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次大规模整理兵书
西汉时期，出于战争的需要，非常重视兵书的搜集与整理工作。
西汉立国之初，就开始着手兵书的搜集与整理工作。据《汉书·艺文志》载：“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这是西汉政府第一次大规模整理兵书。不过，有关这次整理兵书的具体情况，史无明载，今已不得其详。从上引的史料得知，这次整理兵书，共计搜集到182家的著作，张良与韩信经过一番筛选之后，只“定著三十五家”，其余147家皆舍弃不录。而经他们删取定著的35家兵书，后来也被“诸吕用事而盗取之”①，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古代兵书的一大损失。
应该说，西汉第一次搜集与整理兵书，对兵书的搜集并不完全。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大批儒生遭到迫害，包括兵书在内的大批著作被焚毁。刘邦入关攻占咸阳后，诸将只顾忙于掳掠秦宫的金帛财物，就是较有眼光的萧何到丞相御史府也只收藏了载有全国形势、户籍和档案资料、法律文书的“律令图书”。刘邦还军霸上后，项羽进入咸阳，一把大火烧掉了阿房宫，秦朝皇家收藏的大批图书包括历代兵书便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因此，西汉初期，张良、韩信为进行整理而搜集的兵书，自然是不可能齐全的，肯定会有大量的遗漏。
随着秦朝的灭亡，焚书坑儒的时代宣告结束。汉初的统治者实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之策，对文化不再进行干预。汉惠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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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年（前191年），又“除挟书律”①，文化学术的研究气氛逐渐活跃起来。到汉文帝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②。到汉武帝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已取得辉煌的成就，文化学术的建设也被提上了日程。武帝除在中央设太学，置五经博士，提倡儒学之外，还通令全国，广泛征集各类图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③。大批古代兵书，从各地源源不断地送入皇家的藏书室。随着反击匈奴的大规模战争的开展，汉武帝还令“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提供军事部门制定作战方略参考之用。不过，由于兵书的搜集尚不齐全，杨仆的“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④。到汉成帝时，皇家的秘藏之书颇有亡散，又命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藏书的数量迅速激增。至河平三年（前26年），汉成帝便组织一批学者，令杰出的学者刘向（即刘更生）负责对这批皇家图书进行大规模的清理校雠，“命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⑤。每整理完一部图书，刘向便撰写一篇叙录，记述该书的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及校雠情况，上报朝廷，尔后汇总成为一部《别录》。但是，刘向没有完成这项清理校雠工作就病死了，后来汉哀帝又命刘向之子刘歆接替其父的工作。刘歆“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埋头进行了多年的整理。他“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将《别录》所叙录的内容加以简化，把著录的33090卷图书分为七略，即七大类，写成一部类别分明的图书目录《七略》。七略为：“一曰辑略，二曰六艺略，三曰诸子略，四曰诗赋
略，五曰兵书略，六曰术数略，七曰方技略”⑥，其中“辑略”属提要性质，实际上是六大类。这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包括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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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二《惠帝纪》。
②《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
③⑤⑥《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
④《汉书》卷三十一《艺文志》。
书在内。就兵书而言，则已是西汉时期的第二次整理了。
刘向父子在这次图书整理中写成的《别录》、《七略》均已在唐末佚失。但班固《汉书·艺文志》系按《七略》的六分法，将当时所见的西汉图书分为六大类，并将《七略》的《辑略》对各家学说著作及流派的论述按其内容分开，作为各类目的大序、小序置于各个类目之后，又将《七略》的叙录进行简化，择取其中
