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证战胜匈奴的可能性之后，晁错的《言兵事疏》又根据以往同匈奴作战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思想。他看到，匈奴是先兼并周围的各族各部落，利用他们的人力物力向汉朝发动进攻攻的，“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汉朝的对策，应该利用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来反击匈奴的袭扰，“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当时有降汉的义渠胡人数千，其“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如果利用他们来抗击匈奴，就可以抵消匈奴的长技。再加上汉军特有的优势，战胜匈奴便更有把握。因此，晁错建议将降汉的这些胡人组织起来，“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熟悉义渠习俗且又善于安抚的汉将统率，驻守要塞险阻之地；仍以汉军的轻车材官驻守平原之地加以控制，汉夷并用；共
同防边。这样，“两军相为表里，备用其长技”，此乃“万全之术也”。晁错的这一战略思想符合对匈奴作战的客观规律，后来被汉武帝加以采纳，并付之实旋，对西汉王朝夺取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起着重大的作用。
五、赵充国的《屯田制羌疏》
赵充国的《屯田制羌疏》产生于神爵元年（前61年）。汉宣帝地节、元康年间，西羌诸部擅渡湟水北徙，并派人联络匈奴，准备共击鄯善、敦煌，阻绝西域商路。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奉命行视诸羌，反而激起诸羌的大规模叛乱。神爵元年，赵充国受命前往平叛。他采取集中力量打击首倡叛乱的先零羌，争取协从叛乱的?、开部落的策略。七月，率军突进湟水流域，击溃先零羌，迫使羌人渡湟水而走。随后进至?羌地，施行招抚政策，?羌纷纷投降。赵充国认为羌人不久即可溃散，“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①。但是许多大臣反对他的建议，主张坚决出兵讨伐。汉宣帝于是下诏，令赵充国与强弩将军许延寿、破羌将军辛武贤合兵，在十二月再度进击先零羌。此时，羌人投降者已达万余人，赵充国坚信自己主张的正确性，于是反复三次上书阐述自己的意见，最后终于为汉宣帝所采纳。他的这三个奏疏，被概括称为《屯田制羌疏》。
赵充国在《屯田制羌疏》中，首先阐述了他的“慎战”与“贵谋而贱战”思想。他认为：“兵势，国之大事”，“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举得于外，则福生于内，不可不慎。”②指出战争是国之大事，不可不慎。但是，他主张慎战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他反对的是不义的战争，而拥护“明德除害”的正义战争，因为这种正义之战“举得于外”，“福生于内”。他强调：“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认为用兵的最高境界是“用谋”，只有“多算”，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乃至实现“全胜”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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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②《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以下引文皆出此传，不另注。
从“慎战”与“贵谋”的原则出发，赵充国认为“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善用兵者应“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根据当时叛羌的情况和边防的全局，“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唯一计策，便是变出兵讨伐为屯田守备。因为出兵讨伐，不仅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难久不解，繇役不息”，而且还会削弱对匈奴、乌桓等族的防御能力，“恐他夷卒有不虞之变”。变出兵讨伐为屯田守备，罢骑兵而留弛刑、应募及步兵万人实行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骑兵虽罢，虏见万人留田为必禽之具，其土崩归德，宜不久矣”，这才是对羌人的“不战而自破之册（策）也”。
针对众多大臣的责难，赵充国还在《屯田制羌疏》中具体分析了实行军队屯田的重大军事意义：一 、留兵屯田，既可“以为武备”，又可“因田致谷”，可谓“威德并行”，一举两得；二、可将羌人排挤到贫瘠之地，使之因贫困而导致内乱，“以成羌虏相畔（叛）之渐”；三、边地居民可以安心耕作，“不失农业”；四、军马一月之食相当于屯田士兵一年的口粮，罢骑兵便可节省大量军费；五、到来年春天可用停止征战所节省的兵员，沿河湟漕运粮食到边境，以“视羌虏，扬威武”；六、屯卒可利用农闲修缮邮亭，充实金城；七、可迫使羌人“窜于风寒之地”而罹“霜露疾疫”之患，使汉军“坐得必胜之道”；八、汉军可免受征战死伤之害；九、屯田既不失军威，又不使敌人有可乘之机；十、屯田不会惊动河西黄河之南大开、小开羌人，激起他们的反叛；十一、可利用屯卒修治湟陲中道桥梁，通至鲜水，便于行军，以制西域；十二、既省军费减徭役，又可防备不测事变的发生。奏疏的最后结论是：“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
军队屯田在赵充国之前即已存在，但从理论上深入论证屯田的作用，赵充国却是第一人。他的《屯田制羌疏》指出，军队在边境地区屯田，不仅可以省军费，息徭役，而且可以保护当地居民的生产，加强边防的力量，迫使敌人不战而自溃，不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军事上，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这是赵充国对我国军事学的一大贡献。此后，赵充国的屯田之举，常为后世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所效法，用作守边之计策。明代的商辂即曾指出：“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汉赵充国、诸葛亮、晋羊祜，皆已行之，明效大验，著在史册。今日守边之要，莫善于此。"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