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通史之01夏商周军事史（出版书）》
作者：罗琨/张永山
内容简介：
全书共20册，采用编年体例，系统梳理夏商西周至清代后期的军事发展脉络。各分册按朝代划分，涵盖军事制度、战争实践、战略思想等维度，结合文献考证与历史分析，解析兵制沿革、武器装备、经典战例及军事理论演变。书中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探讨军事体系与政治、经济、社会的互动关系，构建中国古代军事文明的整体框架。分卷内容包含《夏商西周军事史》《春秋军事史》等专题，其中秦代、三国等断代研究被多次引用，部分卷册可与《史记》等典籍互为参证。
《夏商西周军事史》是《中国军事通史》首卷，包容的范围从原始社会末期的五帝传说时代至西周，绵延二千余年时间，其战争舞台以黄河中下游广阔地域为主，兼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幅员广袤的大地上，演出过多少场威武雄壮的战争剧，无法确知，但那些影响我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的大战古籍中屡屡提到，只是记载过于简略，因此我们必须尽量吸收近现代关于甲骨文、金文和考古学研究的新成果，补充文献记载不足，或填补空白，使论述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史料基础上。这卷军事史分上下两编，上编五章二十节，叙述传说时代和夏、商王朝的军事，下编七章二十二节，阐述西周军事和商周军事思想的发展。全书以30多万字的篇幅撰述五帝三代时期的军事制度、军事防御、武器装备、作战方式的演变，重要战争的起因和历史作用，以及孕育和发展中的军事思想等。这样全面地综合地研究夏商西周时期的军事史著，可以说是近现代军事著作中的第一部。当然，这种独创性研究是在吸收众多学者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出土文献、田野考古发现的遗址、遗物的历史内涵，才使本书得以上下贯通，比较系统，可以说这也是本书的特点。
编写说明
《中国军事通史》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中的重点课题，并被列为全国重点出版项目。全书上起原始社会末期，下迄辛亥革命，按照历代王朝顺序，共分17卷、20册，第一卷上刊有全书的总目录和总序。全书总计约800万字，并配有500多幅图片、插图和作战示意图。在军事科学院及中国军事通史编委会的领导下，军地40多位军事史研究专家、学者共同努力，历时10年，终于完成了这项重要的军事文化工程。现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以飨广大读者。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军事领域的辉煌成就举世瞩目，经验教训也极其深刻，这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我们从事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丰厚历史文化资源。因此，学习和研究中国军事发展的历史，揭示军事运动的规律，科学评价军事事件和军事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鉴古知今，古为今用，达到为国防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目的，十分必要，极具意义。这正是我们编写这部《中国军事通史》的基本宗旨。
在全书编撰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勿主义为指导，贯彻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相一致的原则，采取以时代为经、以重大军：事事件为纬的编纂体例。在把握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整体发展的基本前提下，以战争和军队的发展过程为主要线索，努力探索和再现武装力量在建设和运用中的运动轨迹，以及不同历史条件下军事学术的发展和成就。举凡重要战争、历代军制、武器装备、军事人物、军事思想、军事后勤、军事地理等有关军事历史的基本内容，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了叙述和评析。由于这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开拓性的工作，加上我们水平所限，本书难免有疏误不当之处，真诚地希望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本书的编写，得到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为本书题写书名，使我们深受鼓舞。军事科学院成立了全书编辑委员会，具体组织和领导全书编写工作，并负责审定。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三室全体研究人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西北大学、中华书局、江西师范大学、渭南师专等单位一些有关的专家、学者共同承担课题的研究和编写。书稿完成以后，又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多位专家的评审。全书各卷的文前图片除有关作者提供的外，钟少异同志提供了一部分，并负责统一选编和审理。各卷的书末附图和书中的部分插图，由赵国良等同志绘制。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及军事科学出版社也对本书的完成和出版给予了许多支持。此外，我们在编写过程中，还吸收了史学界、军事学界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值此全书出版之吸收了史学界、军事学界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值此全书出版之际，谨向关怀、指导和帮助过我们的各位领导、有关单位和学术界同仁致以深切的谢意。
