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羽
二、冒顿
三、张良
四、韩信
五、周亚夫
六、卫青
七、霍去病
八、赵充国
后记
书末附图：
1、成皋之战示意图
2、垓下之战示意图
3、周亚夫平七王之乱示意图
4、河南漠南之战示意图
5、河西之战示意图
6、漠北之战示意图
7、汉平南越之战示意图
8、汉宣帝五路击匈奴作战示意图
9、昆阳之战示意图
绪 论
《西汉军事史》包括西汉王朝（前206年～8年）和新莽时期（9～23年），共228年。全书分为11章，共42万余字，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结合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广阔背景，勾画出西汉战争、军制、国防、军事技术与军事思想的发展情况，探讨这个时期军事活动的基本规律和特点，阐明其在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并总结其中具有普遍性的经验与教训，以为今日之借鉴。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朝之后的第二个大一统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兴盛的封建朝代。我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族人民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已存在联系与交往。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有力地促进我国的主体民族华夏族与周边蛮夷戎狄诸族的往来与融合，产生了“定于一”的大一统观念。而以农业中铁农具的广泛运用与牛耕技术的普遍使用为标志的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以及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更强烈要求国家的统一。秦始皇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①，创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然而，秦的统一，仅止于实现中原旱地农业区与南方水田农业区的统一，还不是中国全部领土的统一，而且国家的政治统一对于经济、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尚未得到发挥便二世而亡。代秦而立的西汉王朝，不仅重建专制主义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而且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并以其宏伟的气魄和非凡的胆略，相继进行一系列统一战争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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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拓边疆的斗争，巩固、发展、扩大了秦始皇开创的统一事业，除实现大漠以南游牧区与中原农业区的统一，还将西域、河西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随着大一统的实现和政治上的长期稳定，封建的经济、文化蓬勃发展，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强盛的国家之一。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繁荣，又进一步推动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融合。中原华夏族加快了吸收、融合其他民族成分的步伐，更加发展壮大，其族名也因汉朝的影响而改称为汉。周边的一些民族，由于吸收中原汉族的先进文化，开始走上封建化的道路，扩大了中国社会封建化的范围。此外，随着张骞的“凿空”与西域纳入中国的版图，中西交通从此开辟新纪元，外来文明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文化也远距离地向外传播。所有这一切，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西汉在中国历史上所处的特殊地位，体现到军事领域，便在战争、军制、国防、军事学术等方面形成许多新的特点，从而呈现出不同于前代的风貌。
西汉的战争较秦代有着很大的发展，不仅种类和性质具有新的时代特点，而且其成就与存在的问题也与前代有所不同。下面，让我们按照西汉军事发展的历程，先作个简要的回顾。
（一）前期(汉高祖元年至汉景帝后元三年，前206～前141)，主要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和发展
