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击开始的序战
汉武帝即位之初，便“欲事灭胡”①，反击匈奴。但由于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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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
朝政还受到窦太后的制约，朝廷大臣中安于现状、主张和亲的势力还占居上风，因而他不得不谨慎从事，继续维持对匈奴的和亲政策。
建元六年（前135年），匈奴军臣单于遣使来汉，要求和亲①。汉武帝召集臣下讨论，“数为边吏，习知胡事”的大行王恢建议拒绝匈奴之请而发兵出击： “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背）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②。但御史大夫韩安国极力表示反对，与会群臣也大多支持韩安国的意见。汉武帝遂从众议，允许匈奴和亲。《史记·匈奴列传》对此记载说：“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不过，这样一片和平景象毕竟是虚假的。实际上，匈奴并未停止对汉地的滋扰，而汉武帝也在悄悄地进行反击的准备。早在建元元年（前140年），汉武帝刚刚即位，就派60岁的博士公孙弘出使匈奴，以便侦察敌情，掌握匈奴的情况。他还把长期与匈奴作战的名将李广调任为未央宫卫尉，程不识调任长乐宫卫尉，其目的不仅在于加强首都和宫廷的守卫，也是为了直接对这两位抗匈名将进行考察，同时详细了解匈奴的情况。建元二年，又派张骞出使月氏，试图联络月氏合击匈奴，以断匈奴右臂。就在答应匈奴和亲请求后的第二年，即元光元年（前134年），他又任命李广为骁骑将军、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分别驻守前线的边郡云中与雁门，以便随时准备带兵出击。
元光二年（前133年）春，雁门郡马邑的一位老人聂壹，通过大行王恢向汉武帝进献伏击匈奴的计策：“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③汉武帝召集公卿大臣进行讨论，说：“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赂之甚厚。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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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武帝建元六年。
②《史记》卷一百八《韩长孺列传》。
③《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
待命加嫚，侵盗无已，边竟（境）数惊，朕甚悯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御史大夫韩安国仍然表示反对，王恢支持聂壹的建议，并与韩安国展开激烈的辩论，认为：“今臣言击之者，固非发而深入也，将顺因单于之欲，诱而致之边，吾选枭骑壮士阴伏而处以为之备，审遮险阻以为其戒。吾势已定，或营其左，或营其右，或当其前，或绝其后，单于可禽，百全必取。”①汉武帝听后称“善”，决定采纳聂壹的建议，让聂壹献马邑诈降匈奴，待其主力前来，以伏兵围歼之。
马邑位于雁门关外不远，是自北方进入雁门关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地处山西高原北缘山地的边沿，属于晋北黄土台状高地的一部分；冲沟、切沟及梁、峁等沟壑地貌不但宜于藏兵，而且也不利于骑兵作战，的确是汉军伏击匈奴的好战场。元光二年六月，汉武帝任命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统率各部，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分领车骑材官总计30余万人马，埋伏于马邑附近的山谷之中，准备在匈奴军队进入包围圈之后，由韩安国、李广和公孙贺率军与之决战，而王恢和李息则领兵出代地，从侧后截击匈奴辎重。部署停当后，聂壹按计逃入匈奴，对军臣单于佯称：“吾能斩马邑令丞，以城降，财物可尽得。”②军臣单于大喜，立刻与聂壹约定了进兵计划。
聂壹回到马邑，将死囚诈称马邑令丞斩杀，高悬其头于城楼之上，对军臣单于的使者说：“马邑长吏已死，可急来。”③接到使者的报告后，军臣单于亲率10万骑兵驰入雁门郡武州塞（在今山西左云至大同西一带）。但行至距离马邑百余里时，单于看到漫山遍野都是牲畜，却不见放牧人的身影，顿起疑心。他下令停止前进，并攻击附近的亭障，抓获一名巡行徼塞的雁门尉史，欲以矛戟刺之。尉史贪生怕死，将汉军设伏于马邑的机密全盘供出。军臣单于大惊，疾速退兵，庆幸没有中计，封尉史为天王。汉军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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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
迟不见匈奴军踪影，后来听说军臣单于已经退兵，急追至武州塞，不及而还。王恢、李息本应该出代地截击匈奴军的辎重，但他们“闻单于还，兵多，不敢出”①。这样，一场精心策划的伏击战最终以徒劳无功而告吹。
马邑之谋失败后，盛怒的汉武帝将首为此议而怯战不前的王恢抓进监狱，迫使他自杀以谢罪天下。军臣单于出于报复之心，遂与汉朝“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②汉与匈奴由此进入全面战争状态。
