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起义的爆发
在西汉末年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王莽利用当时社会各阶层对西汉政权的强烈不满与失望，充分旋展其阴谋手段，最终取代刘姓皇帝，成为新朝的开国之君。为了解决当时危及自身统治的社会问题以“致太平”①，使新朝长治久安，王莽在即位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他的那些以加强封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占有为基调的改制措施，是以牺牲广大劳动人民和普通地主、商贾阶层的利益为前提的，它们除了能够满足以王莽本人为代表的大官僚、大贵族、大地主集团的贪欲之外，不能解决任何社会问题，也不可能给社会其他阶层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因此，王莽的每一项改革，都受到了普遍的抵制和反对。在这种情况下，王莽不得不依靠滥施刑罚来强制推行改制，把大批的民众投入了监牢。根据记载，至地皇二年(21年)时，仅因触犯了改制禁令而被没为官奴婢者竟然多达数十万人，可见当时刑罚严酷的程度与西汉末年相比，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讨伐匈奴及镇压周边少数民族，王莽又兴师动众，把沉重的赋役强加在早已被榨干了血汗的劳动人民身上，造成了全国范围的社会动荡和灾难，不仅严重破坏了本来就已十分困难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经济，而且还进一步加剧了自西汉末年以来一直存在的社会危机，造成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空前尖锐。王莽的政权，很快就陷入了风雨飘摇的困境之中。
最先起来反抗王莽统治的，是以刘氏宗室为主的旧贵族。早在王莽居摄的当年（6年），安众侯刘崇就曾起兵于南阳；次年九
————————
①《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
月，东郡太守翟义又拥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纠集起10余万人讨伐王莽；王莽建国之后，徐乡侯刘快又起兵造反。这些旧贵族的活动，虽然揭露了王莽虚伪奸诈的面孔及其罪行，但其目的，却是在维护刘汉统治的名义下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他们并不能真正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参与，也不能对王莽的统治形成真正的威胁，所以都很快地归于失败。推翻王莽统治的历史使命，只能由饥寒交迫的农民来承担。
农民起义的烈火，最初是从北方边郡燃烧起来的。始建国三年（11年）时，由于王莽备战匈奴，并州（约当今山西大部及河北、内蒙古一部）一带①的百姓深为沉重的徭役和滋事的屯兵所苦，纷纷“弃城郭流亡为盗贼”②；至天凤二年（15年），五原、代郡一带的百姓也因同样原因而“起为盗贼，数千人为辈，转入旁郡”③。王莽派遣捕盗将军孔仁与郡县士卒联合镇压，用兵一年多，才逐渐把局势平定下来，但边郡地区也同时被莽军虏略殆尽，残破不堪。
北边的烽烟未熄，东方的烈火又燃。琅玡海曲（今山东日照西）的吕母起事，为莽末农民大起义开了先河。
吕母本是海曲县内一家“资产数百万”的地主，其子吕育曾为县吏，天凤元年时因犯小过而被县宰冤杀。悲愤的吕母决心为子报仇，“乃益酿醇酒，买刀剑衣服”，收买当地的青少年。数年之后，“遂相聚得数十百人”，吕母率领这些人“人海中，招合亡命，众至数千。吕母自称将军，引兵还攻破海曲”，斩杀县宰，然后又“复还海中”④。吕母攻克海曲，其事约在天凤四年（后17
——————————
①《汉书·王莽传》中原作“并州、平州尤甚”，考汉及莽新时期均无“平州”设置，颇疑“平州”乃“幽州”之误，因无确证，故此处以“并州一带”指代。
②③《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