这个时期的战争是从楚汉战争拉开帷幕的。楚汉战争是继秦始皇统一六国战争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统一战争，但它与秦的统一战争具有不同的特点。秦代的统一战争是由战国时期的封建割据、兼并战争发展而来的，是经过长达100多年的长期准备而发动的，秦国一开始就在政治和军事上占据巨大的优势，秦强而六国弱，所以当秦始皇依靠强大的武力，从中央突破，由远及近，各个击破时便势如破竹，屡战屡胜。楚汉战争与此完全不同。这场战争是由秦末农民战争转化而来的。由于秦朝在实现统一、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后，未及彻底清除六国旧贵族的残余势力便二世而亡，六国旧贵族乘农民大起义之机，纷纷组织武装，加入反秦行列，妄图借以复辟秦以前的分封割据局面。秦朝的统治被推翻后，出身于楚国旧贵族家庭的项羽，为满足自己割地自立、称霸天下的野心，公然凭借手中的强大武力，分封许多诸侯王而自称西楚霸王，使割据的局面重新出现。这样，楚汉战争就不仅是一场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战争，同时也是一场统一全国的战争了。但在这场战争开始之时，被项羽封到巴蜀、汉中的汉王刘邦，面对的却是实力强大的项羽，自己处于劣势的地位，汉弱而楚强，屡战而屡败。在这种形势下，他只能斗智而不能斗力。因此，他采取以智取胜的指导思想，深入研究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条件，按照张良的献策，分化对方，争取同盟，在军事、政治、经济、地理、外交、人才诸方面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为自己营造全局上的优势，并运用自己的智谋，首创了在统一的战略指导下，由多个战区互相配合的战争指导艺术。经过一番惨淡经营，历尽艰难曲折，他逐步扭转了被动局面，由弱变强，最后击败项羽，夺得全国的最高统治权，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西汉王朝。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秦末农民战争结束了秦朝的暴政，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尖锐矛盾暂时缓和下来。而统治者又注意吸取秦亡的教训，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努力促进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使阶级矛盾进一步得到缓解。但是，西汉王朝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由于刘邦在楚汉战争中为了争取同盟军，作为一种策略手段，曾对一些拥有实力的异姓将领实行分封，随着刘邦的胜利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重建，这些异姓诸侯王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矛盾便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与此同时，在秦亡之后，中央政府无暇南顾，又中断了对“西南夷”的统治，南越也乘机割据自立，摆脱中原王朝的管辖。更严重的是，北方的匈奴奴隶制国家在秦汉之际日趋强大，不断向四周扩大势力，趁中原多事之秋重新夺占河南地，并与西汉的异姓诸侯王互相勾结，威胁到西汉政权的安全。起初，刘邦试图借助战胜项羽的余威，首先解决北方的匈奴问题。但当他率兵北上迎击匈奴时，却在平城陷入重围。他因此意识到，刚刚在战火中诞生的西汉王朝，民贫国穷，尚不具备战胜匈奴的实力，而在楚汉战争中分封的异姓诸侯王，却是朝廷的肘腋之患。于是他改取先内后外的方针，对匈奴暂时忍辱退让，以“和亲”与开放关市来换取边境的安宁，集中力量继续从事内部的统一，使用武力和欺诈手段，逐一铲除异姓诸侯王，代之以同姓诸侯王，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刘邦之后，其后继者仍然坚持先内后外的方针，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致力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其间，虽曾发生一场吕氏专权与铲除诸吕的斗争，不过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并未影响西汉奉行的政策。可是，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同姓诸侯王的实力也在急剧增长，从而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发生冲突，导致吴、楚七国之乱的爆发。汉景帝利用人民厌恶内战，七国勾结匈奴失去民心的有利条件，调动汉军，集中主力，控制要点，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平息了这场叛乱。中国历史上秦汉时期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与分封制的最后一次大斗争，至此宣告结束。接着，西汉朝廷收夺封国的军政大权，从根本上消除地方的割据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随着国力的逐步增长，西汉王朝采取措施积极加强北方的边防。汉文帝不仅接受贾谊积极防御匈奴的主张，还采纳晁错建议，“募民徙塞下”，筑城屯田，并大力发展养马事业，扩充骑兵队伍。在加强边防力量的基础上，他对匈奴的入侵，就地组织了几次反击。这不仅对防御匈奴的更大规模入侵起到一定作用，而且为日后汉武帝大举反击匈奴创造了条件，积累了经验。
（二）中期（汉武帝建元元年至汉宣帝黄龙元年，前140～前49年），主要致力于改制与开边，实现国家的空前大统一
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西汉府库充溢，国力强盛，拥有强大的骑兵集团和比较完备的步、骑、弩、车、水相结合的军事力量体系。年轻有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不甘于墨守“无为而治”之政。他大张旗鼓地进行改制，在政治上扩大皇帝控驭朝廷和地方的权力，严厉打击豪强地主，抑制诸侯王势力，在军事上强化皇帝对军权的控管，抓紧中央常备军的建设，在经济上加强中央对全国经济的控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在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
