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参见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第六章，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②《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传》。
③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④⑤《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
⑥《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
下生存发展的进程。西汉开国之后，由于社会经济凋敝，加上穷于应付来自匈奴的威胁，因而无暇经营西南。虽然民间的往来未曾中断，但中央政府却是“皆弃此国”①，除了高后六年（前182年）时分别于僰道（今四川宜宾）和青衣（今四川雅安）两地置关市管理民间贸易之外，基本上停止了对这一地区的直接统治，对于西南夷诸族的分布及生活状况等，也是知之甚少。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即位之后才开始改变。
建元六年（前135年），汉番阳令唐蒙奉命出使南越，劝诫南越王归顺汉廷。他在南越吃到了蜀郡特产的枸酱，由此而知有一条自蜀郡经由夜郎而通南粤的商路。回到长安以后，唐蒙又通过蜀地商人，进一步了解到这条商路的详情，于是便上书汉武帝，建议朝廷开通夜郎道并在那里设郡置吏，然后征发士卒，沿牂牁江（今北盘江）而下，出奇制胜，征服南越国。
汉武帝很快就批准了唐蒙的建议。随后，唐蒙便以中郎将之职征发巴蜀吏卒千人，转漕万余人，自巴符关（今四川合江）进入夜郎地区，当时执政的夜郎侯多同初见唐蒙时尚不知汉有多大，唐蒙对多同厚赠财物并极力宣扬大汉之威德，终于说服多同甘心附汉，愿以其地为汉县。于是，唐蒙便与多同约定，以多同之子为县令，汉为其置吏。夜郎附近的一些小部落，也随后相约归汉。
汉朝遂在夜郎地区设犍为郡，以鄨县为治所②。接着，汉武帝又令唐蒙征发巴、蜀、广汉卒，修筑自僰道至牂牁江的道路，史称“南夷道”，开始大规模地经营西南地区。
唐蒙初使夜郎时，因大量征发蜀地士卒并诛杀了一些地方首领，曾经引起巴蜀人士的惊恐和骚动。其后修治“南夷道”，又因天气湿热、运输不便，供应不足而致使数万筑路士卒累饿而死。工程进行了两年，耗费亿万之多，道路却仍未修通，巴蜀人民为此
——————————
①《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
②此处从周振鹤。说见其《西汉政区地理》下编第二章，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由唐蒙通夜郎开始，西汉王朝正式恢复了对西南地区的直接统治，这对于整个西南地区经济的开发、文化的发展，对于我国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汉武帝时开发西南地区的作战
夜郎及其附近诸多“南夷”的归汉，在西南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邛、筰、冉駹等西夷君长，因闻知汉朝的强大富饶，又羡慕夜郎归汉后得到许多赏赐，纷纷要求比同南夷，归附汉朝。汉武帝就此征询臣下意见，来自成都的司马相如建议汉武帝接受西夷的归附之请，认为这些西夷地近于蜀，道路容易开通，加之秦时曾经在此设置郡县，如今重新设置，治理当较“南夷”便利。汉武帝欣然接受，于元光五年（前130年）拜司马相如为中部将出使“西夷”，以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等为副使。司马相如等不辱使命，先后招抚了筰、邛、冉駹、斯榆诸族，设置了一都尉及十余县；同时，又组织兵卒开通“西夷道”。于是，西达若水（雅砻江）和青衣江（大渡河），南到牂牁江的广大地区，都被纳入统一帝国的版图之中。
