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王朝周边地区活动的兄弟民族，当时发展较快，主要的有以下一些
一、匈 奴
匈奴是我国北方很古老的一个游牧民族。据《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匈奴的祖先是“夏后氏之苗裔”，这说明远在上古时代匈奴就是构成中原华夏族的一支，只是由于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不同，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才逐步形成中原农业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某些区别。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发祥地，成为中原华夏族的摇篮；而大漠南北的草原地带，则成为我国古代北方各游牧民族活动的舞台。活动在这个舞台上的游牧民族，在战国以前有“荤粥”、“鬼方”、“玁狁”、“?”、“戎”、“狄”等各种名称。他们自古以来就和中原华夏族交往密切，并不断融合到华夏族中来。根据《史记》、《诗经》、《左传》等许多历史文献的记载，黄帝时曾北逐荤粥；夏代时荤粥与夏族为邻；殷商时武丁曾和鬼方进行过三年战争；西周时曾长期同玁狁作战；春秋时有大量戎、狄部落在黄河流域与华夏族杂居，参与一系列中原重大活动（如参与著名的秦晋崤之战等等），有的还建立了政权（如中山国），后来基本上都融合到了华夏族之中。到战国时代，中原地区实现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北方游牧民族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开始由原始的氏族、部落向部落联盟过渡。其中，形成一个最强大的部落联盟，这就是匈奴。
《史记·秦本纪》说，秦惠文王后元七年（前318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这是匈奴这名称在我国史书上的第一次出现。此时的匈奴主要活动于蒙古高原，尚处于部落联盟的历史阶段，过着“逐水草迁徙”①、“随畜牧而转移”②的生活。他们“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③，没有完备的政治、法律制度。其军事组织和生产组织合而为一，一切能弯弓射箭骑马的人“尽为甲骑”④，平时以游牧和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⑤。最主要的武器是弓矢，也有刀、铤等短兵。与游牧生活方式相适应，作战方式的流动性很大，“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⑥。由于狩猎和骑射是匈奴人的特长，他们的战斗力甚强。自战国中期开始，不断南下，时而越过阴山山脉，掠扰燕、赵、秦等国的边境地区。例如，周赧王三年（前312年）匈奴的骑兵就曾“驱驰于楼烦（今山西宁武一带）之下”⑦。为了抗御匈奴的袭击，燕、赵、秦三国除经常以重兵屯守边境之外，还分别在自己的北部边区筑起长城，借以限隔匈奴以及其他游牧部落骑兵的行动。
到战国后期，由于中原地区的兼并战争日益激烈，燕、赵、秦等国的北部边防实力都相对地受到削弱。匈奴人乘机进一步大举南下，控制了赵武灵王时代所筑的北长城，稳固地占领了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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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⑥《史记·匈奴列传》。
⑦《说苑·君道》。
阴山（今内蒙古大青山）、北假（今内蒙古黄河河套以北、阴山山脉以南的夹山带河地区）、阳山（今内蒙古狼山）以及河南地（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这里依山带水，沃野千里，气候温润，草木茂盛，给匈奴人的畜牧和狩猎提供了极为良好的自然条件。在新的环境中，匈奴人的游牧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与中原人民的交往增多，开始有了定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时匈奴的势力进一步增强，以阴山、河套为基地，对四周邻族展开强大的攻势。攻击的主要目标是中原农业地区，因而常常同燕、赵、秦等国发生较大规模的冲突。例如，赵孝成王时李牧破匈奴之战，赵国投入的兵力有精选的战车1300乘，精选的骑兵1.3万人，步兵勇士5万人，弓弩手10万人，总兵力约20余万，共歼灭匈奴军10余万骑。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战役，其他小战则不可胜数。李牧虽曾重创匈奴，但赵国的力量有限，并未能恢复赵武灵王所开辟的边界，匈奴仍然为患于中原北部各国，而且一天比一天强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秦王朝的统一。
在秦始皇统一中原的过程中，匈奴人的社会制度正处于由部落联盟向奴隶制转化的阶段，出现了自己的政治领袖人物——头曼单于。在头曼单于以前，匈奴的部落联盟“时大时小，别散分离”①，很不稳定。自头曼单于开始，匈奴在政治上趋于团结、统一和稳定，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也比以前大为增强。这时，秦王朝北部边防的大多数地区都处于匈奴的直接威胁之下。尤其是关中地区，乃秦立国之根本，秦都咸阳之所在，但自匈奴人占领河南地以后，关中和咸阳所受的威胁最为严重而直接。业已完成中原统一大业的秦始皇，决不能允许上述威胁的存在。于是，骎骎日上、不断南下的匈奴，同空前统一而强大的秦帝国之间的战争，便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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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匈奴列传》。
一、东胡
