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莽政权的瓦解及其挽救危机的措施
更始汉军在昆阳之战的胜利，极大地壮大了起义军的力量而沉重打击了新莽政权。它虽然在名义上还保持着对全国的统治，但实际上已是千疮百孔，陷入了土崩瓦解之中。
新莽政权的瓦解，首先表现为全国各地反抗新莽统治的浪潮愈加高涨。昆阳之战以后，不仅各地农民起义军的斗争进一步蓬勃发展，而且各地的豪强地主和部分刘氏宗室也纷纷起兵。据《后汉书·刘玄传》载，当时“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其中势力较大者有睢阳的刘永，琅玡的张步，汝南的刘望，庐江的李宪，东海（今山东郯城西南）的董宪，陇西的隗嚣，巴蜀的公孙述，河西的窦融，汉中的延岑等。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是在玩弄火中取栗的把戏，搞武装割据。他们的存在，虽然对农民军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但在当时却最大限度地孤立了王莽政权，使其实际的统治范围局促在长安和洛阳两座都城及其周围地区和一些州郡的治所城市。
新莽政权的瓦解，还表现为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日益加剧。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这两员大将，在昆阳战后就背叛了新朝，投靠在汝南郡自立为天子的前汉钟武侯刘望。在长安，则发生了一场险些置王莽于死地的宫廷政变。
昆阳战败后，王莽统治集团内部的许多人都预感到末日的来临，急于寻找新的出路。卫将军王涉听信方士之言，认为“刘氏当复兴”，新朝国师公刘歆将是天意所在的新主。于是，他便与大司马董忠合谋，说动刘歆，决定利用王涉掌握宫廷卫队、董忠掌握中军精兵、刘歆长子“主殿中”的优势，劫持王莽，然后“东降南阳天子”①。正当他们紧锣密鼓地待机而发时，有人告发了他们的密谋。七月的某一天，王莽突然动手，杀死董忠，又逼迫王涉、刘歆二人自杀，挫败了这起宫廷政变。
刘歆原是西汉宗室，因在王莽代汉的过程中功高勋重，曾被王莽任命为新朝的羲和，地位仅次于太傅王舜、大司马平晏之后，他的女儿还嫁给了王莽的儿子，是王莽的心腹之臣。而王涉则是王莽的叔父王根之子，与王莽有骨肉之亲。他们的背叛，充分说明了王莽是何等不得人心。《汉书·王莽传》载，当时王莽面对的是“军师外破，大臣内畔（叛），左右亡（无）所信”的败局，新朝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了。
众叛亲离的王莽虽然已经陷入绝境，但他仍不甘心失败，还要做垂死的挣扎。
为了挽救危机，王莽继续玩弄自欺欺人的花招。当听说更始政权揭露他毒杀汉平帝的消息后，王莽便召集公卿朝会，将自己当年仿效周公、为身患疾病的汉平帝祈祷，表示愿以身代死的金縢之策昭示于众，以表白自己当年对大汉的耿耿忠心；他命方士张邯当众“称说其德及符命事”②，再次郑重发布新莽必将长久统治的预言；他还下令从东方随意抓捕了几个无辜之人，用槛车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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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送至长安，沿途大肆宣传，说这些人就是刘縯等起义军首领，然后将他们杀掉，又编造出“执大斧，伐枯木，流大水，灭发火，等多至不可胜记的谶语，企图依靠这种种骗术来刺激士气，振奋人心。
为了挽救危机，王莽还对其中央机构进行了改组。他将昆阳之战的败将王邑从洛阳召回长安，任为大司马；任命张邯为大司徒，崔发为大司空，苗为国师，王林为卫将军。这些人除了会对王莽阿谀逢迎之外，并无什么治国救世的真才实学，但王莽却对他们委以重任，希望以高官厚禄来换取他们为新朝效忠卖命。王莽让这些入主持朝政并负责京师地区的防务，同时又令远在洛阳的太师王匡、国将哀章加强戒备，试图以重点防御的战略对付各地的义军。此后，心力交瘁的王莽非但“不能复远念郡国”，而且也“忧懑不能食”①，只能靠饮酒和食鳆鱼来苟延残喘了。
二、新莽政权的覆灭