马邑之谋的失败，其直接原因是雁门尉史的叛变泄密，而其深层原因则是伏击战计划本身尚欠周详缜密。首先，汉军的作战目的不够明确，既想围歼匈奴主力，又想截取匈奴辎重，因而需要投入数十万的兵力，如此大规模的军队调动，就很难保守秘密。其次，计划本身又缺乏对付意外情况的紧急措施，一旦匈奴骑兵未按汉军预先的设想行动，汉军也就无能为力。再次，汉军以无人看管的畜群布野来诱使敌军深入，显然也容易被以游牧为生的匈奴人识破。凡此种种，无疑都是导致失败的劣撂。可以看出，这个马邑之谋并非深思熟虑之作，而是急于求战、急于求胜的焦躁虚妄情绪的产物。它反映出西汉的君臣既普遍缺乏对匈奴大规模作战的经验，对匈奴单于及将领强悍骁勇、多谋善断、匈奴骑兵机动灵活的特点也认识无多，在总体上低估了匈奴的实力，因而产生一战而消灭匈奴主力的幻想。从这个意义上讲，马邑之谋的失败，确实又有一定的必然性。
尽管如此，作为汉朝反击匈奴的第一战，马邑之谋仍有其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它从反面促使西汉君臣进一步认识到反击匈奴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进而切实研究制定对匈奴作战的长期战略。更为重要的是，汉武帝利用马邑之谋，彻底结束朝廷内部对匈奴和、战策略的争论，开始了运用军事手段解除边患的战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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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此后几年间，汉匈双方仍然“通关市不绝”①，边界地区的贸易继续进行。不过，匈奴的铁骑仍不时袭扰汉边各郡县。元光五年（前130年），汉武帝“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②，以图阻挡匈奴的攻势。但在第二年春，匈奴攻入上谷郡地区（治沮阳，今河北怀来东南），杀掠吏民。汉武帝委派四员大将各率万骑，四路出击。因战斗多在关市附近进行，故有的史家称此次作战为“关市诱敌奇袭”③。在这次战役中，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一路扑空，无功而返；骑将军公孙敖出代郡，被匈奴打败，损兵7000余人；骁骑将军李广兵出雁门，败得更惨，不但所领大军几被全歼，自己也受伤被匈奴俘虏，后来乘隙夺得一匹快马才只身逃回；唯有第一次领兵出征的车骑将军卫青不同凡响，这位年轻的将军率部出上谷追击匈奴，居然攻破了匈奴的龙城（今内蒙正镶白旗附近）④，杀敌700人，得胜而归。
“关市诱敌奇袭战”的总体战果并不理想。汉军投入作战的兵力不多而又分散作战，彼此难以相互支援，胜少败多，势在必然。从作战规模来推测，汉军此战似乎带有试探的性质，目的主要是为了侦察敌情，积累作战经验。其中卫青的小胜，虽然含有侥幸的成份，但意义却非同一般。龙城乃是匈奴单于大会诸国、祭祀天地、祖先的神圣之地，汉军将它一举攻破，对匈奴的精神打击远比军事打击要沉重得多，汉军也因此而深受鼓舞，士气大为高涨。还应该看到，“关市诱敌奇袭战”是汉军第一次把战场摆到了匈奴的境内，而卫青率轻骑奔袭成功，则为汉军提供了远途奔袭作战的最初范例。卫青此战的胜利，不仅是他个人军事生涯的第一个胜利，而且也是汉武帝反击匈奴战争的第一个胜利。战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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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②《汉书》卷六《武帝纪》。
③武国卿：《中国战争史》（三），第46页，金城出版社1 990年版。
④龙城地望颇多歧说，此处从汪维懋《匈奴龙城考辨》，《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束后，汉武帝为卫青赐爵关内侯，说明了他对这第一个胜利的高度重视。
上述的序战，汉军虽然负多胜少，但通过实战的锻炼，却涌现了一位能够担当大任的抗匈主将，这就是后来被拜为大将军的卫青。同时，通过这一系列实战的检验，西汉王朝开始改变对匈奴的作战方式，将原先消极被动的“守边”、“堵击”改为主动出击，深入到匈奴境内远程奔袭。此后对匈奴的一系列重大战役，便由于这种作战方式的改变而爆发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也由于这一改变而取得了。
二、河南之战
（参见附图4）
秦汉时期的河南地即今鄂尔多斯高原中的河套平原，位于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是夹在贺兰山、阴山和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一块断陷冲积平原。黄河贯穿整个平原，不仅有利于航运，而且还带来了丰富的水利资源。加之这里地势开阔平坦，土壤肥沃，水草丰盛，很早就得到开发利用，因而成为中原农业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共同向往的沃土。
作为蒙古高原与陕甘黄土高原的分界区域，河南地不仅在经济上具有巨大的优势，而且在军事上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从战国末年至西汉初年，中原王朝的汉族统治者和北方的匈奴统治者，在这里曾经展开反复争夺，最终是匈奴人取得胜利，占据了河南地。这里距离西汉的国都长安不足千里，匈奴的骑兵只需急驰一二日便可到达，屏蔽长安的北地、上郡等地不时成为汉匈交战的前线，长安也就一直处在匈奴铁骑的威胁之下。对于西汉王朝来说，匈奴占据河南地，就如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在背后，它所构成的威胁，远比匈奴对西汉边境接连不断的袭扰来得严重。因此，汉武帝在反击匈奴之始，首先便想把匈奴势力逐出河南地，以解除心腹之患。
