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漠北之战后汉匈形势的变化
自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至太初四年（前101年），西汉与匈奴之间出现了一个长达18年的基本上相安无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虽然双方不时发生摩擦乃至小范围的冲突，但大规模的战争却基本停止，总的形势较汉武帝前期大为缓和。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汉匈双方都需要实行暂时的休战。
对于西汉王朝来说，休战首先是迫于财政方面的巨大压力。在前一时期，西汉虽然在战场上赢得胜利，但也消耗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由于“征发烦数，百姓贫耗”①，不仅“边郡久废耕织”②，而且国库也十分空虚，财政极为困难，“大农陈臧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③，最后竟然出现“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④的现象，因此不得不暂时收缩战线。其次，匈奴在漠北战之后，大幅度地向西北退缩，汉朝的军事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自然也要作相应的改变，但战略重心的转移不可能一蹴而就，大量的基础性的准备工作，如河西走廊的开发和建设、争取西域诸国的归附等等，都需要花费相当的时间。何况在这一时期，西汉王朝又在两越、朝鲜、西羌、西南夷地区接连采取军事行动，为避免多面作战，也需要与匈奴实行休战。此外，漠北战役结束两年后，抗匈名将霍去病即英年早逝，而卫青也在元封五年（前106年）病逝，这对西汉王朝停止对匈奴的大规模征战，也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
匈奴一方，比西汉更需要休战。前已述及，在遭受河西、漠北等战役的失败之后，匈奴与西汉王朝的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的变化。匈奴的势力范围已大大西移，单于的王廷更已徙至遥远的北方。尽管有人认为不能把单于王廷移向漠北看作是其虚弱的表现⑤，但匈奴丧失大片领土，损失大量人员、牲畜和财物，军事实力大为削弱，却是不争之史实。昔日兵强马壮、地域辽阔的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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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
②《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
③《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④《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
⑤ 陶克涛：《毡乡春秋》，第353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奴大帝国至此已不复存在，匈奴单于也已基本上丧失与汉朝争锋抗衡的能力。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派公孙贺率1.5万骑出五原（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赵破奴率1万骑出令居（治今甘肃永登西北），两军搜寻前进各达2000余里，“皆不见匈奴一人而还”①。显然，这是匈奴采取了避战的对策，而取此策无疑是匈奴自感实力不济、难以抵抗汉军攻势的证明。因此，匈奴也渴望能有一段休战的时间，以便能得到恢复喘息，并进一步加强对西域各属国的控制，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对付汉朝的进攻。
