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富国强兵思想的发展与屯田戍边国防思想的创立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就面临着匈奴严重威胁。汉高祖刘邦曾想借助战胜项羽的余威，着手解决匈奴的问题。但当他率兵北上迎击匈奴时，却在平城陷入了重围。这使他意识到，刚刚在战火中诞生的西汉政权，国库空虚，“民无盖藏”，尚不具备战胜匈奴的实力，于是改取先内后外的方针，集中力量致力于内部的统一
和经济的恢复，而对匈奴实行忍辱、退让的政策，以“和亲”和开放关市来换取边境的暂时安宁。其后继者遵守他的遗训，无为而治，轻徭薄赋，奖励农耕，继续致力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力求使国家富强起来。然而，匈奴的奴隶主贵族，却认为西汉王朝的忍辱、退让是软弱可欺，他们尽管每年从西汉王朝获得大量财物的馈赠，但仍不时举兵南下，扰掠西汉的北部边境。特别是汉文帝之时，由于汉使中行说投降匈奴，“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①，匈奴的气焰更加嚣张，骚扰更加频繁，对西汉政府与边地人民造成的损害也更加严重。
面对这种形势，西汉君臣既无比愤恨，又无限忧虑。他们深知，西汉王朝之所以会处于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那是由于民穷国困、武力不强的缘故。许多大臣继承战国时《管子》首倡的“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的思想，纷纷提出富国强兵的主张。贾谊向汉文帝上《论积贮疏》，强调：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王制曰：国无九年之蓄，谓之不足；无六年之蓄，谓之急；无三年之蓄，国非其国也。”如国无贮积，“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国有贮积，“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招而不至”？他认为，要使国有贮积，则需驱民力农，发展生产，故当务之急是“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②。晁错也上书汉文帝，力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为“当世急务”③，并提出了贵粟主张。他认为，“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是由于“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如果实行贵粟政策，“使民以粟为赏罚”④，便可驱民归农，促进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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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②《论积贮疏》，《贾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③《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④《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使蓄积丰盈。他还援引古兵法说：“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①。主张加强军队的建设，并提出徙民实边与利用归降的义渠胡人组建边防骑兵的建议。他们的建议为汉文帝所采纳，并不同程度地付之实施。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西汉的经济日趋繁荣，军事力量空前壮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始对匈奴展开大规模的反击，积极拓展边疆，富国强兵的思想因而更加高涨。桑弘羊就是富国强兵思想的一个突出代表。他极力主张加强战备，对匈奴的侵扰予以坚决的反击，说：“今不征伐，则暴害不息；不备，则是以黎民委敌也”②。为了富国强兵，他提出了农工商俱利的观点，认为“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③，所谓富国强兵就是一句空话。他强调“治家非一宝，富国非一道”④，除了“使民务本”，还应大力发展工商业，如“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是以征敌伐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以赡，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⑤。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积极协助汉武帝，制订并施行盐铁酒专卖与均输平准制度，统一铸币，推行屯田，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大量增加，军事力量空前强大，为反击匈奴、统一边疆的战争提供了保证。