中国军事通史编委会
《中国军事通史》总序
李际均
自从产生人类文明以来，战争就成为一种普遍而频繁的社会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说，战争比和平成熟得早。中国军事通史，是从一个重要方面记述了中华文明的渊源与发展。中国经历了5000年的沧桑，国内诸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在对抗与融合中形成了对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认同，并作为世代相因的、至高无上的理想追求和道德情感，这是中华文明不朽的根基所在。在中国军事史上，自原始社会末期到辛亥革命之间的历史长河里，所爆发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战争和武力冲突达6000多次，其中包括对中华民族统一和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的战争，也有与此相背离的战争。但中国军事发展史的主导趋势是谋求中华民族的统一，如春秋、战国之后的秦、汉大统一；魏、晋、南北朝之后的隋、唐大统一；五代十国、辽夏分治、金宋对峙之后的元代大统一；元末群雄割据之后的明代复归统一；继之清代前期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空前的稳固与统一。在中国战争史上，还有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战争和可歌可泣的抗击外敌入侵的民族自卫战争。所有这些都在中国军事史和中华文明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中国军事史与中国政治史、经济史、哲学史、文化史密切相关，但又具有独立的体系和范畴。丰富的战争实践、逐渐演进的军事制度、不断发展的军事技术、富有哲理的军事思想（包括军事哲学和战略战术等），构成了中国军事史的基本内容。
一、中国各历史时期的主要战争及其特点
（一）先秦时期的战争
从炎黄文明的肇始到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横扫六合、统一天下，建立起统一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这期间经历了原始社会末期、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等重要历史阶段，时间跨度3000余年，是中国原始社会解体和喳又隶制社会产生、发展展、繁荣并最终衰亡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萌芽和初步确立的时期。在此期间，社会生产力逐步发展，即由木石器、铜石并用渐次向青铜、铁器文明过渡，三次社会大分工先后完成；社会政治中神权因素逐渐衰微，王权专制倾向日益强化，文武分职初步形成；思想文化走向繁荣，史官文化取代巫祝文化，学术下移取代学在官府，诸子学派形成，百家争鸣兴起。
中国的战争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 并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过程中发挥过特殊的影响，对完成社会形态的转变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母系氏族社会各氏族团体之间为扩大生存空间、实行血亲复仇而爆发的武力冲突，以及部族集团内部争长竞雄的武力冲突，标志着战争的萌芽。进入父系制社会后，氏族内部分化的加剧，私有财产的出现，则诱发了较大规模部族之间的战争，历史上著名的黄帝伐蚩尤的涿鹿之战就是这一类战争的代表，标志严格意义上的战争初步成型。随之而来的是与阶级萌芽相联系的部落征服战争，如尧、舜、禹征伐三苗之战。最后，与国家形成紧密联系的阶级社会战争正式登台，夏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为中国战争起源的整个历史过程画上了完整的句号。从此，“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作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在整个社会活动中占有显著的地位。
自夏代至战国，见于史籍记述的，共发生过800余次战争和武力冲突。有商汤伐桀、武王伐纣为代表的新旧王朝更替战争；周公东征一类的平息叛乱、巩固统治秩序的战争；中原诸侯与周边少数部族之间的战争；诸侯争霸与大国兼并的战争；秦王嬴政攻灭六国的统一战争；下层民众反抗暴政的武装斗争，等等。除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战争和反抗外敌入侵战争之外，当时的战争已基本包举了战争类型的方方面面，战争的种类已相当齐全。其中新旧王朝更替战争、诸侯争霸与大国兼并战争，是先秦战争活动中的主流，对历史的进程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先秦时期的作战方式随时代进步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夏、商时代，以步战为主，车战为辅。到了西周，车战替代步战成为作战的主要样式。自春秋中期起，随着军队成员的改变，弩机等新式武器的使用，战争区域由中原腹地向周边的扩展以及对戎狄步兵作战的需要，步兵重新崛起，步战再次渐渐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水军和水战在南方地区开始出现。至于骑战，最早在北方部族中得到发展，战国中期起，被引入中原地区，成为新的作战样式。至此，步、车、骑、舟诸兵种及相应的作战样式基本形成，奠定了冷兵器时代作战的基本方式。