元光六年（前129年）冬，匈奴继续袭扰上谷、渔阳（治今北京密云西南）。汉武帝任命韩安国为材官将军，驻守渔阳，以加强东方的防御。次年即元朔元年（前128年）秋，匈奴又分兵三路，突破长城关塞，大举入犯。左路2万余骑攻至辽西，杀辽西太守，略边民2000余人；中路杀入渔阳，击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寻又败韩安国军千余骑，几乎将其歼灭；右路进入雁门，杀略千余人。汉武帝急命卫青率3万精骑出雁门，李息率兵一部出代郡。迎击匈奴骑兵。卫青“斩首虏数千”①，这才暂时挫败匈奴的攻势。但是，元朔二年（前127年）春，匈奴左贤王部又大举进犯上谷、渔阳。韩安国率700人出战，负伤败阵，退守壁垒不出，匈奴骑兵掳掠千余人及牲畜而去。“是时虏言当入东方”②，汉武帝命韩安国向东移驻右北平（治平刚，今辽宁凌源西南），以阻挡匈奴向东方深入，同时决定采取胡骑东进、汉骑西击的作战方针，令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急速出兵云中（治今双蒙古托克托东北），突袭匈奴防守薄弱构河南地。
卫青、李息率部出塞后，从云中向西大迂回。他们先沿黄河北岸（左岸）西进，在秦长城的掩蔽之下迅速推进至高阙塞（今内蒙古杭锦后旗黄河西北），切断驻守河南地的匈奴白羊、楼烦二王与匈奴腹地的联系。然后南下，完成对河套及其以南地区的迂回包抄，突然掩袭白羊王和楼烦王。白羊、楼烦二王没有料到汉军会突然出现，仓促交战，被一举击溃，即率少数亲兵逃遁。汉军歼敌数千人，俘获“伏听者”3017人及牛羊百余万头，收复了河南地全部土地，穿行千余里到达陇西，“全甲兵而还”③。
汉军此役取得前所未有的大胜，首先得自汉武帝积极主动的战略部署。当匈奴军逞威于西汉东北边境时，他不为局部的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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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
②《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
③《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张晏释“伏听者”为“伏于隐处，听军虚实”，其中的多数应是牧民。
所牵制，毅然采取避实就虚的战略，奇袭防御空虚的河南地，从而牢牢把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其次，此次取胜，还得益于远程奔袭和大迂回战术使用的成功。卫青、李息率领精锐骑兵，敢于孤军深入，大胆地从匈奴白羊、楼烦二王与右贤王辖区中间的缝隙中穿过，行军千余里，切断了白羊、楼烦与匈奴腹地的联系，然后迂回包抄，直达陇西，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此外，汉军的胜利，还与白羊、楼烦二王所部人马不多、战斗力较弱有关。白羊、楼烦二王本非匈奴亲信，他们所统率的主要不是征战疆场的兵士，而是安居乐业的后方牧民①，加上80多年来那里长期处于和平环境，防务相对薄弱。所以，当西汉的骑兵突袭而来时，其溃败乃是理所当然之事。
汉匈河南之战，双方投入的兵力不多，规模亦不为大，但它在汉匈战争史上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西汉王朝收复河南地，使得汉朝的北部边防线更往北推移至黄河沿岸，为长安增添一道屏障，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匈奴对关中地区的直接威胁，这不仅大大有利于京都地区的繁荣与发展，而且也有利于西汉王朝在全国统治的加强。战后，汉武帝下令在河南地设置五原郡（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与朔方郡（治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中大夫主父偃上书，“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筑城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②汉武帝便停止正在进行的通西南的筑路工程，“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城）”③，又招募内地居民10万至朔方实边④，并修缮秦代的旧长城及沿河要塞，把河南地建成一个可以向东、西、北三面出击匈奴的军事基地。昔日匈奴刺向汉朝后背的利刃，于是迅速转变为汉军指向匈奴前胸的长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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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陶克涛：《毡乡春秋》，第346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汉书》卷六十四《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上。
③《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
④《汉书》卷六《武帝纪》。
三、漠南之战
（参见附图4）