与此同时，汉武帝又以非凡的气魄，积极致力于开拓边疆的斗争。这是继秦始皇之后第二次大规模开拓边疆的战争，它同秦始皇的开边也有不同的显著特点。秦始皇的开边，是在刚刚灭掉六国、创建统一多民族国家不久进行的，限于国力，只能采取南攻北守之策。汉武帝的开边，则是在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充分准备拥有比秦代更加强盛的国力基础上进行的，采取的是全面出击的策略。在北方，他改变前期守边、堵击一类拒敌于外的防御战法，起用年青的将军卫青、霍去病，率领大规模的骑兵集团，在荒漠草原，远途奔袭，迂回电抄，追歼匈奴主力，连续取得河南、漠南、河西、漠北诸战的胜利，迫使“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①。为断匈奴右臂，又命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令赵破奴攻破楼兰、车师，李广利出击大宛，军事与外交互相配合，使西域诸国脱离匈奴而归汉，并令李息、徐自为统率大军平定西羌的叛乱，设护羌校尉加以监护。在南方，命唐蒙出使夜郎，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并命杨仆、韩说、路博德诸将率领水陆大军统一东瓯、南越和闽越，又置郡县加以治理。此外，在东北还出兵讨伐起兵叛汉的卫氏朝鲜。这一系列开边兴利、继往开来的举措，以其辉煌的战果，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正如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所言：“统计武帝所辟疆土，视高、惠、文、景时几至数倍，……所增地，永为中国四至，千万年皆食其利。”“抑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②
然而汉武帝的军事活动是以人民的沉重负担为代价的，加上官僚地主的残酷剥削，导致农民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汉武帝晚年乃“悔远征伐”，下诏“罪已”，停止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后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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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②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史记、汉书·汉书武帝纪赞不言武功》。
的昭、宣二帝“因循守职，无所改作”①，再度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之策，使社会生产又获得一定的发展，西汉王朝因此得以继续维持几十年的兴盛局面。在此基础上，汉宣帝命赵充国平定西羌叛乱，命郑吉袭破车师，发五将军联合乌孙共击匈奴。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设金城属国安置降羌，置西域都护管辖西域诸国。匈奴在遭到汉军的连续打击之后陷于分裂，郅支单于远走西域，呼韩邪单于率部归汉，大漠以南地区从此与中原实现统一。《汉书》因此称颂汉宣帝曰：“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②。
（三）后期（汉元帝初元元年至新朝地皇四年，前48～公元23年），军事随着政治的腐败逐步走向衰落
汉元帝之后，豪强地主势力迅速膨胀，最高统治权力落到了宦官与外戚手中，政治愈来愈加黑暗与腐朽，阶级矛盾也日趋激化。此时，西汉统治者既无暇也无力继续致力于边疆的开发和统一事业。只有在汉元帝时，使西域都护骑校尉甘延寿与副校尉陈汤，借助武、昭、宣时代反击匈奴、远征西域之余威，矫诏发西域诸国兵及汉屯田吏士4万人，冒着冬日的严寒，漫天的飞雪，分兵沿西域南北两道远征康居，击灭西迁的匈奴郅支单于，使匈奴问题得到最后的解决。这可以说是西汉中期反击匈奴战争的余绪，也是西汉后期对开拓边疆事业唯一的一个贡献。
在西汉王朝危机四伏之际，外戚王莽代汉而立，建立“新”朝。他为缓解危机旅行的“改制”，反而加深了各阶层的灾难，使“众庶各不安生”③。他从大汉族主义的立场出发，以狂妄和愚蠢的态度对待周边各族，对他们实行歧视和侮辱的政策，又激起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与反抗，使早已安定下来的边境重新燃起战火。王莽为稳定自己的统治，又急忙调动大军，四出征讨。但他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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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
②《汉书》卷八《宣帝纪》赞。
③《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
的战争同此前汉王朝保卫边疆、开拓边疆、统一边疆的战争有着本质的不同，它属于推行民族压迫的不义之战，结果只能以失败告终，从而进一步加剧社会危机，激化本已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各地分散的农民反抗斗争由小到大，终于汇合成声势浩大的赤眉、绿林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
