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国防建设的另一重大措旋，就是大规模兴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交通，有驰道、直道、新道、五尺道，以及著名的水陆交通工程灵渠和遍布全国的驿传等等。从而把首都咸阳同全国各地，直至新开拓的边境地区，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大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国防的加强。
一、驰 道
驰道是从首都咸阳通往全国各地的最主要交通干线。自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已开始修建①，至迟到秦始皇第五次出巡（前210年）全国各地前已全部竣工。据《汉书·贾山传》所载贾山《至言》说，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由此可知，驰道的规模、规格、质量，都是前无古人的。它和万里长城一样，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又一个重大奇迹。
关于驰道的具体路线，走向和布局等等，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即当时修驰道的直接目的，是供秦始皇巡视边防和出巡全国各地之用。因此，可以从后来秦始皇五次出巡的路线，推知驰道的基本布局。
第一次出巡在秦始皇二十七年，从咸阳出发，先到北地郡治义渠（今甘肃宁县西北），西出鸡头山（今六盘山），南下回中（今陕西陇县西北），西至陇西郡治狄道，然后沿渭水河谷返回咸阳。
第二次出巡在秦始皇二十八年，从咸阳出发，东过函谷关、洛阳、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陈留城）、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邹峄山（今山东邹县峄山）、泰山、临淄、黄（今山东黄县东）、睡（今山东福山县）、成山（今山东成山角）、芝罘（今山东烟台市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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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修驰道开始的时间，《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为二十七年，《史记·六国年表》载为二十八年。当时修驰道的直接目的是为秦始皇巡视边境和全国各地做准备，始皇于二十七年出巡陇西、北地，可见当年关中地区已有驰道。其他地区的驰遭，则大部分可能修于二十八年，但因五次出巡的路线和到达的地点不同，有些段落则为二十八年以后所陆续修建和维缮。
芝罘岛上芝罘山）、琅邪（今山东胶南琅邪台西北）、郯县（今山东郯城北）、彭城（今江苏徐州）、寿春（今安徽寿县）、安陆（今湖北云梦）、邾县（今湖北黄冈北）、湘山（今湖南岳阳西洞庭湖中）、江陵（今湖北江陵）、宛县（今河南南阳），然后经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返回咸阳。
第三次出巡在秦始皇二十九年，从咸阳出发，东出函谷关，过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临淄、芝罘、琅邪，又返回临淄，过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南）、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恒山（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邯郸、壶关（今山西长治市北）、上党（今山西长子西南）、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然后由蒲州津（今山西永济西）渡河回到咸阳。
第四次出巡在秦始皇三十三年，从咸阳出发，东出函谷关，在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渡河到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过邯郸、恒山、涿县（今河北涿县）、蓟县（今北京市西南角）、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右北平（今天津市蓟县）、渔阳（今北京市密云西南）、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雁门（今山西右玉西南）、云中（今内蒙托克托东北）、上郡，返抵咸阳。
第五次出巡在秦始皇三十七年，从咸阳出发，向东南出武关，经宛至江陵，乘船沿长江而下至丹阳（今安徽当涂东北小丹阳镇），登陆至钱塘（今浙江杭州），过浙江上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东南），还过吴（今江苏苏州），从江乘（今江苏句容县北）渡江北至琅邪，乘船由海上到芝罘，西行至平原津秦始皇得病，至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病死，继而按原定计划路线载尸而行，过恒山、井陉（今河北井陉北）至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北上雁门，西行云中、九原（今内蒙包头市西北），南下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回到咸阳。
五次出巡，历经今陕西、甘肃、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内蒙、山西、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等15个省、市、自治区。其中，除所走部分水路、海路以及由九原至云阳的直道外，其他“所经皆治驰道”①。由此可以窥知，秦代驰道的主干线大致可分以下五条：