正是因为汉匈都需要休战，所以“和亲”又成为这个时期双方经常提及的话题。在漠北战役结束不久，伊稚斜单于就在元狩末年依从赵信的建议，向西汉“遣使好辞请和亲”。他重提和亲，仍然企图恢复从前汉朝处于屈辱地位的汉匈关系。汉武帝召集大臣廷议，多数人反对恢复和亲。丞相长史任敞认为：“匈奴新困，宜使为外臣，朝请于边。”②主张匈奴只有臣服汉朝才能通好。由于双方的立场各自不同，所以和亲谈判不欢而散，出使匈奴的汉使任敞亦遭扣留。元鼎三年（前114年），匈奴伊稚斜单于死，子乌维继为单于。汉武帝遂巡狩边郡，后又巡边至朔方，并率领18万骑兵向匈奴示威，同时派使臣郭吉赴匈奴传达汉军平定南越吕嘉之乱的消息，对乌维单于说：“南越王头已县（悬）于汉北阙下。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汉。何但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为？”③单于大怒，扣留郭吉，“迁辱之北海上”。他一面“休养士马，习射猎”，加紧备战，一面仍“数使使好辞甘言求和亲”，“终不肯为寇于汉边”④。后来，汉朝使者杨信又提出“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⑤的和亲条件，遭到单于的拒绝。这样，双方使者虽往来不断，终因立场不同，达不成协议。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说明汉匈双方的积怨甚深，都缺乏通好的诚意，重议和亲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一旦条件成熟，势必重新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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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果然，从元封四年（前107年）开始，汉匈关系又逐渐紧张起来。这一年，乌维单于出于“欲多得汉财物”的贪心，曾对汉使诡称愿亲自入汉，“见天子，面相结为兄弟”。汉武帝闻讯后，专门在长安为单于建邸准备迎接。但单于却以种种借口未来，只委派一名“贵人”入汉。不料，这位贵人在长安患病不治而死，汉廷虽遣高级使节持厚币以隆重的礼仪还送其丧，但乌维单于却一口咬定贵人系遇害而死，将汉使扣留，又开始骚扰汉边。汉武帝针锋相对，拜郭昌为拔胡将军，与浞野侯赵破奴屯守朔方以东，以防备匈奴。
元封六年（前105年），乌维单于死，子詹（《史记》、《通鉴》作“乌”）师庐立，因其年幼，号为“儿单于”。随后又将王廷更向西北迁移，“左方兵直云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①。此时，匈奴内部矛盾加剧，汉朝一面派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一面加紧分化匈奴的活动。匈奴左大都尉准备杀单于降汉，汉武帝特下令在塞外修筑受降城（今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狼山西北），并于太初二年（前103年）派赵破奴率2万骑出朔方西北2000余里，进入浚稽山（今蒙古境内之阿尔泰山以北）准备接应。因事机泄露，儿单于先行下手捕杀左大都尉，发兵攻击赵破奴。赵破奴且战且退，“捕首虏数千人”，行至距离受降城大约400里处，遭到8万匈奴军的包围。夜里赵破奴出营寻找水源，不慎被捕，汉军遂全军覆没。这样，在休战了16年之后，匈奴侥幸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
此时，汉武帝正全力应付西征大宛战事，但针对匈奴的备战也在加紧行动。太初三年（前102年），匈奴詹师庐单于死，呴黎湖单于继位。遣光禄勋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障列亭，至卢胸”，在阴山北侧、大漠南缘千里筑亭障，修建长城，“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同时“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②，在居延海修筑长城。第二年，当李广利二伐大宛获胜，西域诸国纷纷归附汉朝之后，汉武帝立即将进攻的矛头重新对准了匈奴，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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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①在为祖先复仇的名义之下，宣布与匈奴重新开战。
二、天山、浚稽山之战
太初四年（前101年）汉武帝的宣战诏书，并未立刻引发汉匈双方的大规模战事。这主要是因为匈奴未能做好战争准备而大行缓兵之计的结果。就在这一年，匈奴呴黎湖单于死，新即位的且鞮侯单于担心汉朝发动进攻，主动做出许多友好姿态，不仅将路充德等一批扣押在匈奴的汉使悉数放回，而且还卑词自称道：“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②汉武帝有所感动，于天汉元年（前100年）派中郎将苏武等人出使匈奴，以重礼厚币赠送单于。但“单于益骄，礼甚倨”③，后来又借口汉副使张胜涉嫌参与匈奴缑王的谋反活动，将苏武一行扣留。汉武帝既气愤又失望，决计向匈奴发动进攻。