赤眉、绿林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它不仅比秦末农民战争延续的时间要长得多，而且无论在组织、斗争目标、策略和战略战术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和深入的发展，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趋势。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当农民军经过6年的分散战斗之后，逐渐意识到王莽政权的黑暗统治不仅造成广大农民的巨大痛苦，同时也损害到社会各阶层的切身利益，因而毅然与反莽的豪强地主武装实现联合。一批文化水平、政治识见和军事才能较高的豪强地主和刘氏宗室成员加入到农民军的战斗行列，不仅大大提高了农民军的社会号召力，并明确提出推翻王莽统治的政治目标，建立自己的政权，将反莽斗争迅速地推向高潮。这个时期的农民战争较之于以往的农民战争，在军事上也表现出自己明显的特色。在军事路线上，避免了单纯的流动作战，而是先依据一定的根据地而后再求发展；在作战形式上，初具了阵地战、运动战和攻坚战的初始形态。他们以敢于打大仗、硬仗、恶仗的积极姿态，通过棘阳、淯阳、宛城等一系列攻坚战予莽军以沉重打击，再经昆阳决战歼灭敌军主力，很快便攻入长安，推翻了王莽的统治。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军仅仅战斗了六个月便被秦军挫败，导致其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未能及时地争取江淮下游的各路起义军，与之结成可靠的同盟，而在秦军反攻时陷于孤军作战的被动地位。新末农民军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争取同盟军以壮大自己的势力，进而夺取推翻王莽统治的胜利，为后世的农民战争留下了宝贵经验。王莽统治的结束，为东汉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前进扫除障碍，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综观西汉军事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时代的前进，西汉的战争较之先秦已有很大的发展。除了秦代已有的统一战争、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三种基本类型外，还有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权力之类的战争，如西汉功臣集团、刘氏宗室对诸吕集团的战争。而民族战争当中，除秦代已有的保卫边疆、开拓边疆、
统一边疆性质的战争，还出现了边疆民族反抗王莽民族压迫的正义之战和王莽压迫边疆民族的不义之战，这则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战争现象。在西汉这些种类繁多、性质复杂的战争中，统一是主旋律。正是在这个主旋律的支配之下，统一战争以及带有统一战争性质的开拓边疆的战争成为西汉战争的主流，起着规范、制约西汉战争发展基本方向的作用。
“汉承秦制”。西汉的军制是秦代的继续，仍然实行中央集权的制度。但是，为了适应大规模统一战争的开展和加强国家的政治统一，西汉军事上的集权也在不断地强化，从而显现出新的时代特点。
西汉强化军事集权的倾向，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军事领导体制的变革。西汉前期与秦代一样，全国的军事大权集中于皇帝之手，而以太尉为最高军事长官，负责军事行政事务，不过其时太尉的官属很少，且常罢省不设，以其职掌归属丞相。汉武帝时，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罢除太尉，设大司马以代替之。但此时的大司马仅是一种荣誉性虚衔，并无多大的军政实权，且又时设时省，实际执掌权柄的则是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及各色名号的将军。而这些将军，多为皇帝的亲信，他们战时带兵出征，平时则多居朝中，直接受皇帝的控制。这样，既削弱丞相权力，又进一步加强了皇权对军权的控制。
二是武装力量体制的调整。为强化中央集权，西汉进一步贯彻“居重驭轻”的原则，大力加强中央军的建设，使之足以控制地方的军队，保卫京师的安全。为确保对中央军的控制，汉初不仅使宫廷禁军、南军和北军自成体系，既互不统辖又相互牵制，而且有时特设卫将军统领南、北军，并设监军以监视之。汉武帝更对南、北两军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是增强南军中郎卫的实力，将郎中令改名为光禄勋，在其属下增设期门、羽林二军，由中央直接控制；同时进一步扩充北军，增设中垒等八校尉的精锐部队，也由皇帝直接控制，并增置京辅、左辅、右辅三都尉和城门校尉，以分割北军军事长官中尉（后改为执金吾）的权力，使军事实权进一步集中于皇帝之手。对地方的王国兵，则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规定“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①，将王国的官吏包括军事长宫中尉的任命权全部收归朝廷。后来还规定王国不得修武备，不得练兵，从而使王国兵纳入郡县兵的体系之中，统一归属朝廷控制。
