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的腐败与阶级矛盾的激化
西汉末期，元、成、哀、平四个皇帝都是昏庸无能之辈，最高统治权力落到了宦官与外戚手里。
汉元帝继位不久，辅政的三个大臣史高、萧望之、周堪便因争夺权利而展开争斗。萧望之、周堪都是汉元帝的老师，颇受元帝的信任，“上即位，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①。史高是汉元帝妃史良娣兄史恭之子，因外戚关系领尚书事，位居萧、周之上，见萧、周二人受皇帝信任，心中十分嫉恨。于是，便和中书令、宦者弘恭与石显勾结起来，想排挤萧、周二人。萧望之上书请求汉元帝罢斥宦官，任用士人。但“仁柔好儒”②的汉元帝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萧望之于是联合宗室刘更生、侍中金敞等人，与外戚宦官集团相抗衡。初元二年（前47年）正月，弘恭、石显等利用萧望之出休日不上朝的机会，唆使其爪牙上奏诬告萧望之等图谋罢除车骑将军史高，并疏退许、史等外戚。弘恭、石显又上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③。号称“多材艺、善史书”④的汉元帝竟以为“召致廷尉”是令廷尉调查讯问的意思，糊里糊涂地批准这个奏章，使萧望之等三人被捕入狱。后来，又下令将他们罢官，释放出狱。不久，弘恭、石显又鼓动汉元帝将萧望之逮捕入狱，导致萧望之含冤自杀。萧望之死后，支持他的大臣，或被捕入狱，或被免官归田，或被合家流放，或被害致死。后来，弘恭病死，石显代为中书令，气焰更加嚣张。他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成一伙，凡依附者皆得高官宠位。从此，朝中公卿以下对石显皆畏惧三分，就连敢于直言极谏的谏大夫贡禹，对他也保持沉默。而汉元帝却“不亲政事，方隆好于音乐”。认为“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大小，因显白决”⑤。石显因而得专朝政，形成了宦官专政的局面。
竟宁元年（前33年），汉元帝死，汉成帝继位。不久，汉成帝将石显等罢官，清除其党羽，结束了宦官专政的局面。但是，这个汉成帝比汉元帝更加腐朽昏庸，把朝政全部委托给他的生母王太后（元帝皇后王政君）一家。王太后一家乘机操纵朝政，帝舅阳平侯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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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传》。
②④《汉书》卷九《元帝纪》。
⑤《汉书》卷九十三《佞幸传》。
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而总断朝政，王崇为安成侯。河平二年（前27年），谭、商、立、根、逢时等王氏五兄弟又同日封侯。此后，“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①。王凤执政凡11年。他死后，又“固荐（王）音自代”②。其后，王商、王根也相继辅政。整个成帝一朝，西汉政权一直为外戚王氏所把持。
绥和二年（前7年），汉成帝死后，弟定陶王之子刘欣继位，是为哀帝。汉哀帝也是个沉湎于声色犬马之徒，他虽贬抑外戚王氏，但又大封其祖母傅太后与生母丁太后的家人，使丁、傅两家外戚把持朝政。后来，心理变态的汉哀帝因见东富属官郎董贤“为人美丽”，“说（悦）其仪貌”，对其大加宠幸，封为大司马、大将军，位居公卿，权侔人主。丁、傅外戚遂与之发生激烈的冲突，彼此倾轧不休。元寿二年（前1年），汉哀帝死后无子，太皇太后（王政君）以王凤弟王曼之子王莽为大司马，共征立年幼的汉元帝庶孙刘衍，是为汉平帝。此后，又重新出现王氏外戚专政的局面。
宦官与外戚集团，大多是一些图谋私利，贪鄙庸碌的小人。他们相继把持朝政，必然导致政治的黑暗，吏治的腐败。汉元帝时，“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纲纪失序，疏者逾内，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微幸，以身设利”，“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势”③。汉成帝时，外戚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二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管执枢机，朋党比周。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④。贵族官僚横暴纵恣，骄奢淫佚，如侍中中郎将张放“知男子李游君欲献女，使乐府音监景武强求不得，使奴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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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
③《汉书》卷八十《匡张孔马传》。
④《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
等之其家，贼伤三人”。连其爪牙奴仆，也“乘权势为暴虐，至求吏妻不碍，杀其夫，或恚一人，妄杀其亲属”①。“百官群职旷废，奸轨放纵”②，吏治更是每况愈下。至汉平帝时期，吏治之坏，更是达于极点，正如申屠刚在对策中所指出的那样：“今承哀乱之后，继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赋敛重数，苛吏夺其时，贪夫侵其财，……自汉兴以来，诚未有也。”③
由于吏治的败坏，封建纪纲的破坏，地方豪强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肆虐一方，更成为西汉末期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汉成帝时，“长安宿豪大猾东市贾万，城西萭章、翦张禁、酒赵放、杜陵杨章等皆通邪结党，挟养奸轨，上干王法，下乱吏治，并兼役使，侵渔小民，为百姓豺狼”④。成、哀间，“成都罗裒訾至巨万。初，裒贾京师，随身数十百万，为平陵石氏持钱。其人强力。石氏訾次如、苴，亲信，厚资遣之，令往来巴蜀，数年间致千余万。裒举其半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⑤。哀帝时“阳翟轻侠赵季、李款多畜宾客，以气力渔食间里，至奸人妇女，持吏长短，从横郡中”⑥。平帝时，“司直陈崇举奏其（指辛通、辛遵、辛茂等人）宗亲陇西辛兴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⑦。许多地方豪强富至千万，其势力甚至超过了当地的官府。因此，许多官吏便同地方豪强串通起来，沆瀣一气，为害一方，从而使吏治益趋腐败。
由于政治的腐败，西汉末年的土地兼并也日益严重，阶级矛盾日趋激化。
土地的不断集中，是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必然产物。早在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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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五十九《张汤传》。