对匈奴来说，河南地本是阴山南麓的屏障，当时单于的王廷就设在阴山及其南麓。河南地为汉朝所夺，单于王廷就直接暴露在汉军的攻击之下。因此，匈奴尽管在元朔二年时又占领了汉上谷郡斗辟县之造阳地（今河北赤城县至独石口一带），但仍然无法弥补在“河南地”的损失。河南之战结束后，匈奴便乘汉军忙于巩固新设郡县防务之机，频频入犯汉境。元朔三年（前126年）冬，军臣单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攻败军臣单于太子于丹。伊稚斜单于即于元朔三年夏亲率万骑攻入代郡，杀死太守共友，掠走千余人。同年秋，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而去。元朔西年，匈奴9万骑兵又分兵三路，攻入代郡、定襄：上郡，杀略数千人。匈奴右贤王也不甘心河南地之失，频频进兵河南地，袭扰朔方，杀略吏民甚众。
面对匈奴的全线进攻，汉朝起初只采取有限反击的战略，把打击的目标对准匈奴的右贤王，以巩固新设置的朔方郡。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命车骑将军卫青率3万骑兵出高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皆领属于车骑将军，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俱出右北平；几路大军凡10余万人，出击匈奴。其中，出高阙的卫青等主力军进攻右贤王的王廷，出右北平的李息、张次公主要是牵制匈奴左部。卫青指挥大军疾进六七百里，于夜间到达匈奴右贤王的王廷之地，并发动突然袭击。匈奴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①。遭到汉军的突袭后便仓皇北逃，一名爱妾和数百名亲兵跟随他逃遁。汉军追之不及，俘获其属下裨小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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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余人、部众1.5万人及“数十百万”头牲畜。卫青得胜归来，被汉武帝拜为大将军。此役的胜利，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朔方的防务，而且大大削弱了匈奴右贤王的势力和匈奴中、西部的联系，威胁到单于主力的右侧，从而为后来河西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然而，右贤王的惨败并未使匈奴停止对汉朝的进攻。元朔五年秋，匈奴又出动万骑攻入代郡，杀死都尉朱英，掳走千余人。西汉君臣因此认识到，必须寻找匈奴的主力进行决战并给予有力的打击，否则，将无法遏制匈奴的入犯并有可能重新陷入被动的境地。汉武帝于是决定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战略反击战，寻歼匈奴主力。元朔六年（前123年）春，他发布命令，对此作了精心的部署：以大将军卫青为统帅，出定襄；合骑侯公孙敖为中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皆属大将军统辖。年轻的侍中霍去病也被派至卫青麾下，参加作战，被卫青任为票姚校尉。
二月，卫青受命之后，率六将军统率10余万骑，浩浩荡荡地开出定襄，向北挺进，寻求匈奴主力决战，不料中途突然遭遇匈奴骑兵，双方仓促开战，汉军击溃匈奴军，斩首3000余级。由于暴露了目标，兼之气候寒冷，卫青随即还师，于定襄、云中、雁门一线休整，等待战机。四月，卫青再次率部出征。北进数百里后，与严阵以待的数万名匈奴伏兵展开激战。起初，汉军颇多失利，右将军苏建、前将军赵信受到匈奴单于军及左贤王军的两面夹击，激战一日，所部3000余骑伤亡殆尽，苏建仅得身逃；赵信原是匈奴降将，战败后便带领800余骑投降匈奴。卫青指挥部队猛攻，最终击溃匈奴军，共斩首1.9万级，转败为胜。匈奴单于北逃，汉军乘胜追击。霍去病神勇无比，他仅率800轻骑，孤军追敌数百里，不仅斩杀匈奴军2028人，而且“斩单于大父行藉若侯产”①，俘获匈奴相国、当户及单于叔父罗姑比等，功居全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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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大父行”，指伊稚斜单于的祖父冒顿单于之同辈弟兄。
冠。凯旋归来后，被朝廷封为冠军侯。
这次漠南之战，就战略决策而言，汉军在击破匈奴右贤王之后，利用匈奴单于庭右翼暴露的弱点，选择单于本部为打击目标，显然是比较恰当的。但是，由于这个战役是继河南之战的第二次大规模战略反击战，汉军的进攻已失去了隐蔽性和突然性，匈奴军队吸取前次失败的教训，加强侦察，在战前即已设下埋伏，严阵以待，汉军因而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经过激烈战斗，汉军之所以还能取胜，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借着兵力上的优势和卫青、霍去病的英勇战斗精神和出色的指挥才能。战役结束后，汉武帝虽然对霍去病褒奖有加，但却未给卫青益封行赏，说明他对这个战役的结果并不满意。不过，经过此役的打击，匈奴单于的实力毕竟受到削弱，他也由此正视了汉军的兵威，开始考虑如何避开汉兵锋锐的问题。赵信投降后，“教单于益北绝幕，以诱罢汉兵，徼极而取之，毋近塞”①。伊稚斜单于立即加以采纳，将匈奴的根据地迁至大漠以北。汉朝正北方向边界的战争因此便相对减少，匈奴频繁扰边的势头已被遏制。从这一点看，汉武帝发动漠南之战的初衷，还是部分实现了。
四、河西之战
（参见附图5）
