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域概况
“西域”一词，始见于西汉人的记载①。但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我国先民，却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与西域地区存在着交往。不过，至少在汉武帝以前，各个中原王朝都未与西域建立正式的、官方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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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林剑鸣：《秦汉史》上册，第4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西汉人所说的“西域”，今人一般认为有狭、广两种含义。狭义的西域，据《汉书西域传》所称，是“南北有大山，中夹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地理范围，大体上就是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敦煌以西、帕米尔高原以东的今新疆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是泛指通过狭义西域所能达到的中亚、西亚、印度半岛乃至更远的地区。
西域地区以干旱荒漠为主要景观特征。由于高山与盆地相间分布的地表结构及大陆性干旱荒漠气候的影响，这里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低温干燥，少雨多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此面临着较大的困难与压力。然而，这里又有众多的山坡草原、森林以及由发源于高山冰雪区的内陆河流所形成的大片绿洲沃野，从而为人类的生活与生产提供了便利。
至迟在距今1万年左右，西域便有了人类的活动。在新疆帕米尔地区库尔干县东南34公里的吉日尕勒遗址中，发现了早期人类用火的遗迹①。在此后的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这里存在着特征非常鲜明的考古学文化②。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开始进入青铜时代，社会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至西汉初年，这里已经发展起几十个社会形态及经济类型各异的国家。东汉人荀悦在其《汉纪》书中，将这些国家区分为“大国”、“次大国”和“小国”三种类型，而班固则将它们分为“行国”和“居国”两种：在山谷的居民随畜逐水草而流动，是谓“行国”；而在沙漠里分散的绿洲上生息的人民则有城郭田畜，是为“居国”。由于“居国”的数量多，地位重要，故而《汉书·西域传》说“西域诸国大率土著”，统称“居国”和“行国”为城郭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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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塔什库尔干县吉日尕勒旧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载《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
②《新疆考古三十年》，收入《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据《汉书·西域传》载，西域在汉武帝之前，原有36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今人黄文弼先生曾依据地形，将《汉书·西域传》中所述的53个国家分为五组：
塔里木盆地组。包括楼兰（后改名鄯善）、且末、精绝、抒弥（抒罙、拘弥）、于阗、皮山、莎车、疏勒、温宿、姑墨、龟兹、仑头、乌垒、渠犁、尉犁、危须、焉耆17国。这17国皆为“居国”，分处汉通西域的南北两道的要冲。
昆仑山谷组。包括婼羌、小宛、戎卢、渠勒、西夜、蒲犁、依耐、无雷、乌耗、难兜10国。这10国皆散布于昆仑山谷中，除难兜之外，其余皆是随畜逐水草的“行国”。
葱岭山谷组。帕米尔高原有一子午山脉，其上生葱，我国地理书称为葱岭，分布于葱岭山谷中者，有捐毒、休循、桃槐、大宛4国。大宛因在葱岭之西，通常不计在内。
天山山谷组。包括尉头、乌孙、乌贪訾离、劫国、单桓、卑陆、卑陆后国、郁立师、蒲类、蒲类后国、西且弥、东且弥、狐胡、车师前国、车师都尉国、车师后王国、车师后城长国、山国18国。
葱岭以西组。包括罽宾、乌弋山离、安息、大月氏、康居、大宛6国。①
除上述诸国之外，在安息以东、兴都库什山西北有大夏国，康居属下有奄蔡国，大夏以南有身(yān烟)毒国等。在汉代的史籍中，它们不属于狭义的“西域”范围，而是被列入广义的“西域”范围。