先秦时期的战争，大多表现为堂堂之阵的正面会战。一军阵、三军阵、五军阵是当时常用的阵形。其作战特点最初为大正面的密集方阵进攻，继之以车兵为主、步兵为辅的疏散方阵进攻，进而演变为纵队进攻。其战术运用，则由早期的保持队形、徐缓推进，即所谓“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尚书·牧誓》），向后期的快速进击的战法过渡，出现了“车驰卒奔”的战场情况。此外，城池攻守战、要塞战、伏击包围战、奇袭战、火攻、水淹、地道等战法，也陆续出现，各领战场上钓风骚。至于作战观念，也曾发生过革命性的变革，即由春秋中期以前崇尚和遵循“军礼”，提倡“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的堂堂之阵，逐渐演变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在作战指导上“出奇设伏，变诈之兵算作”（《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这标志着中国古代战争艺术的一个飞跃。
（二）秦汉至隋唐五代时期的战争
自秦汉至隋唐五代这一阶段的时间跨度将近1200年。其社会发展的基本特色，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和封建生产关系处于相对适应并时而发生危机的状态，中国封建社会曲折发展，一步步走向鼎盛。在经济上，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封建社会的经济支柱农业有了长足的进步，手工业、商业也有相当的发展。土地制度、赋税制度不断得到调整、健全。在汉、唐两代先后出现过两个经济繁荣高潮，经济发展水平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在政治上，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基本形成，大一统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根本方向，其间虽然多次出现过分裂、割据的局面，然而民族大融合、国家大一统的主导趋势始终不可逆转。同时，随着皇帝制度的建立，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体制全面确立，并不断得到完善和强化。地主阶级与广大农民之间阶级对立的形成和发展，导致封建制中衰的各种社会矛盾也在酝酿滋长之中。在思想文化上，随着西汉中叶统治者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经过改造的、兼容道、法、墨、阴阳诸家某些要义的儒家思想成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其大一统观念经公羊学家的倡导而深入人心，其“仁义礼乐”为本、“霸王道杂之”的统治原则得到普遍肯定和运用。
新旧王朝的逐次更替，统一与分裂的循环反复，各民族之间的冲突和同化，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的尖锐激化，决定了这一时期战争活动的高度频繁和战争艺术的发展。据初步统计，这一时期的各类战争和武力冲突，达2000多次。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战争类型，即大规模农民战争。其中著名的有：秦末陈胜、吴广农民战争，西汉末年绿林、赤眉农民战争，东汉末年黄巾军大起义，隋末农民战争，唐末黄巢农民战争，等等。这是封建社会两大阶级之间矛盾对立激化的产物，它沉重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社会生产力。
与先秦时期相似，这一时期的战争带有较显著的地域特色，即大多发生在黄河流域。相对而言，长江流域的战事数量较少，这使得中原地区的民众大量南迁，为南方地区的开发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和技术条件，推动原先相对落后的南方在各方面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与北方并行的经济、政治、文化重心。南北方不同的地理条件，也制约着战争的方式。通常情况下，在北方平原丘陵地区，以步战与骑战结合为主；在南方江湖水沼地带，以步战与水战结合为主。在战法和作战样式上，包围、伏击、奇袭、正面攻击等野战战法和山地战、河川战、丘陵战、丛林战、荒漠战、夜战、雪战、火攻、水攻、渡海作战等特种条件下的作战样式已经应有尽有-封建时代的军事学术在连绵不断的战乱中逐步走向完备。
（三）宋元明和清前期(1840年前)的战争
从北宋王朝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一阶段前后历时近900年，处于封建制社会的中后期。其基本特点：在政治与经济上，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态在经历了汉、唐两个发展高峰后，继续保持一定的活力，仍在缓慢地演进；另一方面封建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弊端正日益暴露，滞阻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集权统治空前强化，阶级对立与斗争进入了更加激的阶段。在思想与文化上，随着理学、心学的先后兴起，专制主义对人们思想的控制程度大大加强，给思想文化的发展带来严重阻力和束缚。这一时期的突出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和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最大贡献，是民族大融合的进程得到有力的加强，并为近代意义上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这一历史阶段的战争，依然十分频繁而激烈。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各类战争与武力冲突多达2000余次。与以往战争中单纯使用冷兵器不同的是，火器业已出现，并开始陆续装备部队，从而使战争进入了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新阶段。据史料记载，北宋时期就出现了火球和火药箭，到了南宋时期进而创制了初级火器突火枪、铁火炮。元代起又发明了火铳，明代起除了发明火绳枪等火器外，还先后引入和制造佛郎机炮、红夷大炮以及鸟铳单管多管枪等西式火器。这些火器的发明或引进，并开始应用于战争实践，导致了明永乐年间装备和使用火器的新建部队——神机营的诞生。