④此段文字依据《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汉书·王莽传》的记载与此略有不同。其中“海曲”，《后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校改为“海西”，误。今从《汉书》、(资治通鉴》及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年）①。吕母本人虽属于地主阶级，但参与其事的却主要是贫苦的农民，吕母以“杀人当死”的理由处死县宰，也反映了广大农民反对封建苛政的心声，因此，吕母起义是一次农民武装反抗新莽统治的斗争。
此后，一方面由于新莽的统治愈加腐朽与黑暗，一方面则是遍及全国的水、旱、蝗灾，广大劳动人民被人祸和天灾共同逼上了绝路，纷纷走上了起义造反的道路。据《汉书·王莽传》载：
在南方，天凤四年（17年），临淮人瓜田仪率众“依阻会稽长州”（今江苏吴县东）；同年，荆州地区发生大饥荒，王匡、王凤被推为“渠帅”（即大帅），后来的绿林军由此肇始；其后，南郡张霸、江夏羊牧亦起兵，“众皆万余人”，南郡的秦丰起义也“众且万人”。
在东方，东海人力子都（又作刀子都、刁子都）和琅玡人樊崇于天凤五年分别率领饥民起义，“众皆数万”；次年，“青徐民多弃乡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壮者入贼中”，起义军的队伍更加壮大，樊崇所部成为日后赤眉军的主要来源。
在北方，自大河以北至燕山以南，先后兴起了数十支农民武装，他们或“以山川土地为名”，或“以军容强盛为号”，人数多达数十万，后来著名的铜马部、城头子路部、檀乡部、五校部、青犊部等农民军，都起于此时。
甚至在王莽统治的心脏——关中地区，这时也出现了许多小股农民起义，“三辅盗贼麻起”的记载，说明新朝的天下已经找不到一块平静的国土了。
面对日益高涨的起义浪潮，王莽虽然惊慌不安，但起初并不十分重视。他觉得这些饥民的叛乱并不足以威胁新朝的江山，加
————————
①史书中没有关于此事的明确记载。《汉书·王莽传》称吕母起义于天凤四年，《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则云在吕母起义“后数岁，琅玡人樊崇起兵于莒”，而《汉书·王莽传》称樊崇起义事在天凤五年，所以，吕母攻克海曲县城的时间，似在天凤三年与天凤四年之间。
之当时大军屯守边境，调遣不利，因而没有派出大军前往各地镇压，只是责令各州郡“急捕殄盗贼”，另外又派出使者到处“即赦盗贼”，企图不动干戈就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与此同时，他又装神弄鬼，幻想借助天威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天凤四年（17年）秋八月，王莽铸成了“威斗”，这件采五色铜矿冶炼浇铸而成的奇怪器什，是一个长二尺五寸、形似北斗七星的物品，据说具有镇压平息一切反叛者的神奇魔力。王莽命专人整天肩负着这件法器陪伴自己，随着“威斗”斗柄方向的转换，王莽的御座也不断变更方向，“欲以厌胜众兵”①。另外两项自欺欺人的措施，是颁新历和建九庙。所谓颁新历，是命太史推算出新朝统治36000年的历纪颁告天下，“欲以诳耀百姓，销解盗贼”②。所谓建九庙，则是在地皇元年（20年）时在长安城南郊修建起九座祖庙，祭奠上至黄帝，下至其父的列祖列宗，希望凭借死人的亡灵来保佑新朝的社稷。
当各地农民起义初始之时，起义者的直接目标，并不是推翻新莽的统治，而是为了求得生存，解决温饱问题。所以各地的农民军虽然人数不少，但并未联合为一体；有的农民军还“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他们往往“不敢略有城邑，转掠求食，日阕而已，③。此时王莽如果真能采取实际措施改善政治状况，解民倒悬之苦，局面并非绝对不可控制。然而王莽始终不肯正视“四方皆以饥寒穷苦起为盗贼”的事实，大肆玩弄自欺欺人的伎俩，终于使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声势与规模日益扩大。在这种情况下，王莽又于地皇元年下令置前、后、左、右、中五大司马，诸州牧至县宰皆有大将军、偏、裨、校尉之号，将全国的行政与军事一体化，推行全面的军事镇压政策。这种做法，更加激发了各地农民军与新莽政权斗争的决心，在与王莽军队不断作战的过程中，各地农民军也在不断发展壮大，赤眉、绿林即是最为突出的两支。
————————
①②③《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一 赤眉军在东方的作战