天汉二年（前99年）夏五月，汉贰师将军李广利率3万骑兵出酒泉，沿祁连山北麓向西北方向进军，至天山击败匈奴右贤王，斩敌万余人，但在还师途中又陷入重围，苦战几日，粮食殆尽，仍不得突围。假司马赵充国率数百精勇骑兵杀出一条血路，李广利引军跟进，这才突出重围。此战汉军损兵折将几近2万人，已不能言胜。同年秋，汉武帝又派因杅将军公孙敖出西河（郡治平定，今内蒙古准格旗西南），强弩都尉路博德出居延，两军挺进匈奴腹地，会师于涿邪山（在高阙塞北千余里，今蒙古国境内满达勒戈壁附近一带），终因寻敌不见而撤回。
还在李广利出征之时，汉武帝曾令名将李广之孙李陵引军跟随。李陵不肯接受为大军“将辎重”的任务，上书请求自领人马到兰干山南去牵制匈奴单于。汉武帝同意了李陵的要求并命路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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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德为之接应，可是路博德又不愿为李陵做后援，上书请求晚到次年春天再与李陵一起出兵。汉武帝于是怀疑是李陵怯战而使路博德上书，心中恼怒不已。就在下令路博德引军与公孙敖合军共击匈奴的同时，汉武帝又严令李陵急速出兵。天汉二年九月，李陵仅率5000步兵孤军深入，出居延远行1000余里，30余日后到达浚稽山与单于兵相遇。大约3万匈奴骑兵将李陵军包围起来，一场恶战随即展开。
李陵所率步卒，全是他精心训练出来的“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个个都能“力扼虎，射命中”①，战斗力很强。面对六倍于己的强敌，汉军沉着应战，先是“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李陵率战车出营外列阵，“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当匈奴骑兵纵马冲来时，汉军千弩齐发，匈奴兵“应弦而倒”，生者惊恐而退。李陵挥师追击，杀敌数千。匈奴单于大惊，自知遭遇劲敌，急忙调集8万骑兵增援。李陵见敌人势众，且战且走，数日之间又斩杀匈奴3000余级。匈奴军穷追不舍，李陵引兵向东南方向撤退，沿故龙城道行进，四五天后，又被匈奴军包围在大泽葭苇之中。匈奴军从上风纵火，李陵则令军中放火自救，乘势突出火阵，撤至山下，依托地势，与匈奴军“步斗树木间”，又杀敌数千。此后，李陵又指挥汉军与匈奴“战一日数十合，复伤杀虏二千余人”。单于见作战不利，又担心继续追击会陷入汉军的埋伏，便打算罢战后撤。不料这时李陵的部下管敢临阵投敌，匈奴单于因而得知李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以及人数、战术的底细，放心大胆地加紧了对汉军的进攻，将汉军压在山谷，匈奴军从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汉军虽然身处危境，但愈发奋战不已，至50万支弩矢全部射尽后，李陵下令弃车，率残兵3000人以车辐、尺刀为武器，与匈奴军展开激烈肉搏，“士卒多死”，最后还是被包围在峡谷之中。夜半时分，李陵率十余壮士杀出重围，匈奴数千骑兵追来将李陵抓获。李陵自觉“无面目报陛下”，遂投降了匈奴，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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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
率领的5000精兵，最后仅有400余人返回。
天汉二年战事的失利，主要与西汉王朝的轻敌有关。自漠北战役后，汉朝便以强大的胜利者自居，对匈奴的实力估计偏低。太初二年汉军败于浚稽山，说明匈奴并非不堪一击，但汉廷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天汉二年又在优势感的驱使之下做出孤军深入的决策。而李陵的出兵，更是出于个人的意气用事，根本没有应付逆境的思想准备和具体措施。所以李广利与李陵的两次出征，都是孤军远征，既缺乏掩护，也没有后援，容易遭受匈奴优势兵力的围攻而败没。而匈奴一方，虽然其诱敌深入、以逸待劳的战略殊无新意，但匈奴军队显然已吸收前一时期接连败绩的教训，其持续作战的能力提高了许多，对战术也作了相应的改进，更加注重作战的机动性和突然性，更加注意以多打少，以强击弱。因此，几支汉军接连败在匈奴手下，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燕然山之战与汉武帝晚年的政策调整