然而，开通“西南夷”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蜀地民众的负担，同时也在客观上侵犯当地富豪的利益，所以，“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为用”①，西汉朝廷内部也颇有人与之相呼应，反对开发西南地区。加之当时北方反击匈奴的战争正处激烈之时，汉武帝深感兼顾之难，遂于元朔三年（前126年）秋诏令罢西夷事务，仅置南夷、夜郎都尉，令犍为郡修城自保。这样，开通“西南夷”的进程便又陷于停顿。
不过，汉武帝对此并不甘心。当蜀地“耆老大夫缙绅先生之
——————————
①《汉书》卷五十七下《司马相如传》下。
徒二十有七人”就开发西南夷而向朝廷发难时，他曾授意司马相如作《难蜀父老》予以驳斥。就在宣布罢西夷事务的当年，一批负有特殊使命的使者又在武帝的授权之下活跃于西南地区。
这年夏天，张骞自西域归来。他向武帝报告，说在大夏国看到了蜀布邛杖，据说这些物品皆是由身毒（今印度）运来。张骞推断，身毒既在大夏东南数千里，又能购得蜀地物品，想来其地距离蜀郡必然不远。因此，他建议汉武帝派人寻找自蜀地通往身毒的道路，然后自身毒而通大夏。这样道路既近，又无匈奴阻隔之害，对汉朝经营西域极为有利。于是，汉武帝便命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分四路深入西南夷地区，寻找通往身毒的道路。
这些使者历四年的辛劳，虽然没有完成使命，但却有一些人到达了滇、昆明和滇池地区，真实地了解到许多关于西南夷地区自然地理以及民族分布的详细情况，丰富了汉廷对于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认识，同时也进一步激发起汉武帝开通西南夷的决心和热情。
随着北方对匈奴战争的节节胜利，汉武帝也加紧进行重新开发西南地区的准备。元狩三年（前120年），汉武帝在长安城西南“作昆明池”，“以习水战”①，准备进军昆明。
元鼎五年（前112年）秋，汉廷征发犍为郡之夜郎兵以攻伐南越国，不料却遭到南夷且兰部落的反抗，朝廷使者及犍为郡太守皆被杀害；随后，邛、筰又叛汉，夜郎侯也投靠南越，武帝闻讯大怒，决心出兵平定西南夷地区的叛乱。
元鼎六年（前111年）春，汉军攻灭南越国。武帝遂命中郎将郭昌、卫广二人引兵进击西南夷。汉军兵锋首先指向率先叛乱的且兰部，“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牁郡”②。接着，郭、卫又引兵击杀西夷的邛君、筰侯，改邛都为越巂郡（地当今四川西昌地区及云南楚雄州北部），改稚都为沈黎郡（今四川汉源一带）。汉
————————
①《汉书》卷六《武帝纪》注引臣瓒曰。
②《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军的胜利，对西南夷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夜郎侯惧而入朝，被汉武帝封为夜郎王；“冉駹皆震恐，请臣置吏”①，汉遂以其地为汶山郡（地当今四川汶川地区一带），又在白马氐族地区设置武都郡（今甘肃武都地区）。至此，汉朝又在西南大部地区建立起有效的统治。
此后，使者王然于又奉武帝之命，挟汉军连胜的兵威入滇，讽谕滇王入朝称臣。不料滇东北之劳深、靡奠二部却相依为援，不但力阻滇王入朝，而且还屡屡发兵袭击汉使吏卒。元封二年（前109年）秋，武帝仍使郭昌、卫广为将，率巴蜀之兵击灭劳深、靡莫，随后大举入滇。在汉军兵临城下的强大攻势面前，滇王不敢应战，“滇举国降，请置吏入朝”②。武帝乃赐滇王金印，领治其众，同时设置益州郡，治滇池（今云南晋宁）。其后数年，汉军又几次用兵今洱海地区，降服昆明人，以其地并入益州郡。
与抗击匈奴的战争相比，汉武帝用兵西南只是次要战场上的局部作战，因而，汉武帝在战役的总体谋划上，特别注意把握战机。元鼎六年击南夷之前，汉军已击灭南越国，夜郎等失去了后方依靠，汉军乘胜出兵，威不可当，故而有事半功倍之效。其次，为避免战事无限蔓延，影响大局，汉武帝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以强击弱的战术，确保每战必胜，速战速决。同时，汉武帝还将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军事上的胜利迅速化为行政上的收获，平叛与开边并行，一举两得。由于上述原因，所以汉武帝用兵西南就取得了费时耗物不多，损失较少但收获颇丰的良好结果。
四、汉昭帝时对西南的用兵