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黄河决口于魏郡（治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泛清河以东数郡”①，大批的难民涌入琅玡（治今山东诸城）、泰山（治今山东泰安）二郡，使得这一带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百姓的日子愈发艰难。饥寒交迫尚且不说，法网严密更使他们度日如年，他们“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②。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他们便合族合家“悉起为盗贼”，参加到反抗新莽统治的斗争中来。因而，这一地区便成为莽末农民起义的首发地和重要区域之一。
樊崇字细君③，原是琅玡郡一个没有文化、以务农为生的普通农民。天凤五年，他为生活所追，带领数百名贫苦弟兄在莒县起义，随后即转入泰山地区活动，“自号三老”，队伍逐渐扩大。与樊崇同郡的逄安爰东海大徐宣、谢禄、杨音，也“各起兵，合数万人”，因为仰慕樊崇的勇猛，便率部上了泰山。这样，在樊崇的名号之下便聚集起几万民众，成为当时东方诸多农民军中势力较大的一支。
随着人数的增多，樊崇等人逐渐建立起一套独特的组织和纪律，以约束和管理自己的队伍。起义的领导人多是纯朴的农民，不懂得如何设官建制，他们只能从自己在宗法制度下从事生产与生活的经验出发，模仿当时普遍实行于农村的乡官制度，并且借用“三老”、“从事”、“卒史”等小乡官的名称，建立起自己的三级组织机构。以三老最尊，从事次之，卒史又次之，农民军相互以
——————————
①《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
②《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③《后汉书》卷十《刘玄刘盆子列传》李贤注引《东观汉纪》。
“臣人”相称①。由于起义者绝大多数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所以这支队伍便“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等繁复的规章制度，而是“以言辞为约束”②。例如，“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③即是义军将士所需遵守的一条纪律。凡此种种，无一不表现出了他们淳朴的农民本色。
地皇二年（21年），樊崇等人率部前往攻打当地的中心城市——莒县。由于装备低劣，农民军未能攻破莒县坚固的城防。他们转而攻打姑幕（今山东诸城西北），大败王莽的探汤侯田况，取得了歼敌1万余人的胜利。然而，胜利后的农民军在这一带仍无法存身，又进入青州进行一系列的流动作战，最后再返回泰山地区，在东海郡的南城（今山东枣庄北）屯驻休整。
田况在遭受樊崇义军的痛击之后并不甘心失败，他在未经王莽授权的情况下，又将其辖区的4万多名18岁以上的男子组织起来，“授以库兵，与刻石为约”④，形成一支新的地方官军。田况率领这支军队出击，日所向皆破”，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所以王莽不仅没有追究他的“擅发兵”之罪，而且还委以他领青、徐二州牧事之要职。根据自己对付农民军的作战经验与教训，田况提出了“收合离乡，小国无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积藏谷食，并力固守”的办法，认为这种坚壁清野的对策可以使农民军既得不到粮食又失去群众，“如此，招之必降，击之则灭”⑤。他还建议王莽不必派遣中央大员领兵前来围剿，而是要“急选牧、尹以下，明其赏罚”⑥，充分发挥地方官员及地方军的能量来各个击破农民军。田况的建议本是有利于新莽统治的，但猜忌成性、“尤备大臣”的王莽却对这个忠实的臣下大起疑心，他一面用明升暗降的
————————
①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记作“巨人”，今从刘修明之说，可参见刘修明：《从崩溃到中兴》第225页注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②③《后汉书》卷十一《刘玄刘盆子列传》。
④⑤⑥《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手法将田况调离，一面又派出以太师羲仲景尚和更始将军护军王党为首的中央军前来东方，寻找樊崇军决战。樊崇等人采用避实就虚、游动出击的战术与敌周旋，使景尚的大军疲于奔命而又一无所获。地皇三年的二月间，樊崇军抓住战机，一战打败敌军并击杀景尚。这是他们首次战胜中央军，也是起义以来对新莽作战的第二次重大胜利。