西域地区诸国林立，人种复杂。自古以来，这里便是各民族的交辏之地，除去汉族以外，尚有羌藏人、突厥人、蒙古人、雅利安人、印度人迭居其地。大体说来，羌藏人居于昆仑山脉一带，而塔里木盆地南部诸国即杂羌藏人；突厥人居于天山西北吉里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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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文弼：《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收入其《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思原野，因而塔里木盆地北部诸国即杂突厥种；蒙古人居于天山东北阿尔泰山一带，故天山东部山谷诸族杂蒙古种，葱岭山谷多是印欧种人，吐鲁番盆地则有较多的汉族人①。
二、张骞通西域
西汉初年，西域已经成为匈奴的势力范围。在先后征服了乌孙、楼兰、呼揭等国之后，匈奴西边的日逐王设置“僮仆都尉”，常驻焉耆、危须（在今新疆焉耆县东100里）、尉犁（今新疆库尔勒）一带，对西域各国、各族实行高压统治，“赋税诸国，取富给焉”②。
西汉王朝注意西域，始于汉武帝时，而其最初的目的，是寻找被匈奴逼迫西迁的月氏人。月氏人原在河西走廊游牧，当其强盛之时，有控弦之士十几万，匈奴等族都要送质子于月氏以示顺服。秦朝末年，月氏因不能抵御匈奴的进攻而放弃河西之地向西迁徙。但曾在月氏为质子的匈奴冒顿单于却不肯轻易罢战，仍对月氏人追杀不舍。汉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在写给汉文帝的信件中，冒顿单于声称他已经“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③。实际上他是把月氏人赶到了准噶尔盆地。至老上单于时期（前174～前161年），匈奴又连破月氏，月氏王的头盖骨都成了老上单于的“饮器”①。月氏人被迫继续西迁至伊犁河流域，他们对匈奴人恨之入骨。
汉武帝从投降汉朝的匈奴人口中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立刻产生了联合月氏共击匈奴的设想。然而，要把这个设想变为现实，必须首先与月氏人取得联系，他于是下诏招募出使西域之人。郎官张骞挺身而出，于建元二年（前139年）率领100多名随从，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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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文弼：《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
②《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
③《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④《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
上了艰辛的路程。
张骞一行自陇西出塞不久，就成为匈奴人的俘虏，被送至远在今蒙古鄂尔浑河一带的单于王廷。单于听说张骞等人欲往月氏，便责问道：“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①？于是，张骞等人便被扣留下来。10余年转瞬而过，张骞虽然已在匈奴中娶妻、生子，但始终“持汉节不失”②，念念不忘自己的使命。后来，张骞终于乘隙逃脱，西行数十日，越过葱岭，来至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又经过康居，终于在妫水（即乌浒水，今土库曼斯坦之阿姆河）北岸看到了月氏人的旗帜。
张骞历经千辛万苦找到月氏人，但他在月氏及其统领下的大夏（今阿富汗北部）逗留了一年多，“竟不能得月氏要领”③。原来此时的月氏人早已满足于目前安居乐业的生活，无意报复匈奴，又认为西汉太过遥远，因而对两国联合进攻匈奴一事毫无兴趣。张骞见此，只好返回。归途中，他有意沿昆仑山、阿尔金山北麓东行，意在躲避匈奴的截留，不料最后还是被匈奴拦劫扣留。一年以后，匈奴军臣单于死，匈奴发生内乱，张骞乘机逃回了汉朝，这时已是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当初和他一道出使的随从，只剩下堂邑父二人和他同时回到长安。
张骞此次出使西域，前后经历了13年的时间，他那非凡的勇气、坚强的意志和对祖国的耿耿忠心，无论对当代还是后代的人们，都是一种巨大的激励和鼓舞。他虽然没有完成与月氏结盟的具体使命，但毕竟揭开了中原王朝与西域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回国之后，张骞将自己在匈奴、西域的亲身经历及见闻向汉武帝做了详细汇报，更加激发了汉武帝经营西域的雄心。此后进行的河西之战、通西南夷等，都是根据张骞的汇报作出的战略决策。
漠北会战之后，匈奴大幅度地向西北退却，控制西域日益成为汉朝进一步打击匈奴的关键所在。而“西塞”的修筑（详后），又使汉朝在军事上开通西域成为可能。元狩四年（前119年），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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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