在汉武帝设置的西南七郡中，益州郡是设置最晚、地处最为
————————
①②《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边远的一个。它兼领西夷和南夷部分地区，包括了许多不同的民族，情况较为复杂，因而，设郡之后的政治形势也就最不稳定。
益州郡的东部地区以滇池为中心，大致是由滇国及其旁邑劳深、靡莫以及牂牁、越巂数县组成。在汉军入境之前，这里已经发展起具有一定水平的奴隶制度。设郡之后，汉政府虽然对滇人奴隶主采取了宽容妥协的政策，保留他们原来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但毕竟又在政治、行政、司法等方面对其权力有所限制，这自然就导致滇人奴隶主阶层对汉朝统治的不满。至于益州郡西部地区，原是昆明、斯榆等游牧部族的领地，他们虽然被汉朝的武力所败，但由于这些民族不断的流动，分散而互不相属，又使得西汉王朝缺乏在此一地区实施严密而有力的统治的基础。益州设郡之后，汉政府乃招募死罪及奸豪来此屯戍，这一措旋虽然有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开发，但也加剧了这一地区的民族矛盾。
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益州境内接连发生反汉的武装叛乱。先是廉头、姑起兵攻杀长吏，后有牂牁、谈指、同并等24邑共3万多人的反叛。汉政府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募吏民并发蜀、犍为两郡万余精兵镇压。三年之后，姑、叶榆又反，领兵平叛的吕辟胡畏葸不前，致使益州太守死于敌手。叛军乘胜攻击吕辟胡，汉军战死、溺死者多达4000余人，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大败。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文献中没有滇王直接参与叛乱的记载，但乱事在益州东部地区一再发生，郡太守又在滇王的直属领地被杀，而史书上却绝然不见滇王有任何拥汉平叛的举措，因此，大体上可以推断，此时的滇王已不再是汉家皇帝的“宠王”，而是与汉朝离心离德的地方割据势力了。
为平息叛乱，汉政府遣大鸿胪田广明、军正王平率大军出征益州。始元五年（前82年），汉军“大破益州，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①。滇国的奴隶制度在平叛战争中遭到严重打击，滇国的实力大为下降，滇王的地位则被协助汉军平叛的鉤町
——————————
①《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列传》。
侯亡波所取代。从此以后，益州郡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平静。
后来，在汉成帝河平年间（前28～前25年），夜郎王兴与鉤町王禹、漏卧侯俞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汉政府遣蜀郡人士、太中大夫张匡出面调停，但夜郎王兴非但不听，反而污辱汉使。于是，汉政府便开始暗中进行战争准备，将金城司马陈立调任牂牁太守，全权负责对夜郎的战事。陈立乃临邛人士，早年曾在益州郡任连然县长、不韦县令，非常熟悉西南夷地区的情况，其人为政严厉，向有威名，“蛮夷畏之”。他到任之后，立刻谕告夜郎王兴停战，兴拒不从命，陈立随即上奏朝廷，请诛兴。不待朝廷答复，陈立便率领随从数十人前往夜郎国之且同亭，兴带领从邑君长数十人及兵士数千来见，陈立怒斥兴并立斩其首，众君长被陈立之威势震服，数千兵士也全部放下武器投降。鉤町王禹及漏卧侯俞闻讯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①。陈立见局势平定，便返回郡治。不料兴之岳父翁指又与兴之子邪务收拾残兵，胁迫周围22邑复叛汉朝。其年冬，陈立奏募诸夷与都尉、长史分将攻击叛军。翁指等据阨为垒，陈立巧出奇兵，先绝其粮道，又纵反间招诱降人，敌军心渐乱。陈立又乘天旱之机，攻绝叛军水道，叛军不能坚持，遂“共斩翁指，持首出降”②。叛乱由此平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