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羌与西汉、匈奴的关系
羌人是中国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其历史之悠久，大体上与汉族的前身——华夏诸族相仿佛。古代的羌人生活在中国的西部，大多分布于今甘肃、青海两省以及西藏东北部、四川西部等地区。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可知，至少从殷商时期开始，羌人就与中原王朝建立了联系。
所谓“西羌”，是指居住于今甘、青境内黄河沿岸及湟水流域的羌人而言，或可称为“河湟之羌”②。
西羌的历史，据《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初年。秦厉公在位时期，羌人无弋爰剑被秦人俘获为奴。后来爰剑逃亡，率领一支羌人来到河湟地区。“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乃以在秦国所学到的先进的农耕技术教民，使诸羌“田畜”，发展起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爰剑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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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撤真番、临屯二郡，并入乐浪郡，玄菟郡治亦由今新朝鲜成镜南道咸兴北迁至今辽宁新宾西。
②公元2世纪前叶，亦即东汉安、顺二帝统治时期，汉廷文件中出现了“西羌”与“东羌”的名称。《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规张奂段颎列传》及卷八十七《西羌传》中均有当时人关于“西羌”与“东羌”的记载。元人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卷五十二汉顺帝永和六年的注文中，总结了东、西羌人的分别：“羌居安定、北地、上河、西河者，谓之东羌；居陇西、汉阳，延及金城塞外者，谓之西羌。”
而“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一，西羌也逐渐发展壮大，成为羌人当中重要的一支。后来，一部分西羌南下，而爰剑之曾孙忍及其弟舞则留居湟中，种落繁衍很快，“羌之兴盛，从此起矣”。
西汉时期西羌社会生产及政治组织的情况，因为史无记载而不为人知，但《后汉书·西羌传》中对东汉时期的西羌有如下记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由此可知，东汉时期的西羌内部贫富分化已经相当严重，在总体上已处在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但尚未建立起统一的政权。那么，西汉时期的西羌，应当是更多地保留了氏族社会的原始特征。
秦汉之际，西羌为匈奴所征服。据《魏略·西戎传》载，许多羌人被匈奴所同化，加入到匈奴族的部落之中。占据河西走廊的匈奴浑邪、休屠王，成为河湟北部地区诸羌的直接统治者。在匈奴的指使之下，西羌往往参与袭扰汉边的行动，威胁着汉朝西部边境的安定。
然而，由于匈奴对西羌实行残暴的奴隶制统治，也不断激起羌人的反抗。汉景帝时期，活动于湟水流域的研种羌豪留何因不堪忍受匈奴的压迫而上书汉廷，请求东迁入汉境，为汉朝防守陇西塞。汉景帝欣然允准，留何所部羌人分别被安置于陇西郡的狄道（今甘肃临洮）、安故（今临洮西南）、临洮（今甘肃岷县）、氐道（今甘肃礼县西北）与武都郡的羌道（今甘肃舟曲北），使其与汉、氐等族杂居共处，成为汉王朝的编户齐民。
二、汉武帝时对西羌的作战
在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总体战略中，隔绝西羌与匈奴的联系以“断匈奴右臂”，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元狩二年（前121年）秋，匈奴浑邪王降汉，原先在其统治下的羌人大多随同东来。此后，汉王朝在浑邪、休屠故地设郡徙民，逐渐完成了对匈奴和西羌的分隔。
西羌和匈奴对此俱不甘心，伺机反扑。元鼎五年（前112年）秋，汉发水陆大军10余万南征南越，分布在今甘肃临夏以西和青海东北部的羌人乘机发难。先是先零羌与封养、牢姐诸羌释仇结盟，纠集起万人之兵，然后又“与匈奴通使”，相约攻汉。这年九月，匈奴攻入五原郡，杀汉太守；而西羌则攻令居，打安故，围枹罕。