在王莽手忙脚乱地应付危局的同时，更始政权则渡过了一个喜气洋洋又杀气腾腾的休整期。昆阳大捷后，更始汉军缴获了莽军的大批辎重，各种物资堆积如山，不可胜计，将士们接连搬运了一个月也没有搬完，最后只好把余下的物品放火烧掉。胜利给广大贫苦人民带来了不尽的喜悦，但也促使更始政权的内部矛盾从隐蔽走向公开并迅速激化。刘縯、刘秀兄弟在宛城攻坚战和昆阳守御战中各建大功，威名远播，成为更始政权中最受人敬仰的人物。因此，他们不仅对无功而居帝位的刘玄是威胁，而且对那些有勇无谋又缺乏号召力的其他将领也构成了威胁。与此同时，出身舂陵兵的个别将领则恃功自傲，公然表示了对刘玄等人的轻蔑与不屑。于是，刘縯在昆阳战后不久便被杀，而刘秀则以忍气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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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声的韬晦策略保全了性命和官职。
内部稳定之后，更始政权开始筹划下一步的行动。他们认为，远在关中的长安是王莽统治的老巢，有重兵屯守，单凭起义军现在的实力，恐怕无法突破新莽的防线；而作为新朝陪都的洛阳聚集了不少兵力，对定都宛城的更始政权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但由于是孤城一座，所以洛阳被起义军攻克的可能性很大。更始元年八月，起义军两路出动，向王莽政权发起新的攻击。其中，定国上公王匡等率领10余万更始军主力北上，进攻洛阳；西屏大将军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则领数千人自宛城西去，攻打武关以威胁关中，为洛阳主战场提供侧翼支援和掩护口显而易见，更始政权的这个作战方针，是北图洛阳、西夺关中，推翻王莽政权的方针，即是先取洛阳，平定东方，然后再挥师西进，直捣长安，完成推翻新莽的统治。然而，形势的发展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当更始主力还在洛阳城下激战方酣时，关中的义军已协同西路更始军杀入长安城中，砍下了王莽的人头。
前已述及，在昆阳大战之后，各地人士纷纷起兵呼应更始政权，距离宛城不远的析县（治今河南西峡）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申屠建、李松的西路更始军尚未靠近武关之前，析人邓晔、于匡已率领数百人在南乡起事。他们对析县宰说以天下大势，使其不战而降，析县起义军收编了当地的官军，队伍猛增至数千人。邓晔遂自称辅汉左将军，于匡自称辅汉右将军，他们率部先后攻克了析县、丹水（今河南浙川县境内）两城，然后进兵武关并迫使武关都尉朱萌开关投降。此后，邓晔等人率部西进，击杀新莽的右队大夫（即弘农郡太守）宋纲，攻占湖县（今河南灵宝西），进入京兆尹界，迅速逼向长安，起义军的队伍也扩张到了数万人之多。
面对这支突如其来的军队，王莽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应付。崔发献计说：“《周礼》及《春秋左氏》，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故《易》称‘先号咷而后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①。王莽居然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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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了崔发的鬼话，率领群臣百官到长安城南郊设坛祭天，“陈其符命本末”，祈求苍天保佑垂危的新朝，说到伤心处，王莽“搏心大哭，气尽，伏而叩头”。他又亲作了自陈功劳的告天策，哀求上苍保佑自己渡过难关。光是自己悲痛欲绝还不够，王莽还下令让长安诸生与百姓每天早晚各在南郊大哭一次，凡表现出极度悲戚并能诵读王莽告天策文者，一律被任为郎官。几天之间，这样的郎官就已多达5000余人，从而上演了一出中国古史上极为罕见的荒诞闹剧。然而，这种闹剧并不能阻止邓晔、于匡军的西进，王莽只好发兵抵挡。他临时召拜了九个人为将军，“皆以虎为号，号曰‘九虎川’”①，让他们率领数万北军精锐东出长安，阻击邓、于义军。因为对这“九虎”不放心，害怕他们会反戈一击，所以在他们出征之前，王莽特地将其妻子儿女全部扣留在宫中作为人质，逼他们为自己卖命。王莽在宫中收藏了无数的财物，仅黄金就有60万斤，但他发给“九虎”士兵的赏钱，却是每人4000钱，这在物价飞涨的当时，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小钱。王莽如此对待本来就不愿成为新朝殉葬品的将士，只能使他们更无士气和斗志。结果，“九虎”
