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附图3）
一、同姓诸侯王势力的膨胀
吕后专权时，极力排挤和迫害刘氏宗室，赵王刘友和梁王刘恢被害而亡，燕王刘建死后也被杀尽后嗣而罢废。刘氏宗室与朝中老臣合谋诛除诸吕后，共扶汉文帝继位。至此，汉高祖所封的9个同姓诸侯王，就只剩下吴王刘濞、楚王刘交、齐王刘襄、淮南厉王刘长，还有一个异姓长沙王吴芮。汉文帝原本是个代王，他之所以能继承帝位，得力于宗室大臣的拥戴，为了酬谢并笼络刘氏宗室以巩固帝位，便又继续分封同姓诸侯王。即位不久，他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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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
②《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于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十二月，立赵幽王刘友之子遂为赵王，徙吕后时封的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将“吕氏所夺齐楚地皆归之”①。汉文帝前元二年三月，立赵王刘遂之弟辟疆为河间王，悼惠王之子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三年四月死），刘兴居为济北王（三年八月因兴居犯罪自杀，国除），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四年徙为淮阳王，十二年徙梁，史称梁孝王），立皇子刘参为太原王（四年徙封代王，复并得太原），立皇子刘揖为梁王（十一年六月死）。汉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年）齐王刘则死，无子，又立齐悼惠王子六人为王，同年，又封十年前因谋反败亡的淮南王刘长之子三人为王。这样，汉文帝先后共封了17个同姓诸侯王；几乎是高祖所封之同姓诸侯王的一倍。
同姓诸侯王在汉高祖初封时，大多数年纪尚幼，羽毛也未丰满，高祖死后又遭吕后的排挤迫害，自顾不暇，所以尚未能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但是，随着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人口的繁衍增殖，诸侯王的势力也在不断膨胀。许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②，争扭招徕流民，容纳亡命，甚至藏匿罪犯，与中央争夺人口和劳动力。他们还自征租赋，自铸货币，扩张自己的实力。由于汉初规定商人子弟不得入仕为官，商贾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又纷纷投入诸侯王门下，以其钱财交结王侯，更增加了诸侯王的经济实力。随着经济势力的不断发展，这些诸侯王觉得羽毛已丰，足以与朝廷分庭抗礼，渐露不臣之心，公然“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③，甚至自置丞相，不用汉法，“自为法令，拟于天子”④，俨然以独立王国自居。然而，汉文帝以诸侯王代王的身份入继大统，自觉威信未立，羽翼不丰，对诸侯王的骄纵不法，多采取宽容态度。一些诸侯王因而认为他软弱可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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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四《文帝纪》。
②《汉书》卷三十五《荆燕吴传》。
③《汉书》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④《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
开发动反对中央朝廷的叛乱。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势力同以诸侯王为代表的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迅速地激化起来了。
最早拉开同姓诸侯王叛乱的序幕的，是济北王刘兴居。刘兴居是故齐悼王刘肥之子。在诸吕势力被清除后，他曾以东牟侯的身份，同诸大臣共立文帝于代邸，并亲自率兵将少帝逐出未央宫，迎文帝入宫就位。商议封王时，许多大臣以诛诸吕时朱虚侯刘章功劳最大，“许尽以赵地王章，尽以梁地王兴居”①。但汉文帝听说刘兴居与刘章当初曾打算立齐王为帝，所以只割齐地两郡封授刘章与刘兴居，立刘章为城阳王，刘兴居为济北王。刘兴居与刘章对此极为不满，“意自以失职夺功”②。过了一年多，刘章病死，但刘兴居仍耿耿于怀，渐起叛心。汉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五月，匈奴侵入北地、河南，文帝下令调集大军，命丞相灌婴统率出征，自己亲自到太原督战。刘兴居遂乘机起兵反叛，准备进袭荥阳。汉文帝闻讯，下诏罢丞相兵，命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率10万军队回师镇压，并令祁侯缯贺为将军，戍守荥阳。七月，汉文帝回到长安，下诏宣布：“济北吏兵，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城邑降者，皆赦之，复官爵。与王兴居去来者，亦赦之。”③叛军迅速瓦解。八月，刘兴居被俘自杀，国除。