景尚身为太师羲仲，是宰辅副贰，地位甚高，他的死讯极大地震动了朝廷，也促使王莽更进一步把樊崇等东方义军视为心头大患。同年四月，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奉命率领10万大军向东方杀来，企图一举平定这里的动乱。樊崇等闻讯后毫不畏惧，立刻开始备战。为了避免在混战中误伤自己人，樊崇的义军将士一律“朱其眉”即以红色涂眉。从此，这支义军就有了“赤眉”的名号。
当时关东地区“枯旱霜蝗，饥馑荐臻，百姓困乏，流离道路”，人民生活十分艰难。但王匡、廉丹的大军却“所过放纵”，一路任意烧杀抢掠，奸淫勒索，无恶不作。东方的百姓对这支匪徒般的官军十分痛恨，编了这样一首民谣四方传唱：“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①。
因为一路骚扰百姓，所以王匡、廉丹军的东进速度十分缓慢，而东方的农民军则在迅速扩大。心急如焚的王莽给廉丹下了这样一道诏书：“仓廩尽矣！府库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战矣！”②在王莽的严令催促下，王匡、廉丹不敢怠慢，加快行军速度，终于在地皇三年冬来至兖州地区。这时，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发生了索卢恢起义，义军攻占县城，声势颇大。王匡、廉丹遂即由定陶北上，向无盐进攻。由于立足未稳又寡不敌众，索卢恢部1万余名战士惨遭屠杀。初战的胜利，使年轻气盛的王匡愈发骄横，当他得知赤眉别部董宪数万人正游弋于梁郡（治今河南商丘）一带
————————
①《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②《后汉书》卷二十八上《桓谭冯衍列传》上。
的消息时，立刻调转马头南下，欲寻找董宪部决战。久经沙场的廉丹以新历征战、士卒疲劳为由，力主暂且休整部队，但王匡却根本不听，独自率其所部冒进。廉丹无奈，只好勉强跟随其后。这时，樊崇率领10万赤眉军主力赶来，在成昌聚（今山东东平西）以南设下埋伏。当王匡、廉丹军进入伏击圈后，赤眉军突然杀出，打了敌军一个措手不及。经过一番激战，同仇敌忾的赤眉军凭借人数的优势击溃官军，斩敌万余人。王匡、廉丹率残部后撤，赤眉军乘胜追击至无盐。王匡见大势不好，竟然弃军而逃，拣回了一条性命，廉丹及其手下的20余名校尉与赤眉军苦战，最后全都成了赤眉军的刀下之鬼。
这次成昌之战，是赤眉军的第三次重大胜利，是莽末农民起义爆发以来农民军与官军第一次大会战，也是东方战场形势的转折点。在此之前，莽军虽然不断战败，但尚能保持主动进攻的态势。成昌之战后，“四方盗贼往往数万人攻城邑，杀二千石以下”①，新莽在东方的统治陷入一片混乱。王莽—面派夫将军杨浚把守东方的大粮库“敖仓”（今河南荥阳北敖山上），一面派司徒王寻“将十余万屯雒阳”，派国将哀章东驰与太师王匡会合，全力抵御赤眉军西进，在军事上完全放弃了对赤眉军的主动进攻而采取守势。
军事压力的减轻为赤眉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的时机。成昌战役后，原先发动海曲起义的吕母病逝，其部分人马并入赤眉军，其他一些小股农民武装也纷纷投靠赤眉军，队伍很快发展到了30万人左右。然而，由于赤眉军领导层缺乏谋略，缺乏远大的目标，所以当莽军停止了围剿进攻之后，这支庞大的农民军并没有乘胜大举向西推进，而是在黄淮大平原上游弋，随机进行一些小规模的作战，最后停顿于濮阳（今河南濮阳）一带，除了吸引莽军部分兵力之外，他们并没有对新莽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这时，起自南方的绿林军已然壮大，成为莽末农民起义的中坚。
————————
①《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三、绿林军的发展
天凤年间，长江中游的荆州地区发生了特大旱灾，无食可吃的穷苦农民纷纷涌入野泽，挖掘凫茈（野荸荠）为食。然而野莱毕竟有限，而饥民却是如此众多，以至于为争夺一点野莱而经常发生纠纷。来自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的王匡和王凤二人，不断为饥民“平理诤讼”，排解调停，在饥民当中享有较高的威信。后来，二人被饥民推举为渠帅，初步形成一支数百人的小队伍，举起了造反的旗帜。这一年是天凤四年（17年）。