在富国强兵思想的影响下，当时的西汉社会上普遍形成一种尚武的风气。许多人竞相以“勇”、“雄”、“猛”、“安汉”、“广汉”等字命名。习武成为人们的时尚，不仅武士、军人习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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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②《盐铁论·备胡》。
③《盐铁论·本议》。
④《盐铁论·力耕》。
⑤《盐铁论·非鞅》。
是文人、学士也多练习骑射、击剑和兵法，如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①，东方朔“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②。当时的许多文臣如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郑吉等，都能文能武，能够带兵打仗。而且不管是文臣还是武将，都有一股勇当重任、立功异域的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如张骞主动应召出使西域，李广年过60犹自请出征充当“先死单于”③的前锋，70高龄的赵充国自请统兵讨伐叛羌。“匈奴不灭，无以家为也。”④霍去病的豪情壮志，正是这种英雄气概的一个典型代表。
战争的胜负，主要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但这些条件并不是不分轻重地起同等作用的。战争的胜负首先决定于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无法战胜敌人，保证国家的安全和统一。但战争的胜负，归根到底又取决于双方经济力量的对比，因为经济实力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任何军事家都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之外去企求战争的胜利。富国强兵思想，把握住战争同军事、经济诸因素的辩证关系，强调要大力发展经济，在此基础上抓好军队的建设，由富国而强兵，因而适应了当时的时代要求和人民的愿望。它对推动西汉的经济和军事建设，夺取反击匈奴与开拓边疆战争的胜利，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每当遭受外来强敌的威胁之时，这种富国强兵思想，又常常成为人们改造社会，振兴国家，拒敌御侮的有力武器。
在反击匈奴、开拓边疆的战争中，西汉的政治家、军事家还创立了屯田戍边的国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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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
②《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
③《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
④《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
西汉屯田戍边的国防思想，与移民实边的国防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移民实边的国防思想萌生于秦代。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蒙恬挥师北逐匈奴，夺取河南地后，即曾“徙民以实之”①，用以阻挡匈奴的军事袭扰。西汉初期，针对匈奴的进犯，晁错建议汉文帝徙民实边，认为这样做“可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同时实边之民久居边塞，“知胡人之能，，“家室田作，且以备之”，能够发挥更大的御敌效果，可使“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②。汉文帝采纳他的建议，开始移民实边，至汉武帝时期形成高潮，范围遍及东南的会稽、东北的辽东、北方的朔方、西河、上郡、北地，而以西北的陇西、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为多。实践的结果证明，移民实边既可开发边疆，安定社会，又可增强国防力量。但是，实边的移民，毕竟不能代替为数众多的边防驻军。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西汉的疆域不断拓展，边防线不断向外推移，边防驻军的数量日多。但边疆地区的生产远比内地落后，北方和西北又是以游牧经济为主，如何解决边疆驻军的粮饷供应便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于是，屯田戍边的国防思想便应运而生了。元狩四年（前119年）漠北之战结束后，汉武帝便令汉军在朔方以西一带“通渠置田”，且战且耕，以实现军粮的部分自给，减少军粮长途运输的劳役负担和严重损耗，河西之战后，又将军队的屯田推广到河西及西域的轮台、渠犁一带。汉武帝末年，桑弘羊等人建议在轮台以东一带屯田，当时因武帝“悔远征伐”未被接受。后来，汉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在轮台、渠犁一带继续屯田。汉宣帝时，还在车师、湟中等地屯田。
