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塞的修筑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为随时防备匈奴的袭扰，令蒙恬在原来秦、魏、赵、燕等国旧长城的基础之上，修筑了一条“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①的新长城。秦长城的许多部分，在汉代还较为完整地保存并继续发挥作用，当时人们称它为“长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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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
“故塞”，成为汉初抗御匈奴南下的重要边防设施。早在汉高祖二年（前205年）时，高祖就曾令人“缮治河上塞”①，不久又修筑“辽东故塞”②，这些都是对秦长城的重新缮修。直至反击匈奴的战争开始之后，汉武帝继续对秦长城加以修缮利用。元朔二年（前127年），汉军收复了“河南地”，卫青奉命“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③。根据考古调查和文献记载，这次修缮并非都是对秦时长城的简单整治，有一些地段还是新筑的。这些新筑的地段，与秦长城相比较，位置向南推移，如今河北张家口一带的汉长城，距秦长城竟有数百里④；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及陕西神木、榆林诸县之北的榆溪故塞，卫青又“广长榆”⑤，把旧日通过大规模种植榆树所形成的一道边塞加长加广，大大增强了汉军在这一地区的防御能力⑥。可见此次修缮秦长城的范围并不局限在“河南”一地。
然而，随着反击匈奴战争的不断胜利，仅仅依靠维修和利用秦长城，已经不能满足汉朝的需要。因此，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至天汉元年（前100年）这12年间，西汉王朝又先后组织了七次大规模修筑边塞的行动，兴建起了长达2000公里左右的新的长城，当时人不以“长城”名之，而是统称为“塞”，或称这些边防防御工程为“障塞”、“城障”、“列城”、“外城”、“亭障”、“亭塞”、“亭燧”等等⑦。这些障塞亭燧及边墙，大体上可以分为“西塞”、“居延塞”和“塞外列城”三部分。
所谓“西塞”，是古人对汉朝在占据河西走廊及开通西域过程中所修筑的防御工程的通称，因地处秦长城之西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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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②《史记》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
③《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④高旺：《内蒙古长城史话》，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 991年版。
⑤《汉书》卷四十五《蒯伍江息夫传》。
⑥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
⑦参看陈梦家：《汉武边塞考略》，《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
西塞的东部起点，是金城郡的令居，在今甘肃省永登县境①。由此逶迤而西，直至敦煌郡的玉门关。其直线距离约为950公里，折合汉里约为2375里，它的修筑，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
元鼎六年（前111年）冬十月，汉将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数万兵士击溃了叛乱的西羌；同年秋，匈河将军赵破奴出令居数千里，对河西地区进行了最后一次扫荡。与这些军事行动密切配合，汉朝“初置张掖、酒泉郡”并调发“数万人渡河筑令居”。②这既是西塞建置的开始，也是西汉王朝第一次大规模地兴建新的长城③。
据《汉书·张骞传》注引臣瓒之说，此次修筑的边塞，始于令居，止于酒泉，大约是从令居北行，经张掖、休屠（今甘肃武威北）、武威（今甘肃民勤东北）而折向西行，即从北纬37°以南，沿东经103°以东向北行，至北纬39°以南折向西，经日勒、删丹至今张掖；然后又自张掖沿甘州河（今黑河上游）东岸西北行，经今临泽、高台、稹夷营而至毛目（今甘肃鼎新），再折向西行至酒泉，全长的直线距离约为450公里。
这段汉长城，可称为“西塞东段”，它的修筑，有利于巩固河西走廊的安定局面，使西汉王朝初步实现了隔绝匈奴与西羌交通的战略构想，同时也使汉朝在军事上开通西域成为可能。
