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之战从规模上说，在战国时期算不上什么大战，但却是一次很有特色、意义深远的战争。《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风俗通》等史籍对此役都有较详细的记载，足见其重要性。
首先，它既是战国也是中国战争史上封建兼并战争出现的标志。
随着奴隶制大厦的崩溃，土地占有权相对分散。有了土地就有人口，有了人口就有赋税，因而也就拥有财富和权力。战国兼并战争的最大特色也就集中表现为对土地和人口的争夺。晋阳之战，由智伯向韩、魏、赵三家勒索土地伊始，又以三家瓜分智氏土地而告终，对土地和人口的争夺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具有鲜明的封建兼并战争的性质，与以往的争夺霸主名分和地位的春秋争霸战争显然不同。封建兼并战争的另一特点是，战争的激烈和残酷程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奴隶制社会的战争。晋阳之战中，智伯引晋水灌城，长围晋阳三年，必欲灭赵而后快，正反映了封建兼并战争的残酷性。从晋阳之战还可看出，参战备方的关系完全是由利害关系所决定的，以往具有奴隶制特色的血缘及“道义”关系纽带已失去了效力。以上几点充分说明，晋阳之战是战国初期一场具有封建兼并性质的战争，它标志着战争史上封建兼并战争时代的到来。
其次，这是一场以弱胜强、败中取胜的城市防御战。
赵襄子在实力对比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定下依托坚城固守、持久抗敌的作战方针是正确的。在此方针指导下，赵氏集团选择了正确的防御地点，并适时而成功地运用了外交手段，从而以弱胜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赵襄子断然舍弃具备一定防御条件的重镇邯郸和长子不守，而实施远距离撤退，选择晋阳城作为防御据点，从《资治通鉴》的记载看，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晋阳城政宽民和，民众条件好。①晋阳城在大水淹城那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能坚守长达三年之久而“民无叛意”②，人民的支持对晋阳防御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其次，退守远在太行山之西的晋阳城，对赵氏集团来说，缩短了战线，集中了兵力，而且粮草、战具储备充足，供应方便；而对三家联军来说，则是延长了其后勤补给线，加之太行山的阻隔，导致供应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赵氏集团在实力上的劣势。
在战术运用上，决水反灌智军，趁智军混乱之机，正面和两翼同时发起突然的攻击，也是成功的。
第三，智谋之士在晋阳之战中崭露头角，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奴隶制社会世袭制度的瓦解，新兴地主阶级唯才是举，广揽人才，使“士”阶层中一批有才华的人得以脱颖而出。晋阳之战中，赵氏的张孟谈、魏氏的任章、韩氏的段规、智氏的絺疵、智过，都是智谋过人、“能移其君”③的重要谋士。他们大都没有高贵的出身，但是其深谋远虑的见识，敏锐入微的观察力，处乱不惊的应变能力，以及雄辩的口才，确有其非凡之处，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起了重要作用。如张孟谈能在绝境之中，冷静分析敌情，发现对方破绽，两次“不顾万死，出入行阵，以就其谋”④，游说韩、魏，化敌为友，终于使赵氏转危为安，败中取胜。絺疵、智过机敏过人，智伯若能采纳其策，灭赵也不是不可能的。以晋阳之战为发端，智囊人物在战争中发挥其才略和作用，成为战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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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载：“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疲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嘱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
②《资治通鉴》卷一。
③《战国策·赵-》。
④《战国策·赵一》鲍彪注。
事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智伯在攻城战中，改强攻为长期围困，又利用自然力，引晋水灌城，陷敌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也减少了己方的伤亡，这在军事上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但在即将陷城之际，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目光短浅，看不到己方联盟中尖锐的利益冲突和韩、魏之君态度的微妙变化，又刚愎自用，听不进谋士的意见，以致最终败亡。所以韩非子评论智伯说：“智伯身死军破，国分为三，为天下笑。故曰：贪愎好利，则灭国杀身之本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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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韩非子·十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