但济北王的叛乱刚刚平息3年，淮南王刘长又再次起兵反叛朝廷。刘长是汉高祖最小的儿子，于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即已受封。汉文帝即位后，他“自以为最亲，骄蹇，数不奉法”。汉文帝宽赦之，他更是骄横不法，随文帝入御苑狩猎，竟“与上同辇，常谓上‘大兄’”，公然锥杀辟阳侯审食其。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都怕他三分，他因此益恣，“不用汉法，出入警跸称制，自作法令，数上书不逊顺”，并赶走朝廷为淮南国所置傅、相等二千石官，自置丞相及二千石官，自行封爵关内侯以下94人。他还“收聚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与居，为治家室，赐与财物爵禄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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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汉书》卷三十八《高五王传》。
③《汉书》卷四《文帝纪》。
宅”①。汉文帝未加惩处，只令其舅父、将军薄昭致信劝戒。刘长更加“不说（悦）"，遂于汉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令大夫旦、士伍开章等70人与棘蒲侯柴武的太子柴奇秘密策划，准备以辇车40乘反于谷口（今陕西西安北），并派人出使闽越、匈奴，求其发兵援助。但未及行动，即被朝廷觉察。汉文帝派人传讯刘长入京，丞相张苍、典客冯敬奏请依法处以“弃市”之刑，汉文帝说他“不忍置法于王”，让与列侯、吏二千石官再议，列侯、吏二千石官灌婴等43人也主张依法处置。最后，汉文帝下令尽诛所与谋者，但赦刘长不罪，只废除王爵，流放蜀郡。刘长行至雍地，绝食而死。
济北王与淮南王的反叛说明，日益膨胀的同姓诸侯王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严重地威胁皇权的安全，破坏国家的统一。朝野一些有识之士感到忧心忡忡，纷纷思考如何削弱诸王势力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问题。汉文帝前元六年，就在淮南王的叛乱平息不久，年青的梁王太傅贾谊向文帝呈递了一篇后来被称为《治安策》的上书，陈述自己的意见。上书首先分析了当时天下大势，驳斥某些进言者所说的“天下已安己治”的错误看法认为当时的西汉是危机四伏，是“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天下之势，方病大疸。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痼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因此他建议立即采取措施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办法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把一个王国分为几个，让诸侯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从而使每个王国由大变小，“力小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无力再与中央政府对抗，而接受朝廷的统辖，这样，“地制壹定，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倍畔之心，上无诛伐之志”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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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②《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下就可安定。
贾谊《治安策》对形势的分析十分精辟，“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也切实可行。但因此前曾有朝中元老指责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①，汉文帝怕得罪这些开国元勋，故未即采纳。汉文帝前元八年（前172年）夏，封已死的淮南王刘长四个儿子为列侯，贾谊看出文帝终将封立他们为王，又上疏谏阻：“窃恐陛下接王淮南诸子，曾不与如臣者孰计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迁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今奉尊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淮南虽小，黥（英）布尝用之矣，汉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于策不便。