天汉二年的失利令汉武帝十分震怒。天汉四年（前97年），他又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出击行动，准备与匈奴一决雌雄。贰师将军李广利率6万骑兵和7万步兵出朔方，强弩都尉路博德率万余士卒策应作战；游击将军韩说率步卒3万余人出五原，因杆将军公孙敖率1万骑兵及3万步兵出雁门。四路大军共21万余人，声势之浩大不在漠北战役之下。匈奴且鞮侯单于探得汉军动态之后，迅速将其妇幼、资产全部转移到余吾水（今蒙古国土拉河）以北，自己率领10万精骑列阵于余吾水南岸待敌。李广利引军来到，随即与匈奴军展开厮杀。见不能取胜，李广利引兵撤退，且鞮侯单于挥骑追击，交战10余日，汉军一无所得。公孙敖与匈奴左贤王部遭遇，因接战不利便很快退兵。韩说所部则扑了个空，无功而返。
太始元年（前96年），匈奴且鞮侯单于死，狐鹿姑单于即位。此后几年，由于汉匈双方统治者都将主要精力用于处理内政，所以汉匈关系比较平稳，维持不战不和的态势。进入征和元年（前92年）以后，西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趋尖锐，而狐鹿姑单于则根基已固，又开始不断向汉朝挑衅滋事。征和三年（前90年），匈奴军攻入五原、酒泉两郡，杀二都尉，颇有占据上风之势头。
面对匈奴咄咄逼人的攻势，汉武帝当然不肯示弱。他不顾当时西汉王朝刚刚经历了巫蛊之祸①、政局尚且不稳的现实，准备向匈奴进军。朝中的方士、太史、太卜及治星望气者流，纷纷迎合汉武帝的好战心理，借助求蓍问龟的形式，声言：“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并说“诸将贰师最吉”②。汉武帝决心遂定，任命贰师将军李广利这个庸才为统帅，率军出征。
征和三年（前90年）三月，三路汉军浩浩荡荡开出塞外。其中，李广利率领由7万大军所组成的主力由五原北进，御史大夫商丘成率3万人出西河向西北挺进，重合侯莽通将4万骑兵出酒泉向北前进③。为防止受匈奴控制的车师国截击莽通，汉武帝又特派成娩率楼兰等六国之兵攻击车师，以保障莽通军侧翼的安全。
狐鹿姑单于闻知西汉大军数路并出，立即将其物资、辎重家属及老、弱之人转移至郅居水（今蒙古国色愣格河）北岸，自己亲领精骑在姑且水（今蒙古国图音河）以西布阵，准备迎击汉军。匈奴左贤王则将其所部转移至余吾水以北六七百里的兜衔山地区，以避汉军之锋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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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武帝晚年多病，怀疑是有人使用“巫蛊”的巫术活动造成的。征和元年（前92年），有人告发丞相公孙贺曾在汉武帝经过的甘泉官驰道埋下木偶人“祝诅有恶意”（《汉书》卷六十六《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汉武帝将公孙贺父子及其家族处死，后又将有牵连的后宫及大臣数百人以“巫蛊祝诅”之罪处死。翌年，汉武帝信用的江充又诬告太子刘据宫中埋有木偶人，刘据大惧，矫诏发兵捕杀江充。汉武帝发兵追捕，激战五日，死者数万，太子兵败后自杀。
②《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③《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资治通鉴》记商丘成部兵力为2万人。
商丘成率部进至追邪径，因未见敌军而后撤。行至浚稽山时，匈奴的一员大将及汉降将李陵率3万骑兵追杀上来，汉军且战且走，转战9天。汉军将士英勇杀敌，战至蒲奴水（今蒙古国翕金河）地区时，伤亡惨重的匈奴军终于支撑不住，主动退出了战斗。商丘成所领汉军取得了小胜。
莽通所部皆为骑兵，战斗力较强。他率军挺进千余里，在天山以北与2万匈奴骑兵遭遇，匈奴军见汉军兵马强盛，自知战不能胜，随即主动撤退避战。莽通军因而一无斩获，空手而还。
李广利率主力出塞后，初始一切顺利。行至夫羊句山（在浚稽山东南）狭谷，遭受匈奴右大都尉及汉之降将卫律所领5000骑兵的伏击。李广利令属国胡骑2000人迎战，“虏兵坏散，死伤者数百人”①，匈奴军开始后撤。汉军乘胜追击，直至范夫人城（今蒙古国南戈壁省达兰札加德西，一说在夫羊句山北），匈奴军只顾狂奔溃逃，不敢交锋。就在这时，京师传来了令李广利惊惧不安的消息：原来李广利在出师之前，曾与他的亲家、丞相刘屈氂密谋拥立李夫人之子、李广利之甥昌邑王刘髀为皇太子。在李广利出征之后，此事被人告发。六月，刘屈氂以大逆不道罪被斩，李广利之妻小亦被捕入狱。李广利闻讯方寸大乱，部属胡亚夫劝他投降匈奴以避祸，他犹豫不决，又欲“深入要功”②，希望能用赫赫战功来减轻自己的罪责，并援救自己的妻小。于是，他置汉武帝在出师之前所下“必毋深入”③的诏令于不顾，冒险孤军北上，来到郅居水上，仍不见匈奴军的踪影。李广利不甘心，又领2万骑兵渡过郅居水，一路搜寻匈奴主力，终于追上了匈奴左大将所部的2万骑兵。匈奴军没有料到汉军的到来，激战一日，损失惨重，左大将战死，士卒伤亡者甚多。就在此时，李广利的长史与决眭都尉煇渠侯私下合谋，认为李广利“怀异心，欲危众求功，恐必败”，准备逮捕李广利而后撤退。李广利获知此事，遂先行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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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③《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斩杀掉长史等人。但这样一来，汉军人心更加涣散，斗志低落，李广利无奈，只好往后撤至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匈奴单于亲率5万骑兵在此进行拦截，切断汉军的退路。两军交战，疲劳不堪的汉军“大乱败”，李广利贪生怕死，在阵前投降了匈奴。