西塞修筑的第二阶段，始于元封四年（前107年）。在此前一年，为保护汉朝的西行使者，同时也是为了在西域的东部取得一个足以支持西域诸国亲附汉朝的据点，汉王朝发动了楼兰之役。在攻破楼兰、姑师之后，汉军“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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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令居塞之地望，传统说法是在今永登县西北的庄浪河西岸，但薛方昱则认为，令居塞即是永登西部微偏南大通河东岸的连城，说见其《汉代令居塞地理位置考》，《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
②《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③“西塞”始建年代有元狩二年说。此处从陈梦家。
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①。据《史记·大宛列传》及《汉书·张骞传》，玉门亭障始自酒泉，元封四年所筑。此处的玉门即玉门关，乃指玉门都尉治所而言，在敦煌郡治敦煌之西②。
此段汉长城，可称为“西塞西段”，它起自毛目以西，先沿北大河（今临水）至三墩西北，临水于此折而南流，长城则自此向西，直至酒泉西北营盘堡北，又傍疏勒河向正西而行至玉门关，全长大约500公里左右。
长城的西延，实际上是汉朝兵威西渐的一部分，它既是汉朝用兵西域第一阶段的战果之一，又对此后汉朝继续经营西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此后，汉朝西筑亭障的行动仍未停止。太初三年（前102年），李广利逼降大宛，汉朝的亭障又从敦煌、玉门继续向西延伸。《史记·大宛列传》载：“汉已伐宛，……岁余，……而敦煌、酒泉置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③对于此事，《汉书·西域传序》则记为“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有亭，……”。“盐水”与“盐泽”，所指略有不同④，但其大概方位，均是今新疆罗布泊地区。通过考古调查可见，由营盘（东经87°30′，北纬41°）西北沿库鲁克塔格尔山南麓、孔雀河北岸，西北经沙漠全库尔勒，在170公里以上的古道旁，发现了绵延不绝的烽火台，一直延伸到库车的西北（东经82°507，北纬41°30′）为止。这些烽火台的建筑结构，与
在甘肃境内的汉代亭燧相同，只是不像敦煌以东那样有长城相连接⑤。这应当就是文献中所说的“西至盐水”的亭障，它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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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
③马雍：《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和敦煌郡的西境》，《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
③此处引文据《史记集解》引徐广语，更动了“置”字的位置。
④陈梦家以为，“盐水”专指“盐泽”以西流入盐泽之水，约当今营盘以下的库鲁克河及营盘以上的孔雀河。
⑤参见陈梦家：《汉武边塞考略》。
可能是渠犁附近、孔雀河上游的连城①。
这些亭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西塞的发展和延续。它们不仅构成了一条军事防御线，而且还构成了交通线和供给线；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亭障还为汉朝向更西的远方传播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提供保障。亭障西至盐水，表明当时汉武帝仍有继续向西拓展疆土的打算，只是由于后来国内形势发生剧变，促使汉武帝颁“轮台诏”而改弦更张，西筑亭障才告终止。
二、居延塞的修筑
在河西走廊的北侧，自东而西横亘着龙首、合黎和马鬃三山，这即是通常所说的“北山”。与位于走廊南侧的祁连山脉（又称“南山”）的陡峭挺拔、雄伟浑厚不同，北山的山势低平，而且还有几处缺口。这几处缺口不仅使强劲的朔风把大量飞沙带进了走廊，形成了大片的风成沙丘，而且也为来自北方的敌人突入走廊留下了通道。
出现在合黎山与马鬃山之间的分断，是河西走廊上最大的缺口。这里地形平坦开阔，戈壁、沙漠广布、植被稀少，弱水（今额济纳河，又称居延水）南北纵贯，其终端汇潴成居延海，古称居延泽。弱水两岸及居延海周围灌丛密集，水草丰足，是一片宜农宜牧的大绿洲。