与以往战争主要圆于国内民族之间进行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一时期的战争已增加了抗击外侮、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守卫国家疆域的新内容。如明代中叶戚继光、俞大猷平定东南沿海的俊寇之惠；清初期郑成功用武力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清代康熙帝抗击沙俄侵略，进行雅克萨之战等，就属于这一类性质的战争。与之相适应，是国防建设的范围有了新的扩展，即由过去单纯地从事边防建设，发展到了明、清两代在巩固传统边防的同时，确立了海防的新观念，并以一定的努力来加强海防建设。与此相紧密联系的，反对分裂，巩固统一，作为中国历代战争的主流，在这时期也有了更加鲜明的体现。元朝完戍统一大业，清代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翦除西北地区分裂势力，都是这方面的重要业绩。
这一时期的农民战争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不但体现为农民战争规模的扩大，作战指挥艺术的进步，更为重要的是，表现为农民战争的宗旨有所扩展，即由隋唐以前主要以摆脱沉重的赋役负担，反抗暴政为目标，而渐渐增加了追求政治平等，解决土地问题的新因素，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等斗争口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某搂农民战争，还较多地包含了反对民族压迫的成分，如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清代农民起义，其锋芒所指，往往是非汉族占统治地位的中央封建政权。从根本上说，当时的农民战争是阶级斗争在国内民族战争领域的继续。
（四）清代后期的战争
所谓清代后期，是指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至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历时70余年。尽管从时间上看，它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相对短暂，然而它的剧变性，却决定了其实属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它是一个由三种不同的背景重叠在一起的中国历史特殊发展时期：封建社会末期，清王室末期，加上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势力的大举入侵；它又是一个充满侵略与反侵略的抗衡，旧与新的对立，封闭与开放相互交织的激荡与变革的时期。在这期间，由于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对华侵略战争，中国的大片领土被割占，主权利益被侵掠，民族经济被破坏，中华民族逐步沉沦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在这期间，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在受到全面冲击的同时，也在逐渐地发生演变，整个社会都处于剧烈的震荡之中，封建社会的性质失去了自己的完整性；在这期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处于这种历史大背景下的清代后期战争和武力冲突，不但数量多达500次左右，而且种类也丰富而复杂，既有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又有规模空前的标志着农民战争史上最高水平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旨在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具有全新政治含义和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战争一辛亥革命。其中，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居于突出的地位，成为这一时期战争活动的主体。同时，由于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这一时期的战争也往往具有多重的性质。就进步的战争来说，反侵略与反封建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农民战争与资产阶级革命战争在把矛头主要指向封建统治的同时，也普遍带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性质。就反动落后的战争而言，媚外与凌内的成分互为表里，封建势力在血腥镇压进步力量的同时，也通常伴随着向西方列强屈膝投降的行径。