的主要部分作为小注，附于各书之下。根据《汉书·艺文志》，人们便可得知刘向父子这次整理图书包括兵书的概貌。《汉书·艺文志》接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的分类法，将兵书共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目。“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此目共著录13家，259篇。“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分散）合（集中）背（后退）乡（向前），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此目共著录11家，92篇，图18卷。“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此目共著录16家，249篇，图10卷。“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此目共著录13家，199卷。四目共著录兵书5 3家，790篇，图43卷①。此外，刘歆《七略》的“兵家”略中，“权谋”一目还录有《伊尹》、《太公》、《管子》、《孙（荀）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等著作共259种，班固考虑到这些著作已在其他类目中著录，为避免重复，《艺文志》兵书类“权谋”一目便省略未录；《七略》的“权谋”一目还著录一种《司马法》，《艺文志》则将它移入“六艺”类的“礼”目中；《七略》的“技巧”一目还录有《墨子》一家，《艺文志》因其已录入“诸子”类的“墨家”之目，也省略未列，另增录《蹵鞠》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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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述各目及其综合的家数、篇数、卷数均见于《汉书·艺文志》的文字叙述，而与《汉书·艺文志》内容中实际所载各目及其综合的家数、篇数、卷数往往有出入；造成这一差误的原因盖出于刘向、刘歆、任宏、班彪、班固、班昭等人统计、分类时的标准不一和疏忽所致。
这样，如果加上《艺文志》兵书类省略未录的10家271篇，移入礼目的1家155篇，再除去新增的一家25篇，《艺文志》共录载了《七略》著录的兵书63家，1191篇，图43卷。
不过，《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兵书，尚不是西汉第二次整理兵书时刘歆《七略》所录载的全部兵书。因为西汉皇家的图书，在王莽之末已被大火焚毁。东汉班固撰写《汉书》时所利用的皇家图书，则是在东汉初期重新搜集的。《隋书·艺文志》对此有段记载，说西汉皇家的图书，“王莽之末，又被焚烧。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帙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共著录西汉图书596家，13269卷，这个数字远远少于《七略》著录的33090卷。据此推断，《七略》著录的兵书当大大超过《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63家，1191篇，图43卷。
西汉两次大规模的整理兵书，对皇家收藏的历代兵书作了系统的整理校勘，不仅纠正了因“简札错乱、传说纰缪”而出现的许多讹误，而且“删取要用”，“撮其指要”，便于军事部门和兵家的参考、研究，这对西汉王朝取得平定诸侯王叛乱和开拓边疆战争的胜利，以及促进军事科学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淮南子·兵略训》
西汉时期，随着军事活动的频繁开展与军事改革的深入进行，军事思想、战略指导与战术运用艺术、军事训练和后勤保障等等都比前代更加成熟，研究军事学理论的兵书也相继涌现。仅《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的记载，西汉的兵书即在20种上下。其中，讲兵权谋的有《广武君》1篇，《韩信》3篇，《黄石公三略》3卷。另外《蒯子》、《陆贾》、《淮南子》、《晁错》等书中，也有不少论及兵权谋的篇章。赵充国的《屯国制羌疏》，由于篇幅不大，未曾刊刻成册，《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均未著录，但它也属于此类著作。至于讲兵形势的，则有《项王》1篇，讲兵技巧的有《李将军射法》3篇，《魏氏射法》6篇，《强弩将军王围射法》5卷，《望远连弩射法具》15篇，《护军射师王贺射书》5篇，《蒲苴子弋法》4篇，《剑道》38篇，《手搏》6篇，《杂家兵法》57篇，《蹵鞠》25篇等。可惜这批兵书，今已大多散失不存了，留传至今的只有《淮南子》、《黄石公三略》两部著作和《汉书·晁错传》所载的晁错《言兵事疏》、《汉书·赵充国传》所载的赵充国《屯田制羌疏》。