经过数十年的不断实践，军队屯田的军事、经济意义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赵充国奉命率兵平定西羌叛乱。他在击溃首倡叛乱的先零羌后，决定“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毙”。为了说服持有异议的大臣，在《屯田制羌疏》中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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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三十《平准书》集解引臣赞曰。
②《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对屯田的重大意义作了理论上的总结，指出军队屯田可“因田致谷”，生产粮食以供军饷，减省大量军费，减轻从内地输送军粮的徭役负担；可利用农闲“缮治邮亭”，修筑道路桥梁，加强对边境地区的控制；可保护边境居民的安全，使之安心耕作，“不失农业”，促进边疆地区社会的安定；可以充实边境的武备，达到不战而制敌的目的。总之，军队屯田具有“内无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①的重大战略意义。此后，军队屯田的国防思想一直为历代军事学家所继承，对历代王朝的国防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战略指导思想的进一步成熟与创新
西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战争的发展，战略指挥思想进一步走向成熟，并且涌现出许多超越前人的创新之举。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一开始处于劣势地位，楚强而汉弱。他采取以智取胜的指导思想，除按照张良的献策，收揽民心，分化对方，争取同盟，孤立项羽，并尽可能在军事、政治、经济、地理、外交、人才等各个方面调动一切于已有利的因素，为自己营造全局的优势之外，还注意根据不同的战争形势，灵活地调整作战指导方针。如在鸿门宴后，面对项羽咄咄逼人的势态，他回避楚军锋芒，移师巴蜀、汉中，着力营造战争基地，以待时机。齐、燕、赵起兵反楚后，抓住项羽、章邯的弱点，还定三秦，再乘楚军主力陷于各地无法脱身之机，由函谷关出陕东进，联合众诸侯军攻占彭城。彭城兵败后，又及时总结教训，改取持久防御对付项羽的速决，并运用各种手段，调动各种力量，开辟多种战场来打击、消耗、疲惫楚军：刘邦自己坐阵正面战场，主要任务是防御；英布在南方战场，主要任务是牵制；韩信在北方战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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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任务是进攻；彭越在敌后战场，主要任务是干扰；陈平指导的间谍谋略战场，主要任务是瓦解楚军的领导集团。由于多种战场、多种手段、多种力量的互相配合，逐步扭转了被动局面。鸿沟和议后，强弱彻底易势，则不失时机地全力发动追击，终于全歼楚军，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此战充分显示了刘邦在战略谋划与指挥上的优异才能，特别是其多种战场、多种手段、多种力量互相配合的指导思想，更是我国乃至世界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
在削平诸侯王的战争中，西汉王朝又根据不同的对象，分别采取不同的战略指导方针。异姓诸侯王虽然手握重兵，但彼此分立，互不联络，且多怀自危之心，随时准备反叛朝廷，刘邦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对策，或以权术诈谋计除，或以强大武力讨平，逐个加以铲除。同姓诸侯王则是在汉景帝采取削藩政策之时，联合举兵叛乱的，并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使汉军处于遭受夹击的不利态势。汉景帝只能以武力加以还击，并选择吴、楚作为主要的打击目标，首先以主力进攻吴、楚，另以一部兵力钳制齐、赵。由于吴王刘濞是策动叛乱的主谋，吴、楚联军又是叛军的主力所在，汉军按照景帝的这个战略决策，先集中兵力击溃吴、楚，便赢得了全局的胜利，最后终于将这场叛乱平息下去。