三是兵种构成及编制的健全。西汉前期与秦代一样，就兵种的构成而言，步、骑、车、舟几大兵种齐全，其中以步兵数量最多，遍置于全国的各个郡县。而骑兵尚处于发展初期，主要是配合车、步兵作战。至汉文帝，骑兵已有一定规模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特别是马政建设的发展，汉武帝为适应大举反击匈奴的需要，又大力扩充骑兵队伍，组织大规模的骑兵集团。此后，骑兵逐渐成为封建国家军队的重要兵种，车兵的地位逐渐下降而被骑兵所取代。同时，由于造船业的发达，汉武帝为拓展边疆，还大力加强舟师即水军的建设；建成比较完整的水军体系。就军队的编制而言，西汉仍以秦代的部曲制为主要形式，但又适应战争的需要对其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形成领军将军之下的部一曲一屯一队一什一伍的一套比较完整的组织系统，同时还根据边境诸郡特别是北部边郡的地理条件和特殊的军事需要，分别建立包括候望系统、屯兵系统、屯田系统、军需系统、交通系统在内的边郡屯戍兵的组织，使军队的编制更加健全，并把它牢牢地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
武装力量是国家政权的重要支柱。西汉王朝通过以上途径和措施，建立起一支由皇帝控制的强大统一的军队，这是它顺利开展一系列统一战争和开拓边疆战争、实现国家政治统一、维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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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期安定和繁荣局面的重要条件。刘邦之所以能战胜异姓诸侯王，就是靠手里掌握的一支经过楚汉战争考验的强大军队。刘氏宗室与功臣集团之所以能诛灭诸吕集团，就是由于周勃在关键时刻采取果断的行动控制了南北军的指挥大权。汉武帝之所以能四面出击，在统一边疆的战争中取得一系列胜利，并在晚年“海内虚耗”的状况下，还能比较稳固地维持统治，就是因为他手中掌握着一支强大的南北军特别是八校尉统率的精锐之师。而王莽之所以灭亡，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由于他的42万精锐部队在昆阳城下遭到农民军的打击而陷于瓦解。西汉的历史证明，没有一支强大统一的军队，就不可能有国家的统一和兴盛。
西汉的国防，也在秦代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由于国力强盛，措施得力，西汉的国防设施比前代更加强大统一而坚固。其最突出的成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建成庞大而完备的国防工程体系。西汉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将秦长城加以修缮、改造与扩展。除修缮北方的秦长城，还根据当时的军事形势，将其向西延伸到新疆的罗布泊地区，并在北方某些地段增修复线。汉长城的总长度超过1万公里以上，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道长城。与此同时，西汉还在长城沿线新建一批边城、亭障、烽火台与军用道路，使之成为一项集国防、交通、通讯三位一体的完备的边防设施。在中国的历史上，长城的兴建，一般都是为了防御强敌的进攻。但西汉长城的修建，则是在反击匈奴、开拓边疆的战争过程中进行的，往往是在打完一个大的战役之后就修一段长城，然后再以这段新修的长城作为前进基地发动另一个大的战役。所以，西汉长城的修建，具有其他朝代修建长城所不具备的主动意义和积极进攻的倾向，它对反击匈奴及防范氐、羌等族的袭扰，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建设强大的边防部队。随着反击匈奴与开拓边疆战争的不断胜利，西汉的疆域日益扩大，边防线逐步延长，边防任务也更加繁重。为此，西汉大力加强边防军的建设，除令边郡最高行政长官郡守兼掌军事之职，统率一支多达百人的骑兵部队、负责本郡的防务之外，还通过各种途径组建一支强大的边防部队，部署在绵延数千里的边防线上，而以北方和西北地区为多。这支边防部队有着明确的分工，或守备作战，或屯田耕作，或候望报警，或从事军需供应，各有专责，对保障西汉王朝的安全和中原经济、文化的发展，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第三，拓展军事交通网络。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和进一步统一边疆，西汉王朝在秦代开辟的军事交通干线基础上，继续大力加以拓展。在西北，除张骞通西域后开辟的“丝绸之路”，还修筑回中道，将秦代陇西大道延伸到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在西南，除重修秦代的陈仓道、斜褒道与五尺道，还修筑了从甘肃两当到陕西略阳、阳平而南与秦代所修南栈相接的故道，从杜陵
（今陕西西安南）到今汉中市的子午道；在东北，修筑了从今河南通往辽东的道路；在北方，则重修了由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通往塞北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的直道与从蒲津（今山西永济西蒲州）渡黄河，经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以通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代郡（治今河北蔚县东北）的河东道；在南方和东南方，则继续维修南连吴楚的驰道与攀越五岭的新道。此外，西汉政府还在秦代开辟的内河航道基础上，大力发展水上交通，特别是命水工徐伯开凿关中漕渠，使溯河而上的漕粮可从关东直运京师长安，再转运北方或西北前线。这样，便形成一个以京师所在的关中为核心的呈辐射状的交通网络，将京师和内地与边疆有效地联系在一起，大大加强国防力量，促进了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第四，积极开发和建设边疆。