“居延”本为匈奴中地名，系因安置所获“居延人”而得名。秦汉之际，匈奴的骑兵沿弱水南下而进入河西走廊，既控制了自漠北而至河西、西域之通道的要冲，又可沿甘州河翻越祁连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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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据田余庆：《论轮台诏》，《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张维华认为轮台一带亭障之建置，当在汉昭、宣之间，说见其《中国长城建置考·汉边塞》，中华书局1979年版。
到达羌人的游牧地区①。显而易见，封堵此一缺口，对汉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元鼎六年（前111年）汉筑西塞，将这一缺口用长城封锁起来，但自漠北沿弱水两岸通往河西的通道并未切断。自漠北战役后，匈奴单于王廷不断西移，渐与汉酒泉郡相直，因此，酒泉郡所面临的军事压力日益增大，而居延海一带更加成为关乎大局的战略要地。
针对此种情况，西汉朝廷不断采取措施，试图强化河西防务的这一薄弱环节。起初，汉朝以重兵屯守居延的方式来控制此地②，至太初三年（前102年），又在这一带修筑起障塞亭燧。据《史记·匈奴列传》，负责修筑居延塞的，是强弩都尉路博德。居延塞起自居延泽西，索果淖尔（今内蒙古苏古诺尔）之南，沿额
济纳河直至毛目之南，在东经100°～101°30′之间、北纬40°～41°30′之间西南斜行，全长约为250公里③。
与居延塞修筑相同时，汉武帝又下令在五原塞外筑城障列亭。经考古调查可知，居延塞自居延泽之东北与上述塞外列城相连接。④又据《史记·大宛列传》，同是在太初三年，汉武帝为准备第二次伐大宛，“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即设置居延都尉和休屠都尉。显而易见，筑居延塞仅仅是太初三年汉军一系列军事行动当中的一部分。就其直接的目的而言，
这些举措都是为了防止匈奴乘汉军远征大宛之机袭扰汉边而为。
果然，当李广利率军西征之后，匈奴便两路出兵，一支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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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王宗维：《汉代祁连山路考述》，《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
②《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云：路博德在失侯之后便领兵“屯居延”。据《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路博德失侯事在太初元年，是知汉军屯戍居延不会晚于此年。
③参见陈梦家：《汉简考述》，《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④参见盖山林、陆思贤：《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并沿途破坏五原塞外徐自为所筑城塞亭障；一路由右贤王率领攻酒泉、张掖，虏掠数千人。但在汉军的反击之下，右贤王军很快便败退，“尽复失其所得而去，①。
然而，居延塞的修筑又不仅仅是为酒泉等郡增添屏障，它实际上更是汉军的一个前方基地。由于这里宜农宜牧的自然条件，因而很快就成为西汉边塞屯田的一个中心，牢牢地控制了深入蒙古大漠的最捷近的路线，为以后西汉王朝犁廷扫穴创造了前提。
三、塞外列城的修筑
所谓“塞外列城”，是指汉武帝时期于秦长城以北亦即阴山以北所修筑的边防工程。
塞外筑城，始于太初元年（前104年）。据《汉书·武帝纪》，当时匈奴乌（一作詹）师庐单于好杀伐，内部不安。是年五月，匈奴左大都尉欲杀单于而降汉。为接应左大都尉，武帝“遣因杅将军公孙敖筑塞外受降城”。此城具律地望不详，约在今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狼山西北。据《汉书·匈奴传》载，太初二年秋，乌师庐单于曾遣骑兵攻打受降城，不能下，乃侵边而去。其后，汉置受降都尉长驻此城，可以推见受降城的规模较大，屯兵亦较多，其作用相当于汉边的前哨阵地以及汉军出征的中转站。
太初三年，汉武帝在路博德筑居延塞的同时，又“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卢朐”③。五原塞位处阴山南麓，系由原来的赵长城与秦长城构成，地当今内蒙乌拉特前旗、固阳县一带。徐自为所筑的塞外列城，则是建筑在阴山北麓的蒙古高原之上，又称“光禄塞”、“光禄城”、“武帝外城”等。
由考古调查得知，徐自为所筑“塞外列城”，实际上是南北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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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②《汉书》卷六《武帝纪》。卢朐，山名，地在阿尔泰山南麓某地。