由于羌人的战斗力不强，加上匈奴此时已不能给予他们有力的支援，因而羌人的军事进攻并未给汉朝造成较大的损失。但武帝从开通西域的大局着眼，充分估计了西羌作乱的危害性，决心出兵扫除河西走廊东部侧翼地区的障碍。元鼎六年（前111年）冬，汉将李息和郎中令徐自为率领1 0万大军出征，在击溃进犯的西羌之后，又挺而西进，扫荡河湟地区。经过五六年不间断作战，先零诸羌被赶到今青海湖一带，汉朝则在河湟之地筑塞、徙民，构成了专门针对羌人的防线。同时，汉武帝又特设护羌校尉，进一步强化了对塞外羌人的监控。这些措施，为此后40余年间西羌地区局势的相对平稳奠定了基础。
三、汉宣帝时对西羌叛乱的平定
汉武帝用兵西羌之后，匈奴与西羌的联络仍未彻底中断。汉武帝后元元年（前88年），先零羌豪封煎等曾通使匈奴；而匈奴的使者也来至小月氏传告诸羌，约他们与匈奴合击汉张掖、酒泉郡。为了更加有效地阻断羌人与匈奴交通，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时，汉政府又从天水、陇西、张掖三郡各划出二县，新设
金城郡（治允吾，今甘肃民和东南）。此后，汉朝逐步向西推进，沿湟水一线构筑邮亭，直至鲜水（今青海湖）附近，湟水以北地区皆为金城郡地，羌人的活动范围被压缩到湟水以南。
汉王朝的这些措施，使得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羌人为汉事苦”①，反汉情绪日趋高涨，到了汉宣帝时期，西羌地区的局势又开始动荡起来。
元康二年（前64年），汉军在对匈奴作战不利的情况下，被迫放弃了在车师的屯田基地，从而在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斗争中又处下风。匈奴的一时得手，对蓄意反汉已久的西羌来说，不啻是个鼓舞。就在这时，汉王朝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巡视诸羌，先零羌首领向他提出了北渡湟水、重返故地，“逐民所不田处畜牧”②的要求，这实际上是在试探汉王朝的态度。而由于缺乏警惕，义渠安国答应要替羌人请示汉廷。谁知先零诸羌根本不等朝廷的答复，很快就以曾向汉使当面言明为幌子，自行强渡湟水，郡县对此无可奈何。
北渡湟水的实现，令诸羌极为振奋，反汉的密谋更加紧锣密鼓地进行。元康三年（前63年），“先零遂与诸羌种豪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诅”③，形成一个以先零羌为主体的反汉联盟。此后，羌侯狼何也蠢蠢欲动，遣使向匈奴借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④。
当此之时，后将军赵充国敏锐地觉察到了羌人叛汉的阴谋，料定他们将于秋季马匹肥壮之时作乱。他建议汉宣帝立刻“遣使者行边兵豫为备”⑤，同时派人深入诸羌，利用其内部矛盾，掌握诸羌动向。汉廷于是命义渠安国再次出使羌中。这位原是羌人的汉使，似乎是为了弥补上次为西羌代言北渡湟水之请的过失，此番出使，接连做出过激之举。他首先召集先零羌的30余名首领议事，随即给他们加以罪名，统统斩首。旋又纵兵击杀先零羌1000余人。这虽对西羌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更激起了他们的愤怒与仇恨，甚至连那些早已降汉的羌人也决心与汉为敌，羌中的局势迅速趋于恶化。
神爵元年（前61年）三月，以归义羌侯杨玉为首的一些降汉羌人率先发难。他们劫掠小种诸羌，攻打城邑，击杀汉吏。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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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单于虚闾权渠亲率10余万骑，向南靠近障塞，与之遥相呼应。义渠安国率3000骑兵前往镇压，但在浩亹（今甘肃永登西南）被羌人所败，“失亡车重兵器甚众”①，义渠安国狼狈逃回令居，向朝廷报告消息。
西羌的叛乱，直接威胁到河西地区的安定，而河西之地的稳定与否，又关系到汉与匈奴争夺对西域控制权的大局。因此，汉宣帝对平息羌乱十分重视。接到义渠安国的报告后，他立刻下诏，“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佽飞射士、羽林孤儿，胡、越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诣金城”②，加上武威、张掖、酒泉三郡太守所领兵马，共集结起6万精兵，准备以优势兵力，速战速决，一举平息叛乱。
