动时，往往把战车放在重要位置，而较少提及骑兵，如《战国策》记述的秦国与魏国和楚国的数次战争，只提到秦军战车和步兵的数量，而未提骑兵。《司马法》在讲战术时，也只讲到战车和步兵。地下考古发掘材料也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举世闻名的秦陵兵马俑共分三组：第一组是步兵排成的大方阵，队间有6乘兵车，似为指挥官的乘具；第二组是战车排成的小方阵。第三组是1乘战车和68名武士。这反映了当时各级指挥员主要还是乘战车指挥作战的，战车总的说来比骑兵具有更重要的作用。也表明骑兵在战国虽已相当发达，但尚处于不断的发展、完善过程之中。
四、舟师的继续发展
战国时代，舟师作为一种特殊和新型的军兵种，在滨海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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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通典》卷一四九，《太平御览》卷三百引。
河较多的诸侯国中也获得了相当的发展，成为一支配合陆地作战的有生力量。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西周时只有军队渡河的描述，而无水面作战的记载。水战和水师是春秋时才发生的现象。
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吴、楚、越、齐等国开始建立水师，开展水战。《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公元前549年“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这也许是文献中有明确年代记载的最早水军和水战。又《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公元前525年，“吴伐楚，阳匄为令尹，卜战，不吉。司马子鱼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楚师继之，大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这表明水军配备有“余皇”一类的战船，并反映出顺逆水流的情况对水师作战影响甚大。
应该说，当时水战在南方地区还是较为普遍的，如越国建有水军，名曰“习流”，吴越争战中，越水师“浮海溯淮，以绝吴路，又溯江又袭吴”①，两军曾“舟战于江”。《墨子·鲁问》则楚：越人与楚人舟战于江，“越人迎流而上，顺流而下，见利而进，见不利则退速”，结果“大败楚人”。后进的越国建水军、习水战尚且如此，更遑论楚、吴诸国的情况了。
进入战国以后，舟师有了新的发展，它的编制已经可以初步稽考，这表明在当时的一些国家里，舟师已发展成为专门的兵种。有的国家舟师拥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战船和兵器、装备，有一套自身的战术。
在战国诸雄中，以楚国与秦国的舟师实力、作用最可称道。楚国的舟师自春秋以来经历了多次战斗，在当时拥有相当的实力。秦国为了达到从水陆几个方向兼并六国的目的，也大力加强水军的建设。历史记载，“秦为大舶船万艘，欲以攻楚”②。又据《战国策·燕二》记载，秦警告楚说：“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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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语·吴语》。
②《战国策·楚一》、《七国考》引《蜀王本纪》。
日而至五渚。”这表明秦国在巴蜀地区拥有运兵船万余艘，可以沿长江东下。史实也已证实了这一点，当年司马错曾率军10万，携米600万斛，乘舫船万艘“浮江伐楚”①。
在魏国方向，秦国则有黄河舟师配合陆路的军事行动。《战国策·燕二》记载：“秦正告魏曰：‘我举安邑，塞女戟，韩氏太原卷。我下枳道、南阳、封、冀，包两周，乘夏水，浮轻舟，强弩在前，铦戈在后，决荥口，魏无大梁；决白马之口，魏无济阳；决宿胥之口，魏无虚顿丘。陆攻则击河内，水攻则灭大梁。”魏氏以为然，故事秦。”这段记载对秦国的黄河舟师的实力及其在作战中的地位作出了生动的描绘。