不久，邻近地区的一些流民纷纷前来参加王匡、王凤的队伍，其中包括后来成为绿林军主要将领的江夏人马武、王常、成丹等人。队伍不断扩大，再多的野荸荠也不能填饱大家的肚子，王匡等人便率领起义者“转掠求食”，攻打附近的村镇，抢夺地主豪强富户的贮粮和物品，从而引来了官军的清剿。在作战不利的情况下，他们退往绿林山（即今湖北钟祥、京山、随县间之大洪山）。这里方圆100多里，山高林密，便于隐蔽，水源丰足，各种食物也不少，很适合起义军的生存与发展，数月之间，绿林山上就汇聚了七八千造反的农民。
这种情况引起了王莽的注意。天凤五年，他委派大司马司允费兴出任荆州牧。在费兴离京之前，王莽向他询问关于处理绿林山上农民军的对策。费兴回答说，他认为百姓造反的原因有二：一是国家实行“六筦”，侵夺百姓的利益；二是“连年久旱，百姓饥穷”①。所以，他打算到任后立即令流民回归田里，政府贷给他们耕牛、种子，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同时还要降低租税，减轻农民的负担。这本是平定局势的上上之策，但王莽听了却勃然大怒，认
————————
①《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为费兴太过软弱，当即撤销了对他的任命。在王莽看来，造反的农民都是十恶不赦的匪徒，他们所需要的不是安抚，而只是强力的镇压。
由于王匡的义军一直没有较大的军事行动，加之东方形势吃紧，王莽迟迟派不出军队南下。直到地皇二年（21年）时，才令荆州牧调集2万地方军围剿绿林山的义军。王匡、王凤等经过商议，认为绿林军兵力处于劣势，如果在绿林山固守待敌，势必陷入敌军优势兵力的包围之中，处境将是十分被动，决定主动出击，出敌不意地攻击正在前进中的王莽军队。于是率部迅速向莽军前进的方向挺进。到云杜（今湖北京山）附近时，王匡将主力埋伏于道旁，另派马武率部分兵力断敌后路。当荆州牧率莽军进入伏击地点时，王匡指挥埋伏的战士突然发起攻击，杀得莽军人仰马翻，歼敌数千人，缴获全部辎重。荆州牧率残兵向随县方向仓皇逃命，中途又遇到马武所部的截击。莽军兵败如山倒，溃不能战。荆州牧的乘车被钩翻，驾马被杀死，只是由于马武当时还不敢杀死朝廷的高官，这才使他拣了一条命。起义军乘势进攻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云杜、安陆（今湖北云梦），一路胜利不断，待重新回到绿林山时，不仅获得了大量的粮食、物资，而且队伍已扩大到5万余人，“州郡不能制”①。这支队伍当时尚未自立名号，因其以绿林山为根据地，所以后代史家便以“绿林军”称之。
正当绿林军蓬勃发展之时，一场大瘟疫在绿林山蔓延开来，缺医少药的绿林军有将近一半的人染疫而死。为保存实力，绿林军将领决定分散转移出山，另图发展。地皇三年，王常、成丹等率部分人马向西进入南郡（治今湖北江陵），号称“下江兵”；王匡、王凤、马武等率另一部向北进入南阳郡（治今河南南阳），号称“新市兵”。绿林军将领皆“自称将军”，开始了绿林军事业的新的阶段。
这年七月，新市兵进攻随县。平林（今湖北随州东北）人陈牧、廖湛发动千余人起义，呼应新市兵的行动，称“平林兵”。当
————————
①《后汉书》卷十《刘玄刘盆子列传》。
绿林军的兵锋逼向舂陵（今湖北枣阳南）附近时，一支由刘縯、刘秀兄弟领导的反莽武装也乘机而起，称“舂陵兵”，大约有七八千人。舂陵兵不是农民的武装，而是代表南阳地方豪强地主及刘姓宗室利益的队伍，他们加入绿林军的行列，不仅扩大了反对新莽统治的社会阵营，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绿林军的声望和战斗力。这年十一月，新市兵、平林兵、舂陵兵三军联合行动，进攻长聚和唐子乡，杀新野、湖阳两尉，攻克棘阳（今河南南阳南），取得了接连的胜利。舂陵兵首领刘縯欲乘势夺取南阳郡首府宛城（今河南南阳），王匡、陈牧各引其兵配合，但新莽的南阳太守甄阜和都尉梁丘赐却率兵在小长安一战中打退了绿林军。舂陵兵受到较大损失，绿林军只好退至棘阳防守。甄阜、梁丘赐乘胜追击，他们根本不把绿林军放在眼里，居然不顾兵家所忌，将辎重全数留在了蓝乡（今河南新野东），率领10万轻锐南下，在黄淳水及、沘水两川之间扎营，并且“绝后桥，示无还心”①，大有灭此朝食的嚣张气焰。
当此形势严峻之时，起义军内部却矛盾骤起，新市、平林兵诸将领在遭受挫折之后产生了畏敌情绪，欲分兵撤退，避敌锋芒，而刘縯兄弟则主张重整旗鼓，再战强敌。正在起义军将领论议不决之时，由王常、张印率领的5000多名下江兵进抵棘阳附近，使起义军的临战形势顿时改观。
原来下江兵出山不久，便在蓝口与新莽的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率领的大军遭遇，下江兵仓促应战，伤亡惨重。王常等人自忖进入南郡难以立足，当即改变原先的西进计划，掉头向东北方向转移至南阳郡随县的蒌溪一带，后来又将队伍拉到石龙山和三钟山之间休整。待元气恢复之后，王常等人便率下江兵继