在这一时期，中华民族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强大的战争对手，在反侵略战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危机，是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势力的大举侵略，这种侵略主要通过大规模的战争手段得以实现。在战争中，西方侵略者具有较大的军事优势，而封建专制体制下的中国，则显然处于被动和弱小的地位，军事胜利的天平总是无情地向业已实现近代化的西方侵略者一方倾斜，从而印证了“落后就要挨打”这一条铁的规律。这‘里，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战争指导或军心士气问题，而是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政治体制的战争双方进行较量，必然会出现的结果。换言之，中国在近代反侵略战争中的失利，根本原因就在于封闭已久，落伍于世界形势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以及相应的战争手段，已无法满足；斤代化战争所提出的基本要求。这是清代后期战争的特点之一，也是应该充分吸取的沉痛历史教训。但值得指出的是， 当时中国在落后挨打的同时，也开始引进洋枪洋炮，兴办军事工业，着手整顿军队，组建近代炮兵与海军。伴随着武器装备的更新，中国军队在作战样式和作战方法等方面也较前产生了不少变化。接舷跳帮式的冷兵器时代海战已发展为以运用火器为主的近代水平的海上作战；海、陆军配合和步炮协同作战开始采用；战斗队形由密集向疏散发展；电报、铁路和航运开始用于作战保障。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当时的战争艺术已向近代化迈出了一大步。
二、与各时期社会条件和战争需要相适应的军事制度
军事制度是中国历代军队建设的中心内容，其内涵十分丰富，包括统兵之制、用兵之制、组兵之制、养兵之制、练兵之制等等。中原各政权主要立足于农耕经济条件，其军事制度与中原国家的经济、文化和战争及军事技术的演变相适应，侧重于满足战略防御和对内统治的需要，在大部分时间里受高度发达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制约，具有形态的早熟性和内容的丰富性以及与周边诸少数民，族的差异性，自身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则主要立足于游牧经济，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军事制度。
（一）先秦时期的军制
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特点，是中央集权制的相对早熟并不断巩固和趋于强化，君权高度集中。与整个社会的演进及军队发展相同步，中国军事制度从夏、商、西周就开始进入其发育时期，经过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大变革，到秦统一六国前夕即已渐渐趋于成熟。
先秦时期的军制，可以春秋末、战国初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主要反映的是奴隶制社会的军事制度，后期则主要表现为封建社会初兴时期的军事制度。从统御体制来看，前期主要是奴隶主贵族的分封制，天子统率一切，即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由王室通过诸侯、卿大夫“分上而治”来实现。“文武分职”仅圃于军政系统，而不涉及军令系统。“臣仆用事”、“官事可摄”现象相当普遍。后期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相呼应，军权开始高度集中，君主对军权的控制大大加强，出现了人事上的文武殊途、将相分职制，决策上的廷议制，军队调动上的兵符制，赏罚中的军功爵制等等，构成了一整套比较周密的运行机制，从而使军权牢牢地掌握在国君的手中。
统御之制是军事制度的核心，它体现着一定历史时期军制的本质特征，规范和制约着军事制度中其他构成部分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先秦时期上述军队统御体制的前后变化，同样影响着军制的其他方面。从武装力量构成来看，前期主要是王室军、诸侯军、族军及私属武装；后期逐渐演变为中央军、禁卫军和地方军，私属武装基本被取缔。同时，常备军出现很早，殷商后期武乙在位时的“王作三师”、西周前期的“西六师”和“成周八师”（即“殷八师”），就是中国古代常备军诞生的标志，但前期常备军数量相对较少，后期则因战争的发展而使常备军数量迅速递增。从兵役制度来看，前期主要实行基于宗法血缘关系、兵农合一的临时征发制，具有“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基本特色；后期开始向基于地域关系的郡县普遍征兵制过渡，兵员主要来自农奴或国家“编户齐民”的农民。而“武卒”、“技击”的出现，则表明募兵制的萌芽。从兵种构成来看，前期大致以。牟、步兵为主体，沿江沿海的诸侯国还建有舟师水军；后期尤其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军事改革之后，起源于北方诸少数民族的骑兵兵种开始活跃于中原战争舞台。从编制情况来看，前期比较简单，通常以三进制重以十进制，并且与血缘群体社会结构相适应；后期则较为复杂，通常以五进制重以四进制，并与居民地域行政组织相对应。从练兵之制来看，前期主要推行以“蒐狝”为基本内容的军事训练制度，“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后期则主要实行以“一”教“十”、 以“十”教“百”为特点的单兵、多兵合成正规训练制度。从军事法规来看，前期以奴隶制的“军礼”为纲领，执行临事而设的军规律条；后期以封建的“法令”为指导，出现了较为严格的成文法。从总体考察，先秦时期的军事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初级到基本完备的发展演变过程，基本上确立了中国历代军制的大致框架和核心内容。
（二）秦汉至隋唐五代的军制