战国时期的战船有多种名称：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等等。船上的战士，有的称为“船军”。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战国前期“水陆攻战图”铜鉴，纹饰完整清晰，用精美的图案细致地表现了当时战船的特点和激烈的水战场面：战船形制修长，无帆无舵，由棹手划桨操纵。一艘战船分上下两层，上层武士多人分别手持戈、戟、矛、弓箭等长短兵器与敌格斗。并有挥旗、击鼓等指挥者。指挥者击鼓，水兵奋力拼杀，远距离用弓箭杀伤敌人，近身用戈、矛、短剑格搏。下层一列水手持桨划水，并身佩短剑。这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时期舟师的形象，也表明水战已成为一种习见的事物。
尽管战国时代舟师已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总的说来尚处于初创阶段。一是规模不大，基本上只对陆战起一定的配合作用。二是作战水域不广。三是当时兵书尚未对水战作专门的总结和研究。《孙膑兵法·十阵》一中曾有“水战之法”，但所讲亦较简略。水军的较大规模建设和水战的进一步发展是在秦汉时期。
五、与地方行政体制相对应的编制特色
战国时期，军队的编制大体是同地方行政体制相结合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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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阳国志》三《蜀志》，《初学记》二十五等。
是战国各国军队编制上的一个基本特征。七国之中，不仅中原各国有郡县乡里组织，南方楚国的情况，也可从楚人鹖冠子的《鹖冠子·王铁》中得到说明。其说：“其制邑理都，使矔习者五家为伍，伍为之长。十伍为里，里置有司。四里为扁，扁为之长。十扁为乡，乡置师。五乡为县，县有啬夫治焉。十县为郡，有大夫守焉。命曰官属。”与此相适应，也有对应的军队编制。
建立在这种乡里系统上的军队编制，同书指出其优越之处在于“军旅相保。夜战则足以相信，昼战则足以相配。入以禁暴，出正无道，是以其兵能横行诛伐而莫之敢御”。
魏国的情形，在《尉缭子·伍制令》中也得到反映：“军中之制，五人为伍”伍相保也；十人为什，什相保也，五十人为属，属相保也；百人为闾，闾相保也……自什长已上，至左右将，上下皆相保也。”这里所提的“伍”、“什”、“属”、“闾”等，实际上是军队编制上对地方乡里基层组织名称的袭用，这体现了地方行政体制上“相保”制在军队编制上打下的深深烙印。
至于《商君书·境内篇》，则更充分反映了秦国军队与郡县相结合的编制体制。秦国每县的户籍编制序列是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而军队的编制序列则是五人为伍，十人为什，五十人设“屯长”，百人设“百将”，五百人设“五百主”，彼此相互对应。用《六韬·龙韬·农器》的话说，这类编制的特征，就是“田里相伍，其约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长，其将帅也；里有周垣，不得相过，其队分也”。
其实，这种全民为兵、军政结合的编制体制，也不是战国时代特有的现象，远的如殷商西周的情况姑且不论，春秋期间的军队编制同样体现了“寓兵于农”的这一特点。如齐桓公采纳推行管仲“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①的政策，把军事编制和地方行政组织明确结合起来，当时齐国的地方行政单位具体划分为：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与之相适应的军事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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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语·齐语》。
制就是；伍、小戎、卒、旅，五乡出一军。这样“卒伍定于里”，战士则是由“世同居，少同游”，“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的族人和同乡里之人所组成，因而在战斗中能够“守则同固，战则同强”①。战国时期的军事编制继承了春秋以前这种“寓兵于农”、军政合一的历史传统。所不同的，是在此基础上打破了原来奴隶社会的“国野”畛域，改变“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旧做法，把“寓兵于农”进一步推广到整个社会，使得军队数额急剧增多，军队成分发生重大变化，军队诸兵种构成也发生了变化。
战国时期这种全民为兵、军政结合的军事编制体制，不仅达到了“借用民力”②，从事战争的目的，也便于组织。便于动员，便于管理，便于指挥。所谓“什伍相结，上下相联，无有不得之奸，无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况国人？聚舍同食，乌能以干令相私者哉”③，就是对这些特点的概括提示。