《淮南子》为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所著。今存有多种版本和注本，据吴则虞考证达162种之多。刘安（前179～前122），汉高祖少子淮南王刘长的儿子。刘长于汉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因谋叛被废除王爵，死于流放途中。刘安于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年）袭封为淮南王。他“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①。于是便招纳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共同讲论汉初的统治思想黄老之学，探讨天地之理、人间之事及帝王之道。最后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写成《淮南子》一书，于建元元年（前140年）献给汉武帝。“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读到其所献的《淮南子》内篇，“上爱秘之”②。后来，刘安因谋反事发，参与其事的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尽皆被诛，刘安自杀而亡。
《淮南子》一书的定名有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据《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载：“淮南王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类杂家目内著录“《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另在“术数”类天文目内著录了一部不见于传的“《淮南杂子星》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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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汉书》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卷”，而全志未见载有传说中所说的“言神仙黄白之术”的“《中篇》八卷”，不知这部“《淮南杂子星》十九卷”是否就是“《中篇》八卷”，或者是“《中篇》八卷”的残篇。《汉书·艺文志》本自刘向的《别录》与刘歆的《七略》，故学者一般认为《淮南内》、《淮南外》之称为刘向所定。由于《汉书·艺文志》将儒家及小说家总称为“诸子十家”，后人遂沿袭之，在淮南之后加个“子”字，称此书为《淮南子》。外篇后来亡失，只有内篇留传下来。《隋书·经籍志》载有许慎、高诱的两个《淮南子》注本，一为21卷，一为21篇，显然都是内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①，现存的《淮南子》，其内容都是论道，与此说正好相符。内篇最后一卷(要略》有云：“此《鸿烈》之泰族也。”下注：“鸿，大也。烈，功也。凡二十篇，总谓之鸿烈。”因此，学者认为，此内篇本名《鸿烈》。东汉末年高诱注《淮南子》，在《叙》中论曰：“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璩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故后世亦称《淮南子》为《淮南鸿烈》。
《兵略训》为《淮南子》的一篇，专论军事。该书的《要略》，曾对《兵略训》的内容作了如下的说明：“兵略者，所以明战胜攻取之数，形机之势，诈谲之变，体因循之道，操持后之论也。所以知战阵分争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坚守之非德不强也。诚明其意，进退左右无所失，击危乘势以为资，清静以为常，避实就虚，若驱群羊，此所以言兵者也。”由于《淮南子》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兼采先秦法、阴阳等家之说，并揉合了儒家的一些观点，所以《兵略训》也透露出浓厚的道家思想。但其军事思想仍然处处闪烁智慧的火花，蕴含不少颇具价值的见解，反映了西汉初期军事理论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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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三十《艺文志》颜师古注。
作者在《兵略训》中首先提出了自己的战争观。作者认为，“人有衣食之情”，当物质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又分配不均时，就会发生纷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战争便不可避免，于是“贪昧饕餮之人，残贱天下，万人搔动，莫宁其所有”①。基于物质利益而引发的战争，有“得道”与“失道”两种截然不同的性质，因而就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不义的战争“杀无罪之民，而养无义之君，害莫大焉；殚天下之财，而澹一人之欲，祸莫深焉”。正义的战争“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战争的性质，将对战争的胜败起着决定的作用，因为“失道”者必将失去民众的支持，“得道”者必将得到民众的支持，“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举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将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作者拥护正义的战争，认为“夫兵者，所以禁暴讨乱也。”并坚信“得道之兵”所进行的正义战争，终将打败不义的战争。