道长城。在今内蒙古乌特拉后旗的乌力吉苏木、宝音图苏木、巴彦前达门苏木以及乌特拉中旗的巴音杭盖和乌兰苏木一带，两道长城相距2至30公里，呈不等距的并排排列。而后向东，北面的一道由乌特拉中旗的桑根达来苏木进入达茂旗的红旗牧场，约由百灵庙之北折向东南入武川县西部，与大青山北麓的长城会合；南面的一道则由乌特拉中旗的新呼热苏木进入达茂旗的新宝力格苏木、西河苏木和固阳县北部的边墙壕村，最后到达武川县西部，与大青山北麓的长城会合。在今武川县的哈拉合少和哈拉门独，有三条长城的会合点，似是“出五原塞”的起点。这两道长城，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后旗西北部即东经105°30′～106°之间进入蒙古国境内。据了解，北面的一道延伸至戈壁阿尔泰山脉之中，而南面的一道则于东经102°30′处复入内蒙古境内，至东经102°20′额济纳旗的苏古诺尔湖东北，与居延塞外的长城遗迹联系在一起①。
汉武帝把长城修到了匈奴的腹地，其用意不仅仅是为了加强防御纵深，很可能是出于一种向极北地区发展的战略动机。所以，塞外列城在当时对匈奴构成的直接威胁，似较其他边塞为大。因此，就在徐自为完成了塞外列城的构筑不久，匈奴军便大举入侵定襄、云中、五原、朔方，在杀略数千人后退军时，又“行坏光禄所筑亭障”②。其目的之一，显然是想乘汉军部署未备之机，毁坏塞外长城，由此可见匈奴对这条伸入自己腹地的汉长城的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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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徐自为所筑塞外列城，可参见盖山林、陆思贤：《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高旺：《内蒙古长城史话》，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刘观民：《秦汉长城遗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史学界对此问题存有歧说，可参见《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文物》1977年第5期；罗庆庚：《汉武帝长城复线刍议》，《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另有人认为武帝外城仅是塞外的一条行军道路，使用不久即被破坏，可参见《中国北部长城沿革考》（上），《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
②《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正是因为塞外列城的战略意义重大，汉朝一直不惜财力、人力，坚守这道防线，直至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因“匈奴不能为边寇”，汉朝这才“罢外城，以休百姓”①。
综上所述，西汉边塞的修筑，不仅积极利用旧有的长城，如秦代的“河上塞”和燕国的“辽东故塞”，而且还新修了复线，其规模远远超过前代。西汉边塞，东起今朝鲜的清川江，西至新疆的罗布泊地区，再加上五原塞外的光禄塞等，总长度超过1万公里，是我国历史上最长的一道边塞。
四、边塞的构成
汉代的边塞，是一个庞大的国防工程体系。它的构成，并非“长城”一词给人的印象那样，只是接连不断的一条城墙。实际上，这个体系是以垣墙为主体，包括了城障、关隘、墩台、烽堠和粮秣武库等军事设旌，具有战斗、指挥、观察、通讯、隐蔽等综合功能，并配置有长期驻军守备的线式防御工程整体。这个体系，是以因地制宜、据险置塞为原则而构筑的。所谓因地制宜，一是指巧妙地根据所在地形条件来构筑工事，二是指充分利用当地的物产选择合适的质材为建筑材料。所谓据险置塞，主要是指利用天险御敌而言。这个体系的构成，大致可以分为城墙、城障、亭燧烽台及军用道路四个部分。
（一）城墙
城墙是组成长城防御体系的主干部分，它是集阻障、防护、据守、观察、隐蔽等功能于一身的线式防御建筑物。由考古调查可知，汉边塞之城墙蜿蜒绵亘于山岭、沙漠、草原、绝壁等诸多复杂地形之中，其构筑的材料和方法，则因地形、地理条件的不同，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甚至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地段，也互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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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试举数例如下：