东胡也是我国北方很古老的一个少数民族，因居匈奴之东而得名。根据《伊尹朝献商书》的记载，殷商时期东胡居于商王朝的正北方。根据《逸周书·王会篇》的记载，西周初年东胡居于周王朝的北方正东。春秋战国期间，东胡主要活动在燕国的北方和东北方，即今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
东胡的经济生活与匈奴相仿，主要以畜牧业为主，也兼营狩猎，与中原华夏族接近的地方也逐渐有了农业和手工业。从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锦西乌金塘和内蒙宁城南山根等地发现的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东胡墓葬看①，主要出土物有大量的猪、狗、牛、羊、马、鹿、兔、狐等动物骨骼以及青铜兵器、石锄石铲、陶纺轮、铜鱼钩等等，说明他们的畜牧业已相当发达，农业和手工业也有了某些发展，进入了青铜时代。考古工作者在老哈河流域发现过不少东胡遗址，仅内蒙昭乌达盟南部的赤峰市、喀喇沁旗、翁牛特旗、敖汉旗及宁城县境内即达300余处②。其中仅1958年春在宁城南山根一座石榔墓葬中就发现71件铜器，有铜盔、铜戈、铜矛、铜剑、铜刀、铜斧、铜镞等等。这说明东胡人已经拥有强大的军事手段。
自战国中、后期开始，东胡发展成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并逐步向奴隶制转化。随着私有制和奴隶制的发展，东胡经常同燕、赵等国及匈奴发生战争，掠夺对方的人口和财物。燕昭王时东胡曾打败燕国，燕国被迫把将军秦开送到东胡做人质。后来秦开从东胡逃回，在深悉敌情的基础上率领大军同东胡作战，取得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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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考古学报》1975年第一期载《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1960年第一期载《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1960年第五期载《辽宁锦县乌金塘东周墓调查记》。
②《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第一编，第3页。
的胜利，迫使东胡沿燕国的边界后退千余里。接着，燕国在北部边境地区设置了上谷郡（郡治在今北京怀柔）、渔阳郡（郡治在今北京密云）、右北平郡（郡治在今河北平泉）、辽西郡（郡治在今河北卢龙）、辽东郡（郡治在今辽宁辽阳）等五郡，加强了对边境地区的开发和设防，并沿边修筑了长城以防东胡和匈奴。除燕国之外，赵国在赵惠文王二十六年（前273年）曾出兵打败过东胡，夺取了被东胡占领的些地方。赵孝成王时期，李牧破匈奴之后，又进一步打败东胡。从此，东胡人南下的趋势被完全遏止。
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后，边防建设空前加强，加之强大的匈奴不久被秦军击败，向东北方向撤退，使东胡受到一定的压力，因此，在整个秦代，秦王朝同东胡的矛盾很少，双方维持着稳定的和平局面。
三、百越
百越是我国古代南方很古老的一个族群，因其分布极广，支系繁多，互不统一属，但皆为“越”人，所以泛称“百越”或“百粤”；又因其地古属扬州①，所以又泛称这些越人为“扬越”。其中，分布在今浙江绍兴一带的越人，史称“于越”；分布在今浙江南部瓯江流域即温州一带的越人，史称“东越”，又称“东瓯”；分布在今福建福州一带的越人史称“闽越”；分布在今广东境内及其以南的越人，史称“南越”；分布在今广西境内及其以南的越人，史称“西瓯”，亦称“骆越”。
在百越之中，最著名的是于越。于越人与中原的关系十分密切，相传其著名的领袖人物越王句（勾）践，就是夏禹的后裔。于越人的经济、文化、政治发展水平都远比其他越人高得多。到春秋后期即已进入奴隶制时代，并在句践的领导下建立起一个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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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扬州据《汉书·地理志》载：“淮、海惟扬州。颜师古注：“北据淮，南距海”。
的越国。句践不仅控制了于越、东越和闽越，还灭掉了当时的吴国，进军江淮，会盟诸侯，一度称霸于中原。后来到战国中期，越国被楚国打败。约于公元前306年楚灭越，越王无疆被杀，“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①。也就是说，自战国中期，于越、东越和闽越，都已成为楚国的势力范围。
处于五岭（即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以南的南越和西瓯，虽然其经济、文化、政治发展水平很低，直到秦初尚处于原始部落的阶段，过着半渔猎、半农耕的生活，但与中原的联系也是比较密切的。早在传说时代，就有虞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今广西梧州市一带）”②以及禹定九州，“南抚交趾（泛指岭南地区）”③等记载。周成王之时，“交趾之南有越裳国，以三象重九译而献白雉”④。周宣王中兴之时，曾开疆拓土“至于南海”⑤。进入春秋以后，楚国在江淮流域发展强大起来，一方面不断北上争霸，问鼎中原；同时又积极南下，分别向岭南、东南和西南地区开拓。到战国初期，楚悼王以吴起为令尹，变法革新，富国强兵，遂“南平百越”⑥，占领了“洞庭、苍梧”⑦等地。从此，岭南地区便成为楚国的势力范围。
上述情况表明，不论于越、东越、闽越、南越和西瓯，自古以来同中原的交往就是源远流长的，有着内在不可分割的联系。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对于沟通岭南、东南和西南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秦灭六国、统一中原之后，进一步开发岭南等地，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岭南诸地气候湿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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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越王句践世家》。