《兵略训》还继承前人优秀的军事思想，提出“全兵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主张。作者从“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的思想出发，认为战争胜负的根本不在坚甲利兵，而在为政得失。甲坚兵利是“佐胜”之具，而非“必胜”之本。“兵之胜败，本在于政”。基于这种认识，作者将用兵分为上、中、下三策：“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伪而天下响应，此用兵之上也。地广民众，主贤将忠，国富兵强，约束信，号令明，两军相当，彭錞（大钟）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敌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习险隘之利，明奇正之变，察行陈解赎（分合）之数，维枹绾而鼓之，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属肠，舆死扶伤，流血千里，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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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淮南子》卷十五《兵略训》。
骸盈场，乃以决胜，此用兵之下也”。作者发展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①的全胜战略思想，主张用兵者应该牢牢抓住“必胜”之本，“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依靠自己政治上的强大，不战而使敌人屈服。
《兵略训》提倡不战而使敌人屈服，并不是不要进行战争，而是客观地指出：“德均则众者胜寡，力敌则智者胜愚，智侔则有数者禽无数。”也就是说，政治不是唯一的致胜条件，还必须同“智”和“力”结合起来。因此，《兵略训》也十分重视对现实的作战指导的研究。作者特别强调：“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主张用兵作战，必须先注意战略的谋划。认为“庙战”主要应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主孰贤？将孰能？民孰附？国孰治？蓄积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备孰便？”只有在战前从国君、将帅、民心、治乱、粮储、士卒、武器装备等几个方面对双方的状况进行认真的分析比较，论证自己确已具备战胜敌人的条件，做到“胜定而后战，钤县（悬）而后动”，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这就叫做：“运筹于庙堂之上，而决胜乎千里之外”。
在战术运用方面，《兵略训》对动与静的辩证关系，有着深入的研究与精湛的论述。作者认为善用兵者既要能以动制敌，又要能以静制动。动以制敌，要做到动则无形，“神出而鬼行”。不动则已，动则出敌不意，“莫知其所之”，“莫知其所集”，使敌人无所防备。同时，要在气势上压倒敌人，“唯无一动，动则凌天振地，抗泰山，荡四海，鬼神移徙，鸟兽惊骇”，威丧敌胆，使之失去抵抗的勇气。作者还认为，以动制敌，必须掌握“三势”、“二权”。所谓三势，是指“气势”，即“将充勇而轻敌，卒果敢而乐战，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志厉青云，气如飘风，声如雷霆，诚积逾而威加敌人”；“地势”，即“硖路津关，大山名塞，龙蛇蟠，却笠（簦）居，羊肠道，发笱门，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过也”；“因势”，即“因其劳倦怠乱，饥渴冻暍，推其摿摿（摇），挤其揭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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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子·谋攻》。
（欲拔也）”。所谓“二权”，是指“知权”，即“善用间谍，审错规虑，设蔚施伏，隐匿其形，出于不意，敌人之兵无所适备”；“事权”，即“陈卒正，前行选，进退俱，什伍搏，前后不相撚（揉蹈），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伤敌者众”。掌握了“三势”、“二权”，“权势必形”，计定谋决，便可“攻不待冲隆云梯而城拔，战不至交兵接刃而破敌”了。
对于敌人的进攻，善用兵者以静制动。作者推崇黄老之学，继承并发展了先秦道家的军事思想，主张以静制动，以无形制有形，以无为制有为。《兵略训》强调：“敌先我动，则是见其形也；彼躁我静，则是罢其力也。形见则胜可制也，力罢则威可立也。视其所为，因与之化；观其邪正，以制其命；饵之以所欲，以罢其足”，如此“虽未能得胜于敌，敌不可得胜之道也”。作者认为，“神莫贵于天，势莫便于地，动莫急于时，用莫利于人”，发动军事进攻主要是借助天时、地利、巧举、人和，然此四者皆为有形之举，均可用相应办法破除之，“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时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唯无形者无可奈也”，只有无形之举，才是无法破除的。所谓无形之举，就是作者所推崇的那种“其情不可得而观”、“其陈不可得而经”的“无法无仪”、“无名无状”的军事韬略。