在合黎山、龙首山和祁连山之间，有一处东南——西北走向、长达1000公里的狭长地带，因地处黄河以西，古称“河西”，今因其地理特征又称为“河西走廊”。这个连接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走廊，水源丰富，土质肥沃，宜耕宜牧，又是中原腹地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汉文帝初年，匈奴逐走月氏人，占据了河西之地。匈奴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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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命浑邪王统治河西的西部，大约当今甘肃酒泉地区；命休屠王管辖河西东部，大约当今甘肃武威地区。他们据此而西控西域各国，南制西羌诸部，对西汉王朝的西部边境构成严重威胁。
汉武帝即位之初，曾有一个联合月氏、夹击匈奴的宏大计划。然而这个计划的实施却颇费周折，首先是北部战场压力太大，令汉军无暇他顾，其次则是月氏人无意东归故地，使汉军孤掌难鸣。因此，直至汉匈漠南会战之时，河西地区仍在匈奴人的牢固控制中。
漠南之战结束后，匈奴单于把主力远撤至大漠以北，大漠以南的广大地区，仅剩下匈奴左贤王和河西的浑邪、休屠二王。左贤王虽仍不断袭扰汉边，但规模不大，且又局限在东北一隅，可暂时不必对他大动干戈。河西之地的匈奴军官身实力不强，尤其是在右贤王被汉军击破之后，更显得势单力薄；浑邪、休屠二王多年来又一直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控制西域和西羌之上，对汉军并不怎么注意。而张骞出使西域回国后，虽然带来了月氏人不愿与匈奴人为敌的信息，但他同时又极力主张经营西域，认为取得西域可“广地万里”，不仅能获取“天马”、“奇物”，而且可以招徕迤酉各族为“外臣”，利用当地各族之间的矛盾孤立匈奴，以“断匈奴右臂”①。因此，汉武帝决定把主战场转移到西北地区，夺取河西之地，以解除汉朝西部边境的威胁，并为进一步经营西域、北击匈奴奠定基础。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三月，汉武帝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万骑自陇西出塞，进攻河西。由于当时汉廷对河西的地理和敌情了解不多，所以只以万骑出征，显然是带有为日后的大规模出兵进行侦察与试探的性质。为避免被匈奴军和羌人所发现，霍去病带兵出陇西后，“逾乌盭，讨遬濮，涉孤奴”，大约在今兰州以西渡河，过乌亭逆水（今庄浪河），沿乌鞘岭北坡的草地而行，经过遬濮部落牧地，又渡狐奴河（今石羊大河）②，尔后转战6日，接连扫荡了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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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六十《张骞李广利传》。
②此处从王宗维《论霍去病在祁连山之战》，《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于匈奴的5个小部落王国，拒战者诛之，归附者赦之。随后翻越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的大黄山，又称燕支山），向西北挺进千余里后，与浑邪、休屠二王遭遇。两军经过一番短兵相接的激战，浑邪、休屠二王败走，汉军擒获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等大小头领，斩首8900余级，还缴获了休屠王的两个祭天金人。汉军取得了祁连山北麓的第一次胜利，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师率减什七”①，万余汉骑，只剩下3000余，霍去病只好引残兵而回。行至皋兰山下（今兰州南），遭到匈奴折兰王和卢侯王的阻击。霍去病指挥士卒与敌展开短兵鏖战，杀二王而败敌军，胜利回师。
初战告捷，给汉武帝以极大的鼓舞，他决心乘河西匈奴惊魂未定之时，再次发动攻击。元狩二年夏，汉武帝命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领数万骑进攻河西；卫尉张骞、郎中令李广率万余骑出右北平，进击左贤王。
按照事先预定的作战计划，在西北方向，霍去病率部自北地出塞，是为北路；公孙敖率部自陇西出塞，是为南路②。霍去病所部是侧翼进攻，应从北侧插入敌后，断其退路，而公孙敖所部则负责正面进攻，同时又负有吸引敌方注意力，掩护北路汉军之迂回包抄的任务。霍去病率领一部“常选”即经过严格挑选的精骑，按计划自灵武（今宁夏银川北）渡河，先是翻越贺兰山，而后又“涉钧耆、济居延”，即穿过浚稽山沙地（今巴丹吉林大沙漠），绕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北）而转向南，沿弱水行军，通过小月氏地区（今甘肃酒泉一带），再由西北转向东南，深入2000余里，进至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黑河（今弱水上游）流域。然而，公孙敖所部却因迷失方向而未能如约与霍去病军会合。面对此种意外，英勇非凡的霍去病当机立断，毅然指挥部队向匈奴军的侧背后发动攻击。匈奴军很快就一败涂地，30200人战死，单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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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
②此据《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则云霍去病与公孙敖“俱出北地，异道”。
