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边陲的民族纠纷与战争
一、王莽执政时的周边形势
自汉武帝开边兴利以来，汉族与周边各少数民族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汉朝政权公然为敌的匈奴、西羌等民族日趋衰败，最终走上了与汉族政权交好讲和的道路，汉朝政权完全掌握了处理民族关系的主动权。在这个新的格局下，基本保持了一个汉族与周边各少数民族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态势，特别是宣、元以后，随着汉匈之间大规模战争的停止，汉朝的边境地区基本保持了相对平静的局面，这几十年的光阴，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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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然而，这样一个积极的发展进程却在新莽时期遭到了破坏。出于汉族独尊的狭隘民族自大心理，王莽无视当时民族关系相对稳定和洽的事实，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陈腐观念出发，认为周边各少数民族首领称王都是“违于古典，缪于一统”①，因此必须更改新名称。同时，他又蛮横无理地要求周边各少数民族必须无条件地、绝对地接受并服从新朝的统治，否则他就要诉诸武力，加以征伐。这样，从王莽建立新朝之日起，汉武帝以后汉民族与周边各少数民族和平相处、友好往来的局面便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系列边陲战争的烽火与狼烟。
二、构难匈奴
自呼韩邪单于在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降汉以来，汉与匈奴之间便开始了友好往来。特别是汉元帝以后，由于昭君出塞，汉与匈奴重结和亲，关系更为密切。匈奴每有新单于即位，必派名王重臣奉献或遣子入侍为质，复株累若鞮单于、乌珠留若鞮单于曾分别入朝汉成帝和汉哀帝，陪同单于朝汉的人员也从200人增加到500人。匈奴单于名为汉臣，但汉朝统治者却给予他极大的自主权，很少干涉其内部事务，汉匈之间的高级使者往来不绝，边境平静少事。
王莽二次执政以后，为了表现他“威德至盛异于前”②，加上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之心作祟，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了破坏汉匈友好关系的蠢事。
元始二年（2年），王莽为显示自己的权威，示意匈奴单于“令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云入侍太后”。过去匈奴派何人来汉入侍，完全由单于自行决定，西汉朝廷从不干预。但匈奴囊知牙斯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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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
②《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
还是遵照他的旨意，令王昭君之女来汉入侍太后。王莽却得寸进尺，步步逼进，加紧构难匈奴。当时，正遇车师后王姑句与蜡羌去胡来王唐兜因对西汉王朝失去信任，率妻子及部众投向匈奴。匈奴单于将他们安置在左谷蠡地后，立即遣使上书报告西汉朝廷。但王莽却派使臣责备匈奴单于，单于据理争辩说：“孝宣、孝元皇帝哀怜，为作约束，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有犯塞，辄以状闻；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韩邪单于蒙无量之恩，死遗言曰：‘有从中国来降者，勿受，辄送至塞，以报天子厚恩。’此外国也，得受之。”使臣硬说：“匈奴骨肉相攻，国几绝，蒙中国大恩，危亡复续，妻子完安，累世相继，宜有以报厚恩。”①单于无奈，只得将姑句与去胡来王唐兜交给汉朝使臣，请求释其
背叛之罪。但王莽不仅将二降王于聚会西域诸国之际斩首示众，还遣中郎将王骏等人出使匈奴，收回了汉宣帝时期与匈奴所制定的“约束封函”，将原来汉匈之间相互不得接受降人的旧约，更改为凡汉人、乌孙、乌桓亡降匈奴者及西域各国佩汉印绶而逃入匈奴者，均不得接受。匈奴囊知牙斯单于对此虽然不满，但仍采取退让态度，接受了王莽的新约。王莽在自鸣得意之余，又以“中国不得有二名”②为由，讽谕匈奴单于改汉名，单于只好上书将“囊知牙斯”之名改为“知”。王莽大悦，但不知他已播下了仇恨的种子。
在建立新朝的当年（9年）秋天，王莽又派五威将军王骏等6名将帅为特使，携带着大批金帛来到匈奴单于廷，向单于宣布新朝的威德，同时收回了汉宣帝颁给呼韩邪单于的“匈奴单于玺”，另行发给一枚“新匈奴单于章”。对于这种蓄意降低匈奴单于政治地位的做法，单于十分不满，坚决要求退还新印，索回旧印。但旧印已被新朝使者椎碎，单于只能上书朝廷，要求依汉印原型重铸“匈奴单于玺”。王莽置之不理，单于便派右大且渠蒲呼卢訾等10余人率万余骑兵屯驻朔方塞下，此举虽在名义上是遵从王莽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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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