西汉在修筑长城和派兵戍边的同时，还采取徙民实边的重大措施，将大批内地居民徙置会稽、辽东、北方和西北边陲，而以徙往西北地区新置的边郡为主，利用他们垦荒拓疆，并随时防御周边民族的进袭。大批内地移民在边疆安家落户，与屯田士兵一起，为巩固边防，开发和建设边疆，促进汉族与边疆各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西汉的军事思想，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战争的发展，进一步得到丰富和提高。据《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的记载统计，西汉时期的兵书总数仅有20种左右。但是作为对军事活动进行理性总结和抽象提炼的军事思想，毕竟是来源于战争实践的。西汉战争活动的频繁开展，战争方式的复杂多样，战争意义的鲜明突出，总之战争的丰富实践，为军事家实现军事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汉高祖和汉成帝时期两次组织人力，大规模整理兵书，“删取要用”①，“撮其指要”②，又为西汉军事家继承、借鉴先秦时代优秀的兵学遗产提供了方便。因此，西汉的军事思想，包括战争观、治军原则和作战指导，都比前代有所发展与突破。同时，也正由于上述的缘由，西汉的军事家在他们的军事活动中创造发明颇多，而对其内涵进行理性总结和抽象提炼较少，所以西汉的军事思想也就呈现实践性较强而理论性较弱的特点。
第一，战争观的进步。西汉的政治家、军事家既充分肯定战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又主张对战争持慎重的态度，认为“兵，凶器；战，危事也”③，“兵势，国之大事”，“不可不慎”④。他们一方面认为“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意之”，另一方面又强调“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⑤。而是否符合于“天道”则视战争的性质而定，正义的战争“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是“得道”之战；非正义的战争“杀无罪之民而养无义之君”，是“失道”之战⑥。因此，他们主张用正义的战争来反对非正义的战争，“以义诛不义，⑦，认为“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将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⑧，坚信正义的战争必将战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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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②《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
③《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④《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⑤⑦《三略·下略》。
⑥⑧《淮南子》卷十五《兵略》。
义的战争。
西汉的军事家还深入地考察了战争的胜负同政治、经济、军事、自然诸条件的关系，认为“兵之胜败，本在于政，①，因为为政之得失关系到民心之向背，“以弱胜强者，民也”②，“制胜破敌者，众也”③，所以“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惠，立政法，塞邪隧”乃是“用兵之上也”①。同时，又强调经济、军事、自然诸条件对于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认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⑤，并指出“得地形”、“卒服习”、“器用利”为“临战合刃之急者”⑥。正是基于这样的战争观，西汉时期的富国强兵思想蓬勃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时代思潮，对于西汉王朝夺取反击匈奴、开拓边疆战争的胜利，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第二，治军理论的发展。前代的政治家、军事家主张以“礼”、“法”两种手段治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汉的政治家、军事家在这两种手段之外，又提出了“禄”的手段，既强调要以法治军，径则“士卒轻刑，财军失伍”，又主张“礼、禄”，并施，认为“治军之要，在崇礼而重禄”，如能将“礼”与“禄”即精神与物质两方面手段结合起来，“禄贤不爱财，赏功不逾时”，则将士“下力并而敌国削”⑦。与此同时，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疆域的拓展，西汉军事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将帅临阵指挥的作用也日益显得重要。因此，西汉的政治家与军事家认为，“统军持势者，将也”，“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⑧，“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⑨；对将帅的选择与任用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标准，要求他们具