（一）从咸阳向西北直达北地，并经回中转抵陇西。
（二）从咸阳沿渭水河谷直达陇西。
以上两条为控制西北边防的重要战略干线。秦初主要威胁来自匈奴，北部边防有蒙恬率重兵屯于上郡，西北相对薄弱，故始皇十分关心，首次出巡即去北地和陇西。
（三）从咸阳向北经上郡到云中，由云中向西通九原，向东经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至碣石（属辽西郡）。这是通往整个北部边防和东北部边防的重要战略干线。从秦初起始皇即命蒙恬积极做反击匈奴的准备，修治这条干线是重要的准备工作之一。始皇第四次出巡沿这条干线视察了全部边防情况，遂即做出了反击匈奴的决策。
（四）从咸阳向东出函谷关，经洛阳，濮阳、临淄，直达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成山。这是控制整个中原地区最重要最基本的条战略干线，并通过这条干线与众多的支线相连，从而控制中原地区各个战略要点。其中，洛阳是控制关东地区的战略中心，早在西周初年周公就曾以此经营东方；春秋战国时则成为周天子的首
都；秦灭六国也是先吞二周，占领洛阳，而后才统一天下。因此，从咸阳直达成山的驰道主干线，在关东地区则以洛阳为中心，分出许多支线。由洛阳向东北有一条重要支线，经孟津、怀县、邯郸、巨鹿、恒山到蓟。这条重要支线联系着黄河以北各地：自邯郸向西南有一条支线，与上党、安邑、蒲州相通；自巨鹿向东有一条支线，与临淄相通；自恒山有一条支线，向西与太原、雁门相通；自蓟则可通往东北边防各地。由洛阳向东有一条重要支线，经陈留、定陶、邹峄山、泰山而达临淄。这条重要支线把洛阳、陈留、定陶联系在一起，对控制中原具有重要的意义：原魏都大梁已在统一战争中被基本摧毁，其地位渐由陈留所代替；定陶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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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粱启超：《战国载记》。
战国末期秦国在东方的军事重镇。由洛阳向东沿主干线直达临淄，临淄是控制山东半岛和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个战略中心。自临淄向东南有一条支线通琅邪，琅邪向北有一条支线通腄，向南有两条支线深入原楚国的腹地：一条经江乘、吴、钱塘至会稽，并由钱塘通丹阳；另一条经彭城、寿春、安陆至邾。这样，通过从咸阳至成山的主干线和南北各条支线，把中原和江淮地区都联成了一片，其根本意义就在于有效地控制中原地区。就秦初的矛盾而言，外部主要来自匈奴的威胁，内部主要来自关东的反秦势力。秦始皇在中原大修驰道，并多次沿驰道主干线和支线巡视中原各地，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监视和弹压关东的反秦势力，以巩固其统治。
（五）从咸阳向东南出武关，经宛而抵江陵。这条主干线是用来控制原楚国江南各地的。秦灭六国，楚国的反秦情绪最大，尤其是江南地区更为激烈。仅靠中原驰道而控制江南是不够的，因此，由咸阳出武关至江陵最为捷便，既可顺流而下深入江南各地，又可与中原驰道的各条支线相通，彼此呼应。
以上就是秦代驰道的总体布局。它是针对中原的反秦势力和北方匈奴的威胁而修，对于巩固边防和维护国家的统一，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并为我国古代的交通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直 道
直道建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当时已经取得北击匈奴的胜利，把匈奴驱逐到阴山山脉以北，收复了河南地，并在这里重新设置了九原郡。为了防止匈奴的再度进犯，秦始皇命蒙恬大筑长城的同时，修一条从咸阳直达九原郡的“直道”，以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御。这条路未修之前，从咸阳去九原，一般要经过上郡至云中，再从云中西行到九原，路线比较迂远，在军事上颇为不便，因而要开辟一条能直达九原的“直道”。直道从咸阳西北不远的云阳开始，经今陕西淳化县北梁武帝村秦林光宫遗址北行，至子午岭上，循主脉北行，直到定边县南，再由此东北行，进入鄂尔多斯草原，过乌审旗北，经东胜县西南，在今昭君坟附近渡黄河，到达包头市西南的秦九原郡治所，当时全长1800里（约合今1400里）①。这条道路有一半修筑在山岭上，有一半修筑在平原草地上，系“堑山堙谷，直通之”②，是从秦都咸阳至北方九原郡最捷近的一条道路，所以叫做“直道”。其规格、质量大体上与驰道相仿。和驰道的主要区别在于作用有所不同，驰道专门供秦始皇出巡所用，具有广泛的军事、政治、经济价值；而直道则是专门用于军事目的，是为了随时出兵同匈奴作战而修。秦始皇对这条道路非常重视，因而确定最后一次出巡要专门从直道返回咸阳，以致病死沙丘之后，臣下们还是按照他生前的计划，载着他的尸体“视察”了直道的全程。这条道路建成后，大大便利了秦军的行动，对于巩固北部边防特别是九原郡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直到后来汉武帝时反击匈奴，这条道路仍在充分发挥其作用。
三、新道
新道即所谓“通越道”③，它是在秦军南平百越的过程中，沿着进军路线所开辟的军用道路。南平百越之后，新道便成为秦代控制和开发整个岭南地区的战略交通要道。关于新道修筑的具体时间、规格、质量、分布等等，史书上均无明确记载，只能从有关史料中推知其大体情况。《史记·南越列传》载，秦末南海尉任嚣临终前对龙川令赵佗说：“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邦、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叛）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于是，由赵佗行南海尉事，下令横浦关（今广东南雄西北、江西大余西南大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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