骞又向汉武帝提出了联络乌孙共击匈奴的新建议。
乌孙本是与月氏同处在河西地区的游牧民族，后因不堪忍受月氏人的压迫而投降了匈奴。当月氏人被匈奴赶到伊犁河流域之后，乌孙首领昆莫请求匈奴助报旧怨，西向攻破月氏，占据了伊犁河流域。以后，乌孙又与匈奴反目，“不肯复朝事匈奴”①。匈奴曾发兵攻打乌孙，但战不能胜，双方保持着不战不和的微妙关系。张骞认为，“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奠地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②。
张骞试图以故土、财物和美女来打动乌孙国王，想法未免失之于简单。但他的“断匈奴右臂”策略，却是形势所急需；更为重要的是，他所提出的招徕西域诸国为汉朝“外臣”的设想，对早就有意耀武扬威于西域的汉武帝来说，真是正中下怀。所以，汉武帝很快就拜张骞为中郎将，率领着一支由300人组成的队伍，携带着万头牛羊和数千巨万的金币绢帛等物，浩浩荡荡地向西出发了。
张骞到达乌孙之时，正值乌孙国内政局动荡、三派势力分立的非常时期。所以，尽管乌孙国王欣然接受了张骞代表汉武帝所赠予的财物，但对张骞要求乌孙与汉结为兄弟之国共击匈奴的建议却不置可否，加上乌孙距汉遥远，不知汉朝的大小强弱，其国地近匈奴且服属已久，大臣、贵族普遍不愿举国远徙并与匈奴开战。这样，汉朝联络乌孙共击匈奴的设想便暂告落空。
张骞的使命虽未完成，但收获仍然很大。乌孙国王在张骞回国时，特派了专使护送，并献良马数十匹以报谢汉武帝。这数十名乌孙使者亲眼目睹了汉朝的地广人众与物产富饶，回国后将其见闻报告乌孙国王，“其国后乃益重汉”③，为日后乌孙与汉朝的通婚结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外，随同张骞出使的许多“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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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汉书》卷六十《张骞李广利传》。
③《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副使”奉命去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弥等国，广泛传播了汉朝文明的信息。这些国家大多愿意与汉通使往来，有的还派遣使者随同汉使一同来至长安，从而开始了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官方正式往来，所以，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被人称为“凿空”，其丰功伟绩，永远令人景仰。
三、楼兰之战
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自乌孙返回。乌孙拒绝与汉结盟，使得汉武帝深感失望和不快，但这种情况也使汉武帝明了，要使乌孙成为汉朝的盟国，必须以汉朝在西域强有力的存在为基础。汉武帝感到，当务之急，是在河西走廊的西端，亦即西域地区的东部，建立起一个足以支持西域诸国抗拒匈奴、亲附汉朝的据点。
元封元年（前110年）四月，汉武帝举行了象征帝王“功成治定”的封禅大典。在此前发布的一则诏书中，武帝以“南越、东瓯咸服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之语来概括当时的边疆形势。事实上，汉与北夷即匈奴的战争虽未结束，但汉朝早已处在绝对优势的地位，真正的问题，是西蛮即西域诸国还不肯承认并接受汉朝的统治。从诏书当中不难看出，汉武帝已然下定了以武力迫使西域诸国改变态度的决心。从以后的事态发展来看，汉武帝此时也基本拟就了向西域推进的策略，即先派军队向西占领据点，然后在据点的后方修筑亭障，在据点的前方向更西的区域扩大声威，如此反复循环，步步推进。这种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反击匈奴战略的继承①。所以，攻打西域已是如箭在弦，势在必发，问题只是在时机和地点的选择而已。
元封三年（前108年），酝酿已久的对西域的战争终于爆发，汉朝首次用兵的对象，是楼兰和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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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田余庆：《论轮台诏》，《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楼兰是西域的一个小型城郭国家。据今人研究，其国人属于印欧人种，方言与焉耆—龟兹语相近。据《汉书·西域传》载，在西汉末年，楼兰有户1570，人口1.41万，兵卒2912人，“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姑师又名车师，人种、语言与楼兰相同，人口约在万人左右，兵卒3000左右。这样两个地狭人寡的小国，何以会成为汉朝动武的对象呢？