续北上，试图与新市兵会合。行至上唐乡（今湖北枣阳县境内），下江兵与荆州牧所领的地方军接战并取胜，顺利地挺进至宜秋（今河南唐河东南），与新市、平林、舂陵诸兵形成呼应。
——————————
①《后汉书》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刘縯闻知下江兵到来，十分兴奋。他与刘秀连夜赶往宜秋，向王常等人介绍情况，“说以合从之利”，鼓动下江兵参与对甄阜军的作战。王常欣然同意了刘縯的请求，并利用他在绿林军中的威望，说服了下江、新市和平林诸将，共同制订了迎敌计划，“诸部齐心同力，锐气益壮”①，决心与官军一决雌雄。
起义军抓住敌军的弱点，决定首先袭取敌人的后方辎重要地蓝乡，在夺取敌军后勤给养的同时，切断敌军的退路。地皇三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下江、新市、平林、春陵诸兵分为六部，“潜师夜起”，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和有力的奇袭方式，一战而攻取了蓝乡，打了莽军一个措手不及。随后，起义军不顾连夜征战之辛劳，
乘甄阜军惊魂未定之际，向他们发起总攻。战斗从地皇四年(23年)的正月初一日②清晨开始，起义军分为左右两翼投入进攻：舂陵、新市、平林诸兵自西南方向攻击甄阜；下江兵则自东南方向攻击梁丘赐部，战斗进行至“食时”即近午时分，下江兵首先击溃了梁丘赐所部莽军，战局迅速向有利于起义军的方向转移。甄阜见大势已去，更无心恋战，仓皇引兵而退，莽军阵脚大乱，刘縯等部奋起急迫，莽军遂告大败，“斩首溺死者二万余人，③，甄阜、梁丘赐二人也在混战之中毙命。
起义军的这一胜利，使前来增援甄阜军的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闻风丧胆。他们不敢与士气正旺的起义军交锋，立刻率部向宛城方向逃跑，企图凭借宛城坚固的城防工事来与起义军周旋。刘縯当机立断，“陈兵誓众，焚积聚，破釜甑”④，激发起义军将士连续作战、奋勇杀敌的勇气。起义军“鼓行而前”，迅猛追击，终于在淯
————————
①《后汉书》卷十五《李王邓来列传》。
②《汉书·王莽传》记此战在地皇四年正月；《后汉书·光武帝纪》载：“更始元年（即王莽地皇四年）正月甲子朔，汉军复与甄阜、梁丘赐战于沘水西。”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地皇四年正月初一日为壬子日，而甲子日则是正月十三日。
③④《后汉书》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阳（今河南南阳南）城下截住了严尤、陈茂的大军，双方随即展开激战。惊魂未定的莽军根本不是起义军的对手，严尤、陈茂弃军逃命，莽军被斩首者3000余人，起义军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四、更始政权的建立
棘阳、淯阳大捷之后，以绿林军为主力的反莽联军已经发展到了10万多人，当地的中心城市——宛城则陷入反莽联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这些情况，标志着农民战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当时各支反莽义军只是在军事行动中结成了松散的同盟，他们没有建立起一种政治组织，“众虽多而无所统一”①。显然，这种状况已经影响到反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此，在攻打宛城的战役开始之前，反莽联军的许多将领，尤其是舂陵兵诸将领，纷纷提出建立起义军政权的“立君”要求。舂陵兵前首领刘縯，成为君位的有力竞争者。
刘縯字伯升，新莽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乃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景帝庶子长沙定王刘发之后。自其曾祖父辈始，刘縯这一世系失去了贵族的高爵，但其祖父曾任巨鹿都尉，父亲曾任南顿县令。汉元帝初年，刘縯的家族已迁居南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至西汉末年时已经成为当地颇具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的地方豪强。
王莽代汉之后，对刘氏宗室均采取抑制政策，“刘氏为侯者皆降称子；食孤卿禄，后皆夺爵”②。刘氏宗室失去前朝所有的许多特权，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大不如前，因而普遍不满于新朝的统治。《后汉书·刘縯传》载，刘縯在王莽建国后“常愤愤，怀复
