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西汉王朝开拓边疆斗争的历史意义
一、促进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
秦灭六国，首次在我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其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到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当时泛指秦代岭南地区），北据河为塞，旁阴山至辽东”②。但是及至汉初，情况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不仅诸侯王国日渐坐大，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危害到国家的统一，而且在周边地区还出现许多少数民族的政权，控制着西汉南北方的大片土地，严重地威胁到王朝的安全。在北方，匈奴在秦、汉之际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军事政权，乘楚、汉相争之机，东破东胡，西攻月氏，北征丁零、坚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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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②《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等部，南灭楼烦、白羊二王，并越过阴山，重占河南之地，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和西北的广大地区，使西汉的北界退缩到陕北、陇东一线。在南方，秦亡之后，中央朝廷已中断对“西南夷”的统治。秦朝的南海郡尉赵佗，也乘秦亡之机，割据南海、桂林、象郡而自立，建立南越国。东瓯则在吴、楚七国之乱时，追随吴王刘濞反对西汉中央政权。东越（闽越）王余善，也乘南越丞相吕嘉反叛之机，公然举兵反汉，自立为帝。这样，由于匈奴的南侵和三个越族政权的分裂行动，西汉南北方的疆域便比秦代的疆域大为缩小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但是，作为上升阶段的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西汉王朝的帝王毕竟是有魄力、有作为的。在西汉初期，他们一面致力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面积极地对异姓诸侯王与同姓诸侯王展开不懈的斗争，清除内部的割据分裂势力，加强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到汉武帝时期，随着国力的强盛，又开始了反击匈奴与攻打三越政权等一系列战争，以解除外部威胁，拓展其疆域版图。
在北方，汉武帝首先于元朔二年（前127年）命卫青出击云中，击败匈奴，夺取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元狩二年（前121年），又命霍去病自陇西出兵，西入匈奴境内千余里，后又由北地出击，逾居延海，南下祁连山，大破匈奴军，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投降，汉于其地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元狩四年
（前119年），再命卫青出定襄，远征寘颜山，霍去病出代郡，封于狼居胥山，迫使匈奴远遁西北，“而漠南无王廷”，进一步保障了河西四郡的安全。在同匈奴作战的同时，为“断匈奴右臂”，汉武帝又命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并令赵破奴攻楼兰、车师，李广利击大宛，迫使西域诸国相继臣服。至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于乌垒城置西域都护，管辖西域诸国，使“汉之号令班西域矣”①。从此，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乌孙、大宛，帕米尔的无雷，阿赖谷地的休循等国，都接受西域都护的直接统治。西汉朝廷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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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
在西域册封各国的国王，颁赐各级官吏的印绶，调动军队和征发粮饷，西域已正式纳入西汉王朝的版图。今甘、青境内黄河沿岸及湟水流域的西羌曾与匈奴连兵攻汉，汉武帝曾命李息、徐自为统率大军将其征服，设护羌校尉加以监控。宣帝时又令赵充国在湟中屯田，并令辛武贤率兵再次征讨，尔后置金城属国，专职管理归附之羌人。在西南地区，汉武帝于建元六年（前135年）命唐蒙出使夜郎，招抚了夜郎王，于其地置犍为郡。元鼎六年（前111年）灭南越后，又命郭昌、卫广击败西南夷，于且兰置牂牁郡。之后各族相继降附于汉，又改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汶山郡、白马为武都郡。元封二年（前109年）再击降滇王，又置益州郡，并赐滇王金印，领治其众。其后数年，汉军复征服洱海地区，以其地并入益州郡。西南夷至此已大部分受到西汉王朝的管辖。在东南地区，建元三年（前138年），东瓯为摆脱闽越王的威胁请求内徙，汉廷允其举国迁居江淮之间。元鼎六年（前111年），东越（闽越）王余善举兵反汉，汉武帝命韩说进兵闽越，越繇王居股杀余善降，闽越人后来也被汉廷迁至江淮一带。元鼎五年，南越丞相吕嘉起兵反汉，汉武帝命路博德进军平叛，次年于其地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珠崖、儋耳及位于今越南的交耻、九真和日南等九郡。在东北，元狩四年（前119年）霍去病击败匈奴左贤王后，将被匈奴征服的乌桓从乌桓山迁入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于幽州设置乌桓校尉，拥节监领之①。元封二年（前109年）燕人卫满所建的卫氏朝鲜起兵叛汉，汉武帝发兵攻讨。翌年，卫氏朝鲜灭亡，汉廷以其地置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斗争，西汉王朝击败匈奴，并“屠大宛之城，蹈乌桓之垒，探姑缯之壁，籍荡姐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郡县而置之，②，将中国境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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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太平御览》卷四百二十四，引应邵《汉官仪》。