意护送为匈奴劫掠的乌桓人返回故地，但实际上已是匈奴单于欲反王莽的一个信号。
次年，接连发生了匈奴策应车师国狐兰支及西域戊己校尉令史陈良、终带等人叛离的事件，王莽对此十分不满，但他却不知道该怎样去缓和与匈奴日益紧张的关系，而是火上浇油，于始建国二年（10年）十二月采取了进一步激怒并侮辱匈奴单于的行动，下诏将匈奴单于更名为“降奴服于”，宣布要将匈奴的土地、人民分为15部分，另立呼韩邪单于的15个子孙为新单于，同时又宣称要派立国将军等12将军率大军10道并出，讨伐乌珠留若鞮单于。
始建国三年，王莽的使者来到云中塞下，以所携带的大量珍宝“招诱呼韩邪单于诸子，欲以次拜之”①。但由于应者寥寥，最后还是采用欺骗加强制的手段，将右犁汗王咸父子二人分别拜为孝单于和顺单于。
王莽试图以外加兵威、内施离间的策略来压迫乌珠留若鞮单于臣服，但结果却适得其反。早就对王莽离心离德的乌珠留若鞮单于被逼不过，终于公开宣布与新朝决裂，他说：“先单于受汉宣帝恩，不可负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孙，何以得立”②？匈奴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及左贤王共将兵入犯云中益寿塞（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大杀吏民，北边的战火就此重新燃烧起来了。其后，“单于历告左右部都尉、诸边王入塞寇盗，大辈万余，中辈数千，少者数百，杀雁门、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产不可胜数，缘边虚耗”③。
色厉而内荏的王莽对匈奴单于的反抗和报复并无充分的准备。面对匈奴的军事行动，王莽制定了一个六路大军齐出合击匈奴的庞大的作战计划，这六路大军是：
五威将军苗诉、虎贲将军王况出五原；
厌难将军陈钦、震狄将军王巡出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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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
振武将军王嘉、平狄将军王萌出代郡；
相威将军李琴、镇远将军李翁出西河；
诛貉将军杨俊、讨秽将军严尤出渔阳；
奋武将军王骏、定胡将军王晏出张掖。
按照这个计划，六路大军共需“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①，同时要备齐300天的军粮，然后“同时十道并出，穷追匈奴，内之于丁令”②。
这个作战计划，真可谓是大而无当，不切实际。它不以歼灭匈奴的有生力量为目标，而是虚张声势，想迫使匈奴退至极北的地区，使其远离新朝的边境。由于强调同时行动，就使部队完全失去作战的主动性和机动性，失去了战机。加上作战所需兵员、给养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聚齐，势必将备战的时间拖得很长，造成将士的斗志涣散。
由于备战，从江淮至海岱的广大内郡地区被催征军资，急如星火，许多农民及手工业者被逼得家破人亡，成为流民。而先期到达边境的部队屯留目久，将领和士兵便大肆骚扰，抢劫财物，勒索钱粮，又给边境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样，虽然新朝的兵士尚未出征，但天下的百姓已是叫苦连天了。
有鉴于此，讨秽将军严尤上书王莽，指出了进击匈奴所面临的“五难”，认为“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严尤还建议修改作战计划，让先至边境的部队相机出击，他自请率部首先深入匈奴境内给敌人以打击并鼓舞军心民心。但刚愎自用的王莽却根本听不进逆耳之言，仍旧“转兵谷如故”。由于“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疲弊，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况③。
正当双方剑拔弩张之际，乌珠留若鞮单于于始建国五年死去。匈奴内部的亲汉（族）派、王昭君之婿、右骨都侯须卜当成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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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
②③《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
政大臣，遂拥立曾被王莽立为“孝单于”的右犁汗王咸为新单于，是为乌累若鞮单于。
乌累单于即位后，因其子在新朝为质，加之不愿大动干戈以祸害百姓，便于天凤元年（14年）的七月遣使与新朝讲和。为表示诚意，乌累单于还依允王莽的要求，将早年杀死戊己校尉刀护的陈良、终带等叛臣交还给新朝。于是王莽便宣布罢兵，调还在边诸将。为了顾全面子，王莽又下诏将“匈奴”之名改为“恭
奴”，将“单于”改为“善于”。这自然引起了乌累单于的不满。后来，他又获悉自己在新朝的质子早已被王莽所杀害，更对王莽怨恨不已，便重新开始袭扰新朝的边境。王莽无奈，只得“复发军屯”，刚刚有所缓和的局势，立刻又变得紧张起来了。
此后数年，匈奴的侵边日甚一日，危害也越来越大。王莽虽然一直在动员全国的财力、物力，大张旗鼓地进行备战，但新朝的军队却始终没有过一次大规模的主动的出击作战，至少就文献记载而言是如此。十余万甚至数十万大军长期屯驻边疆备而不战，这是很令人感到奇怪的。所以如此，恐怕与备战不充分等情况关系不大，很可能是因为王莽根本就没有与匈奴决战的勇气和决心，他对付匈奴的策略，实际上就是虚张声势的口头进攻与大军屯戍相结合。不论这种策略是出自王莽的胆怯或是清醒，它毕竟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震慑匈奴、使其不敢大举发动进攻。当然，新莽时期的匈奴，就其整体实力而言，似乎也不能像汉武帝时期其先辈那样，对新朝构成重大的军事威胁。