虽割而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众，积之财，此非有子胥、白公报于广都之中，即疑有专诸、荆轲起于两柱之间，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愿陛下少留计！”②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年）梁王刘揖坠马死，无子，贾谊又上书建议文帝将皇子刘武由淮阳王改封为梁王，“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如不行，则将皇子、代王刘参迁都于睢阳。因为“梁起于新郭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捷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扦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③这次，汉文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徙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④。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徙城阳王刘喜王淮南故地。十五年（前165年）齐文王死，无子。翌年，汉文帝又依照贾谊的建议，把齐地分为六，立齐悼惠王六个儿子为王：刘将闾为齐王，都临淄；刘志为济北王，都博阳；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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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④《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记梁王刘揖死于汉文帝前元十一年，淮阳王刘武徙封为梁王于十二年；而《汉书诸侯王表》均记两事为十年。《汉书·文帝纪》及《资治通鉴》均记两事为十一年，今从之。
贤为茁川王，都剧（今山东寿光南）；刘雄渠为胶东王，都即墨；刘卬为胶西王，都高苑（今山东邹平东北）；刘辟光为济南王，都东平（今山东东平东）。同年，又将刘喜从淮南迂回城阳故地，将淮南一分为三，此时刘长一子已死，另立其余三子为王：刘安为淮南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
二、吴王刘濞发动七国之乱及其战略部署
汉文帝限制诸侯王的措施显得过于软弱，未能抑制诸侯王势力的发展。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文帝病死，由“材智高奇、驭射技艺过人绝远”①的太子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汉景帝对诸王专横不法早就十分痛恨。他年轻气盛，继位不久就与御史大夫晁错商议进一步削弱、打击诸侯王的对策。汉景帝继位前，晁错曾对汉文帝“言宜削诸侯事”，但文帝“不尽听”②；他还几次针对吴王刘濞的不法行为，“言吴过可削”，但“文帝宽，不忍罚”③。汉景帝继位后，迁其为御史大夫，他又“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④。并继续建议削夺吴王刘濞的封地，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⑤汉景帝采纳了这个建议。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楚王刘戊因上年为薄太后守丧期间在服舍私奸，被削去东海、薛郡；赵王因二年前有罪也被削去六县。汉景帝还经廷臣商议，下诏削夺吴王的会稽、豫章二郡。
汉景帝的削藩，激起了众诸侯王的强烈不满和恐慌，吴王刘濞终于忍耐不住，纠合各诸侯王，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叛乱。
刘濞是汉高祖兄刘仲之子，在汉高祖平定英布后被封为吴王。吴王拥有50余城，仅次于拥有72城的齐王，是同姓诸侯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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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④《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③⑤《汉书》卷三十五《荆燕吴传》。
第二大国。在汉惠帝、吕后统治时期，刘濞利用吴国境内豫章郡的铜山，“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他利用雄厚的财力，大肆收买民心，不向百姓收赋，“如此者三十余年，以故能使其众”。到文帝时，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刘濞也日益骄横，日渐走上与朝廷对抗的道路。有一次，吴太子入朝侍皇太子博饮，因不恭敬被皇太子击杀，他由是“怨望”，称病不朝，开始露出反意。汉文帝对他采取宽容态度，赐其几杖，免其入朝觐见。但他不图改过自新，“乃益骄恣”，“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道”①。