敦煌玉门关附近的西汉长城的最高一段，建在当谷隧以东约300米处。现存城墙系用流沙、散石、红柳或芦苇筑成。这完全是与当地自然地理条件相应的，因为这一带没有黄土及石材，只出流沙与小石子，而附近的沼泽地中则生长有芦苇或红柳，于是筑城时便就地取材，以流沙、石子和芦苇等物掺和筑墙、层层上铺，一般每层的厚度为20—30厘米左右，整个墙体的高度可达数米。现存遗迹保存较好，沙粒与石子已牢牢压实，与芦苇枝、红柳枝条粘结在一起，十分牢固①。通过考察还可发现，西汉敦煌郡的长城大体沿疏勒河畔修筑，遇到湖泽、碱滩则或有间断，径以湖泽、碱滩为“墙”②。
属于酒泉郡东部都尉管辖的“北大河塞”，其塞墙的修筑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双重的粗石板垒起而填以砾石；另一种是仅用压紧的柴枝作成③。
塞外列城中南面的一道城墙，在锡尼乌苏以西，都是厢石块垒砌而成，从锡尼乌苏向东，有一段是由石片包外而内实夯土，再向东行，则全部为土筑而成④。
各地汉长城的宽度与高度，也无定制：上述玉门关附近的长城遗迹现高3.2米，厚2米；“北大河塞”的两种墙体的基宽至少为2.5米，高度可达3米；而“塞外列城”中南塞墙的石筑地段基宽一般为3.5米，顶宽2.5～3米，残高在2～2.5米之间不等。而乌兰苏木胡勒嘎处的北塞墙则是一条东南一西北走向的笔直的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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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佟柱臣：《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第118页，巴蜀书社1991年版。
②参见林梅村、李均明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③参见斯坦因：《亚洲腹部考占记》第406～407页，转引自陈梦家《汉简考述》。
④参见盖山林、陆思贤：《潮格旗朝鲁库伦汉代石城及其附近的长城》，见《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垅，现高仅有1米左右，其外（北）侧为浅宽的人工沟濠，土垅的宽度约有5米，沟濠则宽8米，说明这一段长城似以沟为主①。
《汉书·匈奴传》下载有汉元帝时的郎中侯应之语：“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门，稍稍平之。”这段说明汉代边塞修筑形式与方法多样性的记载，已经得到了考古发现的有力证实。
（二）城障
城障是某一段长城防线的守卫中心。《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曰：“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此即障也。”同书《李陵传》颜师古又注：“障者，塞上险要之处，往往修筑，别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障蔽而伺敌也。”《战国策·魏策》鲍彪注曰：“障，隔也，筑城垒为之。”由此可知，城障实际上就是驻有戍卒守卫的长城沿线的支撑点，它们往往都建筑在地势险要或位置重要之处。通过考古调查与发掘，我们今天已经可以对此类城障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在居延地区，考古工作者发掘了破城子甲渠候官遗址。这是一个构筑坚固的军事性小城堡，障坞毗邻，障在坞的西北隅，为土坯筑成的方形城堡。每边长23.3米，墙厚4～4.5米，残高4.6米。障顶东北角残存窄土楞，似为女墙。障门设在东南角，门内西侧有登临障顶的台阶式蹬道，东侧堆叠有防备攻城之用的河卵石。坞比障大一倍，坞墙系夯土筑成，每边长46米左右，厚1.8～2米，残高0.9米左右，东墙辟一门，门外设瓮城。坞四周3米以内的地面埋设有四排尖木桩。木桩高33厘米，间距70厘米，作三角形排列。坞内东北隅也有登临坞顶的蹬道。障、坞内部还有甲渠候和吏卒的住室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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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罗庆庚：《汉武帝长城复线刍议》，《考古与文物》1 989年第3期。
②参见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