燕然山之战，是汉武帝在位期间与匈奴的最后一次大战，也是他用兵匈奴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这次败仗，使汉武帝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悔远征伐”①。长期的战争，不仅使国力遭到巨大的消耗，导致国库的空虚，而且人民的徭役赋税负担极其沉重，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农民大批逃亡，武装起义不断发生。这一切，使汉武帝意识到，无限制地对匈奴发动战争实在得不偿失。他经过深刻反省，决心改弦更张。征和四年（前89年）六月，遂发布著名的轮台诏令“深陈既往之悔”，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②从此，汉武帝不再主动出兵进攻匈奴，由尚武而转向重视农耕，重新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狐鹿姑单于因几次胜利而沾沾自喜，征和四年曾致书汉武帝，倨傲地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并骄狂地提出：“今欲与汉闿（开）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蘖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这个要求遭到了汉武帝的拒绝。狐鹿姑单于的口气虽然不小，但由于“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堕殰，罢（疲）极苦之”③。所以匈奴实际上也无力再大举发兵南下，对汉朝构成严重威胁。这样，汉匈双方又迎来了一个大致相安无事的新时期。
四、汉军失利的主客观原因
汉武帝后期对匈奴进兵的接连失利，是一系列复杂因素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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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③《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作用的必然结果。
西汉社会的动荡与政局的混乱，是导致汉军失利的深层原因。漠北战役之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汉武帝师心自用，不顾西汉社会急需休养生息的事实，继续推行其开边兴利的政策，接连用兵，四面出击。加之他重刑罚，穷奢丽，弄鬼神，终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危机。元封四年（前107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
无名数者四十万”①。天汉年间，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农民的暴动，他们“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②。这些农民起义虽然先后遭到镇压，但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的局面并未改变，阶级矛盾依然十分尖锐，社会仍然动荡不安。与此同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激化。以卫太子为首的“宽厚长者”派反对汉武帝的开边兴利政策，“太子每谏征伐四夷”③，而那些“深酷用法”的大臣则对太子屡加陷害，终于在征和二年（前91年）爆发了“巫蛊之祸”的惨剧，朝政一片混乱。政局的动荡，不仅使西汉王朝无法集中精力进行对匈奴的战争，甚至还直接导致了前线的失利，李广利投降匈奴就是个突出的实例。尤其严重的是，在汉武帝后期，民众的反战、厌战情绪已变得十分强烈。