廷臣商议削夺吴地的消息传至吴国都城广陵，吴王刘濞“恐削地无已”，决定起兵叛乱，夺取帝位。他听说胶西王刘卬勇而好兵，又刚被削夺六县的封地，心中愤愤不平，就派中大夫应高劝说刘卬一起反叛。刘卬起初犹豫未决，应高许以事成之后，“两主分割”②、平分天下，他才答应参加。刘濞怕他不坚决，又亲至胶西当面约定。胶西群臣得知他们密谋叛汉，劝阻刘卬说：“诸侯地不能为汉十二，为叛逆以忧太后，非计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两主分争，患乃益生。”③但刘卬不听，又暗中派人游说齐、淄川、胶东、济南诸王，煽动他们参加叛乱。楚王刘戊因被朝廷削夺东海郡，主动与刘濞勾结，也加入了这个叛汉联盟。汉景帝三年正月，削夺吴国会稽、豫章两郡的诏书送到广陵，刘濞认为反叛的时机已经成熟，诛杀了朝廷派到吴国的二千石以下官吏，并下达征兵令：“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④同时，派人约请南方的闽越、东越（瓯）等共出兵相助。在短时间内，他从封地内临时拼凑起20多万兵马，加上闽越、东越（瓯）派来的援兵，共约30多万人，即公开举起叛旗，从广陵出发，渡过淮河，向西汉统治的中心区域进攻。加入反汉联盟的胶西、胶东、淄川、济南、楚、赵等国纷纷出兵响应。济北王因为城墙倾圮，其郎中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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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汉书》卷三十五《荆燕吴传》。
挟持济北王督工修筑，因而没有发兵。齐王悔约，也未出兵参与叛乱。楚国丞相张尚、太傅赵夷吾反对叛乱，楚王刘戊叛心已定，杀掉张尚、赵夷吾，举兵响应吴王。赵相建德、内史王悍也谏阻赵王刘遂，赵王杀掉建德、王悍，发兵至赵国西界，等候吴、楚叛军到来，一起西进关中，并遣使约请匈奴出兵攻汉。胶西王、胶东王则与淄川王、济南王一起发兵围攻齐都临淄，想迫使齐王参与叛乱。吴楚七国之乱的战火在中原大地迅速蔓延开来。
吴王刘濞在起兵之前，曾向胶西王透露他谋划的第一个行动计划：由他亲率吴楚之兵略函谷关，夺荥阳敖仓之粟而守之，距汉军，以会诸侯，再合兵攻取关中。起兵反叛后，被任命为大将军的吴臣田禄伯认为他的这个计划只有一路大军径直向西，没有另外方向的策应，难以取胜，向吴王提出：“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但吴王的太子表示反对，说：“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借人。人亦且反王，奈何？”①刘濞遂拒绝他分兵迂回入关的奇正并用的计策。年青将领桓将军也向刘濞指出；“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建议他挥师西进时，沿途不攻城夺地，而以最快的速度抢占洛阳的武库和敖仓的粮仓，据洛、荥一带的山河之险以
令诸侯，“虽无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否则，如“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②。刘濞向吴国的老将征询意见，老将认为桓将军是年轻人，只配冲锋陷阵，根本不懂用兵的谋略。刘濞便拒绝了这个避短用长、速占关东战略要地的建议。
起兵之后，吴王刘濞按照自己确定的计划，率领30多万吴兵从广陵出发，北渡淮河，会合楚兵，准备进攻梁地，以解除西进的后顾之忧，并派出一批间谍潜往殽黾（指今陕西潼关以东至今河南渑池之西的山区）一带，以候探关中军情。在楚地，刘濞派人致书遍告诸侯王，打出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说：“以汉有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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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汉书》卷三十五《荆燕吴传》。
臣（晁）错，无功天下，侵夺诸侯之地，使吏劾系讯治，以侵辱之为故，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绝先帝功臣，进仕奸人，诳乱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欲举兵诛之。”①企图借此煽动更多的诸侯王参加反叛。刘濞在书中，还自称握有精兵50万，又可得南越之兵30万，并拥有经营吴国30余年所积蓄的大量钱财，可供“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足以“匡正天下”，“以安刘氏”②，力图借此为参加叛乱的众诸侯王壮胆打气。刘濞在书中还以金钱爵邑为诱饵，诱骗诸侯国的官吏百姓参与叛乱，宣布：“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皆为列侯。