问题在于，王莽以数十万大军长期屯驻北边，对国内的民众滋扰甚烈。由于备战而征兵征粮，使“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阳以东，米石二千”①。更有甚者，备战匈奴最后逐渐演变成为一场闹剧。天凤六年（19年），王莽招募有奇技可以攻匈奴者，上万人毛遂自荐，有的声称可以不用舟船而渡水，有的说能连续驾马飞车接济百万兵众所需的粮草，有的妄言可以制造一种灵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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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令军士吃下不觉饥渴，有的则宣称自己可以一日飞行千里，到匈奴的后方去侦察敌情。王莽居然将这些骗子一一委以理军的官职，发给他们车马和官服，令其整装待发。这种乌烟瘴气的情形，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地皇二年(21年)，为国内重重矛盾弄得焦头烂额的王莽又一次下令，“转天下谷币，诣西河、五原、朔方、渔阳，每一郡以百万数，欲以击匈奴”①。其用心，似是为转移国内矛盾而欲采取对外用兵的策略。但大军尚未出动，新朝已近覆灭，王莽构难匈奴，最终以不战自败而结束。
三、对西南夷的战争
自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汉军平定益州之后，因协助汉军作战有功被晋封为句町王的亡波，取代了滇王而成为汉朝在南疆所倚重的少数民族首领。亡波之后，句町国的君长及人民仍然忠服于投，对维护西南夷地区局势的相对手稳；起封了重要的作用。
王莽代汉后，将周边各族之称“王”者一律贬称为“侯”，句町国王亦不能幸免。当时的句町王邯“怨怒不附”，拒不接受新朝的册封。王莽大光其火，居然指示牂牁大尹周歆“诈杀邯”②。句町国人不胜其忿，起而反抗。始建国四年（12年），邯弟承率众攻杀了周歆，公开与新朝为敌。州郡发兵镇压，但战不能胜，反而激起了更大范围的动乱。由于当时“三边蛮夷愁扰尽反”③，王莽正忙于调兵遣将攻伐匈奴，无暇南顾，所以只能听任西南夷地区的混乱局势蔓延。至天凤元年（14年），益州大尹程隆被杀，新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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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②《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周歆，《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作周钦。
③《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在西南夷地区的统治一触即溃。王莽乘匈奴重议和亲之机，给冯茂加上“平蛮将军”的名号，令其率军镇压西南夷地区各族人民的反抗。
冯茂奉诏征发巴、蜀、犍为士卒，并在三郡实行“赋敛民财什取五”之制①，以筹办军需。战争持续了三年之久，“费以亿计”②，参战士卒仅死于疾疫者就多达十分之七，益州地区被战乱破坏得十分严重，巴蜀等地也由于支援战争而搞得民怨沸腾，频频出现社会骚动，但西南夷地区各族人民反抗新朝统治的烈火仍在熊熊燃烧。气急败坏的王莽于天凤三年将冯茂召回处死，又派宁始将军廉丹及庸部牧史熊南下指挥作战。为尽快平定西南夷地区的局势，王莽特地调发大批天水、陇西骑士参战，又再度征发广汉、巴、蜀、犍为吏民10万人从军，加上在后方转运军饷者，总计纠集了20余万人进击句町。
来势汹汹的王莽军在初期作战时连获小胜，“颇斩首数千”③。但句町国人坚持战斗，逐渐又与莽军形成僵持局面。廉丹“复大赋敛”，“訾民取其十四”④，梁州（即益州）为之空破。即使这样，莽军依然为军粮前后不继而困扰，3年之间，士卒因饥饿、疾病而死者达数万人，最后非但没有臣服句町，反而促使西南夷地区更加纷乱不安。邛人在任贵的率领下攻杀了越巂郡守枚根，任贵自立为邛穀王，新莽在这里的统治，愈发难以为继了。
有鉴于此，就都大尹冯英上书王莽，请求改变策略，“罢兵屯田，明设购赏”⑤。王莽不甘心失败，怒而罢免冯英，后又有所觉悟，委派文齐出任益州郡太守，实行冯英之策。文齐以屯田戍守为本，“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使西南夷地区残破不堪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在此基础上，他又“率兵厉马，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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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周歆，《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作周钦。
②④⑤《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
③《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障塞”，逐渐“降集群夷，甚得其和”。①但此时新莽政权已告覆灭。