《兵略训》极其重视将帅的作用，对将帅理论也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作者根据“兵之所隐议者天道也，所图画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决胜者钤势也”四条标准，把将帅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将”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且用兵坚决而有气势，因而无坚不克；“中将”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但得人心，且有气势，虽未能万全，但胜多败少；“下将”博闻广知，但无主见，“居则恐惧，发则犹豫”，故动辄败北。据此，作者对将帅提出了如下的要求：（一）对敌人应“滔滔如春，如夏，湫漻如秋，典（坚）凝如冬”，能随时而移，推理而行，因形而变，含而不露，“所乡（向）非所之也，所见非所谋也”，使敌人无所防备。（二）对士卒要信明赏罚，并且同甘共苦。这样，“上足仰，则下可用也；德足慕，则威可立也”。（三）具备“三隧”、“四义”、“五行”、“十守”的品行。所谓“三隧”是：“上知天道，下习地形，中察人情”。所谓“四义”是：“便国不负兵（不拥兵自负），为主不顾身，见难不畏死，决疑不辟罪”。所谓“五行”是：“柔而不可卷也，刚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谓“十守”是：“神清而不可浊也，谋远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迁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贪于货，不淫于物，不嚂（滥）于辩，不推于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四）要有独见独知，“见人所未见”，“知人所不知”，特别是要知士气之“虚”、“实”，两军相争，胜在得威，败在失气，“虚实之气，兵之贵者也”。
最后，作者高度评价正义战争的进步作用。《兵略训》在全篇的末尾，用这样一段话赞扬正义的战争：“兵之所加者，必无道国也，故能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将不夭死，五谷丰昌，风雨时节，战胜于外，福生于内，是故名必成而后无余害矣！”
三、《三略》
《三略》相传为黄石公所撰，故又称《黄石公三略》。宋《武经七书》之一，原书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国内现存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武经七书》本等。
《三略》未见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而首次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该志载：“《黄石公三略》三卷”，下注云：“下邳神人撰，成氏注。梁又有《黄石公记》三卷，《黄石公略注》三卷。”但《三略》之名远在《隋书·经籍志》著录之前即已在载籍中出现。王应麟认为《三略》始见于魏明帝时李萧远的《运命篇》一文，其《困学纪闻·诸子篇》有云：“魏李萧远《运命篇》：‘张良受黄石公之符，诵《三略》之说。》言《三略》者，始见于此。”其实，早在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陈琳在其《武军赋》序中，即曾提到“《三略》、《六韬》之术者”①。至于说“张良受黄石公之符”，则源出于《史记·留侯世家》，其具体情节为：张良于博浪沙暗杀秦始皇未遂，亡匿下邳，“尝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从这段记载来看，下邳老人即黄石公，不过他送给张良的书却是相传为西周时姜尚所著的《太公兵法》而非《三略》。《太公兵法》与《三略》是出自不同作者的两部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由于黄石公的行状有类仙迹，加上其所授之书为《太公兵法》而非《三略》，所
以后人对《三略》为黄石公所撰而授之张良的说法大多持怀疑态度。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卷11对此有如下的评论：“使张良有受书之事，则其书当即在《太公兵法》八十五篇之中。盖良既亲受之于老父，知其为太公书，则其后与韩信序次兵法，定著为三十五家，自当次入太公一家之内，不应别有所谓《黄石公记》与《三略》也。使良并无其事也，则即因《太公兵法》而附会，盖流俗人震于留侯之筹策如神，因转相传言，以为是尝受太公之书于下邳神人云尔，尤不当别有此书也。此其出于伪作，可据《史记》一言而决”。可谓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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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九十二。
当然，说《三略》是后人的托伪之作，并不是说它同《太公兵法》没有任何关系。《汉书·艺文志》是将《太公》的著作包括《太公兵法》85篇列入道家著作之列的。《三略》虽不专主一家，而是广泛吸收了道、儒、法、墨各家的思想，但仍以摄取道、儒二家思想为多。书中提倡“三皇无言”，“柔能制刚，弱能制强”，