汉武帝前期对匈奴的反击战争，目的是为阻止匈奴的骚扰与侵掠，保护中原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因而是符合广大汉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具有无可争议的正义性。因此，它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支持和积极参与。但在汉武帝后期，用兵匈奴已经成为最高统治者穷兵黩武政策恶性发展的一部分，这对于饱受战乱之苦、急需休养生息的民众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于是，他们便纷纷加入流民的行列以逃避兵役和赋税，甚至揭竿而起，与官府为敌。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到汉军的士气和斗志，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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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四十六《万石卫直周张传》。
②《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
③《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四，武帝征和二年。
而导致战局的失利。
西汉王朝综合国力下降所造成的汉军战斗力的下降，则是汉武帝后期对匈奴战争屡遭败绩的基本原因。自马邑之谋以来，汉武帝连年用兵，“师旅之费不可胜计”①。不仅把汉兴六七十年来所积累的巨大财富消耗一空，而且还导致了“天下户口减半”②、“海内虚耗”③的严重后果。尽管汉武帝先后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财政制度改革以聚敛财富，但仍然无法避免“民力屈，财用竭”④的困境的出现。综合国力大不如昔，汉军的整体作战能力也随之大幅度降低。例如，由于马匹严重不足，汉军在出征之时，往往大量削减骑兵部队而代之以步兵。骑、步兵混合编制，固然有其优势，但面对素以快速灵活、机动性强而著称的匈奴骑兵，就很难在战场上把握战机，争取主动。由于缺乏足够的骑兵，汉军的行进速度也大大减慢，这不仅使匈奴在战前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备战，而且在撤退时又容易被匈奴快速追及并遭到包围。同时，由于马匹不足，汉军的后勤保障系统也变得脆弱起来，其远程作战与持续作战能力便往往因为粮草及装备供应不足面大打折扣。
从战术运用的角度来分析，汉武帝后期的几次战役也存在着兵力分散、缺乏统一指挥等不少弊病。另外，在后期作战中屡当重任的贰师将军李广利，原是汉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他是凭借着裙带关系才得以步步高升的，其军事才能及威望均无法与卫青、霍去病相比。由他出任全军的统帅，实在是难孚众望。因此，汉军将领之间的协调与配合也就不免要产生许多问题。凡此种种，都可以看作是导致汉军失利的直接原因。
匈奴军作战方式的改变，也是汉军屡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漠南战役之后，匈奴就采用了远离汉朝边塞、以逸待劳的战略。不过，由于当时汉军远程作战及机动作战能力较强，加之战场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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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赞。
②《汉书》卷二十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
③《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离汉军后方不甚遥远等原因，所以匈奴的诱兵之计未能奏效。到汉武帝后期，情况便发生了变化。此时，匈奴除将根据地迁往离汉朝边塞更为遥远的北方，以增加汉军奔袭的距离与难度外，又利用投降的汉将训练甚至指挥匈奴军队，在保持其高度灵活、机动特点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了持续作战的能力。由于远途奔袭的
距离加大，加上马匹数量的减少，后勤补给困难，汉军只有力求速战速决，才有取胜的可能。匈奴便发挥自己骑兵灵活机动的特点和持续作战能力提高的优势，避开汉军的锋锐。待汉军疲倦、后勤补给不足之时，再穷追猛打，并针对汉军兵力分散，各自为战的弱点，在局部战场投入优势的兵力，重点打击为其追击或包围的汉军。汉军几次战役的失败，皆与此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