楼兰和姑师都是“临盐泽”之国，盐泽即今罗布泊。汉武帝时，楼兰国都楼兰城位于罗布泊的西北岸、孔雀河的入海处，正扼西域门户。这里西南通且末、精绝、拘弥、于阗，北通姑师，西北通焉耆，东当白龙堆，通敦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姑师的国都交河城，即建在今吐鲁番西北，这里南通楼兰、西通焉耆、西北通乌孙，东北通匈奴，东南通敦煌，是西域重要的交通要冲。自汉初以来，楼兰便是匈奴的属国，而姑师则因地近匈奴，更是长期处在匈奴的直接控制之下。自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之后，汉与西域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①。地当冲要的楼兰、姑师二国，既苦于供应汉使，又受制于匈奴，所以经常发生劫杀汉使之事。此外，两国又屡屡为匈奴充当耳目，为之提供汉使活动的情报。这样，楼兰和姑师便成为汉通西域的两个直接的障碍，于是，在保护西行使者的名义之下，汉军开始了对楼兰和姑师的进攻。
元封三年（前108年）冬十二月，从票侯赵破奴率领属国骑兵及郡兵数万人出征。汉使王恢曾遭楼兰劫掠，熟悉楼兰的情况，因而被任命为赵破奴的副手。赵破奴率轻骑700先行，突袭楼兰，擒获了楼兰王。然后，乘胜挥师北上，顺利地攻破了姑师。
数万大军攻击两个弹丸小国，犹如以石击卵，取胜乃是当然之事。楼兰在战后不久即向汉朝贡献礼品，并将一名王子送至长安为质。匈奴闻讯，亦发兵击楼兰，于是楼兰王又将一子送往匈奴为人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楼兰国一直在西汉和匈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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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
首鼠两端，摇摆不定，可见元封三年的战事并未彻底征服楼兰。不过，这次战役毕竟迫使楼兰改变了公然与汉为敌的状况，消除了在通往西域之入口处的一个直接障碍。据《汉书·西域传》载，战役结束后，汉军曾有“暴兵威”之举，大肆宣扬胜利，这或许可以反映出，汉武帝发动楼兰之役的主要目的，是要扩大汉朝在西域的影响，“以动乌孙、大宛之属”①。
四、伐大宛
大宛位于帕米尔西麓、锡尔河上、中游，是一个由希腊后裔所建立的国家。王治贵山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卡散，一说为俱战提），辖有大小属邑70多个，有户6万，人口30万，军队6万，是个农牧二业兴旺的国家，产稻、麦、葡萄、苜蓿，尤以出产汗血马著称。大宛西北邻康居，西南邻月氏、大夏，东北临乌孙，东经帕米尔的特洛克(Terek)山口可达疏勒，在当时东西方的交通线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曾于元光六年（前129年）至元朔元年（前128年）之间访问过大宛。《汉书·张骞传》说，“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所以大宛王对张骞的到来非常欢迎。当张骞离别时，大宛王“为发译道”，帮助他到达康居。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其副手又至大宛，而大宛则“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可是，在太初年间，汉武帝却接连向大宛用起兵来。
汉武帝用兵大宛的原因，古往今来，其说不一。司马迁和班固都仅以求汗血马来解释。汗血马是大宛特产的良马，据说此马“蹋石汗血，汗从前肩蒋出，如血，号一日千里”②。张骞曾在武帝面前极言此马之好，于是武帝便委派使者“持千金及金马”去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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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
②《汉书》卷六《武帝纪》颜师古注引应劭语。
买。大宛王“以汉绝远，大兵不能至，爱其宝马不肯与”①。汉使发怒而口出恶言，大宛王遂令其东部的郁成王攻杀汉使并劫其财物。武帝一怒之下，便下令攻伐大宛。
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汉武帝伐大宛的目的，是为改良马政②。还有人提出了“求天马以升天”说③。这些说法，都有其合理性。但从汉武帝向西开边的阶段与步骤来考察，汉军开往大宛一带，实是多年来汉朝军事战略上步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决非缘于汉武帝个人一时的物欲④。