②《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
多的土地和民族进一步统一起来，形成一个东临大海、西至巴尔喀什湖及葱岭以西、北到贝加尔湖、南迄南海的强大帝国。与秦代相比，其疆域范围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不仅大漠以南与中原实现了统一，而且西域、河西也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从而奠定了中国历史疆域的基础。后来清康熙帝在谈到清朝的疆域时，即曾指出：“开基汉启疆”①。
二、推动各族人民的合作、进步与民族融合
西汉王朝开拓边疆的斗争，极大地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这些交往，大体上包括以下三种类型的人员。第一类是官方派遣的使臣、官员与和亲的宗室女。如西汉派往匈奴的娄敬、郭吉、路充国、苏武，派往西羌的义渠安国、派往西域的张骞、堂邑父，派往西南夷的唐蒙、司马相如等等。这些使臣出使时，往往不是孤身一人前往，而是携带大批随从人员，如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其使团人数即多达300人，此后赠更是“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②。苏武出使匈奴，“与副中郎张胜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余人俱”③，使团的规模也相当庞大。至于遣宗室女远嫁，更有大批属官侍御相随，如元封时，遣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为公主远嫁乌孙，“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④。与此相对应，边疆各族政权，也向西汉派遣大批使臣，有的还派出“侍子”和留学的官员，如西域扜弥太子赖丹，汉昭帝时入长安为质，后任校尉，率兵至轮台、渠犁一带屯田。汉宣帝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后来嫁与龟兹王绛宾，又与绛宾一起来到长安居住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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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康熙御制文》一集，卷三十六。
②《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
③《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
④《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汉廷“厚赠送之”①。第二类是官方有组织的移民。如汉景帝时，将留何所部的羌人移置陇西郡的狄道、安故、临洮、氐道县与武都郡的羌道县。汉武帝时，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浑邪王降汉，汉政府将其所属数万迁置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黄河以南秦长城之外，设五属国。后来，在张掖还设张掖属国，安置匈奴及其他归附的少数民族。宣帝时又设金城属国，安置东迁的羌族。上述迁乌桓人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迁东瓯、闽越之越人入江淮之间，也属于此类移民。此外，西汉政府还将大批汉族人民和兵士迁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筑城与屯田，这将在下章作专门的论述。第三类则包括各种逃亡、投奔和被俘的人员。这类人员，就数量来说，不算少数。如汉将李陵、李广利投降匈奴，匈奴的浑邪王、日逐王归汉，手下都带有成百上千甚至多达数万的人马。其中，有些人甚至来回易主，如赵信原为“故胡小王”，可能是匈奴人，降汉后被封为翕侯，曾多次引导汉军进攻匈奴，后又降于匈奴，单于“以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②。有些汉族边民，也曾自愿逃亡匈奴，如“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时有亡出塞者”③。
各民族之间的频繁往来与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原内地与边疆地区因民族、地域、语言、风俗习惯等的隔阂，特别是大量汉人迁往边疆，不仅将内地的粮食、丝绸、铁器等农业和手工业产品输入边疆地区，还将汉族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传播到各少数民族当中，对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匈
奴，来自中原地区的“秦人”、“汉人”，教会了匈奴人穿井、筑城、治楼藏谷、冶铜铸铁等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如寘颜山下的赵信城，即为从汉朝降入匈奴的赵信所筑，其附近一带的匈奴人除从事游牧业，也开始从事农业。卫青出击匈奴至赵信城时，便“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④。《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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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②③《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④《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