“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等等，就都是道家的思想观点。因此，后人推断，《三略》系在《太公兵法》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发挥论说而写的。《鳌头七书·三略》载张居正之言曰：“《三略》本太公书，黄石公推演之以授子房（张良字子房）。"说《三略》为黄石公授张良之书有误，但谓《三略》本太公书而推演之，却是确论。
那么，《三略》究竟产生于什么时代呢？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说法，而以西汉末年说的说服力较强。据《后汉书·吴盖陈臧列传》载：东汉建武二十七年（5 1年），左中郎将臧宫与杨虚侯马武上书献灭匈奴之策，汉光武帝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诏书所征引的《黄石公记》与《三略》中的两段话大同小异。《三略》之《上略》云：“《军谶》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下略》云：“故有德之君，以乐乐人；无德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久而长，乐身者不久而亡。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制作过制，虽成必败。”据此推断，汉光武帝所引《黄石公记》这段黄石公之言当出自《三略》。因此，《三略》当即《黄
石公记》。而《中略》又明言：“《三略》为衰世作”。则《三略》的成书时间，当在东汉之前的西汉末年。
《三略》全书3800余字，共分为上、中、下三篇谋略，故称《三略》。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等兵书相比，它具有明显的特点。首先，在内容上，《孙子》等兵书侧重于军略的论述，着重研究制胜破敌的战争手段，而《三略》则侧重于政略的论述，着重探讨战胜攻取的政治手段，正如《中略》所概括的那样：“《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略》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其次，在形式上，《孙子》等兵书一般都是使用自己的语言直接表述作者的思想观点，而《三略》则往往借助征引古代军谚和兵书中的话来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如《上略》就大量征引《军谶》之语，《中略》也常引用《军势》的论断。作者这样的意图，显然是为了使自己的著作更具权威性和说服力，但征引的数量过多，不免有喧宾夺主之嫌。尽管如此，《三略》仍不乏独到的见解，故而受到历代军事家和封建政治家的重视。
《上略》共2100余字，占到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是作者论述的重点所在。它“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着重探讨了将帅同百姓及部下的关系。作者强调：“庶民者，国之本”，“以弱胜强者，民也”，战胜敌人的强大力量蕴藏于民众之中。“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所以，“攻取之国，务先养民”，必须先让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使“国富而家娱（嬉）”，“政行而无怨”，从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无往而不胜。否则，弄到国虚民贫，敌人从外面进攻，人民从内部反抗，必然会陷于崩溃。此外，不论统率军队还是治理国家，还要随时随地“察众心，旋百务”，掌握百姓的心理活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叛者还之，冤者原之，诉者察之，卑者贵之，强者抑之，敌者残之，贪者丰之，欲者使之，畏者隐之，谋者近之，谗者覆之，毁者复之，反者废之，横者挫之，满者损之，归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脱之”，这样才能使国家安定，后方稳固，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从民本思想出发，作者强调：“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将帅只有团结和依靠广大的部众，才能克敌致胜。为此，作者主张：第一，将帅必须“通志于众”，做到“与众同好”，“与众同恶”，上下同心，士卒统一。第二，将帅既要做到“以身先人”，处处起模范表率的作用，又要能“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第三，将帅要信赏明罚，“夫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要把礼和禄作为精神和物质的重要奖赏手段，做到“禄贤不爱财，赏功不逾时”，“将无还令，赏罚必信”。