在内蒙古乌拉特后旗朝鲁伦发现的汉代石城，可能是属于“塞外列城”的一个城障。该城平面基本呈方形，从内墙角丈量，东西墙各为126.8米，南北墙各为124.6米，墙壁用石块垒砌而成，基宽5.5米、顶宽2.6米、残高2.8米左右；城门设在东墙，门道宽6.6米，外设瓮城，其门南向，宽5.6米，瓮城长14.5米；城门里的两侧、四角的两侧和南墙、西墙中段的内侧，都有登城台阶；城内西南部，还有一个大院的痕迹，实际上起到城中之城的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城城墙的四角向外凸出，凸出的部分也较方正，凭借这种墙台工事，可以控制整个城墙，消灭全部的射击死角，从而大大增强了该城的防御能力①。
城障一般都建在长城的内侧，但也有少数建在长城外侧者。它们的位置，大多处在长城防御体系内的防御要点之上。通过调查发现，处在交通要道、险要山口等位置的障城，面积都比较大，分布也较为密集；而在非主要防御的地段上，城障的面积比较小，间隔距离也比较大。
（三）烽燧
烽燧又称亭燧，因亭是望楼即烽台之故。作为城障的耳目，烽燧主要用于报警，是边塞体系中最基层的哨所，亦是边防候望系统的核心，地位十分重要。
烽燧一般都建筑在视野开阔之地，而且也很注意利用天然屏障。例如，疏勒河下游及罗布泊洼地的河、湖相沉积受风力侵蚀，形成了风蚀土墩与风蚀凹地相间的雅丹地貌，而这里的烽燧遗址，大都坐落在星罗棋布的风蚀土墩上②。综观敦煌、酒泉二郡及居延地区的烽燧，有许多都是建筑在高地、山麓、岗或梁上。
汉代的烽燧大多沿长城一线罗列，一般以居于长城内侧者为多，但甘肃永靖县境内的烽燧遗址却多在长城的外侧，这可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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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盖山林、陆思贤：《潮格旗朝鲁库伦汉代石城及其附近的长城》。
②参见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
监视羌人活动密切相关①。烽燧分布的密度，似无定制，主要由所在地段的地形地貌及防御需要来定。根据统计：汉敦煌、酒泉二郡共发现164座烽燧遗址，其间距最远者为8公里，最近者仅0.13公里，各仅一例，90%以上的烽燧相距为1～2.5公里②。在内蒙古沙井苏木境内“塞外列城”的南塞墙内侧，大约每隔1公里左右置一烽燧③；而乌拉特后旗境内“塞外列城”的烽燧间距则为2.5公里左右④。
汉代烽燧的建筑手法及形式，也是因地域不同而各有差异。如内蒙古地区的烽燧，设在山巅上，一般由石块垒成，作圆柱或圆锥形，大小高低因地而异。乌不浪山口东侧的一个石烽台，倾圮后实测直径10米，个别烽台的四周加筑围墙。设在草原上的烽台，大都以黄土夯筑而成，作圆锥体或方锥体，大小高低不一，一般基宽7～8米，高3～4米，有的四周筑有围墙⑤。
西北地区的汉代烽燧，情况又有不同。据在敦煌、酒泉、居延地区的调查所见，烽燧绝大多数以土墼垒砌而成，间或用石块或石块与土墼混合垒砌。敦煌郡玉门都尉所辖烽燧中以夯土版筑而成者为数不少，而中部都尉所辖烽燧还有用湖沼中碱化的泥土间以柴木筑成的。这里的汉代烽燧，多呈下宽上窄的方柱形，台
最高者可达1 0米多，烽台底基一般是36平方米至81平方米，烽台之上建一方形小屋，高1～3米，面积4平方米至9平方米左右，小屋四周墙壁开孔以便候望。许多烽台都有墙环卫，与坞相连。坞分内坞、外坞，内坞置居室，坞与烽台以阶梯相连；烽台和坞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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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马杰英：《甘肃永靖县境的秦汉长城烽燧遗址》，《文博》1989年第6期。
②参见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③参见罗庆庚：《汉武帝长城复线刍议》。
④参见盖山林、陆思贤：《潮格旗朝鲁库伦汉代石城及其附近的长城》。
⑤参见《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405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屋以马粪涂地，以草或白土涂壁。①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一些烽燧遗址，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烽燧建筑的详情，下面略举几例说明：
敦煌玉门都尉所辖T.6.b烽燧：烽台底面积40.94平方米，残高4.9米，坞与烽台西、南两壁相连，烽台南侧与坞壁衔接部有坞陛，遣存阶梯六层，坞门北开，坞内有套房三间，炕、灶各一个。，屋内灰堆土中出土200多枚汉简，共出的还有封泥?、木梳、辟邪用的人面画杙、绘有人面的画板、麻鞋、丝织品残片等②。
敦煌中部都尉所属T.22.d烽燧：烽台底基24.01平方米，残高2.7米。坞与烽台东壁相连，内有套房三间，隔道一条。这条隔道可能是火墙或炕之类的遗存。烽燧西南有两片灰区，除发现十几支汉简外，还有木梳、木碗等遗物③。