六、军队的建制与编制
关于战国时期各国军队的建制与编制情况，由于史料的缺乏，已经很难考察全貌了，现在我们只能根据极其有限的零星文献材料，对此作一个粗略的勾画。
关于“军”的建制。殷商和西周军队最高的编制单位是“师”。最高编制单位的“军”出现在春秋时期，战国大致沿袭春秋的“军”制而军无定编。其具体情况可能为：一是可能延续春秋时代那种规整的三分军阵方法，但现存史书对此并无明确的记载；一是按照一军一万人计算，则一国数十万、百万的兵力，就当有数十个、百个“军”，但却没有见到这一类的称呼。若是按照当时一些国家存在着从伍、什到屯、属、闾、五百主、二五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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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语·齐语》。
②《商君书·错法》。
③《尉缭子·伍制令》。
直到大将的实际情况，则总当有一个最大的军事建制单位。究竟怎样，这还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步兵的编制。步兵在战国时期已一跃而成为军队中的主力兵种，因此，对步兵进行合理的编组，以更好地发挥其战斗力，也就成为当时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因此其编制也必然比以前更为严格和正规。这从当时的兵家纷纷强调定卒伍、正行列上即能得到证实。但遗憾的是，有关文献资料在这方面的记载非常零星、稀
少。现在所知，魏国军队中步兵的编制体制是以十进制为基本特征的什伍制度。以五人为伍，十人为什，五十人为属，百人为闾。在伍长、什长、伯长之上，再分千人之将、万人之将、左右将军及大将军①：秦国的情况则是，五人为伍，五十人为屯，百人为将，五百人为五百主，一千人为二五百主。名称有异，但十进制的特征则与魏没有大的差异。其他国家步兵编制的情况也当大同小异。
关于战国时期战车的编制情况，这里根据《六韬·犬韬·均兵》的记载作一简单的介绍：“置车之吏数，五军一长，十车一吏，五十车为一率，百车一将。”在具体作战时，其实战编组上又针对平地和险地的不同情况而作不同的配置，平地上“五车为列”，队伍之间的距离要求大一些；在险地则相反，编为“十车为聚，二十车为屯”，队间距离要求互相靠近一些。需要指出的是，《六韬》作为一部兵书，它所称的战车编制，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提法，当时战车是否真的是这样编组，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另外，每辆战车配备兵员的数额，情况也不甚清楚。眼下只能姑且按春秋晚期的情况加以类推。
骑兵编制。据《六韬·犬韬·均兵》所记：是“五骑一长，十骑一吏，百骑一率，二百骑一将”。其实战时的编组，也有平地和险地的不同。平地是“五骑为列”，要求队伍之间距离大一些；险地则不同，编为“三十骑为一屯，六十骑为一辈，纵横相去百步”。即使《六韬》所载符合当时历史实际，这也只是骑兵编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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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七国考·兵制》。
的一种。据秦始皇陵兵马俑的骑兵方阵排列，则是四骑为一组，三组一列，九列共108骑为一个编组单位，另配以六辆战车。这表明各地情况存在着差异。
舟师的编制，现存史料所记更少。如据《太平御览》卷315引《越绝书·兵法》所言，则一艘“大翼”即大战船，配备战士26人，操棹即划桨手50人，舳舻3人，操长钩矛、斧各4人。设置军官吏、仆、射、长各1人。但是否属实，尚存疑问。
从总体来看，战国的军队编制是以“什伍之制”为基础的，这也是整个古代军队编制的通例。我国古代军队，自《周礼》中明确提出军、师、旅、卒、两、伍的编制以后，以“五人为伍”为基础的“什伍制”编制大体上一直沿用到近代。各个时代虽然有所损益调整，但基本编制并无大的变化。《李卫公问对》“卷中”载：“臣（指李靖）按《春秋左氏传》云‘先偏后伍’，又《司马法》曰‘五人为伍’，《尉缭子》有《束伍令》是则诸家兵法，惟伍法为要穰苴所谓‘五人为伍，十伍为队’，至今因之，此其要也。”《续通典》101卷中也说：“伍队虽历世而未改也。”以此观照战国时期的军队编制问题，对许多情况作些合理的揣度，也是可以做到“虽不中，亦不远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