前已述及，汉武帝开边的大致程序是：先派军队在攻击的方向占领据点，再在据点周围地区修筑城障，在据点的前方向更远的区域扩大声威。楼兰之役后，汉朝的亭障自酒泉延伸到了玉门，又“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汉朝的声威远播，许多国家都遣使来汉。然而由于匈奴当时在西域的势力强大，因此许多小国仍不敢背弃匈奴而全然听命于汉；乌孙、大宛等大国，由于距离西汉遥远，所以也不热心与汉鞔建立密切的关系。《汉书·张骞传》云，“大宛以西皆自恃远，尚骄恣，未可诎以礼羁縻而使也。"武帝欲招徕大夏之属以为“外臣”的愿望还远未实现。这样，军事上就出现了进一步向西方迸发的需求。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曾下诏征求可立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令各郡国“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⑤。这里所说的“绝国”，颜师古解释为“绝远之国”，当是指乌孙、大宛、大夏之属。所以，从这个诏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汉武帝已在积极筹划对西域的新的战争，目标主要集中在上述三国。由于后来乌孙接受了汉朝的同盟之请，而大夏又过于遥远，因此，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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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
②余嘉锡：《汉武帝伐大宛为改良马政考》，《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③张维华：《汉武帝伐大宛与方士思想》，《汉史论集》，齐鲁书社1980年版。
④参见田余庆：《论轮台诏》。
⑤《汉书》卷六《武帝纪》。
便没有汗血马的吸引，对大宛也不能免于一战。
太初元年（前104年）秋八月，汉朝开始了向大宛的进军。汉武帝“欲侯宠姬李氏”①，委派李夫人之兄李广利为汉军统帅，期望他能攻破大宛的贰师城（今吉尔吉斯斯坦西南部乌勒塔白）而取得宝马。
战役的第一阶段，汉军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汉武帝轻信浞野侯姚定汉的妄言，以为“兵不过三千人”，即可“尽虏破宛矣”②。于是只给了李广利6000名属国骑兵和数万未经严格训练的“郡国恶少年”。这支队伍出师后，首先遇到来自沿途各国的抵抗。这些当道小国闻知汉军将至，纷纷闭城坚守，拒绝为汉军提供给养。李广利无奈，只好发兵攻打，有的一攻即破，汉军可以获得一些饮食补充；有的围攻数日而不克，汉军就只能罢战而走。这样一路且打且走，当行至大宛东部的郁成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奥希）时，汉军已是仅剩几千人的疲惫之师，而大宛军以逸待劳，据城坚守，“所杀伤甚众”③。李广利与左右商议道：“至郁成尚不能举，况至其王都乎？”④遂撤军东还。太初二年（前103年）夏，李广利撤至敦煌，士卒仅剩下十分之一二。李广利上书武帝，称西去大宛道路遥远，汉军给养匮乏，以至“士卒不患战而患饥”，加上兵力不足，因而请求汉武帝暂且罢兵，待重新集结大军后再征大宛。汉武帝见书大怒，急遣使者至玉门关宣诏：“军有敢入，斩之！”⑤李广利惊恐而不敢再言，只好屯兵玉门关外待命。
就在这一年的夏季，汉将赵破奴所率2万士卒被匈奴歼灭于浚稽山，汉朝公卿都建议汉武帝放弃伐大宛的作战计划，集中兵力对付匈奴。但汉武帝则另有主张，他认为，大宛不过是西域的一个小国，如果连它都不能降服，“则大夏之属渐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轮台易苦汉使，为外国笑”⑥。为此，他再度调兵遣将，重新发动了对大宛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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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④⑤⑥《汉书》卷六十《张骞李广利传》。
②《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
太初三年（前102年），李广利率领一支由释放的囚徒、恶少年及边郡骑兵组成的6万人的大军二次出征，一支由10万头牛、3万匹马及杂畜万余组成的后勤部队驮运军需物资随后，另外还有大批“私负从者”随军出征。同时，汉武帝又征发甲卒18万人屯守酒泉、张掖一带，以为远征军的后援。
由于此次汉军兵威强盛，沿途各小国一反上次所为，莫不望风而开门出迎，供给汉军食物。行至轮台（今新疆轮台），其国闭门不迎，李广利令部下攻打，最终屠城而去。自此再向西行，无人胆敢抗拒和骚扰。李广利的3万精锐部队“平行至宛城”①，很快就兵临贵山城下。
出征之前，汉军已知大宛国都“城中无井”，用水皆是汲取城外河流之水，于是特地派遣一批水工随军，计划在作战时首先将河水改道，断绝城中水源，然后围而攻之。到达贵山城后，李广利依计而行，然后又“围其城，攻之四十余日”②，突入贵山城之外城。大宛贵族见形势危急，力图自保，遂杀国王毋寡并向汉军求和，表示愿意尽出其汗血宝马，任由汉军挑选。李广利此时“闻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③，又担心康居的援军乘汉军疲敝而发动进攻，便接受了大宛贵族的请求。
停战之后，大宛除了供给汉军大量的物资和食物之外，又“出其马，令汉自择之”④。汉军中善相马者挑选了“善马”数十匹，“中马”3000余匹。李广利又扶立亲善汉朝的大宛贵人昧蔡为大宛国王，与之签订盟约，然后引军回国。其时已是太初四年（前101年）的春天。