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遣址：长方形，底基63.46平方米，残高1. 87米，为三层土墼中夹一层芦苇叠砌，无粘接材料。烽燧上部结构不明，烽燧四壁皆涂以草泥，表面刷白粉，由于多次涂草泥和粉刷，墙表草皮有前多达层。粉刷的颜色，有土红色、浅蓝色和白色数种。此种情况，在堡内房屋中亦存在。在烽燧东南角早期留有一长方形缺口，攀登方式不明，晚期在此处向北砌筑台阶，现存四级。早期坞筑于烽燧东侧，坞墙与烽燧的东、南壁相连，坞墙夯筑，坞门西开一，宽。76米，有双重门，坞内有过道和套房三间。坞南墙外东侧为厕所，以苇编矮篱墙围成，长3.4米，宽1.13米、门宽0.67米；坞南20多米处，有苇篱墙筑成的长方形牲畜圈④。
居延卅井塞所属P8烽燧：建筑在高戈壁梁上，8层土坯夹一层芨芨草垒砌而成。烽台底面积14平方米，残高5.5米。烽台西、南两壁与坞壁相连。坞墙今残高0.2至0.4米，西壁长16.8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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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研究》第34～44页。
②③参见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
④参见甘肃省博物馆等：《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0期。
南壁13.3米。坞内东南角有椭圆形土堆，似为房屋地基④。
塞墙、城障及烽燧是边防军事设施的主要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配置情况，可以小方盘城遗址为例加以说明。
小方盘城遗址一般认为是西汉玉门都尉和东汉玉门障尉的治所，位于敦煌县城西北80公里，编号T.14障。障系夯土版筑，平面呈四方形，障内面积为16.5平方米，障外壁每边边长2 6米，墙高9米，障门开在西墙中部，门宽2.4米，高2.7米。障北与T.13、T.14a等烽燧相连，再北至塞墙，南与T.14c、T.18a、T.18等烽燧相连。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塞墙、城障及烽燧通常都是配套设置，但在汉军一时不便或不宜筑墙的军事战略要地，往往也要设置亭、障、烽燧等军事设旋；地位次要者，则构筑烽燧。例如，在盐水之西就分布着众多的亭障，它们对汉朝经营西域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再如，在内蒙古腾格里大沙漠与巴丹吉林大沙漠之间的阿拉善右旗的雅布赖山沿线，也发现了烽火台群及城堡等遗迹，它们的存在，对西汉时期居延塞及武威等郡的防卫，给以有力的支持③。
（四）军用道路
军用道路，是长城防务体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说，障塞烽燧犹如武士身上所穿甲胄上零散的铁片，那么，军用道路则是将这些铁片串联并紧系的坚韧的韦带。
在整个长城防御体系当中，军用道路可能是最先完成的部分。这是因为，数十万修筑长城的施工人员分布在连绵千万里的广阔地带，他们的给养输运不可或缺，而这就首先要求道路畅通。当长城防御体系初步完成之后，为满足皇帝巡边、大军出塞以及传递情报等方面的需要，也势必要对道路的平整和畅通提出较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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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
②参见《北方古文化又一奇观》，《中国文物报》 1989年6月23日。
秦始皇在令蒙恬修筑长城之后，又命他修筑了由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西）至国都咸阳的“直道”。根据调查，秦直道的许多地段残宽30～50米，能够保证车、步、骑混合编成的大军团顺利通过。沿途还设有兵站，既可贮存装备，又可驻屯军队，从而保证了随时以物资、兵力沿直道支援长城防线①。
西汉时期长城沿线修筑军用道路的情况，史书中缺乏记载，考古调查所见遗迹也不多。但种种迹象表明，这一时期的军用道路建设，成就依然很大。