这一时期政治上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确立，国内诸民族在对抗中融合与发展，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客观存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军事制度在原有的基础上又不断有新的发展。这主要表现为秦汉时代的中国封建军制已基本发育。成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全面确立促成军队统御体制的不断变革，军权较战国时期更为集中。为防止王侯与军帅拥兵自立，发兵权、统兵权和指挥权一分为三，起源于先秦的监军制度得到进一步推行，出现了“以文制武”的趋势。虽然在东汉末年、两晋南北朝时期、唐代后期及五代时期不断发生“兵多常聚，帅多世守”一类现象，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军权集中的总体历史发展方向。
在武装力量构成方面，秦汉以后形成中央军、地方军、边防军的基本格局。统治者在主观上都致力于实行中央军与正规武装优先发展的方针，在具体兵力布局上实行“居重驭轻”和互相维系的原则。在军队编制方面，秦汉以后善谝按照军队的任务、作战方式、武器装备以及便于管理妁需要进行编组。在兵种建设上，车兵地位明显下降，战车通常只发挥屏障性防御功能，步兵在数量上占有巨大优势，水军规模有所扩大，尤其在江河作战、水陆协同作战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骑兵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汉武帝为了反击匈奴，曾大规模发展骑兵部队，特别是随着马镫等骑兵装具的发明与使用，骑兵的威力更加凸显，在一些战争中经常担负主力的任务。在兵役制度方面，部落兵制、征兵制、募兵制、世兵制四种形式或交替出现，或多种并行。其中秦、西汉、隋、唐前期主要实行征兵制，东汉、唐后期主要实行募兵制，三国、两晋主要实行世兵制，少数民族政权主要实行部落兵制。当时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军制，通常保留了各自民族的特点，大多实行胡汉分将、分兵的制度。需要指出的是，在兵役制度中贯彻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基本原则虽然是许多统治者的共同追求，然而在事实上却难以完全施行。因此部落兵制、征兵制在实行一段时间后，总是会遇到具体的困难，而不得不改弦更张，实行世兵制或募兵制，两汉以及唐代的军制均体现了这一历史趋势。从更深的层次考察，兵农合一与兵农分离是这一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军制的一个最基本的、具有反复性的变化。
（三）北宋至清前期的军制
这一时期，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化，皇权对军权的绝对控制也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从而使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在军队建设领域中得到全面的贯彻。如宋太祖赵匡胤建立枢密院、三衙与帅臣相互制约的领导指挥体制，用文臣充任武职，以文制武，实行兵将分离的，“更戍法”；明太祖朱元璋废弃丞相制，罢大都督府，改置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进一步分离统兵权与发兵权；清朝设军机处，该机构秉承皇帝一人旨意处理军务等等，都是强化军队统御制度、最大限度地集中军权于皇帝手中的重大举措，从而进一步谴成了“兵无专主，将无重权”的局面。另外，以往以文制武、委任监军的做法仍被普遍采用，有效地保证了皇帝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但也制约了前线将帅在作战中的能动性。
在武装力量的构成和兵种建设上，这一时期由于火器的发明和应用，军队在传统的兵种基础上，增加了新的火器部队，到明代更出现了炮兵，并随之引起军队编制的变化。武装力量的构成，虽然各代名目有异，如北宋为禁军、厢军、 乡兵和蕃兵，明代为京营、卫所军、边兵与民兵，但实际上仍然为中央军、地方军、边防军三个基本部分。在兵役制度方面，除征兵制基本上被废置不用外（明代后期曾一度实行签派民壮，属于征兵制的残余），基本上是募兵制、世兵制、部落兵制的交替采用。其中两宋时期以募兵制为主。明清两朝主要实行世兵制，间行募兵制。辽、西夏、金主要采用全民皆兵的部落兵制，元代在蒙古各部实行成年男子皆兵的部落兵制，在其他民族中则实行世兵，性质的军户制度。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宋代实行“养兵弭乱”的军事方针和“内外相制”的兵力部署原则，拥兵百万（宋仁宗庆历年间达到125.9万人），军费占全国财政年收入的六分之五（一说十之七八），成为宋代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清代后期的军制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空前激化，西方近代军事技术的引进，作战样式的改变，新的战争对象的出现，军事制度也不可避免地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为：先是出现了非经制兵的勇营部队湘军与淮军，并渐渐取代八旗兵和绿营而成为清军的主力。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又逐步将单一营制的陆师改变为以步兵为主，包括骑、炮、工、辎诸兵种的合成型新式陆军。同时对各省的旧杂军队进行汰弱留强，改编成巡防营，到辛亥革命前夕，已初步形成了新式陆军机动作战，巡防营维持治安的武装力量体制。此外，为了应付西方列强的军事进攻，清政府投入相当规模的人力、财力，模仿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制造或购置军舰，初步建立起近代海军。与军队构成和编制发生变化的情况相适应。这一时期军队的统御体制以及训练制度也有了某种形式上的变革。如曾国藩等人在湘军内部实行“兵归将有”的统兵制度，这与过去盛行的那种“兵无专主”的做法显然有所不同。曲折地反映出皇权对军队控制力的削弱。又如在训练上，开始引进和学习西方近代操练方法，编练新式陆军。再如在指挥体制上，逐渐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参谋机构，制订较为严密的军事计划，发展近代化的军事通讯。所有这一切，均表明在血的教训面前，中国军制不能不有所改革和发展，统治集团开始缓慢地推进军队的近代化。