汉武帝反击匈奴、开拓边疆的战争，不仅改变秦始皇对边疆的南攻北守为全面出击，而且在指导思想上更有许多创新之举。公元前5至前3世纪，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和中原各诸侯国都已先后建立了骑兵，但到西汉王朝建立之时，尚无中原骑兵深入北方荒漠草原机动作战的记录。西汉前期，由于国力有限，加上骑兵数量不多，而步、车兵又难与匈奴骑兵相抗衡，对匈奴的南下只能采取防御的战略。所以，西汉初期的将领都缺乏运用骑兵在荒漠草原地区进行大规模机动作战的经验，每次开塞出击，大多是无功而还，甚至损兵折将。汉武帝即位后，借助完备的马政制度，大力扩充骑兵队伍，组建大规模的骑兵集团，并通过元光六年（前129年）的关市诱敌奇袭战，试验骑兵集团进入荒漠草原机动作战的能力。此战的总体效果虽然不很理想，但年轻将领卫青统率万骑深入到匈奴的龙城之地，歼敌700，获胜而归，首开汉军运用大兵团远程奔袭的成功记录。此后，汉武帝对匈奴改取进攻战略，提拔卫青、霍去病等年轻将领，统率骑兵大兵团，对匈奴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战。这些年轻将领勇于实践，善于学习。他们依靠熟悉边情的汉人和匈奴人，解决了骑兵进入荒漠草原的向导和粮草、饮水的供应问题，果敢地深入匈奴境内，渡漠作战，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形成了一套使用大规模骑兵集团机动作战的战略思想，并根据不同时期的客观形势，实行不同的作战方针。河南之战，乘势力强大的匈奴左部逞威于东北边境，采取胡骑东进、汉骑西击的方针，避实就虚，从正面突破河南，攻击防御薄弱的白羊、楼烦二王，一举夺占河南地。漠南之战，利用匈奴右翼暴露的弱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主动出击漠南的右贤王。河西之战，根据匈奴主力北徙、一时难以实施有效进攻的新情况，采取牵制强敌、打击弱敌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力量较弱的河西匈奴军。漠北之战，则利用匈奴单于的轻敌麻痹，因势利导，兵分两路，大胆深入匈奴腹地，寻歼匈奴主力，予匈奴以沉重的打击，迫使“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廷”①。与此同时，随着造船业的进步，舟师规模的扩大，汉武帝还多次向江南地区大规模进军，救援遭受闽越进攻的东瓯，平定南越与闽越叛乱，并出兵朝鲜，讨伐起兵叛汉的卫满政权。在这些战争中，杨仆、韩说、路博德等将领分别统率步兵、舟师，由陆路、水路或海上多路并进，予叛军以沉重打击，又进一步发展了多兵种大集团互相配合、水陆或海陆协同作战的战争指导艺术。
在新末农民战争中，绿林、赤眉和河北一带农民军，继承秦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军的传统，采取流动作战的形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以走制敌，使强大集中的王莽军队顾此失彼，陷于被动而遭到疲惫、消耗和打击。在经过长达6年的分散战斗之后，绿林军与反莽豪强地主武装实现联合，一批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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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政治识见、斗争经验和军事才能较高的豪强地主与刘氏皇族成员加入到农民军的战斗行列，不但大大提高了农民军的号召力，而且推动农民军提出推翻王莽的政治目标，建立自己的政权，将反莽斗争迅速地推向高潮。农民军的作战形式，也具备了阵地战、运动战和攻坚战的初始形态。他们以敢于打大仗、硬仗、恶仗的积极态势，选择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对莽军发动强大的攻势，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进而夺取推翻王莽统治的胜利。这种初始的阵地战、运动战和攻坚战，和秦末农民战争一样，为后世人民群众反抗封建统治提供了重要的武装斗争形式。
三、战术思想的更新创造
战术从属于战略、战役，又对战略、战役产生一定的影响。西汉时期，随着战争、军事技术、战略思想的发展，战术思想也在不断地更新变革，奇正战术的运用更加出神入化，骑兵战术与水（海）陆战术得到进一步发展，涌现出不少新的创举。