西汉前期，曾经数次缮治秦时的北边长城，这其中自然包括了对以秦直道为主干的军用道路的修整。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夏，曾经“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②。修筑道路应是这项工程中的主要部分。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又“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③。这表明，北边的道路已有适应帝王乘舆通过的规模。在汉武帝时期，汉军数次利用北边道路集结兵力，由北边各郡同时出击。特别是元狩四年（前119年）漠北决战的前夕，大将军卫青与骠骑将军霍去病临时调换出击地点，数十万大军的行动，如果没有畅通的道路系统作保障，是根本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河西走廊及西域地区的军用道路，大体上应和长城相并行。汉宣帝时，赵充国远在金城平羌前线，距离长安约10450汉里（约4200公里），但其上书在七日之内便可递交到宣帝手中，平均每日夜可传250公里。在当时的情况下，仅有良马而无良好的军用道路网络，是很难达到如此高的速度的。从居延汉简的材料中可知，修筑道路并保证其畅通无阻，是戍卒的重要职责之一，在当时，设有专职筑路养路的士兵，称为“除道卒”。EPT65：230简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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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陕西旬邑县发现秦代兵站遗址》，《人民日报》1986年10月3日。
②③《汉书》卷六《武帝纪》。
□□车马中央未合廿步溜漉不可
该简说明了对雨后养路的严格要求。而“中央”、“廿步”等，则反映出道路的规模很大。
在内蒙阿拉善右旗雅布赖山麓的56座烽火台群中，发现20多条石块铺设的道路，至今遗迹仍清晰可辨。它们分为上行道和下行道，路基各宽约6米，两道并行，将各个烽火台和障城连接起来①。雅布赖山位在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之间，在汉代并非防御的要害地段，但军用道路修治得如此之好，其他地区的军用道路的质量，自是可以想见了。
从以上对西汉王朝大规模修筑边塞情况的叙述当中不难发现，西汉王朝为构筑边塞，付出了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的巨大代价。但是，作为冷兵器和生物动力时代的防御工程，边塞的构筑对巩固中原封建王朝的统治、保护广大农业地区人民生产与生活的相对安定，确实起到了其他防御手段所不能有的巨大作用。这些作用，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西汉长城的修筑，对抗击匈奴及防范氐、羌等族的进犯具有重要作用，在军事上的意义十分重大。长城的最初兴建是为了战争防御，但西汉长城的修造则更侧重于对进攻的支持。西汉长城的兴建、包括对秦故长城的大规模缮治，几乎全是在汉王朝最为兴旺强盛的时期完成的，它更多地反映出了王朝开拓进取的姿态。检诸史实，可知西汉长城的兴建，往往是在某一重大战役获胜之后进行的，而某段边塞修筑完毕后，又常常进行新的战役，新近兴建的边塞，便成为汉军远离城墙的军事行动的有力支撑点，成为汉军作战逐次推进的出发基地。显然，汉武帝是把边塞的修筑纳入其反击匈奴、开拓边疆战争的总体战略之中来考虑的，因而它就具有其他时期修筑长城所不具有的军事上的主动意义和积极进攻的倾向。
第二，促进了长城沿线地区及西域诸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长城沿线地区，原来多是西汉王朝统治相对薄弱，经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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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北方古文化又一奇观》，《中国文物报》1989年6月23日。
化比较落后的地区，而西域诸国，更是所谓“化外之地”。当汉边塞在这些地方构成军事防御线之后，不可避免地同时构成了经济、文化的传播线。边塞的施工及维护，大量戍卒及内地人口迁入边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边疆地区社会状况的稳定。至于西塞及西域地区的亭障烽燧，对于汉文明的广泛传播以及西域诸国的归附，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推进了欧亚交通及经济文化交流。自从张骞“凿空”以来，汉朝与西域便正式建立了使节往来的关系；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西域广大地区都归属都护管辖。中国大陆通过西域与中亚、欧洲地区进行着各种贸易活动和经济文化交流，形成了一条被称为“丝绸之路”的经济通道。为保障中外使节及商人的安全，汉政府凭借长城及亭障烽燧，设置许多关城或关卡，稽查行旅，维持秩序，从而保证了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并为他们提供了饮食供应和住宿地点，促使这个经济通道日趋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