其以军若城邑降者，率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将；人户五千，如得列将；人户三千，如得裨将；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封赐皆倍军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③刘濞的致诸侯书，还公开宣布他的作战部署：南越兵直取长沙以北，然后西趋巴、蜀、汉中；楚、越及淮南、衡山、济北三王会同吴军西取荥阳；齐、淄川、济南、胶东、胶西诸王定河间、河内，然后或入临晋关，或与吴军会师于洛阳；燕王北取代郡、云中，联合匈奴兵南下，入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然后各路会师，西攻长安。刘濞的这个作战计划虽然是南、东、北三个方向合击关中，但作为整个作战计划的关键之着仍
然坚持原先的部署不变，即由他自己率领吴、楚主力攻占荥阳，然后与南、北两路诸侯军会师洛阳，西取长安。后来由于其他诸侯王没有按计划行动，南北两路进军纯属虚构，结果还是由他自己率领的吴、楚联军一路孤军奋战，所谓三路出兵、分进合击的战略部署，实际上就变成一路孤军西进了。
接着，刘濞率吴、楚联军进攻梁国，攻破棘壁（今河南睢县东南），杀数万人，继续西进。梁王刘武命将率兵反击，又被打败。梁王被迫退守梁都睢阳，拼死顽抗。吴、楚叛军从此陷于梁地无法脱身。战局的发展，果如桓将军事前所预料的那样：“大王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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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汉书》卷三十五《荆燕吴传》。
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刘濞的战略决策与作战指导屡屡失误，这就铸定了他必然败亡的结局。
三、周亚夫率军反击及其战略决策
吴王刘濞发动七王叛乱的消息传到京师长安。汉景帝召坚决主张削藩的御史大夫晁错商议对策，晁错建议皇帝御驾亲征，由他留驻长安居守。晁错还拟审讯原吴国丞相爱盎，了解吴王谋划叛乱的详细内幕，以便进一步采取相应的对策。爰盎过去曾接受过刘濞的财物贿赂，在汉景帝面前力保吴王不反，为此受到过晁错的治罪，被汉景帝诏赦为庶人。不料，爰盎得到消息，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办法，通过丞相、窦太后之侄窦婴的关系，入见汉景帝，说吴、楚等国反叛，皆由晁错鼓吹削夺诸侯封地所致，“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刃血而俱罢”①。汉景帝竟为他的花言巧语所说动，下令将竭诚“安刘氏宗庙”的晁错腰斩于市，而命爰盎为太常、吴王之侄德通侯刘通为宗正，持诏前往吴国赦免七王之罪，令其罢兵。这时，吴王刘濞已率兵进攻梁地，爰盎、刘通到达梁地，刘濞却拒不受诏，说：“我已为东帝，尚谁拜！”②并要求爱盎参与叛乱。爰盎未允，刘濞拟囚杀之，他只得连夜逃回长安。
汉景帝斩杀晁错后，焦急地等待吴、楚罢兵的消息。过几天，谒者仆射邓公从前线归来，他即询问：“闻晁错死，吴楚罢不？”邓公说：“吴为反数十岁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不在错也。"③汉景帝这才恍然大悟，悔恨错杀了晁错，决定改变姑息政策，发兵讨伐叛军。他想起汉文帝临终前戒谕他的一句话：“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④，拜周勃之子、中尉、条侯周亚夫为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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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②《汉书》卷三十五《荆燕吴传》。
④《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
尉，率36将往击吴、楚；遣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拜窦婴为大将军，使屯荥阳，以监视齐、楚之兵。周亚夫一路为汉军主力，着重打击叛军的主力吴、楚叛军，郦寄与栾布则分兵钳制齐、赵叛军，另以窦婴进驻关东的战略要地荥阳，控制南北要道，东阻吴、楚，北拒齐、赵，西屏关中，并保障周亚夫侧背的安全。
周亚夫是个熟知韬略的将军，以治军严谨而著称。他受命担任平叛的主将后，根据吴、楚叛军的特点制定了一个暂时放弃部分梁国土地，诱使吴楚叛军深入，乘机断其粮道，待其军疲粮尽，再大举出击的作战方案，奏报汉景帝说：“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也。”①获得景帝同意后，遂即乘六乘传离开长安，准备前往荥阳与诸将会师。行至霸上，赵涉拦道向周亚夫建议：“吴王素富，怀辑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间人于殽黾阸狭之间。且兵事上神密，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雒阳，间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②周亚夫立即采纳，改变行军路线，不从正面东出函谷关，而是绕过殽、黾，从东南取道蓝田（即峣关，在今陕西商县西北）出武关，经南阳直趋雒阳，并派兵搜捕殽山、黾池之间的吴、楚间谍，抢占荥阳要地，控制雒阳武库和荥阳的敖仓。这一计划的顺利实现，使周亚夫对平叛战争充满信心，他高兴地说：“七国反，吾乘传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据荥阳，荥阳以东，无足忧者。”③