当李广利围攻贵山城时，校尉王申生率千余士卒攻打郁成城，结果全军败还。李广利又命搜粟都尉上官桀攻破了郁成城，郁成王出逃，上官桀穷追不舍，直至康居才得而杀之，为汉朝报了以往屡为其人所难之仇。汉伐大宛的战争，至此结束。
汉军此番大胜，首先得益于兵力充足，后勤供应无虞。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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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汉书》卷六十《张骞李广利传》。
则是缘于战术运用得当。汉军主力不在沿途纠缠，长驱直扑贵山城，即节省了时间，又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围城之前，又抓住城中无井的弱点，首先切断敌人的水源，令其不战自乱，从而牢牢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大宛西去长安万余里，其间旷漠、大山阻隔，人迹罕至，无论士卒征战还是饷糈供给，皆为困苦艰难之事。此战前后延续了4年之久，“天下奉其役连年”①，汉朝“损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②而万里用兵，致使“天下骚动”，这在某种意义上说，确是劳民伤财。然而，大宛战役又不全是汉武帝意气用事、好大喜功的产物。从汉朝经营西域以打击匈奴的大局来看，大宛战役具有确立汉朝在西域之优势地位的积极作用。《汉书·西域传》序云：“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从伐大宛获胜开始，汉朝逐步掌握了对西域的控制权，匈奴对西域诸国的影响，越来越小了。
五、联乌孙
前已述及，结盟乌孙以断匈奴右臂，是汉王朝经营西域总体战略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但由于种种原因，乌孙对与汉朝结为同盟，一直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
元封三年（前108年）之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楼兰战役的进行、汉长城的西延，汉朝的兵威远播西方，这就使对汉朝早就抱有好感的乌孙国王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汉朝的强盛，因而就愈发主动地与汉朝交往。匈奴了解到这个动态后，“怒欲击之”，企图凭借武力强行阻断乌孙与汉朝的联系。但是，匈奴的军事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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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二十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
②《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
却反而促使乌孙国王坚定了与汉朝结盟的决心。他派出使者，向汉武帝进献宝马，并请求与汉和亲，“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①。
对于乌孙王的转变，汉武帝给予积极的配合和欢迎。元封六年（前105年），汉朝接受乌孙国王昆莫良马千匹的聘礼，以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为公主，远嫁昆莫为妻。汉武帝特赐细君以“乘舆服御物”，还为她“备官属宦者侍御数百人”。这样，西域大国乌孙终于与西汉政府建立起了同盟关系。
可是，汉与乌孙的结盟，起初只是一种松散的联合，基础很不稳固，双方对同盟关系的期待也各不相同。汉朝是希望通过结盟与乌孙共同采取军事行动，对匈奴形成左右夹击之势；而乌孙则想通过和亲，借助汉朝的力量来威慑匈奴，使其不敢对乌孙轻举妄动。就在细君出嫁不久，匈奴“亦遣女妻昆莫”，对乌孙国土进行拉拢，而乌孙国王则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以细君为右夫人，以匈奴女为左夫人，实际上表明了自己尽量在汉与匈奴之间保持中立的企图。太初二年（前103年），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时，汉武帝曾派专使至乌孙，请乌孙王“大发兵并力击宛”，配合汉军作战，但乌孙王却只象征性地派出2000骑兵，而且还采取了“持两端，不肯前”的策略②。
显而易见，细君的远嫁并没有使汉朝在西域获得一个坚定的盟友。究其原因，仍然与匈奴在西域势力的相对强大以及汉朝在那里的影响力不够有关。对此，汉武帝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他一方面耐心地等待时机，一方面又不断采取措旋，以期进一步密切与乌孙的关系。当昆莫以年老为由欲使细君改嫁其孙岑陬时，
汉武帝便指示细君不得拒绝，要她遵从乌孙风俗，下嫁岑陬为妻。细君死后，汉武帝又以楚王刘戊之孙女解忧为公主远嫁岑陬，充分表现了大国之君的风度和深远的战略眼光。