有高尚的品德、坚强的意志、广博的知识、优秀的指挥才能，并对国君与将帅的关系作了阐述，强调国君与将帅要互相信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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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淮南子》卷十五《兵略训》。
②③⑦⑧《三略·上略》。
⑤《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⑥⑨《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威信的树立，国君对将帅要施行“权变”之术，要根据将帅的不同情况分别加以使用与控驭，求贤去邪，“善者得其祐，恶者受其诛”①。这些主张含有不少真知灼见，为当时和后世的治军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
第三，战略战术思想的创新。作为军事思想的主体构成部分，西汉的战略战术思想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无论就主要范畴还是具体原则而言都有不少的创新之处，从而推动了军事斗争实践的发展。这种创新，在西汉兵书中的突出表现，是对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的发展。如《淮南子·兵略训》根据孙子的全胜战略，提出了“全兵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战略思想，力求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最大的胜利。为了实现这种战略目标，作者主张用兵者应先牢牢抓住“必胜”之本，“修政庙堂之上”，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十分强大的地位，这样虽有军队但不发动战争，也可使敌人俯首称臣。同时，在用兵之前应先谋划于堂庙之上即先行“庙战”，从国君、将帅、民心、治乱、粮储、士卒、武器装备等各个方面对双方的力量进行认真的分析比较，确信自己确有战胜敌人的条件
再行作战，做到“胜定而后战，钤县（悬）而后动？”②赵充国则根据全胜的战略思想，提出了“贵谋”的主张，说“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认为“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善用兵者应“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正是从这样的，战略思想和观点出发，他在平定羌乱之后主张“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并上《屯田制羌疏》，指出军队屯田既可“以为武备”又可“因田致谷”，“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③，首次对屯田的军事意义作出理论上的论证。
他的留兵屯田之举，后来常为后世的政治家、军事家用作守边之策，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西汉时期战略战术思想的创新，更多的是产生于战争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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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略·下略》。
②《淮南子》卷十五《兵略训》。
③《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活动之中。西汉大规模的统一战争、民族战争和农民起义战争，锻炼培育了大批杰出的军事统帅和将领。项羽、韩信、彭越、周亚夫、卫青、霍去病、李广、赵充国等人都是显赫一时的名将，刘邦和汉武帝等有作为的帝王和张良等谋士更是智慧超群的军事谋略家，冒顿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们不仅以卓绝的战功彪炳史册，而且在战争实践中创造出许多新的战略战术，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军事思想的宝库。例如，在楚汉战争中，刘邦除根据张良的献策，收揽民心，分化对方，争取同盟，孤立项羽，还首次创造性地运用多战场互相配合的指导思想，正面战场以防御为主，北方战场以进攻为主，南方战场以牵制为主，敌后战场以干扰为主，另有间谍谋略战场以瓦解敌军领导集团为主。这种多战场互相配合的指导思想，既是我国军事史上同时也是世界军事史上前所未见的创举。彭越在敌后战场承担牵制楚军的任务，“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粮于梁地”①，调动楚军往来追逐，疲于奔命，这种避实击虚，高度灵活的游击战术也是我国战争史上的一大创举，井陉之战，韩信深入险地，设背水阵，大破赵军，这又是对“右倍山陵，前左水泽”的古兵法的一大突破。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反击匈奴，不仅针对匈奴流动性大、机动性强的特点，首次统率独立的骑兵集团深入大漠，主动出击，快速机动，远程奔袭，并采取正面冲击、侧翼迂回等作战行动，创造了大规模使用骑兵集团机动作战的战略战术。杨仆、韩说、路博德等大规模进军岭南，则进一步发展了步兵、舟师多路并进的多兵种大集团互相配合、水陆或海陆协同作战的战略战术。在新末农民战争中，绿林、赤眉和河北一带农民军，继承秦末农民军的流动作战传统，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来打击、疲惫、消耗、削弱敌人，使强大集中的敌军顾此失彼，常常陷于被动而遭受失败，从而进一步发展、丰富了流动作战的经验。而到后期，绿林军更从流动战、游击战转向阵地战、运动战和攻坚战，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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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三十四《韩彭英卢吴传》。