————————
①《后汉书》卷十《刘玄刘盆子列传》。
②《后汉书》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社稷之虑，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他的这种表现，反映了刘氏宗室的普遍心态。
王莽的改制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地主豪强的利益，一些地主豪强便在莽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乘时而起，建立起自己的武装，一方面对付农民军，另一方面也参与反莽的斗争。一些刘氏宗室更是直接参加到农民军的队伍中来。
南阳是刘氏宗室聚集的地区，最早起兵反对王莽统治的安众侯刘崇就曾在宛城与官军交战。当新市兵北上之时，“南阳骚动”①，刘縯感到机不可失，便召集当地豪强发动亲族，组织武装，自称“柱天都部”②，公开打出了反莽的旗帜。
和穷苦农民造反以求生存的情况不同，刘縯兄弟起兵的政治目的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借助当时群起反莽的天下大势和农民军的力量去“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③，以自己为主，重建刘姓的王朝统治。刘縯兄弟的这种个人打算，在当时却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当整个社会对王莽的统治都感到失望之后，人们又普遍对汉朝的复辟抱有希望。“汉家当复兴”④，“百姓思汉”⑤，逐渐成为新莽末年社会思潮的主流。不仅豪强地主阶层重新寄希望于刘氏，而且广大贫苦农民也对一个新的刘姓王朝抱有幻想：例如，樊崇的义军以赤色涂眉，可能即是出自拥汉的心理，因为当时人都知道红色是刘汉的象征；再如，下江兵的将领王常之所以同意与刘縯联合作战，也是因为看到了“民之讴吟思汉非一日也”的社会现实，认为“刘氏复兴即真主也”，觉得辅助刘氏兄弟乃是“下顺民心，上合天意”的正义之举⑥。
所以，在竞争新君之位的斗争中，刘縯具有先天的优势。此外，刘縯又确实具有较强的政治、军事才干，在对莽军的作战中，指挥有方，战功卓著，深得南阳地主豪强及部分农民军将士的拥
————————
①⑤⑥《后汉书》卷十五《李王邓来列传》。
②③《后汉书》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④《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戴，“豪杰咸归于伯升”①，王常也是刘縯的坚决支持者。至于刘縯本人，更是踌躇满志，这从他在击破严尤、陈茂后便改号自称“柱天大将军”一事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然而，农民军的绝大多数将领都反对拥立刘縯为帝。这首先与农民军和刘縯舂陵兵集团的内在矛盾密切相关。绿林诸兵与舂陵兵的联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共同面临着南阳地区莽军巨大的军事压力，而不全是由于在反对王莽统治这一大目标上的一致。从合军之初始，绿林诸部就与舂陵兵不断发生摩擦。在攻打长聚和唐子乡后，农民军因为“军中分财物不均”而“众恚恨，欲反攻诸刘”②。小长安作战失利后，新市、平林将领见舂陵兵伤亡较重而甄阜的大军又步步逼来，曾经“各欲解去”③，解散联盟。下江兵的另外两名将领成丹、张卬也曾极力反对王常联合春陵兵，对王常辅佐刘縯的想法也颇不以为然，认为“大丈夫既起，当各自为主，何故受人制乎！”④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绿林诸将都只是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待与舂陵兵的联合，不愿意在政治上受刘縯的支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由于阶级的不同所决定的。此外，绿林诸将毕竟出身于农民，具有散漫气息和流寇主义倾向，他们“乐放纵”⑤，考虑较多的是自行其是和如何分配财物，缺乏远大的目标和长远的谋议，所以不免对“性刚毅”⑥又与己屡有摩擦的刘縯畏惧三分。因此，他们虽然一致主张拥立刘氏宗室为帝，但选择的却是一个无权无势又不知名的刘玄。