②《汉书》卷八十一《匡张孔马传》。
③《后汉书》卷二十九《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
④《汉书》卷七十六《赵严韩张两王传》。
⑤《汉书》卷九十《货殖传》。
⑥《汉书》卷七十七《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
⑦《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帝之时，贵族、官僚、地主与豪商就大肆掠夺民财，特别是贵族、官僚更是凭借权势兼并农民的土地，如衡山王刘赐就“数侵夺人田，坏人冢以为田”①，武安侯田蚡“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③，丞相公孙贺“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③，从而形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④的局面。加上武帝时期连年的战争与种种好大喜功的举措，使“海内虚耗，户口减半”⑤，因而导致阶级矛盾的加剧。不过，在昭、宣以前，尤其是武帝时期，由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皇帝拥有绝对的君权。西汉政府出于政治上与经济上的需要，借助绝对君权的威势采取了一些抑制和打击地主、豪强的政策，从而降低了土地集中的速度。而在汉武帝死后，昭、宣二帝又“知时务之要”，重新执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⑥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阶级矛盾也相对地趋于缓和。
但是，自汉元帝以后，西汉的各代皇帝已不具有武帝和宣帝那样的绝对君权，他们不得不放弃限制和打击地主、豪强的政策，一些官僚地主于是便利用其政治经济特权，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如号称“为人谨厚”的丞相张禹，先后得到汉成帝的赏赐“数千万”，他“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价）”⑦。而据《汉书·沟洫志》所载，自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修成白渠以来，关中之地可引泾、渭之水灌溉的良田，总计不过4500余顷，张禹一人就占去百分之九，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另一丞相匡衡，在汉元帝初年官至博士、给事中，曾经上疏指斥当时政治腐败说：“今天下俗贪财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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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②《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
③《汉书》卷六十六《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④《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⑤⑥《汉书》卷七《昭帝纪》。
⑦《汉书》卷八十一《匡张孔马传》。
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但为相之后，也做出“专地盗土以自益”的丑事，在其封地临淮郡一次就多占了400顷土地①。汉成帝的舅父、红阳侯王立则与南阳太守相勾结，将南郡数百顷垦草田占为已有，其中不少原是少府借与贫民的已垦熟田。当他把这些强占的土地“献”给朝廷后，居然得到超过市价一亿钱的报偿②。至于诸侯王、列侯、公主更是“田宅亡限，与民争利”③。就连皇帝本人也积极参与兼并土地的活动，如汉成帝即置“私田”于民间，汉哀帝还一次赏给董贤“二千余顷”土地④。一般地主和豪商也无不拼命“多规良田，役使贫民”⑤。成、哀之际，有人提出限田方案，建议私人拥有土地不得超过30顷，这从反面证明，当时拥有30顷以上土地者已是为数不少。
在地主阶级大肆兼并土地的同时，西汉政府又进一步加重了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尽管在西汉末年，王朝政府也常冠冕堂皇地下诏减免赋税徭役，但赋税徭役的征派实际上仍有增无减。如汉元帝初元二年（前47年），仅一个珠崖之役，就有“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⑥。汉成帝为修建昌陵面征发徭役，“卒徒蒙幸，死者连属，毒流众庶，海内怨望”⑦。他在位时，觉得用度不足，还“一切增赋，税城郭埂及园田，过更，算马牛羊，增益盐铁”⑧。百姓对官府的征敛一有不满和反抗，便施以残酷的刑罚。汉成帝时，“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⑨，甚至“榜篁瘩于炮格，绝灭人命”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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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八十《匡张孔马传》。
②《汉书》卷七十七《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
③《汉书》卷十一《哀帝纪》。
④《汉书》卷八十六《何武王嘉师丹传》。
⑤⑦《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
⑥《汉书》卷六十四《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下。
⑧《汉书》卷八十四《翟方进传》。
⑨《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
⑩《汉书》卷八十五《谷永杜邺传》。
此外，西汉末年，各种天灾又频繁发生。因此，广大农民纷纷破产丧失土地，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汉元帝时的御史大夫贡禹在一份奏疏中曾经描述了农民的悲惨状况：“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①。汉成帝的一道诏书也承认：“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③至汉哀帝时，谏大夫鲍宣更将农民的苦难概括为“七亡七死，
“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无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雠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③