四月，奉命负责指挥平羌作战的后将军赵充国来到金城。这位智勇双全的老将，并没有挟重兵之威而急于同羌人开战求胜，而是亲率1万骑兵挺进湟水，在金城郡之西部都尉府（今青海民和南）附近设营扎寨，一面侦察敌情，一面积极备战。
在叛乱爆发之前，?（罕）、开诸羌的首领靡当儿曾派其弟雕库向金城西部都尉告发了先零羌谋反的情况。叛乱爆发后，因为一些?、开种人卷入，所以雕库便被扣押起来以为人质。赵充国抵达前线不久，便将雕库释放，并使其转告诸羌：“大军诛有罪者，明白自别，毋取并灭！”希望那些被裹胁的羌人及早脱离叛乱阵营；同时公布汉军对反戈一击之羌人的优待政策：参与叛乱者若能“相捕斩”，即可免除罪过；若斩杀一名叛乱大豪，赏钱40万，斩中豪一人赏钱15万，小豪2万；斩成年男子一人赏钱3千，斩女子及老人、孩子者赏钱千；凡捕获叛乱分子者，同时可以占有被捕获者的妻子和财产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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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②《汉书》卷八《宣帝纪》。
③参见《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不难看出，赵充国对羌人的战略，并非简单的武力围剿，而是要借助汉军的兵威，实行分化瓦解的招抚政策。他把重点打击的目标，集中于为首叛乱的先零羌，而对那些胁从者则网开一面。赵充国判断，待到秋冬之时，西羌的反汉联盟就会破裂，叛乱的中坚力量将会陷入势单力薄的困境，那时再以武力相向，取胜乃是必然之事。
然而，赵充国的这种着眼于西羌地区长治久安的策略，却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酒泉太守辛武贤极不赞成赵充国秋冬用兵的计划，他既担心匈奴利用汉军“郡兵皆屯备南山，北边空虚”的漏洞而入境为害，又顾虑内地士卒、马匹不耐西北地区冬季严寒冰冻之苦。于是他上书汉宣帝，奏曰：“郡兵皆屯备南山，北边空虚，势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进兵，此虏在竟（境）外之册（策）。今虏朝夕为寇，土地寒苦，汉马不能（耐）冬，屯兵在武威、张掖、酒泉万骑以上，皆多赢瘦。可益马食，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罕、开在鲜水上者。虏以畜产为命，今皆离散，兵即分出，虽不能尽诛，宣（但）夺其畜产，
虏其妻子，复引兵还，冬复击之，大兵仍出，虏必震坏”①。请求亲率1万骑兵，带30天的军粮，于七月上旬分出张掖、酒泉，合击?、开部落于鲜水。
汉宣帝将辛武贤的奏书转给赵充国，让他与校尉以下知羌事的吏士进行讨论。赵充国经过讨论之后，与长史董通年一起上书，指出辛武贤此策的诸多弊端：自张掖、酒泉二郡进击西羌，路途迂回遥远，汉军又携带30日的军粮，负担沉重，难以追歼敌人；待进入作战地区之时，汉军很可能已成疲惫之师，战斗力将大大下降；而羌兵则必将乘势退遁山林，不仅以逸待劳，而且据险守阢，阻绝粮道，待到两军交锋，遭受重创的反而可能是汉军，“武贤以为可夺其畜产，虏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计也”。再者，武威、张掖日勒“皆当北塞，有通谷水草”，一旦匈奴与羌人通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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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便可以利用辛武贤引郡兵击羌之机大举进攻，令汉军首尾难顾。所以，为防止匈奴再次深入西域，张掖、酒泉之“郡兵尤不可发”。奏书最后重申坚持自己原先的平羌之策：“先零首为畔逆，它种劫略。故臣愚册，欲捐?、开闇昧之过，隐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宜悔过反善，因赦其罪，选择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辑，此全师保胜安边之册”①。
然而，急于速战速决的汉宣帝却十分欣赏辛武贤的建议，朝廷大臣中也有许多人对赵充国的意见不以为然。因此，汉宣帝最终决定采纳辛武贤的作战计划，拜侍中、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辛武贤为破羌将军，命辛武贤率兵6100人、敦煌太守快率兵2000人，长水校尉富昌及酒泉侯冯奉世率蜡羌和小月氏兵4000