周亚夫至荥阳与诸将会师后，将荥阳交给大将军窦婴镇守，以防齐、赵之兵西进，自己亲率汉军主力东进，准备迎击叛军主力吴楚联军。周亚夫率车骑兵进抵淮阳，见到其父周勃的老部下邓都尉。邓都尉提出一个同他制订的作战方案完全相符的建议：“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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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
③《资治通鉴》卷十六汉纪八景帝前三年。
绝淮泗口，塞吴饷道。使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制其极，破吴必矣。”①周亚夫依计而行，没有引兵奔赴东南去救援正遭吴楚联军进攻的梁国，而是折向东北，驻军昌邑，以控制吴、楚西进的侧背。他自己屯兵昌邑，深沟高垒，固守不出，另派弓高侯韩颓当率轻骑出淮泗口（今江苏淮阴县泗水入淮之口，又名清口），迂回至吴、楚联军的背后，切断叛军的粮道，从而为最后击败吴、楚联军奠定了基础。
四、七国之乱的平定
吴王刘濞率吴、楚联军攻入楚地后，起初进展颇为顺利，显得锐不可当，但很快就在睢阳受到梁王的顽强抵抗而受挫。梁王刘武是汉景帝的同胞兄弟，原封淮阳王，汉文帝前元十年原梁王刘揖死后无子，因贾谊的建议将刘武改封为梁王，并扩大其封地，以防范其他诸侯王的反叛。贾谊与汉文帝布置的这步妙棋，现在
果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梁王“念（窦）太后、（汉景）帝在（关）中”②，对吴、楚联军坚决进行抵抗。在叛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刘武被迫退守睢阳，多次派人至昌邑向周亚夫求救。周亚夫意识到，如果此时他人援梁国，数十万汉军与吴、楚叛军胶着于梁地，不仅会过早遭到削弱，而且仅靠敖仓之粟也无法长期解决军粮的接济问题，万一胶西等四王击破齐军，南下梁地，自己势必腹背受敌，处境更是十分危险。相反，如暂不赴援梁王，让梁王独立坚守一段时间，吸引和消耗吴、楚联军，使之由盛转衰，遭到削弱，再出动汉军主力进击，即可稳操胜算。因此，他坚持“以梁委吴”、以疲叛军的计策，没有赴援。吴军攻城益急，刘武又派人至长安求汉景帝命周亚夫出兵救援，周亚夫依据军法的“将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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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三十五《荆燕吴传》。
②《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
在外，便宜有守”的规定，仍坚壁不出。刘武于是亲自率兵坚守睢阳，而命中大夫韩安国及已故楚相张尚之弟张羽为将军，“扞吴兵于东界”，“张羽力战，安国持重”①，接连击败叛军。吴、楚联军因此无法西进。周亚夫命弓高侯切断吴楚联军的粮道后，见叛军攻梁力量已受到很大消耗，又出兵南下屯驻下邑，进一步威胁叛军的侧背。刘濞见吴、楚联军难以攻克睢阳，遂引兵转攻下邑，想找汉军主力决战。但周亚夫仍然坚壁不出。吴、楚联军粮绝卒饥，急于求战，遂派部分兵力对汉军壁垒的东南角发动佯攻，企图吸引汉军的注意力，然后再以主力奔袭西北角。周亚夫识破叛军计谋，下令加强西北角的防御，粉碎了叛军的攻势。吴、楚联军饥饿不堪，纷纷叛逃，刘濞不得不引兵退走。
二月，周亚夫见叛军不胜而退，认为决战时机已到，亲率精兵追击。吴、楚联军只顾后退，背对汉军，被杀得丢盔弃甲，狼狈而逃。刘濞见联军大败，丢下大部人马，只率数千人乘夜南窜。吴、楚士卒或降于周亚夫，或降于梁王，顷刻瓦解。楚王刘戊见大势已去，自杀身亡。
吴王刘濞溃败南逃的捷报传至京师，汉景帝发布诏书，号召汉军将士乘胜追击。诏书宣布：“吴王濞背德反义，诱受天下亡命罪人，乱天下币，称疾不朝二十余年。有司数请濞罪，孝文皇帝宽之，欲其改行为善。今乃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约从谋反，为逆无道，起兵以危
宗庙，贼杀大臣及汉使者，迫劫万民，伐杀无罪，烧残民家，掘其丘垄，甚为虐暴。而卬等又重逆无道，烧宗庙，卤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将军其劝士大夫击反虏。击反虏者，深入多杀为功，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皆杀，无所有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腰）斩。”②
刘濞正月间在广陵引兵北渡淮河前，曾派遣下邳人周丘夜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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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