“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因此，《上略》还对将帅的品德才干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作者认为，将帅必须“能清（清廉），能静（镇静），能平（公平），能整（整肃），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将帅不能“专己（专任私智）”、“自伐（自伐其功）”、“信谗”、“贪财”、“内顾（顾念家室）”。将帅“专己”，部下就会归咎于上；“自伐”，部下就不愿多建功业；“信谗”，士卒就会离心离德；“贪财”，奸邪就无法禁绝；“内顾”，士卒就会贪恋女色。将帅犯了其中的一条，“则众不服”，犯了两条，“则军无式（法规）”，犯了三条，“则下奔北”，犯了四条，“则祸及国”。作者还指出，将帅要有深谋远虑，要有勇气，不可轻举妄动，不可迁怒于人。否则，“将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吏士恐；将妄动，则军不重；将迁怒，则一军惧”，“此四者，将之明诫也”。
《上略》的最后，作者还接连列举十条军谶，强调在处理百姓及部下的关系时，要注意防止和杜绝下述十种现象的出现，即：“赋敛重数，刑罚无极”；“内贪外廉、诈誉取名”；“群吏朋党，各进所亲”；“强宗聚奸，无位而尊”；“世世作奸，侵盗县官（官府）”；“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善善不进，恶恶小退”；“枝叶强大，比周居势”；“佞臣在上，一军皆讼”；“奸雄相称，障蔽主明”。为此，君主在选择将帅时，要善于洞察诡异之言，聘用儒士贤才，任用年高德劭的人，“主察异言，乃睹其萌；主聘儒贤，奸雄乃遁；主任旧齿，万事乃理”。
《中略》是《上略》内容的延伸，“差德行，审权变”，侧重于阐述国君与将帅的关系。作者着重强调：第一，国君与武臣要互相信任，“君无疑于臣，臣无疑于主”。在行军作战之时，国君更要放手让将帅指挥调度，“出军行师，将在自专”。第二，君臣双方都要重视自身道德的修养和威信的树立。国君无德则“臣叛”，无威则“失权”；武臣无德则无以“事君”，无威则“国弱”，但威多则“身蹶”。第三，国君既要善于收揽英雄之心，又要用权术加以控御，“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对智、勇、贪、愚各种类型的武臣，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加以使用。尤其要注意，“使义士不以财”。义士不替不仁的人卖命，使甩他们不能科甩财货。不能让仁德的人“主财”，这样的人会多施财物而使下人亲附。不能让能言善辩的人“谈说敌美”，以免让他蛊惑士卒。应该禁止巫祝，不能让他们为官兵“卜问军之吉凶”，以免扰乱军心。第四，战事结束后，国君要收回武臣的兵权，但不能采用诛杀功臣的办法，而应给予封官晋爵，“以显其功”，赐给肥沃土地，“以富其家”，赏给美色珍玩，“以说（悦）其心”。武臣要懂得“威多则身蹶”的道理，功成名就之后应“义退”。这两方面关系处理好了，双方才能“美而无害”。《中略》的作者，对自己的这些观点颇为自信，认为：“人主深晓《上略》，则能任贤擒敌。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而后世的封建君臣对这些观点确也颇为重视，不少人将它们奉为自己行动的准则。
《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进一步阐述了国君与臣民的关系。作者主张：第一，国君的尊严与权威必须得到维护，臣下应该绝对服从国君的政令，不可疑主，不可犯上作乱。第二，国君应该善恶分明，任用贤臣，“善者得其祜，恶者受其诛，”“求贤以德，致圣以道”。第三，“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国君不可好大喜功，施行苛政，而应“使人均平”，“治民以平”，使百姓穷富均等，不失其所。第四，用兵作战必然会损伤人与物，故“天道恶之”，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用它来“诛暴除乱”，又是符合“天道”的。因此必须反对违背“天道”的不义之战，而“以义诛不义”，用符合“天道”的正义之战来消灭之。
《三略》除阐述政略之外，也用一定的篇幅阐述军略问题。作者指出：“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认为作战之前，必须先做好侦察工作，充分掌握敌情，以便“伺其空隙”，从敌人防御的薄弱环节进行突破。作者还提出“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的观点，主张在作战中必须根据敌情的变化随时改变策略，不要首先发难，要后发制人，待敌人行动再采取相应的对策。作者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作战指导原则，如“获固守之”，占领了坚固的地方要防守；“获厄塞之”，占据了险隘之处要加以阻塞；“获难屯之”，获得不易攻占的地方要屯兵驻守；“获城割之”，攻占了敌人的城邑要封赐给作战有功之人；“获地裂之”，夺取了敌人的土地要分封给功臣；“获财散之”，缴获了财物要散发于众；“敌动伺之”，敌人行动要注意侦察；“敌近备之”，敌人靠近了要加以防备；“敌强下之”，敌人强大时要故意表示甘居下风；“敌佚去之”，敌人闲逸时要避开它；“敌陵待之”，敌人盛气凌人时要待其锐气消失再发动攻击；“敌暴绥之”，敌人施暴时要安抚民众；“敌悖义之”，敌人悖逆时要宣传正义；“敌睦携之”，敌人和睦时要离间之；“顺举挫之”，要根据敌人的举措采取相应的行动挫败之；“因势破之”，要因势利导来打垮敌人；“放言过之”，要散发假情报来迷惑敌人；“四纲罗之”，要网设四面来包围敌人，等等。这些主张都颇受后代军事家的重视。
四、晁错的《言兵事疏》