刚走到华阴的回溪就与邓、于义军遭遇，“于匡持数千弩，乘堆挑战”，从正面阻击莽军，而邓晔则将2万人绕至敌后出击，莽军在此前后夹击之下很快溃败。“九虎”之中有2人自杀，4人逃亡，剩下的3人率领残兵败将退至华阴灌北渭口处的京师仓负隅顽抗。邓晔、于匡攻不能下，便回师东去，开武关迎接申屠建、李松的更始军。申屠建令李松率2000更始军与邓、于义军一同进攻京师仓，但作战颇不得利。李松遂与邓晔协商，引大军屯驻华阴，筹置攻城器具，等待更始军主力，同时分兵进入关中，骚扰敌人。于是，邓晔遣校尉王宪将数百人北渡渭水，进入左冯翊界攻城略地，李松则遣偏将军韩臣直扑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打退了王莽的波水将军部，游弋于长安城的远郊。
王宪、韩臣两支奇兵的活动，促使三辅地区到处出现了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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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为汉将军的反莽武装，他们与王、韩所部呼应，造成了“长安旁兵四会城下”且“皆争欲先入城”①的大好形势。手中已经无兵可调的王莽下令，将长安城中所有的囚徒释放，分发给他们武器，强迫他们发誓效忠新朝，然后让他的岳父、更始将军史谌带领这些囚徒士兵出城作战。谁知这些囚徒刚过渭桥便一哄而散，一些人去挖掉王莽的“妻子父祖冢，烧其棺椁”，另一些人则去南郊烧掉王莽所建的九庙、明堂、辟雍，“火照城中”②，王莽只有徒呼奈何。这时，有人告诉王莽，说把守长安各城门的士卒都是“东方人，不可信”，于是王莽又临时以越族骑士更换各城门的守卒，每一城门置一校尉，领600人把守，完全成了惊弓之鸟。
更始元年九月初一日③，关中的义军从东北角的宣平门杀入长安城中，正在巡城的新莽大司徒张邯被杀。突入城中的义军与莽军展开巷战，很快就攻至未央宫附近，王邑等人率部在未央宫之北阙下拼命抵抗，试图阻止义军冲入宫中。至黄昏时分，城中所有的官邸府第几乎都被义军占领，只有未央宫还未攻克。第二天，长安的两位少年朱第和张鱼率领城中自动汇集而来的市民投入战斗。他们放火焚烧未央宫门，并劈开敬法殿的小门，冲进未央宫。人们大声呼叫：“反虏王莽，何不出降？”而王莽却手持匕首作困兽之斗，说什么“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④！混战进行到第三天早晨，未央宫的多数宫殿都已落入起义军之手，王莽在千余名败将残兵的卫护下逃到沧池中央的渐台之上，企图凭借一池污水来阻断义军的进攻。义军尾随而至，将渐台“围数百重”，渐台又成战场。双方先以强弩展开对射，后又短兵相接，王邑等大批将士先后战死。待到黄昏时分，“众兵上台”，一个名叫杜吴的商人冲进王莽藏身的小屋，一刀结束了这个独夫民贼的性命，随后，义军校尉公宾就割下其首级，其余士兵争先恐后地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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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④《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③《汉书·王莽传》误作“十月戊申朔”，兹从《后汉书》及《资治通鉴》。
上，将王莽的尸体砍了个七零八落。公宾就手持王莽首级献于王宪，王宪自称汉大将军，统领城中数十万兵众。三天之后，即九月初六日，李松、邓晔及将军赵萌、申屠建等人率领更始大军浩浩荡荡开进城中。时隔15年之后，汉家的旗帜，又重新飘荡在长安上空，新莽王朝的黑暗统治正式宣告结束了。
三、农民军胜利与新莽政权失败的原因
新朝末年的农民大起义，是中国封建社会爆发的第二次全国范围的农民阶级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武装斗争。在这场战争中，农民军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终取得了推翻王莽统治的伟大胜利。双方胜负的原因，就其首要和最根本的一点来说，在于农民军反抗封建剥削与压迫战争的正义性质和王莽政权的彻底失去民心。