②《汉书》卷三十五《荆楚吴传》。
下邳，向北攻打阳城，队伍扩展到10余万人。后闻知吴王已弃军而逃，自度反汉难以成功，于是引兵返归下邳，行至途中背疽突发而亡，其军全部逃散。
刘濞狼狈向东南败逃，渡淮越江至丹徒（今江苏镇江东南），收集散亡士卒约万余人，企图依附东越（在今浙江境内）以自保。周亚夫率领汉军乘胜追击，遂尽虏之，降其县，并悬赏“购吴王千金”①。月余，东越（瓯）王以慰劳吴国军将之名，将刘濞骗出军营杀死，割下他的头颅送交汉廷。吴王太子刘驹亡走闽越（在今福建境内）。吴楚起兵叛乱，历时3个月，至此被彻底平定。
在吴王唆使下起兵反叛于齐地的胶东、胶西、济南、淄川诸王和赵王，也与汉军展开了交战。齐地诸王起兵后，见齐王刘将闾背约而不出兵反汉，胶西王刘卬即率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国叛军围攻齐都临淄，企图先灭齐国，再与汉军决战。齐王忙派路中大夫至京师报告汉景帝，景帝令其还报齐王，说汉军正在反击吴、楚之军，让他坚守待援。路中大夫回到齐国后，临淄已被胶西等国叛军重重包围，他不仅未能入城，反被叛军俘虏。叛军令其向齐王喊话：“汉已破矣。如但他却向齐王高喊：“汉已发兵百万，使太尉亚夫击破吴、楚，方引兵救齐，齐必坚守无下！”②喊完即被叛军杀死。在路中大夫离开齐都后，因叛军攻城甚急，齐王一度发生动摇，曾暗中与叛军联系投降。听到路中大夫的喊话，齐臣共劝齐王坚守城池，不要投降叛军。这时，汉将栾布与平阳侯曹襄统领的汉军已赶到齐国，围攻临淄的叛军兵疲意沮，被一举击败，纷纷逃回各自的封国。临淄之围遂解。不久，栾布听说齐王刘将闾曾拟投降叛军，准备移兵讨伐之，刘将闾畏罪服毒自杀。胶西王刘卬返回胶西封地后，准备向汉军投降，汉将韩颓当向他宣读汉景帝的诏书，说：“王其自图！”刘卬自叹：“如卬等死有余罪！”③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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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
②《汉书》卷三十八《高五王传》。
③《资治通鉴》卷十六汉纪八，景帝前三年。
自杀，王太子、王太后亦皆自杀身亡。胶东、淄川、济南诸王返回封国后，皆在汉军的追击下兵败被杀。齐地叛乱历时3月余，亦被平定。
汉军另一路大军由郦寄率领，北上征讨赵王叛军。赵王刘遂起兵之后，因吴楚联军的进展受阻，一直持观望态度，迟迟未按计划南下攻夺河内、河南诸地，不久见燕不出兵，自己势孤力薄，难与齐地叛乱诸王和吴、楚合为一体，汉廷又调发大兵来讨，便退守都城邯郸。郦寄大军久攻不下，历时7个月。曾与赵王有联系的匈奴单于听说吴楚联军已败，也未肯入边救援赵王。出征齐地的栾布在消灭胶西王后，回师邯郸，与郦寄将军合力进击，以水灌城。邯郸城破，刘遂自杀。
西汉军队经过7个月的战斗，“斩首十余万级”①，彻底平定了七国之乱。汉景帝前元三年六月，景帝下诏：“乃者吴王濞等为逆，起兵相胁，诖误吏民，吏民不得已。今濞等已灭，吏民当坐濞等及逋逃亡军者，皆赦之。”②接着，继续实行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策，在吴、楚、赵、齐四国旧地，陆续封立13个皇子为诸侯王。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又下诏：“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③，规定王国官吏悉由皇帝任免，诸侯王不能干预自己封国内的政务，使之丧失专断擅权的条件。后来，汉廷还规定，王国不得修武备和擅自练兵④，诸侯国人不得到京师宿卫补吏⑤，诸侯王的势力更趋衰弱，几同于“衣食租税”的一般大地主，已难于再与中央朝廷分庭抗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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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汉书》卷五《景帝纪》。
③《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④⑤《汉书》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卷六十三《武五子传》；卷七十《雋疏于薛平彭传》；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
五、汉军取胜七国战败的主客观条件和原因
吴王刘濞以其30余年经营积蓄起来的雄厚实力发动七国之乱，仅只3个月的时间，他所统率的叛军主力吴、楚联军即被汉军消灭，前后不过7个月，整个叛乱便被西汉中央政权所平息。西汉王朝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战胜这股地方割据势力，并不是偶然的。