征和四年（前89年），有司奏请屯田轮台，奏折陈述此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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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②《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
义时有“威西国，辅乌孙”①一语，从中可知汉朝在西域的既定政策。但此时的汉武帝已决意改弦更张，他颁布“轮台诏令”，宣布停止对匈奴的大规模进军而致力于国内经济的恢复。西汉王朝基本国策的转变，使得乌孙对于汉朝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在轮台诏令颁布后的十几年间，史书中没有关于汉与乌孙交往的记载，这或许反映出两国关系在这一阶段停滞不前的史实。
汉昭帝时期，汉朝仍对匈奴采取以积极防御为主的策略，这就大大减缓了匈奴的军事压力，使其乘机在西域重新活跃起来。元凤年间（前80～前75年），匈奴以4000骑兵屯田车师，并与车师一起发兵攻击乌孙。因此，乌孙君臣普遍感受到西汉这个盟友的重要性，在昭帝末年使解忧公主上书汉廷求救。汉光禄大夫常惠奉命出使乌孙，商议两国协同作战事宜，因适逢昭帝去世，大军未发。汉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解忧公主与乌孙王又分别遣使告急，表示愿发5万精骑与汉组成联军，共击匈奴。宣帝一面部署汉五将军并出，一面令常惠为校尉，“持节护乌孙兵”，指挥乌孙骑兵从西方袭击了匈奴右谷蠡王廷，大获胜利。
战后，常惠征尘未洗，又奉命出使乌孙，以汉王朝的名义，“持金币赐乌孙贵人有功者”②。地节元年（前69年），常惠自乌孙经龟兹返内地，他在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的授意下，自行调发龟兹以东各小国合兵2万余人，调乌孙兵7000人，从三面围攻龟兹。这是继本始三年击匈奴之后，汉与乌孙联合进行的又一次较大的军事行动，它标志着汉与乌孙同盟关系的日益成熟和稳固。
随着汉朝在西域势力的扩大，特别是在西域都护设置以后，乌孙与汉朝的关系愈发密切起来。作为汉朝在西域最高地方长官的西域都护，负责督察乌孙等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③，对乌孙实行特殊的政治统治。这种统治表现在，乌孙自国王以下各级官员，均接受汉王朝的册封，佩汉王朝所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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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③《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序。
的印绶；乌孙国的王位继承与废立，亦需要得到汉王朝的认可；同时，对乌孙国内重大的政治事项，汉王朝均有直接处理的权力和义务。据《汉书·西域传》载，汉宣帝后期，乌孙国发生严重内哄，乌就屠与元贵靡兄弟失和，争权夺位，汉朝遂以武力相威胁，将乌孙国一分为二，立解忧公主长子元贵靡为大昆弥，立具有匈奴血统的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同时“复遣长罗侯（常）惠将三校屯赤谷，因为分别其人民地界，大昆弥户六万余，小昆弥户四万余”①。由此可知，这时的乌孙国已经是西汉王朝的属国之一，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伊犁河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成为西汉王朝版图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②。
六、争车师
汉伐大宛以后，西域诸国纷纷与汉结好，汉朝在西域的势力迅速发展。一向视西域为外库的匈奴对此十分不安，愈发加紧对西域地区的控制，汉与匈奴对西域的争夺战日趋激烈。由于车师（即姑师）在地理上的重要位置，所以汉与匈奴在这里曾经反复较量，史称“五争车师”
元封三年（前108年）赵破奴曾率汉军击破车师，但当时西域尚未正式与汉交通，汉军在得胜之后即撤回，车师依然处在匈奴的控制之下。至天汉二年（前99年），汉将李广利、李陵等由酒泉、居延等路北击匈奴，为配合他们的行动，汉武帝命匈奴降者开陵侯率楼兰之兵击车师。匈奴闻讯后，发右贤王数万骑兵驰救车师，汉军作战不利而退兵。此为一争车师，汉未得手。
征和三年（前90年），汉朝三路大军北进，其中重合侯莽通所部4万骑兵自酒泉出塞，借道车师北境而抵达天山地区。为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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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②王灿华、王明哲：《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问题的探讨》，《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止车师兵截击莽通军或切断汉军退路，汉武帝又命开陵侯率楼兰、尉犁、危须等六国兵马向车师进击，“车师王降服，臣属汉”①。是为二争车师，汉初次得手。