破产的农民，只得被迫离开故土而流亡他乡。汉元帝以后，流民的数量可以说是与日俱增，贾捐之的奏文曰：“今（元帝初）天下独有关东，关东大者独有齐楚，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④。到了汉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农民“流散冗食，矮死于道”已是“以百万数”⑤。还有一部分破产农民，只得出卖儿女，甚至自卖为奴。当时许多地主、贵族蓄养奴婢动辄数千，而官奴婢竟多达“十余万人”⑥。整个西汉的官私奴婢，有的学者估计有23万左右⑦，有的则说在30万至60万人之间⑧。
广大劳动人民被逼得走投无路，就只能铤而走险，奋起反抗。汉元帝之世，已有“盗贼并起”⑨的记录，至汉成帝时开始爆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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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⑧《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
②《汉书》卷十《成帝纪》。
④《汉书》卷六十四《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下。
⑤《汉书》卷八十五《谷永杜邺传》。
⑦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第1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⑧翦伯赞：《秦汉史》第2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⑨《汉书》卷九《元帝纪》。
连续的起义。建始四年（前29年），傰宗率数百人在关中的南山（终南山）地区起义，他们“阻山横行，剽劫良民，杀奉法吏”①，震动京师，长安城为之警戒。西汉政府派出千余名士兵镇压，傰宗等人坚持斗争长达一年多。河平三年（前26年），东郡茌平男子侯毋辟兄弟五人聚众起义，“攻燔官寺，缚县长吏，盗取印绶，自称将军”②。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陵阳任横等“自称将军，盗库兵，攻官寺，出囚徒”③，声动朝廷。与各地农民的起义相呼应，西汉末年还普遍出现了刑徒的暴动。汉成帝阳朔三年（前22年），颍川郡铁官徒申屠圣发动起义，“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九郡”④。永始三年（前14年），山阳郡铁官徒228人在苏令的带领下又举义旂，“攻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郡国十九，杀东郡太守，汝南都尉”⑤。广大劳动人民的武装斗争，猛烈地冲击着西汉王朝的统治，刘汉政权已是摇摇欲坠了。
二、挽救危局的最后挣扎
在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巨大压力下，统治阶级内部先后有人提出了改革政治、挽救危机的主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汉哀帝即位后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的限田限奴婢之议。《汉书·哀帝纪》载其奏文曰：
“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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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七十六《赵尹韩张两王传》。
②《汉书》卷二十六《天文志》。
③《汉书》卷十二《平帝纪》。
④⑤《汉书》卷十《成帝纪》。
依照这一方案，上至诸侯王、列侯，下至各级官吏和豪民，拥有田产最多不能超过30顷，占有奴婢的数量则从200人到30人不等；商贾不得为官，不得拥有土地。凡超过限量的田地和奴婢，一律没收充公。这一方案，无疑具有某种进步性，但在当时却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它触犯了达官贵戚及豪强地主的利益。当时绝大多数官僚贵族地主不仅都已超出了最高限额，而且也绝不情愿交出超逾限额的土地和奴婢。结果，这一方案根本没有实行便被搁置起来，成为一纸空文。
在不断恶化的形势面前，统治阶级内部愈来愈多的人开始对西汉王朝的命运感到悲观和绝望，汉运将终的论调一再重弹，最后引出了一场“再受命”的政治闹剧。
所谓“再受命”之说，原是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的发明。他伪造《天官历》和《包元太平经》12卷，以皇权神授观念为基础，杂以五行学说，认为“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①。由于此说可为企图取代刘汉政权的人所利用，所以当时甘忠可被加以“假鬼神罔上惑众”的罪名下狱致死。建平二年（前5年），汉哀帝久病不起，国势越发衰颓，甘忠可的弟子、待诏夏贺良等人又乘机奏上“赤精子之谶”，认为“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③。昏庸的汉哀帝急于寻找救命稻草，遂于六月甲子日下诏宣布“再受命”，宣布“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③。在他看来，这样一纸诏书，就可以结束在此之前的衰败乱世而迎来一个崭新的天下，由于又一次接受了“天”的任命，刘氏政权将会有一个长治久安的光明前景。
然而，无情的现实很快就戳穿了这套自欺欺人的把戏。“再受命”后一个多月，汉哀帝之病毫无转机，朝廷之“病”也日甚一日，而夏贺良等却“欲妄变政事”，致使统治集团内部纷争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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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七十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
②③《汉书》卷十《哀帝记》。
汉哀帝下诏指责“再受命”之说“皆违经背占，不合时宜”，宣布“六月甲子制书，非赦令也，皆蠲除之”①。夏贺良等人被处死，“再受命”的把戏就此收场。
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崩离析进一步加剧，许多人都希望出现新的契机，急于寻找新的政治靠山和出路。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贫苦百姓，更是渴望通过改朝换代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正是这样的客观条件，把外戚王莽推到了历史的前台，让他扮演了“代汉”的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