酋涂二王及相国、都尉等2500人投降，另有五王及王母、单于阏氏、王子共59人和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共63人被俘。汉骑则付出了“大率减什三”①的代价。
当河西大捷之时，在北方，李广与张骞出右北平后，于进军途中失去联系。匈奴左贤王率4万骑兵将李广所部4000骑团团包围。面对十倍于己的强敌，李广沉着冷静，令其子李敢率数十骑直冲敌阵，从敌军阵营左右接合部之间急驰而过，回来报告说：“胡虏易与耳！”②汉军士兵大受鼓舞，李广乃令部下列为圆阵，手执弓弩向外对敌。匈奴骑兵连续发动冲击，箭如雨下，汉兵死者过半，弓箭也将用尽。李广令战士只引满弓弩而不发箭，自己用大黄连弩向匈奴裨将射击，接连射死数人，匈奴的攻势这才缓和下来。夜暮降临，“吏士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服其勇也”③。第二天，汉军又奋勇拼杀，张骞率万骑赶到。左贤王见不能取胜，只得解围北撤。疲劳不堪的汉军也很快撤兵而还。
霍去病在数月之间连败河西匈奴军，除了归功于汉武帝用兵河西战略决策的英明之外，还得益于下述的诸多因素。首先，汉军的作战时机选择恰当，战术运用巧妙。匈奴历来多在秋高马肥之时用兵作战，而汉军由于马匹有粮草饲养，故骑兵的作战并不完全受到季节的影响，春、夏两季皆可出击。此次，汉军在春季作战之后稍事休整，随即发起第二次进攻，这种连续作战的方式突破了匈奴骑兵的作战常规，完全出乎匈奴的意料之外，因而能取得出敌不意、攻其不备的良好效果。其次，汉军统帅英勇、将士能战，具有强大的战斗力。霍去病于漠南战役中脱颖而出，此次出战河西，是他第一次独立领兵作战。这位年轻的主帅，一向具有剽悍勇猛的战斗作风，不畏艰险，不怕强敌，作战时“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④，这不能不极大地鼓舞汉军的士气，激励他们英勇奋战。汉军广大将士的英雄主义行动和高昂的斗争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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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
②③《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
神，为夺取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障。第三，汉军注意区分主要敌人和胁从分子，分化瓦解敌对势力。河西历来是多民族的聚居区，在匈奴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之下，民族矛盾一直比较尖锐。霍去病在两次河西之戡中，都注意利用匈奴内部的矛盾，坚持“舍服知成而止”①的政策，只要敌军表示归服便赦而不问，而把打击的目标集中在拒不归服、坚持反抗的一小部分顽敌身上。第一次进军河西时过邀濮部落而不战，皋兰山下的鏖战也只诛杀“锐悍者”而不残无辜等，都是“舍服知成而止”政策的具体表现。这不仅对分化瓦解敌军、夺取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而且还对河西各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使浑邪王的数万部众在后来归降了汉廷。
伊稚斜单于对河西匈奴军的两度惨败十分恼怒。当年秋天，他下令召见浑邪王、休屠王，欲加杀戮。浑邪王遂与休屠王密谋降汉。汉武帝闻报则喜，但又恐有诈，特地派霍去病率军前往受降。汉军出动之后，休屠王又忽然变卦结果被浑邪王所杀，部众也被吞并。霍去病的大军渡过黄河，与浑邪王军队遥遥相望，“浑邪裨王将见汉军而多不欲降者，颇遁去”②，局面一片混乱。霍去病立刻率领精锐突入匈奴军中，将浑邪王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同时纵兵斩杀了8000多名力战欲逃之人，稳定了局势。然后，派人护送浑邪王前往长安，同时命汉军监护号称10万实有4万多人的匈奴降众东渡黄河。汉武帝下令郡县出动大车3万辆相迎，将他们分别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黄河以南的战国秦长城之外，“因其故俗，为属国”。同时，“赏赐数十巨万，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③。
元狩二年的河西之战，使汉匈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此役使匈奴继失河南地后又丧失河西，其统治西部地区的根基便被彻底拔除了。此后，匈奴不仅在与汉朝争夺西域的斗争中长期陷于被动的地位，同时也在经济上遭受重大的损失，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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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
奴人哀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①而对汉朝来说，由于河西匈奴势力的消灭，“金城、河西并南山（祁连山）至盐泽（今罗布泊）空无匈奴”②，西部边郡的人民因而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就在河西之战胜利的当年，汉武帝下诏将陇西、北地、上郡的戍卒减少一半，“以宽天下徭役”③，这对减轻人民负担，恢复和发展因长期战争而遭受巨大消耗的西