车师乃西域门户，对匈奴控制西域及其自身安全至为重要，因而它决不肯轻易放弃这个战略要地。汉昭帝末年，匈奴又遣4000骑兵屯田车师，并联合车师兵多次侵犯乌孙，结果招来了汉与乌孙的联合反击。本始二年，汉与乌孙发兵夹击匈奴，屯驻车师的匈奴军惊恐而逃，车师复通于汉。是为三争车师。
三争车师的头两次，都只是某一重大战役中的局部战斗，第三次争车师，汉军甚至都没有到达这一地区。因此，匈奴在车师的力量并未遭受实质性的打击，汉军的军事胜利，往往会随着匈奴骑兵的去而复来而丧失。国小兵弱的车师，附属匈奴日久，对汉朝始终是离心离德。就在三争车师后不久，车师的乌贵王便“与匈奴结婚姻，教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②。车师再一次成为匈奴控制西域的据点。
事实告诉汉朝统治者，如欲在西域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就必须长期驻兵车师。然而，汉朝派兵屯守车师，这在当时却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情，兵力过少则无济于事，而屯兵较多则粮饷供应无法保障，因为由内地向西域运粮绝无可能，依靠西域本地的粮食也不可靠。为解决这个难题，汉政府采取了屯田筹粮的措施。
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率领免刑的罪人在渠犁开始屯田，准备再次进攻车师。秋收时节，汉军积谷甚多，郑吉等遂调发西域兵1万余人及汉屯田卒1500人击车师。汉军攻破车师国都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北），车师王住其北石城中，故而侥幸逃脱。因随军所带粮草耗尽，郑吉等暂且罢兵，回归渠犁。秋收完毕，郑吉又调发大军进攻车师。车师王向匈奴求救，“匈奴未为发兵”③，车师王便攻击匈奴边国小蒲类，杀其王，略其民，以此作为礼物投降汉朝。匈奴闻知车师降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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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兵前来征讨。郑吉引军阻击，“匈奴不敢前，郑吉留下少数兵士护卫车师王，自己率领大军回渠犁。车师王担心匈奴的报复，轻骑逃亡乌孙。这时郑吉接到诏令，要他“还田渠犁及车师，益积谷以安西国，侵匈奴”①。于是郑吉将车师王的妻子送往长安，又命300吏卒屯田车师。是为四争车师，郑吉以军功晋升为卫司马，
为护鄯善以西使者，护南道。
匈奴失去了车师，犹如被斩断了右臂，单于及其大臣皆曰：“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②。从地节二年（前68年）至元康四年（前62年），匈奴频频发兵进攻车师。为抵御匈奴的进攻，郑吉将在渠犁屯田的全部屯田卒共1500人调往车师与匈奴激战。由于匈奴兵众而汉军人少，战局逐渐变得对汉军不利，郑吉等曾被匈奴军包围在城中，匈奴将领在城下明确通知郑吉：“单于必争此地，（汉）不可田也。”③后来匈奴自动解围，但数千匈奴骑兵经常往来于城下，汉军无可奈何。郑吉上书朝廷，请求增兵守卫车师。汉廷集议后认为车师距汉太过遥远，派兵戍守耗损巨大，决定暂罢车师屯田。于是，在长罗侯常惠所率内地骑兵的掩护下，郑吉由车师撤回渠犁，同时又将车师国人迁往渠犁，立故车师太子军宿为新车师国，空车师之地以与匈奴。这样，在第五次争夺车师的斗争中，汉军又暂告失败。
然而，匈奴在车师一地的再度得手，并未改变其日益衰落的颓势。两年之后，即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因与新立的握衍朐鞮单于不和，率数万骑向汉朝投降。日逐王的领地原处匈奴右部的南边缘，以往匈奴控制西域，主要即依靠其人马，所以日逐王的降汉，不仅使汉朝唾手而得车师，而且也使匈奴无法在西域继续存身，原先由日逐王所设专门管理西域事务的匈奴僮仆都尉遂告撤销，“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④。而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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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④《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序。
朝的西域最高地方长官——西域都护则于神爵三年（前59年）正式建府，郑吉成为第一任都护，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汉之号令班西域矣”①，从此完全确立了西汉在西域的统治。自武帝通西域起70余年来，西汉王朝拓疆西土，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构想，终于完全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