刘玄字圣公，他的六世祖亦是长沙定王刘发，与刘縯原是同族兄弟。莽新末年，刘玄因“客犯法”的牵连而逃离家乡，来到了平林。后来，他只身投入平林兵，因为有文化，被陈牧任为安集掾，负责安顿新征集的军众，后又被提拔为更始将军。与刘縯
————————
①③⑤⑥《后汉书》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②《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④《后汉书》卷十五《李王邓来列传》。
相比，刘玄的个性不是很强，从绿林诸将“习圣公”①、“狎圣公”②等记载来看，刘玄为人较为随和，在绿林军只是一名普通的将领，没有形成一股独立的势力，与绿林诸将关系较为亲密、融洽。他虽为刘氏宗室，但与其家族的关系并不深厚，也不是南阳豪强地主的政治代表，立他为帝，比较有利于绿林诸将的操纵与控制。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在反莽联军中，新市、平林、下江诸兵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舂陵兵起事既晚，人数又少，从实力对比的角度看，由出身于平林兵的刘玄为帝，被绿林诸将视为必然之事。
面对自己的族兄，刘縯无法公然反对，但又实在不甘心将帝位拱手让给刘玄，于是他提出建议，让刘玄暂且“称王以号令”，理由一是认为反莽联军的力量还不够强大，“遽自尊立，为天下准的，使后人得承吾敝，非计之善者也修；二是担心东方的赤眉军亦拥立刘氏宗室为帝，从而出现“王莽未灭而宗室相攻”的局面，不利于攻灭王莽的大局。所以他主张刘玄缓称帝，如果赤眉军所立之君贤德，大家便“相率而从之”，如果赤眉军没有立君，那么等到“破莽降赤眉”之后，刘玄再称帝亦不为晚③。
刘縯的分析与建议确实不无道理，但其真实用心，却是要给自己留下后路再伺机争夺帝位。所以，尽管许多绿林将领都被刘縯堂而皇之的言语所迷惑，但张卬和朱鲔二人却识破了刘缜的缓兵之计。张卬当即拔剑击地，斩钉截铁地说道：“疑事无功。今日之议，不得有二”④。新市、平林、下江诸将纷纷附和，刘縯迫于压力，只好让步，一场由谁来当皇帝的争论就此结束。
地皇四年（23年）二月初一日，新市、平林、下江、舂陵各
————————
①四库本《东观汉纪》卷二十三《载记·刘玄》。按，今人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则为卷八《传三·刘玄》。
②《后汉纪》卷《光武阜帝纪》。《后汉书》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云，“新市、平林将帅……贪圣公懦弱”，现代史家多认为这种说法的可靠性值得怀疑。
③④《后汉书》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路义军汇集淯阳河畔，为刘玄举行了盛大的登基典礼。当了皇帝的刘玄随即发布诏令，宣布大赦天下，恢复大汉国号，改地皇四年为更始元年；任命其族父刘良为国三老，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朱鲔为大司马，刘縯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其
余将领“皆九卿、将军”①，正式建立起政权。
刘玄的更始政权，是起义军内部农民势力与豪强地主势力相互斗争又相互妥协的产物。刘玄虽是按照农民军将领的意志所拥立的皇帝，但他既是起义农民的代表，又是刘氏宗室及地主豪强阶层的象征。在更始政权内部，来自农民军的将领赫然占据了许多重要的位置，掌握着很大一部分政治、军事实权，使得更始政权在开始阶段能够比较多地反映广大农民的利益，体现农民起义军的意志。但是，更始政权毕竟又是以刘氏宗室为皇帝，打出来的是汉家的旗号，其政权组织形式基本上承袭了汉朝的政治制度，其领导层内部的豪强地主势力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实力。因此，更始政权并非是纯粹的农民政权，而是由农民与豪强地主共同执政的联合政权，内部存在着许多深刻的矛盾。这种内在矛盾，决定了了更始政权不会是一个稳定的政权，同时也决定了更始政权后来向地主政权的演变和蜕化。
不过，更始政权的建立，仍是莽末农民起义达到高潮的重要标志，它对推动全国各地反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在更始政权的领导之下，起义军迎来了新的更大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