需要之指出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军队改革曾随着社会发展趋于停滞而呈现出逐步弱化的倾向。如果说中国古代前中期军队改革规模较大，层次较深。成效较显著，作用较突出的话，那么到了封建社会进入相对停滞阶段之后，则军队改革的规模、性质、力度就明显缩小和减弱。对整个军事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也日趋式微。到了清代末期，一方面长期形成的中国传统封建军制由于其完整性和成熟性而表现出巨大的历史惰性，成为变革的一大障碍；另一方面清王朝所代表的又是腐朽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它顽固抱住封建思想意识不放，所推行的闭关锁国既定政策正好与在小农经济基础上衍生的民族保守心态相呼应，以致对急剧变化的世界形势知之甚少，没有产生大力变革军事以面向世界的动力，总是被动而不是主动地去适应现实。特别是在改革过程中，封建官僚关心自己的权益重于关心改革。传统军制的固有弊端和清王朝政治腐败这两者的结合，严重地阻碍了军事制度的近代化，使之极大地落伍于军事技术和战争形势的发展。鸦砖战争爆发后，清王朝在外敌侵凌的形势下，虽曾在军制改革方面被迫地采取过某些措施， 但远不足以改变长期落后的局面，终于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蒙受了巨大的民族耻辱，付出了极其昂贵而沉痛的代价。
三、富有哲理和影响深远的军事思想
军事思想是阶级社会中各阶级、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关于战争、军队建设等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人们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并带有鲜明的时代和阶级的特点。军事思想随着社会的进步、军队建设和战争实践的发展以及人类思维认识能力的提高而逐渐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中国历代军事思想，曾对各个时期的军事实践活动起过重大的指导作用，它作为中国军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影响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条件，无疑是战争实践。中国历史上次数频繁、规模巨大、斗争激烈、空间广阔、形式多样的战争实践，乃是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源泉。同时，军事思想作为整个思想文化形态的有机构成，它的发生和发展，与中国社会的思维总体演进之间，有着深刻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中国古近代社会思潮特别是哲学思维的发展，是军事思想渐趋成熟的重要因素。另外，不断演变之中的中国社会形态、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民族构成、民族心理素质、科技水平乃至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
中国历代军事思想主要包括历史上丰富的军事实践，活动所反映的战争观念、治军原则、作战指导等内容，其主要文字载体是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数量浩繁、内容丰富、种类众多、哲理深刻的兵书。其他典籍中的论兵之作也是其重要的文字载体，这包括《尚书》、《易经》、《诗经》、《周礼》等中华元典的有关军事内容，《墨子》、《盂子》、《荀子》、《老子》、《管子》、《淮南子》等所载先秦两汉诸子的兵论，史书、政书、类书、丛书中的言兵之作，唐、宋、元、明、清诸多文集中的有关军事论述，“汉中对”、“隆中对”等由史籍所记载的历代军事家、政治家的军事言行。它们同专门的军事理论著作一起，共同构筑起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的宝库。
（一）先秦军事思想
作为观念形态的军事思想，一般而言，它的起源至少取决于三个前提条件，一是一定数量战争经验的积累，二是人类思维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三是文字的产生。从这个背景出发，并考察先秦军事发展历史的实际，可以看到，中国军事思想萌芽于夏商时期，初步成型于西周时期，渐趋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
早在夏商时期，军事思想即已萌芽，甲骨卜辞中就有布阵，打伏击战，申明军事律令的思想内容，文献中也有对当时人们“取乱侮亡”、“修德抚众”等思想言行的追叙。西周是奴隶制礼乐文明的全盛时期，军事思想也有了初步的成型，不但表现为金文、书经、周易等典籍对军事问题均有程度不同的探讨和总结，而且反映在当时已出现了一些以专门记载和论述军事问题为宗旨的书籍，包括《军志》、《军政》、古司马兵法等等，提出了“吊民伐罪”、“师出以律”、“师左次无咎”、“成列而鼓”、“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等一系列重要军事论述。