楚汉战争中的韩信，对奇正战术的运用极为娴熟、巧妙，战斗时往往以正兵诱敌，出奇兵制胜。如汉高祖二年（前205年）八月，他奉命率兵击魏，魏王豹预料其将从临晋渡河，率主力扼守蒲坂。韩信将计就计，调集船只于临晋渡口，佯示必渡，暗中率部从上游之夏阳以木罂渡河，迂回奔袭魏军后方之安邑，前后夹击，一举灭魏。又如汉高祖三年（前204年）十月，他自代挥师数万击赵，赵王歇及陈余集中号称20万的兵力扼守井陉口。他采用“陷之死地而后生”之策，背绵蔓水布阵，同时遣兵袭占赵军防御薄弱的后方，使之腹背受敌，尽歼赵军。再如汉高祖四年（前203年）十月，韩信率数万汉军击齐，与齐楚联军20余万夹潍水对峙。他乘夜派兵潜至上游以沙袋堵住水流，天明再率兵越潍水向楚军挑战，佯败而退，引诱楚军追击，使其半渡，再搬开沙袋放水，将楚军分割在潍水两岸，然后乘势攻击，歼灭齐楚联军，平定了齐地。所有这些胜利，韩信都不是靠特殊有利的政治条件、外交谋略或强大的军事力量取得的，而是因时、因地、因敌活用古兵法的奇正理论而取得的。其破魏之战的佯示必渡，声东击西，潍水之战的沉沙断流，半渡而击，为后世兵家提供了出奇制胜的成功范例，而灭赵之战的背水设阵，更是对“右倍山陵、前左水泽，的古兵法的一大突破，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灵活用兵的著名战例。
彭越在楚汉战争中，则以“游兵击楚”而著称。他早在秦末聚众起兵时，即在巨野泽一带从事游击战的活动。后归附刘邦，被封为魏相国，略取梁地。刘邦在彭城败退后，他北居河上，成为汉军敌后战场的游击统帅，“常往来为游兵击楚，绝其粮于梁地，①。在楚汉战争的相持阶段，当项羽在正面战场对刘邦发动强大攻势时，他适时率游兵千里奔袭，南下梁地，威逼楚都彭城，迫使项羽撤兵回救，从而帮助刘邦粉碎楚军的攻势。如汉高祖三年（前204年）春，项羽对荥阳发起猛烈的正面攻势，夺占成皋重镇，并在四月包围荥阳。在这个关键时刻，彭越于五月间大举南下，千里跋涉，渡越唯水，绕到彭城东南的下邳，形成威逼彭城之势。项羽被迫千里回师，刘邦乘机解了荥阳之围，夺回成皋。而彭越在楚军南下追击时，则引兵北上，使项羽无功而返。项羽听说成皋复失，又发动第二次正面进攻，迭克荥阳、成皋。此时，彭越又率兵南下，重点进攻梁地，迭克睢阳、外黄等17城，使楚军的后方梁地陷于瘫痪状态，逼迫项羽再次回师南下，花费15天的时间去收复梁地，使刘邦得以乘机夺占成皋，进军广武，占领敖仓，粉碎了项羽的第二次正面攻势。项羽闻知成皋失守，韩信又攻克齐地，于汉高祖四年十月发动第三次正面进攻。彭越又再度南下，攻克昌邑周围20余城，并略定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②，截断楚军的补给线。八月，楚军粮尽，加上韩信破齐后将向楚地发动进攻，项羽预感形势严重，只得被迫与刘邦订立和约，划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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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三十四《韩彭英卢吴传》。
②《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
为界。彭越这种避实击虚、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堪称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大创举。
对匈奴的反击战，则首次创立了使用骑兵集团大规模机动作战的战术。汉武帝时期，年轻的将领卫青、霍去病等奉命统率大规模的骑兵集团，深入到匈奴境内进行机动作战，创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骑兵新战术：一是远程奔袭，迂回包围。元朔二年（前127年）的河南之战，卫青与李息率汉军精骑从云中向西大迂回，到达高阙，然后南下，突然掩袭白羊、楼烦二王，一举收复了河南地。这种远程奔袭、迂回包围的战术，既充分利用荒漠草原地区地形开阔、便于驰骋的自然条件，又充分发挥骑兵集团灵活机动、快速敏捷的特点，往往能够收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此后，汉军出塞，每每使用这种战术，都是屡试不爽。二是连续攻击，乘胜穷追。元狩二年（前121年）的河西之战，霍去病在春季第一次由陇西深入河西走廊，进攻匈奴，取得了不少胜利。但因实行正面突击，只能迫使匈奴远遁，未能彻底歼灭其军事力量。同年夏，霍去病在稍事休整之后，再次率精骑出击，并改取大迂回战法，自灵武渡河，越贺兰山，向西北挺进，绕居延海，由北转南经小月氏，再由西北转向东南，深入2000余里，进至黑河流域，从侧背后向浑邪王、休屠王发动突然进攻。匈奴骑兵一般都是在秋高马肥之时用兵作战，没有料到汉军会在春、夏两季发动进攻，更没料到汉军会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连续发动攻击，被打个措手不及，一败涂地，浑邪王等力竭而降。三是正面冲击，两翼迂回。元狩四年（前119年）夏，汉武帝经充分准备，派兵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匈奴伊稚斜单于闻汉兵将至，按赵信的意见，“远其辎重，以精兵待于幕北”①，准备迎击。卫青自定襄出塞，穿越沙漠千余里，抵达漠北，见单于严阵以待，下令以武刚车环绕为营，以防敌骑的袭击，而命5000骑兵出击匈奴单于，单于以万骑应战。双方战至黄昏，大风忽起，飞砂扑面，两军难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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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彼此。卫青乘势分轻骑从左右两翼迂回，包围单于的大营。单于自度难以取胜，遂率数百壮骑突围逃窜。汉军虽追赶不及，但取得了歼俘1.9万人的胜利。卫青、霍去病等将领所创造的使用骑兵集团远程奔袭、迂回包围、连续攻击、乘胜穷追以及正面冲击、两翼迂回的战术，大大发展和丰富了中国的骑兵战术，对开拓边疆和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及巩固具有重大的意义。西汉王朝就是运用这种战术打败匈奴的，此后许多中原王朝的军事家也常使用这种战术来击溃边疆游牧民族铁骑的进犯。