如前所述，王莽代汉自立之后，推行了一系列导致了广泛的社会灾难与动乱的改制措施，同时又广开边衅，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自西汉末年以来一直存在的社会危机，造成了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空前大尖锐，新朝的统治很快就达到了极其腐朽与黑暗的程度。在王莽的统治下，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贫苦农民和小生产所有者失去了生存的基本保障，许多原本属于统治阶级的地主、豪强及商人地主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样，无论王莽怀有多少改造社会、挽救危机的大志宏图，他的统治却完全失去了本来就不为雄厚的基础，他本人也彻底失去了曾经拥有的民心，因而也就不可逆转地走上了速亡之路。我们在前面的叙述中已对此有所论述，这里还可以再以长安的陷落为例，重作分析。关中素称四塞之地，易守难攻，长安城经过西汉与新莽两朝的建设，其城防设施之坚固，绝非一般城池所可比拟。但占据地利的王莽政权却未能据险而守，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城破国亡。更需特别指出的是，攻克长安并非是更始军采取重大战役行动的结果，文献中也不见有人精心组织和指挥这场战斗的记载，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安是当地的起义军民攻陷的。当王莽被斩首之后，人们争先恐后地抢上前去斩割其尸体，使之“支节肌骨脔分”；当王莽的首级被传到宛城、悬于宛市街头后，“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①。凡此种种，都反映出了人民对王莽的切齿痛恨，也是王莽政权人心丧尽的绝好说明。
农民军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及时实现了与反莽地主武装的联合。综观新末农民战争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它与秦末农民战争的一个很大不同：秦末农民起义在突然爆发不久便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形成了一个革命中心，将全国各地的反秦斗争迅速推向高潮；新莽农民起义则是在灾害与苛政并重的地区逐次爆发并经历了一个6年之久的缓慢发展阶段。从天凤四年（17年）至地皇三年（22年）初，参加起义的农民虽然不断增多，但各地的义军除了客观上的相互呼应之外，并未联合行动，因而起义的总体规模并不为大。在这个阶段，各自为战的农民军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解决饥寒之苦，尚未提出推翻王莽统治的明确目标，也没有建立什么政治组织，农民军队伍本身甚至连文书、号令、部曲、旌旗之类的规章制度也没有。所以，起义农民虽然坚持了武装斗争，但这种斗争尚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农民军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在军事上仍居于被动的劣势状态，在政治上也未对王莽政权构成真正的威胁。直到地皇三年以后，新末农民战争才进入了迅猛发展的新阶段，以赤眉、绿林为代表的农民军接连在军事上取得大胜，绿林军还建立了起义者自己的政权，从而将全国范围的反莽斗争引向高潮并很快推翻了新莽王朝。
上述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农民军与反莽地主武装在军事、政治上的大联合。我们知道，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双方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等诸多方面存在着深刻而尖锐的冲突。但在新莽末年特定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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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史条件下，王莽政权与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却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广大贫苦农民和一般地主豪强在反对王莽统治这一重大问题上并无分歧，具有实现联合的基本前提。事实证明，农民军和反莽地主武装的联合，对推动新末农民战争高潮的到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赤眉、绿林这两大农民军不同的发展轨迹中寻得证明。