四、对西域的战争
自宣帝时期在西域设置都护以来，西域各地虽然还保留着原先的“国”名及其行政系统，但汉中央政府对它们的直接统治却大大加强。至汉成帝时期，由于西汉统治的日益衰乱，汉中央政府对西域的控制能力逐渐降低。到王莽二次执政之时，西域地方乱事频出。车师后王姑句和婼羌王唐兜因与汉官发生矛盾，分别投降了匈奴。在汉朝的压力下，匈奴单于将此二人送交汉官，王莽不问青红皂白，为立威于西域，竟将他们当着西域诸国王之面斩首，西域诸国君由此惶惑不安，各怀异志，汉朝在西域的威信一落千丈。
王莽代汉后，西域诸国王均被改称为侯，前来宣传新朝建立之“命天明命”的使者们，对西域诸国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令西域诸君长疲于应付，怨声载道。始建国二年（10年），广新公甄丰奉诏出使西域，车师后王须置离听到消息后十分忧虑，担心无力接待甄丰而获罪，于是便与其属下密谋逃入匈奴。长驻车师的戊己校尉刀护听到风声后，不由分说便将须置离关押起来。当须置离身披枷锁被送往都护府时，车师国民皆知其难以生还，纷纷号哭于道相送，车师局势，一触即发。新朝的西域都护但钦不察其情，将须置离斩首示众。于是车师举国皆怨，须置离之兄狐兰支遂率领2000余民众，赶着全部的牲畜投降了匈奴。当时匈奴单于正对王莽更换自己的印绶等事恼恨不已，于是发匈奴军与狐兰支共攻车师，杀后城长、伤都护司马，这样，在事隔60余年之后，匈奴的旗帜，又一次出现在西域。
当此危急之时，戊己校尉府内却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奉命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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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战迎敌的戊己校尉令史陈良、终带及司马丞韩玄、右曲候任商四人，皆是贪生怕死之辈。他们深知西域诸国颇有背叛新朝之心，更为“匈奴欲大侵”的气势所吓倒，担心与匈奴交战而送命，于是便合谋杀死了正在养病的戊己校尉刀护，胁迫戊己校尉府中吏士男女共2000余人一起投降了匈奴。
由此开始，新朝在西域的统治土崩瓦解。地近匈奴的焉耆国在匈奴的策反下，于始建国五年起兵，杀死西域都护但钦，王莽鞭长莫及，只能徒呼奈何。
天凤三年（16年），王莽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戊己校尉郭钦等出兵西域。西域各国不敢抵抗，“皆郊迎，送兵谷”①，焉耆国也“诈降而聚兵自备”②。王骏等不知中计，率莎车、龟兹兵7000余人分为数部向焉耆开进，结果为焉耆的伏兵所截击，姑墨、尉犁、危须三国皆发兵助焉耆，共击王骏，“皆杀之”③。郭钦乘焉耆兵未还国之际袭杀其图老弱后撤兵！李崇则收拾残兵退保龟兹。7年之后，新朝亡灭，李崇也死于西域。地近匈奴的北道诸国大多又重新役属于匈奴，而莎车王则率领南道诸国与匈奴势力相对抗，整个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又告隔绝。
五、王莽对周边各族战争的后果
王莽备战匈奴及用兵西南夷、西域和高句丽，本意是想凭借武力制服对手、巩固新朝的统治。但除了征服高句丽之外，在其他战场上均未取得预期的战果，甚至遭受到了意外的失败。因此，这些军事行动造成了一系列的恶果。
首先，这些军事行动直接破坏了边郡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秩序。本来，汉中央政府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边郡军民辛勤开发了百余年，才使得往昔人烟稀少、经济状况十分落后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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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郡地区初步出现了相对繁荣、富庶与安定的局面，但当战火重新燃起之后，边郡人民被迫备战、参战，不仅人员伤亡惨重，而且也遭受了较为严重的财产损失，边郡地区的生产、贸易活动被迫停止，社会秩序大乱，因而出现了明显的历史倒退。
其次，这些军事行动同时给广大内郡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引起或是加剧了社会的动荡。王莽的种种改制措施，本来已使天下的百姓纷纷破产或罹罪，而为备战和作战而屡兴不止的人员、物资征调，更把他们投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阶级矛盾，使社会局势的动荡不安日益严重起来。
再次，这些军事行动，牵制了王莽政权的一大部分有生军事力量。当国内广大地区纷纷爆发农民起义之时，王莽不能及时调集兵力，进行有效的军事镇压，使得新莽末年的农民起义的规模迅速扩大，直接动摇了王莽统治的根基，加速了新莽的灭亡。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军事行动完全破坏了汉宣帝以来各民族和平相处的良好环境，破坏了汉朝中央政权通过西域等地向更远的前方传播中华文明的积极进程，使前此百余年间西汉王朝开拓边疆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丧失殆尽，在很大程度上迟滞、延缓了西域、西南夷及蒙古高原地区的经济开发与文化建设的进程，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