兵力，以强大的攻势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进而夺取推翻王莽政权的胜利。这种阵地战、运动战和攻坚战，尽管还只具初始的形态，但却是秦末陈胜、吴广农民军作战指导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将我国的农民战争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当然，西汉军事史在为后世留下宝贵的正面经验的同时，也留下了一定的历史教训。西汉的军事史再次证明，军事活动与国防建设不应超越国力所能承受的限度。西汉以前，秦始皇曾以其大规模统一战争和国防建设的辉煌业绩，缔造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但其军事活动却大大超过国力所
能承受的最大限度，把全国人民推向极其苦难的深渊，结果导致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和秦朝的灭亡。西汉初期的几代统治者，注意吸取这个沉痛的教训，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轻徭薄赋，轻刑慎罚，同时对北方的匈奴采取忍辱退让的“和亲”政策，而集中力量于铲除内部割据势力的斗争，尽可能把战争的规模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既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又推动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促成“文景之治”，为国家的昌盛发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汉中期，经济繁荣，府库充溢，汉武帝调整政策，大举开展反击匈奴与开拓边疆的战争，同时大力加强国防的建设，使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中国开始以一个高度文明和繁荣昌盛的国家闻名于世界。对他的这个卓越的历史功绩；我们无疑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但是，当反击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仍然用兵不止。这样，几十年的连续战争和大规模的国防建设，再加上他穷奢极欲，广事兴作，又几乎耗尽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极大地加重人民的负担，激化阶级矛盾，终于引起人民的不满与反抗，出现了“盗贼并起”的局面。事实确如司马光所评述的。那样：“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①但汉武帝毕竟与秦始皇不同，他面对人民的不断反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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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四，武帝后元二年。
逐步认识到自己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危害，曾对大将军卫青表示：“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①后来他终于在征和四年（前89年）下诏“罪己”，停止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息民重农。后继的昭、宣二帝，又能遵守他的遗愿，与民休息，西汉因此又继续了几十年的兴盛局面，而未“袭亡秦之迹”。这段历史再次昭示人们，在任何时候，军事活动与国防建设，都是以一定的国力为基础的，因此必须控制在其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内，如果超过这个限度，而让人民作出无法忍受的牺牲，必将产生不堪设想的负面效应。这是两汉军事史留给后人的深刻教训。
西汉200多年的军事史，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总结，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惟愿本书的出版，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推动更多的专家学者来从事这项研究，进而涌现更多更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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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四，武帝征和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