西域传》载，汉昭帝时乌孙公主上书，说匈奴派骑兵到车师屯田，这是匈奴已学会农耕技术的又一证明。在今内蒙古诺颜乌拉的西汉时期的大型匈奴古墓中，曾出土了铜镜、铜钱以及铁鼎、铁镬等，大多仿自汉式①，说明当时的匈奴已掌握内地的生产技术进行某些手工业品的生产。匈奴的文化，也受到汉族的深刻影响。单于左右官员，从汉人那里学会了计算方法，以“计识其人众畜牧”②，征收赋税。单于的王廷均使用汉字，所有与汉朝往来的文书，皆用汉字书写。呼韩邪单于归汉后，历代单于因“见汉谥帝为‘孝’慕之，故皆为‘若鞮’。”③“若鞮”为匈奴的“孝”字。有些匈奴的墓葬，还仿效中原汉墓的棺椁制度，如内蒙古诺颜乌拉发现的西汉时匈奴大墓，其棺椁制度即与中原汉墓相类似④。在西域，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井渠开凿和冶铁技术也得到了传播。现在新疆的轮台、沙滩、若羌等县及罗布泊北岸，均发现过汉代的屯田与井渠遗址等⑤。井渠技术是汉武帝时在关中修建龙首渠时首次发明的，因渠首从商颜山（今陕西澄城铁镰山）经过，那里土质琉辁，渠岸极易崩塌，“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⑥。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坎儿井。不久，这种井渠的开凿技术便传到了大宛。太初二年（前103年），李广利率兵进攻大宛，已“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⑦。此后，这种井渠技术又在敦煌和罗布淖尔以东的白龙堆地区推广开来。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孟康注曰：“大井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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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文物》1960年第8、9期。
②《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③《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
④《“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文物》1960年第8、9期。
⑤《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文物》1975年第7期；《新疆文物调查随笔》，《文物》1960年第6期。
⑥《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
⑦《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通渠也，下泉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①。后来，此项技术便被西域各地广泛采用。在新疆的许多地方，还发现过汉代的炼铁与炼铜遗址②。建昭三年（前36年）陈汤与甘延寿出使西域，“胡兵”“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但过了几年，却已“颇得汉巧”③。西汉的军政、礼乐制度，也被西域许多国家所采用。如汉宣帝时，龟兹王绛宾居住长安一年，“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缴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④。莎车王延，汉元帝时曾入长安为侍子，“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⑤。在西南夷地区，“夷”人也从迁入的汉人那里学会了使用铜、铁工具和先进的农耕技术，并已掌握了冶炼技术。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中期以后的生产工具，除大批精美的青铜器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铁锛、铁削和铜柄铁刃斧等，共92件⑥。贵州清镇、平坝一带同时期的墓葬中，也有铁制的犁、锄、刀、斧等出土⑦。一些比较先进的“夷”人，如楪榆（今云南大理、沮源）的僰人盛范、张叔还先后跟随司马相如学赋学经，后来盛范著有《赋心》四卷⑧。
与此同时，边疆少数民族一些独具特色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也不断传到中原地区，促进着内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如匈奴的牲畜就源源不尽地输入中原，“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骅骥骡马，尽为我畜”⑨。此后，骡驴逐渐成为中原的重要畜力。匈奴人的养马技术，对汉朝养马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西汉军队通过与匈奴骑兵的作战，更加成熟地使用大规模骑兵集团远途奔袭和迂回包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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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②《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文物》1975年第7期；《新疆文物调查随笔》，《文物》1960年第6期。
③《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
⑤《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
⑥《晋宁石寨山出土有关奴隶社会的文物》，《文物》1959年第5期。
⑦《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
⑧《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四百七十八《大理府·人物》。
⑨《盐铁论·力耕》。
的战术。西域的良种马亦在此时传入中原。《汉书·张骞传》载，张骞通西域后，汉朝天子“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宛马曰‘天马’云”。同时传入的还有中原未曾见过的新的果蔬品种。《汉书·西域传》载，张骞通西域后，“汉使采蒲陶（葡萄）、目宿（苜蓿）种归……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西晋张华《博物志》称，其时从西域传入的还有石榴、胡桃（核桃）、胡蒜、胡葱、胡瓜、胡荽（芫荽）、黄蓝等。《草木经》又称，张骞通西域后，引进了胡麻（芝麻）、胡豆等。此外，匈奴的胡笳、鞞鼓等乐器和歌舞，西域的琵琶、箜篌、胡角、胡笛等乐器和歌舞，西南夷的巴渝舞等，也纷纷传入，在中原地区广泛流传。我国的古乐，打击乐器多，管弦乐器少，边疆少数民族的乐曲与乐器传入后，引起了当时音乐的重大变革。有些乐曲和乐器，直到今天仍在我国的民族音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交流，不仅推动着中原内地与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同时也逐渐打破了民族间的隔绝状态，促进着民族的融合。一些移入其他民族地区的汉人，很多就和当地民族通婚，并且逐步改变其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以适应当地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过了若干代之后，就融合于当地的民族。例