汉经济，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由于西汉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不仅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而且打开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开始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汉匈的实力对比因此开始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此前汉匈双方还是保持均势的话，那么，此后匈奴便日趋衰弱并渐居下风，而汉朝的优势则日益明显，基本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河西之战结束后，汉武帝特嘉奖霍去病，“以千七百户益封骠骑将军”。后来，霍去病去世，汉武帝又下令隆重为其送葬，并“为冢象祁连山”，以表彰他在河西之战中的卓著功勋。这一切，充分反映了汉武帝对这次战役成果的重视。
五、漠北之战
（参见附图6）
元朔六年（前123年）漠南会战后，匈奴伊稚斜单于撤兵漠北的目的之一，是企图“诱罢汉兵，徼极而取之”。不料汉武帝却转攻河西，使匈奴的诱兵之计落空。恼羞成怒的伊稚斜单于，于元狩三年（前120年）春发数万骑兵，分别从右北平、定襄两郡入犯，杀略千余人，企图借以激怒汉武帝，诱使汉军北进，在漠北予以歼灭。
鉴于匈奴单于本部及左贤王部仍具相当实力并严重威胁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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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索隐》引《西河旧事》。
②《汉书》卷六十《张骞李广利传》。
③《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
北部边疆安全的现实，考虑到汉军经过以往多次实战的锻炼，已经积累了使用大规模的骑兵集团远途奔袭的作战经验，汉武帝决意乘河西新胜之机，加强北线进攻。元狩四年（前119年），他下诏实行币制改革，又令“初算缗钱”，实行盐铁专卖，以筹集战争所需要的大量物力和财力。同时，与诸将商议对匈奴的作战方针。他认为：“翕侯赵信为单于画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漠）轻留，今大发卒，其势必得所欲。”①决计利用赵信的错误判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从而确定了一个集中兵力、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的作战方针。尔后，他即调集10万骑兵，命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备率5万骑出征漠北；并组织“私负从马复四万匹”②随军行动，运载补给，补充作战时的马匹损失，还调拨数十万步兵，运送辎重。
元狩四年夏初③，卫青、霍去病统率大军，慨然踏上了征途。为确保此战必胜，汉武帝在战前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大将军卫青率前将军李广、左将军公孙贺、右将军赵食其、中将军公孙敖、后将军曹襄，统率骑兵5万出代郡寻找匈奴左贤王决战；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经过特选的“敢力战深入之士”5万骑出定襄，寻找匈奴单于的主力军决战。但队伍刚刚出发便捉获匈奴的骑哨，得知单于主力已经东移，汉武帝于是临时更改部署，将霍去病所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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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
②此据《资治通鉴》卷十九，汉纪十一，武帝元狩四年纪事。与《汉书·卫青霍去病传》所载“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是一致的，官马即指骑兵十万；私马即指私负从马四万匹。
③史书对元狩四年的出兵时间记载不一。《史记》卷。《匈奴列传》云：“其明年（元狩四年）春，汉谋曰……乃粟马发十万骑……”《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与之相同，《史记》卷一一一《卫青将军骠骑列传》及《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皆云出兵在春季，但《汉书》卷六《武帝纪》则在“夏，有长星出于西北”句后记卫、霍出兵之事，《资治通鉴》与此相同。所以，估计元狩四年之战是谋于春而发于夏，出兵时间或在春末夏初之交。
调改由代郡出塞，便于寻歼单于主力，卫青所部改由定襄出发，北上进击左贤王。
赵信得知汉军北进，又为伊稚斜单于出谋划策：“汉军即度幕，人马罢（疲），匈奴可坐收虏耳。”单于依计而行，“悉远北其辎重”①。将全部家属人畜辎重往更远的北方转移，而将精兵部署在漠北一带，准备迎击汉军的进攻。