人，总计约12000人，携带30天的给养，于七月二十二日进击?羌。同时，汉宣帝还在诏书中指责赵充国，说他迟迟不愿进兵是“不念中国之费，欲以岁数而胜微”，命令他“引兵便道西并进”，配合许延寿、辛武贤的进军，而且要求他“急装”，立刻发兵，“勿复有疑”②。
面对皇帝的巨大压力，赵充国“以为将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国家”，于是不顾个人安危，再次上书宣帝陈述己见。他认为，现今先零羌在其首领杨玉的率领下，固守于深山密林的险要之处，伺机进攻汉军，而?、开之羌却并未侵犯汉军。如果放过先零羌不打而去攻击?羌，无疑是“释有罪，诛无辜，起一难，就两害”，有违仁道；先零与?、开本有旧怨，只是出于反汉的需要才相互化敌为友，但其联盟的根基并不牢固；现在敌人兵强马壮，粮食丰足，攻打起来不大可能对其造成什么伤害，而且一旦汉军攻击?羌，先零羌势必前往救援，这样?羌自会感恩，双方联盟将会更加紧密，再去胁迫其他小部落反叛，兵力就越来越多，远远超出目前的2万之数。汉军征讨他们就得动用超出今天数倍的兵力，从而给国家造成几十年的忧患。基于上述分析，赵充国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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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首先讨伐先零，促使?、开部落脱离叛乱阵营，如果先零败而?、开仍不投降，汉军则于来年正月向他们发动进攻①。赵充国的奏书终于说服了汉宣帝。七月，汉宣帝撤销进军?羌的诏令，同意赵充国选择适当的战机，先击先零羌。
赵充国率兵至先零羌的驻牧地。他通过侦察了解到，由于长期屯聚不战，先零羌兵思想麻痹、戒备松弛。于是他突然发动进攻，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惊慌混乱的先零羌丢下车辆辎重，抢渡湟水逃命，赵充国率兵跟随其后，缓慢驱赶先零羌的败兵往后逃跑。有人认为他的行动过于缓慢，他答曰：“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②结果，先零羌的败卒纷纷夺路溃逃，有数百人落水淹死，500余人被杀或投降，10多万头牲畜及4000余车辆为汉军所获。
赵充国乘胜挥师西进，来至?羌地区。他严令部下“毋燔聚落刍牧田中”③，即不得烧毁羌人房屋，不准在羌人田里割草喂马。?羌深为汉军威德所感动，喜曰：“汉果不击我矣！”羌帅靡忘主动投降，赵充国赐给饮食，“遣还谕种人”，结果正如赵充国所料，“?竟不烦兵而下”④。
到了这年的秋天，先后投降的羌人已逾万人。但汉宣帝却急于扩大战果，要求赵充国继续发动攻势。赵充国则主张罢骑兵而屯田湟中，以守势等待羌人自溃。为此，他又前后三次上书，陈述自己“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使羌人“不战而自破”⑤的意见，并回答宣帝的问难。汉宣帝批准赵充国在湟中屯田，但同时又同意了辛武贤的出击方案。
神爵元年十二月，一破羌将军辛武贤、强弩将军许延寿及中郎将、赵充国之子赵卬兵分三路出击，俱获胜利：辛武贤军杀敌2000人，许延寿军收降敌人4000余，赵卬军杀死和招降了2000多羌人。屯田湟中的赵充国部，虽不出战，也坐得降羌5000余人，显示出屯田制敌策略的巨大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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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至神爵二年（前60年）五月，降汉的羌人已多达31200人，溺死于河、湟及饥饿而死者多达五六千人，又有7600人被汉军斩首，只剩下4000名叛羌在逃，羌乱已经基本平息。此时，赵充国审时度势，认为残余的叛羌已不足以烦劳汉军，完全可以交给羌帅靡忘去对付。于是他上书汉宣帝，“请罢屯兵”①。汉宣帝批准之后，赵充国振旅而还。是年秋，羌人首领若零、离留、且种、兒库等人共同执杀了先零大首领犹非、杨玉，率残余的4000叛军投降汉朝，羌人的叛乱彻底平息。
此后，汉宣帝在对降汉的羌人首领论功行赏之外，又设置金城属国，加强对羌人的控制。通过平叛，汉族与羌族的交往有所增强，羌人地区的发展步伐也因此而加快。此后数十年间，这里一直保持着相对安定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