在开拓边疆的战争中，西汉王朝针对东南和南方地区江河纵横又濒临大海的地理特点，多次调发舟师，与步兵一起出征，协同作战。如建元三年（前138年）东瓯王因遭闽越王的进攻向汉朝求援，汉武帝命中大夫严助持节发会稽兵渡海往救；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相吕嘉起兵反汉，汉武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申为下濑将军，下苍梧。皆将罪人，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越弛义侯遣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①；元鼎六年，东越王余善反汉，汉武帝又“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粤（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如邪、白沙”③，前往镇压。元封二年（前109年），因卫氏朝鲜招诱汉朝吏民逃往朝鲜，并阻拦真番、辰国之君朝见汉天子，汉武帝“募罪人击朝鲜。其秋，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勃海，兵五万，左将军苟彘出辽东”③，海陆并进，共击朝鲜。这一系列的战争实践，使西汉的水陆配合和海陆配合作战的战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和丰富。
在新末农民战争中，农民起义军在前期针对敌强我弱的状况，采用流动作战的形式，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来打击官军，保存并扩大自己的实力。如地皇二年（21年）绿林军的云杜之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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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六《武帝纪》。
②③《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是运用这种战术的成功范例。当时荆州牧奉王莽之命，调集2万官军围剿绿林山。绿林军首领王匡等人面对优势的强敌，不是死守绿林山，而是主动迎击，率部下山，在云杜附近设伏，出其不意地打败官军。在设伏的同时，又派兵切断敌军的退路，以全歼进犯之敌。在伏击成功，歼敌数千之后，绿林军乘胜进攻竟陵、云
杜、安陆。待重新回到绿林山，队伍已从几千人扩大到5万余人。同绿林军一样，赤眉军对景尚军和对王匡、廉丹军的作战，也都是运用游击战术，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来打击官军，壮大自己的。这些成功的战例，大大发展和丰富了中国农民战争的游击战术。到地皇三年，绿林军与舂陵军实现联合，农民军又开始学会使用阵地作为战斗的依托，并以敢于打大仗、硬仗、恶仗的积极姿态，集中兵力，力争主动，出其不意地向敌人发动进攻。当年十一月，在小长安战败的绿林军退守棘阳，遭到甄阜与梁丘赐10万官军的跟踪追击。绿林军转守为攻，先于当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用绝对优势的兵力，夜袭蓝乡，夺取甄阜的辎重，切断敌军的退路。再于次日清晨乘敌惊魂未定之际，兵分两翼，出击陷于黄淳水和批水之间的孤立无援之敌，一举击杀甄阜与梁丘赐，歼敌2万，取得棘阳之战的胜利。尔后又发扬连续作战的勇猛作风，乘胜追击逃向宛城的严尤、陈茂军，在消阳歼其3000余人，取得消阳之战的胜利。接着，再进围宛城，准备尔后西出武关，进图关中；另以数万向北推进，攻占昆阳、竟陵、郾城等地，以保障主力对宛城的攻取。王寻、王邑率领42万官军自洛阳经颍川直逼昆阳，欲先克昆阳再解宛城之围。昆阳守军仅八九千人，起义将领刘秀以守军牵制强敌，与13骑突出重围，至定陵、郾城搬取万名援军，捣敌要害，内外夹攻，大破官军主力，又取得了昆阳守御战的辉煌胜利。此战为汉军进军洛阳、长安，推翻新莽政权创造了条件，成为我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新末起义军所创造的这些战术，使农民起义军指导和进行战斗的方法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对推动中国农民战争战略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