卫青从定襄出塞不久，从俘虏口中得知匈奴单于驻牧的地点，立刻令前将军李广与右将军赵食其合兵一处由东路前进，以掩护自己的侧翼并攻击单于军的左侧背②，自己则率主力直奔单于军的主力，准备从正面迎敌。他率部向北行进千余里，穿越浩翰的大沙漠。抵达漠北后，“见单于兵陈而待”，卫青当机立断，创造性地运用车骑协同的新战术，命令部队以武刚车“自环为营”，以防止匈奴骑兵的突然袭击，而令5000骑兵出击匈奴。伊稚斜单于乃以万骑迎战。两军激战一天，未见胜败。临近日落之时，突然“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③，卫青乘势派军从左右两翼迂回，将单于的阵营包围起来。伊雅斜单于“视汉兵多面士马尚强，战而匈奴不利”④，遂趁夜幕降临，跨上一匹善于奔跑的精骑，率领数百壮骑杀出重围向西北方向逃去。战至深夜，汉匈双方伤亡大致相当。汉军左校点视俘虏，发现单于已在天黑之前突围脱逃，卫青立即派轻骑追击，自率大军随后跟进。匈奴军溃散。至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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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④《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
②据《史记》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漠北之战前，汉武帝曾以李广年老为由，拒绝让他领兵出征，后经李广一再请求，乃委以前将军之任。实际上，担心李广年老误事，只是汉武帝的假托之辞，他真正忌讳的，是因为李广曾经数次败于匈奴，认为李广领兵出征于战事不利。所以，汉军出发之前，武帝便暗中交代卫青，毋使李广与单于交锋，“恐不得所欲”。卫青此时分兵，正是依照武帝之意而为。此外，卫青的亲信公孙敖因在河西之战中误失战机而被夺去侯爵，卫青欲使公孙敖再立战功，重新封侯，故率公孙敖与己一起迎战匈奴单于，为此也需要支走李广。不过，纯粹从战术的角度来分析，卫青分兵击敌又颇符战理，对此不能否定。
汉军追击200余里，俘斩敌军1.9万余名，但未见单于踪影。卫青乘胜向北挺进，攻入窴颜山（今杭爱山南面的一支）赵信城，缴获了匈奴屯集的大批粮食和军用物资。汉军在此驻留一日，然后放火烧毁赵信城及城内未能运走的余粮，回师南下。到达漠南之后，卫青与李广、赵食其会合。李广、赵食其从东路前进后，因
无向导，半道迷路而未能参战。卫青派人查问迷路的情况，曾经威震敌胆、被匈奴称为“汉之飞将军”的李广愤然对部下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徙广部行回远，又迷失道，岂非天哉！”①遂拔刀自刎。一代名将的死于非命，使此役的胜利大为失色。
东出的霍去病军虽然未与匈奴单于交手，但其战果也十分巨大。霍去病凭借部下兵精马壮的优势，出代、右北平后，在荒无人烟的大沙漠中长驱北进2000余里，对匈奴左贤王发动猛烈进攻。左贤王自知不是霍去病的对手，很快就率亲信弃军而逃。霍去病穷追不舍，一直追到了狼居胥山（约在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
西北至阿巴嘎旗一带。一说在今蒙古乌兰巴托以东），斩杀匈奴北车耆王，俘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匈奴吏卒70443人。为了纪念这次战役，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今内蒙古呼伦湖与贝尔湖。一说今贝加尔湖）”②，祭告天地，庆祝胜利。
漠北之战，是汉军在距离中原最远的战场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也最艰巨的战役。汉武帝在取得河南、漠南、河西三大战役的胜利的基础上，根据汉军经过实战的锻炼积累的运用骑兵集团进行长途奔袭与迂回包抄的作战经验，利用匈奴王廷北徙之后误以为汉军不敢深入漠北的麻痹心理，决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大胆地制订了远途奔袭、深入漠北、犁廷扫穴、寻歼匈奴主力的战略方针。与此同时，他又细心进行战前的准备，除集中全国最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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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
②《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
锐的骑兵和最优秀的战将投入战斗外，还调集大批马匹与步兵，运送粮草辎重，以解决远距离作战的补给问题。而在作战中，汉军统帅又发挥了出色的指挥才能，充分利用骑兵的机动性与冲击力，不仅敢于深入敌境，而且善于迂回包抄，特别是卫青，在遭遇单于主力后，机智地运用了车守骑攻、协同作战的新战术，先借助战车的防御能力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继而发挥骑兵迅速机动的攻击能力，迂回包抄敌军的两翼，一举击溃单于的主力，更显示出其战役指挥方面的优异才能。所有这一切，都为汉军的胜利提供了保障。
漠北之战最终以汉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在这次战役中，汉军虽然付出了丧失数万兵士和10余万匹马的沉重代价，但却给予匈奴前所未有的打击。匈奴骑兵损失达八九万，左贤王所部主力几乎全部被歼。伊稚斜单于因与兵众失散十余日，以致于被误认为战死沙场，右谷蠡王遂自立为单于，十几天后伊稚斜单于复出，右谷蠡王乃去号，匈奴王廷的混乱与狼狈状态由此可见其严重。由于大批有生力量被歼、大批物资丧失，匈奴单于不敢再在大漠北缘立足而向西北方向远遁，因而出现了“幕南无王廷”的局面①。如果说漠南之战后匈奴单于移王廷于漠北还可以看作是一种战略转移的话，那么，漠北之战后的“幕南无王廷”则标志着匈奴势力大范围的退缩。经过这次大决战，危害汉朝百余年的匈奴边患已基本上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漠北之战实是汉武帝反击匈奴战争的最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