②③《史记·五帝本纪》。
④《尚书大传》。
⑤《诗经·大雅》。
⑥《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⑦《战国策·楚策》。
地肥沃，物产丰富，地域辽阔，易于接受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又无统一的政权同中原相对抗。因此，秦始皇在完成统一中原的事业后，即毅然决然地做出了进军岭南，南平百越，进一步开发和统一祖国边疆的决策。
四、“西南夷”
“西南夷”是秦汉时期对分布在今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以及云南、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的总称。他们由氐羌、百濮、百越等三大族群的众多部落交错杂居而组成。以滇池为中心，在滇中和滇东北一带，主要有滇、劳浸、縻莫、僰、叟等部落；在滇西带，有嶲、昆明、斯榆（叶榆）、桐师、嶲唐、哀牢等部落；在滇东南以及黔西一带，有夜郎、句町、漏卧、且兰等部落；在滇北和川西南带，有邛都、徙、笮都、摩沙夷以及川西北和甘肃南部的冉駹、白马等部落。它们有的是族名，有的是地名或“国”名。大体说来，滇池的西北和东北多为氐羌聚居；在滇南、滇东南和滇西南的“南域”，多为百濮和百越杂居的“闽濮之乡”①。他们绝大部分处于原始部落制的阶段，有的“耕田”“土著”而有“邑聚”，也有的“随畜迁徙，毋常处，无君长”②，过着半农耕、半渔猎、半游牧的生活。但滇西和滇中的个别地区已出现青铜文化，开始了向奴隶制的过渡。
西南地区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和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传说夏禹即出自西羌，周族中的姜姓也是羌人中的一支。据《逸周书》等文献记载，商汤之时四方诸侯来朝献，其中就有西南地区的产里、百濮等少数族部落，献上宝石、象牙、美丽的羽毛和“短狗”等珍奇之物。西周初年，在成周（今河南洛阳）举行次大规模的朝献，又有“仆人”（即濮人）来献丹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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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阳国志·南中志》。
②《史记·西南夷列传》。
进入战国以后，这种联系就更加密切广泛。相传最早的四川地区的统治者——蜀王，名字叫杜宇，生于朱提（今云南昭通）①，他曾“教民务农”，“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囿苑”③，控制着今滇、川、黔相接连的边境地区，后来蜀为秦所灭，秦国的势力便很快地深入到西南夷地区。除秦国外，楚国也积极地向西南发展，约于公元前286年由庄趼率兵到达滇池地区，“以兵威定属楚”③；后因其归路被秦军隔断，庄趼遂“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④。从而开创了夷汉杂居的先例。
秦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和统治，则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首先是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前316年）派司马错伐蜀，灭掉了巴和蜀两国。先后设置了巴（郡治江州，今四川重庆市北）、蜀（郡治成都，今四川成都市）、汉中（郡治南郑，今陕西汉中市）三郡。并在这里大兴水利，修筑城池，发展生产，扩充军队，使秦的声望和影响越来越大，给进一步开发西南夷地区奠定了基础。到秦武王元年（前310年），又派兵征服了分布在今云南境内的两个部落——丹、犂。到秦昭王二十二年（前285年）蜀郡太守张若又夺取了笮及其江南地区，把秦的直接统治推进到今四川盐源、盐边以及今云南宁蒗、丽江一带。
秦始皇即位后，对西南夷地区的经营更为积极。在进行统一中原的战争的同时，即派常頞自僰道（今四川宜宾地区）至今云南曲靖修建了一条五尺道。这条道路深入到西南夷地区的腹心——滇池附近，把西南夷同中原进一步联系起来。接着，秦王朝在完成统一中原的事业之后，国力和威势都空前增强，便在西南夷地区“诸此国颇置吏焉”⑤，使西南夷地区成为秦王朝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这样，秦王朝几乎没有使用什么武力，便轻易地在西南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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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太平御览》第八百八十八卷。
②《华阳国志·蜀志》。
③④⑤《史记·西南夷列传》。
区建立起直接的统治。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的成功，是当时祖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长期以来西南地区民族融合与团结的一个硕果。
秦王朝周边的兄弟民族，除上述匈奴、东胡、百越、西南夷之外，在敦煌、祁连一带有月氏；新疆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有楼兰、龟兹、于阗等国；准噶尔沙漠以北有乌孙、呼揭等国；在匈奴之北有丁灵、鬲昆；在东胡之东有夫余、肃慎、高句丽；在青藏高原有众多的氐、羌部落，等等。这些兄弟民族自古以来就和中原华夏族有过各种交往，秦王朝同他们之间的联系也较密切，斗争也较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