如史籍记载的，西汉时代出现在匈奴和西域的许多“秦人”、“汉人”，他们后来就大多融合于匈奴和西域的民族当中。与此同时，有一些少数民族也融合到汉族中来。最突出的事例便是东瓯与闽越的越人。建元三年（前138年），东瓯王因受闽越王的进攻“请举国徙中国”，汉武帝将其4万余人徙置江淮之间的庐江郡。后来均融合到当地的汉族之中。留居原居住地的越人并入闽越。元鼎六年（前111年）闽越之乱平定后，汉武帝又将其王族臣民北徙江淮，这部分人也融合到当地汉族当中。留居原地的越人，由于汉族人口的大量迁入，大部分也为汉族所融合，闽越之名号便不复见于史籍了。民族间的融合，既有利于各族自身的发展，也有助于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紧密联系，强化彼此的认同与依存关系，缩小彼此之间的差异，从而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因此，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
三、沟通中外交通，促进中外的联系与交流
西汉王朝开拓边疆的斗争，将大片边疆土地统一在西汉的版图之内，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交通事业的建设，使中外交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中外的联系与经济文化交流。
西汉中外交通的一项最伟大成就，是“丝绸之路”的贯通。丝绸之路的开辟，虽然可以追溯到远古的传说时代，但它的正式开通则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后。随着汉置河西四郡，并开始在河西开展屯田，建设新的农业区，这不仅可为过往的使者商旅提供食宿和生活物资的补给，而且使中原农业区与天山以南的农业区连接
起来，并进而与中亚、西亚及南亚的农业区也连结起来，从而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便沿着通过河西四郡的农业区至天山南路农业区的道路第二次出使西域，与西域诸国正式建立联系。此后，西汉为同匈奴争夺西域又进行了一系列战争，终于在神爵三年（前59年）设立西域都护，将西域各国置于它的管辖之下。河西四郡与西域都护的设置，又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政治和军事上的保障。此后，“使者相望于道”，“胡商贩客，日款塞下”，丝绸之路便日趋繁荣，成为一条著名的中西方交通大动脉。
西汉的丝绸之路是由许多条道路组成的。它的东端起自长安都城，经河西走廊出敦煌后，分为南北两道：南道出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至楼兰（后更名鄯善），沿南山（今昆仑山脉）北麓西行，经且末（今新疆且末西南）、精绝（今新疆民丰北尼雅）、扜弥（今新疆于田东北）、渠勒（今新疆于田南）、于阗（今新疆和田）、皮山（今新疆皮山南）、莎车、疏勒（今新疆喀什），然后越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或西南行抵罽宾（今克什米尔）、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或西行至大月氏的国都兰氏城（今阿富汗北部的瓦齐拉巴德），再西行又至安息东境的木鹿（今土库曼斯坦马里东）。北道出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穿过白龙堆（今新疆罗布泊以东沙漠戈壁地带），到车师前王廷（今新疆吐鲁番西北），沿北山（今天山）南麓西行，经危须（今新疆和硕县东北）、焉耆、尉犁（今新疆博湖）、乌垒、龟兹、姑墨（今新疆阿克苏）、温宿（今新疆乌什）、尉头（今新疆阿合奇）、疏勒，然后越过葱岭，向西北到大宛、康居（今哈萨克斯坦锡尔河中下游），再沿妫水向西北行，可到奄蔡（今哈萨克斯坦西部，里海北岸）。
丝绸之路贯通之后，大批中西方的使者和商旅往来不绝，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的丝绸、漆器和铁器大量销往西方，中国的丝绸更远销欧洲的罗马，成为罗马贵族喜爱穿用的衣料。中国的冶铁技术也传入中亚各地。原先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一作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①。中国的穿井技术也传至中亚乃至印度。与此同时，中亚、西亚以及欧渊的土特产和艺本也开始东来。张骞通西域后传入内地的许多植物品种，有的就出自中亚等国，如石榴来自大夏，胡桃出自安息。中亚各国的音乐和西方的幻术（魔术）、玻璃制品，也相继传来，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
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出兵灭了南越，分其地为九郡，共中交阯、九真、日南三郡设在今越南境内。不久，汉武帝又出兵攻灭朝鲜卫氏政权，将其统治区划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这样，西汉与越南、朝鲜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就更加密切。当时西汉严禁蚕种外传和铁器出口，但越南与朝鲜除外，中国的养蚕技术与铁农具便传入越南和朝鲜，促进了当地生产的发展。越南和朝鲜还通行汉字，这对当地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此外，西汉政府在统一了南越、东瓯和闽越之后，其远海航运中心也由齐地向南方转移，会稽郡的东冶（今福建福州）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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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
海郡的番禺（今广东广州）逐渐发展为海港都市，成为海外贸易的中心。东冶可通航日本、琉球，番禺则成为通往东南亚各国的主要港口，从而推动了中国对日本、琉球、中南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以至印度半岛的经济文化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