如前所述，活跃于东方的赤眉军是一支基本上由纯朴的农民组成的武装，其队伍人数、活动范围、社会影响似乎一直都在绿林军之上。当后者尚未与官军发生大规模冲突之时，赤眉军已将景尚、王党所领的中央军打败；当绿林军刚刚进入南阳盆地之时，赤眉军已经取得了成昌大捷，给王莽政权以前所未有的打击。此时的赤眉军已经扩充为一支30万人的大军，是对王莽政权威胁最为严重的农民武装。但当王莽急调大军屯守洛阳一线，试图阻止赤眉军西进之后，赤眉军却在东海、楚、沛、汝南、颍川、陈留等地兜起了圈子。接连不断的流动作战给赤眉军带来了新的胜利，但这些小胜却最终使这支扶老携幼的农民军成为疲惫之师，失去了其原有的生气与活力，最后只好拉到濮阳一带休整，从而基本停止了对王莽政权的进攻，游离于新末农民战争的主战场之外，使王莽得以调集大军猛攻绿林军。直到王莽政权被彻底推翻之后，赤眉军首领樊崇等人才匆匆赶往洛阳，接受了更始政权的册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但肯定与赤眉军领导层的基本素质有关。樊崇、徐宣等人都是农民出身，没有文化，见识不多，在政治上很不成熟。他们虽然不乏反抗王莽统治的决心与勇气，又在战争的实践当中学到并成功地运用了一些军事谋略，但他们却没有能力做到政治上的高瞻远瞩，提不出明确的政治目标，把握不了发展的速度与方向。即使是在军事上，他们也只擅长流动作战和反击战，没有建立起根据地，因而很容易使到手的胜利果实重新丧失。显而易见，这样的队伍无法长期成为反莽农民军的中坚，也难以完成推翻新莽政权的历史重任，更无法避免其最后的失败。
绿林军的早期发展，大致与赤眉军相似。但自从与舂陵兵结为同盟之后，他们的情况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毋庸讳言，以刘縯、刘秀兄弟为代表的南阳豪强地主和刘氏宗室地主集团，在文化水平、政治见识、社会经验、社会影响、军事才能诸方面，都远较农民出身的绿林军将领优越，他们起兵反抗王莽的目的虽与农民军有所不同，但在他们加入到绿林军的战列之后，绿林军领导层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军事斗争经验更加丰富起来，绿林军的社会号召力大为提高。他们促使绿林军进一步明确了推翻王莽统治的政治目标，建立了足以号召天下的更始政权，为后来的一系列的政治胜利和军事胜利奠定了基础。
军事上战略战术的正确与否，也对农民军和新莽政权的成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农民军一方来说，在战争的前期，他们主要采取了流动作战的形式，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来打击官军，保持并扩大自己的实力。赤眉军对景尚军及对王匡、廉丹军的作战，绿林军的云杜之役，都是在此种战略战术指导下取得的胜利。在战争的后期，绿林军则采取了初始的阵地战、运动战和攻坚战的作战形式，以敢于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的积极姿态，用凶狠、顽强的战术作战，棘阳、滴阳之战，宛城攻坚战和昆阳守御战，皆是此种战略战术的体现。农民军战略战术的运用与变化，就其主要倾向而言，符合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实际，适应了形势变化的需要，所以能够把他们从胜利引向胜利。
反观新莽政权一方，情况就不是这样。在对付农民起义的战略谋划上，王莽犯了许多错误。首先，在起义初始之时，王莽完全为其虚妄骄纵之心所左右，在拒不改善政治的同时，又不采取积极有力的军事措施，而是不切实际地指望各地的官军将起义军分而歼之，遂使起义的烈火愈燃愈炽。其次，当农民军蓬勃发展之后，王莽又拒绝了田况关于实行坚壁清野和加强地方武装的建议，把取胜的希望寄托在远征的中央军身上，但结果是欲速而不达，那些不熟悉地形、不了解地方情况的官军连连败北，使得新莽的军事力量大伤元气。第三，王莽对于那些非亲信的将领限制过多，防范太重，使得一些具有真才实学的将领既无重兵又无实
权。《汉书·王莽传》载，纳言将军严尤曾经抱怨王莽“遣将不与兵符，必先请而后动”，这种指挥方式，必然导致贻误战机。但更为可怕的是，王莽每每对自己的亲信委以大军重权而根本不去考虑这些人是否胜任，如成昌之战中的王匡、昆阳之战中的王邑等人，都是军事素质极差的庸才，临战指挥能力极低，王莽任用他们为统帅，焉有不败之理？第四，昆阳之战后，王莽被意外的惨败吓得惊慌失措，在部署最后的防线时，居然在长安与洛阳两大城市之间留出了一大块空档，又完全忽视了武关对保卫关中的重要性，未派亲信领重兵把守武关，使得邓晔军及西路更始军得以顺利靠近长安。凡此种种，均表现出王莽在军事方面的低能，其可耻的失败乃是必然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