烈了春秋战国时期，更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军军事思想家，如孙武、吴起、商鞅、孙膑等等，诞生了许多著名的兵书，如《孙子兵法》、《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等，对战争的认识逐步深化，建军治军理论趋于系统化，作战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尤其是《孙子兵法》的出现，在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孙子兵法》充满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境界；在治军原则上，提倡“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恩威兼施，文武并用，致力于实现“修道而保法”的根本宗旨；在作战指导上，强调先胜后战，奇正相生。避实击虚，攻守自如，示形造势。因敌制胜，致力于拥有“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主动地位，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坚实基石，规范了古代军事文化的基本特质及其主导倾向。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军事思想的逐渐成熟和军事理论体系的基本成型。
先秦时期军事思想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三个依次交替、嬗变发展的阶段。一是以《军志》、《军政》、古司马兵法等典籍为主要载体的初始阶段。其主要特点是在战争观、治军理论、作战指导思想上反映和贯彻“军礼”的精神，提倡“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主张“逐奔不远，纵绥不及”，“不鼓不成列”。二是以《孙子》的出现为标志的转折发展时期，《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以及诸子论兵之作也属于这一阶段的延续。其基本特征是军事思想摆脱“军礼”的束缚，确立了“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基本原则，更准确地体现军事斗争的自身规律和特点，是军事思想带有突破性的发展阶段。三是以《六韬》、《管子》成书为显著标志的综合融汇与总结阶段。讲求军事理论体系构筑上的完备性、系统综合性，凸显社会政治思潮对兵书的广泛渗透和高度规范，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
（二）秦汉至隋唐五代军事思想
秦王朝建立后，结束了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自西汉后期起，“谶纬之学”开始广泛流传，数术与迷信结合，弥漫于学术领域，封建正统思想——经学逐渐吸收了谶纬的内容。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下，以经学典籍为依据的、具有国教性质的儒学占有极大的优势，这种情况必然也反映到军事领域。不仅兵书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内容也掺杂一些唯心主义的东西。与先秦和后来的宋元明清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的发展处于相对缓慢的阶段，并掺入了一些封建迷信的内容。起源于先秦的兵阴阳家成为兵学中的一个独立的学派，而且对后世影响较大。到了唐代，出现了李筌撰写的综合性兵书《太白阴经》，其中宣扬的“风角杂占”、“奇门遁甲”等封建迷信内容，对宋代的《虎钤经》、《武经总要》，乃至明代的《武备志》等书都有消极影响。
当然，这个时期在军事思想领域也有积极方面。首先是兵儒合流互补倾向的出现，即儒家政治理论与兵家权之道的有机结合与相辅相成。儒家学说发挥统治思想的指导作用，规范了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以及用兵的宗旨与目的，对待战争的态度；而兵家的权诵诡诈用兵之道，则被充分运用于战争实践之中，力求使战争活动符合自身规律而达到克敌制胜的最终目的，这就是兵儒合流以及对中国军事文化构建富有积极意义的影响。兵儒合流，在战争观上表现为既提倡吊民伐罪的儒家民本主义战争理念，又主张采用兵家“诡道”的战争指导；在治军观上表现为既强调儒家仁义、爱人的原则，又推崇兵家严明赏罚的立场；在国防观上表现为既崇尚儒家柔远徠众，以德服人的观点，又提倡兵家发展实力和审时度势、适时出击的主张；在军队建设上表现为既肯定儒家珍惜民力、节制规模的看法，又重视兵家养军练兵，以备不虞的立场。至于在具体作战指导方面，兵家的因敌变化、避实击虚、奇正并用、攻守兼备、主客变易、致人而不致于人等原则， 受到广泛的重视和运用，然而这一切均要以“义战”至上为根本前提。肇始于两汉的兵儒合流，对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影响巨大，值得重视。
其次是对先秦兵家所提出的重要兵学范畴加以丰富、充实和发展，对政略与兵略关系、治军问题理性认。识的深化。后者体现为出现了一些专门注重阐述将帅修养、君将关系问题的兵学著作，如《黄石公三略》、《将苑》等等。前者则表现为《李卫公问对》就有关兵学范畴，诸如奇正、主客、形势、攻守、虚实等等的充实和发展，提出了“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等一系列精辟论断，丰富了中国军事思想。这说明随着战争实践的日益发展，人们的军事理性认识也日趋深化。
（三）北宋至清前期军事思想
当时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较长时期处于并立状态，彼此既争斗，又融合。中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发展，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代来临，理学、心学先后兴起并影响于治军领域，印刷术的普及使兵书的刻印更为便捷，作战规模日益扩大，战争样式更加多样。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军事思想自先秦以来出现了第二个大发展的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