晁错（前200～前154），颍川（治今河南禹州）人。初从轵县（治今河南济源南）儒生张恢学申、商刑名之学。汉文帝时，以文学为太常掌故，曾奉诏至济南从故秦博士伏生受《尚书》。后任太子舍人、门大夫，旋迁博士。他上书言“入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①，力主以术数训导太子，受到文帝的赏识，被拜为太子家令。他因此得幸太子，号曰“智囊”。后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年）诏举贤良文学士，亲加策试，“对策者百余人，唯错为高策，繇是迁中大夫”②。太子继位为汉景帝后，以晁错为内史，旋又擢升为御史大夫。他一生坚持重农贵粟、富国强兵；主张徙民实边，积极抗御匈奴；并力主削藩，加强中央集权。其各项建议基本上都为文、景二帝所采纳实施，对汉初国防建设做出过重大的贡献。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以诛晁错为名举兵叛乱，素与晁错不和的吴相爰盎乘机进谗，遂使晁错被斩于西市。晁错著有《言兵事疏》、《论贵粟疏》等。《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晁错》31篇，今已亡佚，清马国翰等人有辑本。
晁错的《言兵事疏》写于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年）。自汉高祖白登脱围之后，西汉王朝限于国力，不得不对匈奴实行屈辱性的“和亲”之策，每年奉送给匈奴大量黄金、缯絮、食物等财物，但仍然不能阻止匈奴的侵扰。随着匈奴势力的坐大，西汉政府和边地人民遭到严重的损失。西汉王朝的许多大臣，纷纷上疏痛陈匈奴为患之害。如汉文帝即位之初，梁太傅贾谊上《治安策》，即曾沉痛地指出：“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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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可为流涕者此也”。他对汉文帝大声疾呼：“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①。其情虽可感，然而毕竟提不出对付匈奴的有效计策，仍然无法改变匈奴进犯的局面。晁错经过反复思考，认真总结了汉兴以来抗击匈奴的各种经验教训和对匈奴作战的基本规律，结合当时汉匈双方的军力对比，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②的思想和汉夷并用守边的抵御匈奴的“万全之术”。
在《言兵事疏》中，晁错提出了战胜匈奴所必备的三个条件，即“得地形”、“卒服习”和“器用利”。他对各种不同的地形作了深入的分析，指出：“丈五之沟，渐车之水，山林积石，经川丘阜，草木所在”的地形，利于步兵作战，“车骑二不当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属，平原广野”的地形，利于车骑作战，“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川谷居间，仰高临下”，便于使用弓弩，“短兵百不当一”；“两陈（阵）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的地形，利于使用长戟，“剑楯三不当一”；“萑苇竹萧，草木蒙茏，支叶茂接，的地形，利于使用矛铤（铁把短矛），“长戟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阸相薄”的地形，利于使用剑盾，“弓弩三不当一”。接着，晁错指出，士不选练，卒不服习，打起仗来将“百不当十”；兵不完利，甲不坚密，打起仗来将“五不当一”。如果器械不利，就等于将士卒交给敌人；卒不可用，就等于将将帅交给敌人；将不知兵，就等于将国君交给敌人；君不择将，就等于将国家交给敌人。故器械利，卒可用，将知兵，君择将，乃“兵之至要也”。
《言兵事疏》根据上述的观点，从地形、技艺的不同，对比了汉匈双方的军力。晁错指出，匈奴军队具有汉军所不具备的三大长技：第一，匈奴军马能迅速敏捷地“上下山阪，出入溪涧”，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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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②《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以下引文皆出此传，不另注。
军马匹不如；第二，匈奴骑兵能自如地出入“险道倾仄，且驰且射”，汉军骑兵不如；第三，匈奴士卒能忍耐“风雨罢劳，饥渴不困，，汉军士卒不如。但是，汉军也具有五大优势，为匈奴所不及。第一，汉军在平原地区利用车战，“轻车突骑”，容易冲乱匈奴的骑阵；第二，汉军使用劲弩长戟，“射疏（辽阔）及远”，匈奴弓箭难以抵挡；第三，汉军采用混编军阵，“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匈奴军队无法抵御；第四，汉军材官的骑射，“矢道同的”（用矢者同中一的），匈奴的革甲木盾很难抵挡；第五，汉军士卒下马肉搏，“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匈奴士卒无法匹敌。晁错认为，“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再加上出动数十万军队，去对付匈奴的几万军队，“以十击一”，是完全有把握取得战争的胜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