人心的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先决条件。西汉初期，值长期的战乱之后，广大人民迫切希望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此时的西汉王朝，顺应民心，不仅实行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政策，而且采纳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和晁错的削藩之策，削弱同姓诸侯王的割据势力，以巩固和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当吴、楚等诸侯王公然发动叛乱，西汉中央政府经过短暂的犹豫与斩杀晁错的失误之后，毅然决定采用武力加以镇压，以维护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这一切无疑符合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因此，汉军的行动，便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与支持，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吴楚七国的叛乱，起初虽打出清君侧的旗号，但他们“诛错为名，其意不在错也”，为时不久，叛乱的主谋刘濞就公然自称“东帝”，要“两主分割”天下，彻底暴露出其大搞分裂割据的野心，从而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更有甚者，他们为一己的私利，暗中勾结北方的匈奴，以求一逞，更是遭到广大人民的唾弃。再加上叛军驱民为兵，烧杀掳掠，“迫劫万民，伐杀无罪，烧残民家，掘其丘垄”，这更引起对兵燹之祸记忆犹新的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因此，七国之乱从一开始就失去民心的支持。不仅广大人民对它持反对态度，就连众多的同姓诸侯王，也持观望和反对的立场。当时全国的22个诸侯王，参加叛乱者只有7个诸侯王，不足总数的1/3 0而且在叛军内部，也由于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而信心不足，屡屡发生动摇和分化事件，如齐地与吴王有约的诸侯王中，齐王就违约未动，济北王也未出兵，吴王致诸侯书中提到的燕王、衡山王、淮南王以及南越王也均不出兵。失道寡助，这就决定了七国之乱必然失败的命运。
战略决策的正确与否，是取得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七国之乱的初期，叛军首先发动进攻，处于主动地位，汉军则是被动应战，处于可能遭受两面夹击的不利地位。但汉景帝能对战争的全局作出正确的判断，认准吴王刘濞是叛乱战争的主谋与策划人物，由他统率的吴、楚联军是叛乱战争的主力，选择吴、楚联军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任命“真可任将兵”的条侯周亚夫作为太尉，统率主力大军东攻吴、楚，而以郦寄、栾布分兵钳制赵、齐叛军，同时命大将军窦婴进驻荥阳的战略要地，以确保关中和京师的安全。这个符合客观形势而又切实可行的战略决策，为汉军夺取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吴王刘濞既不懂军事而又刚愎自用。起兵之初，他所制定的兵分三路、分进合击的战略方针，纯粹是出于一厢情愿的主观设想，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由于失道寡助，再加上诸侯王内部的种种矛盾，吴王起兵之后，并没有出现“一呼百应”的现象，燕不出兵，赵存观望，南越也未按计划进至长沙以北。虚构中的南、北、东三路，就只剩下东路。而东路之中，齐王背约，将胶西四王的叛军吸引到临淄一地而未能西进，这路叛军便又剩下吴、楚联军孤军奋战。所谓分进合击攻取关中的战略意图自然也就化为泡影了。
具体的作战指导是实现战略决策的根本保证。作为这场平叛战争的主要统帅，周亚夫具有优异的军事指挥才能，又善于虚心听取周围将士的正确建议。受命赴任之后，他针对吴、楚联军的特点，制定“以梁委之（吴）”、暂时放弃梁国的部分土地以牵制和消耗吴楚兵力，待敌疲惫而后击之的作战方针，并征得景帝的赞同。尔后，他采纳赵涉的建议，出敌意外地由蓝田出武关，迅速占据战略要地荥、雒，控制雒阳的武库与荥阳的敖仓，在战略上先站稳脚根。接着，又依邓都尉之计，进据昌邑，守而不战，使吴、楚联军陷于梁地而无法脱身，然后再派兵出淮泗口，截断吴军粮道，使吴、楚联军陷于粮尽兵疲的困境。这一系列的行动，可谓是步步胜着，虽是后发制人，却取得了以逸待劳、变被动为主动的良好效果，从而为最后消灭吴、楚的疲惫之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吴王刘濞目光短浅而又独断专行，在具体指挥作战上，屡屡出现失误。他先是拒绝田禄伯的分道出击、会师关中的正确建议，又不采纳桓将军急速推进、速战速决的主张，而以主力强攻梁地，不仅予汉军以从容部署的机会，而且使自己的部伍遭到极大的消耗，逐渐丧失了主动权。再加上他忽视粮运要道淮泗口的设防，导致军粮的断绝，最后陷入粮尽兵疲的困境，等待着他的就只有败亡的厄运了
此外，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的社会经济已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军事力量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加上经过汉初削除异姓诸侯王、铲除诸吕势力的斗争，西汉中央政权进一步得到巩固。这一切，无疑也是汉军迅速平定七国之乱的重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