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商后，周王朝在分封诸侯的过程中，掀起一个全国性的筑城高潮，从天子的直辖区到各诸侯国纷纷筑城。这是为适应当时新的政治、军事形势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小邦周面对骤然扩大的疆土和广大被征服民众，巩固胜利成果成为当务之急。怎样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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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国语·周语上》。
使新建立的王朝得到巩固和加强，最高决策者利用周人的宗法制度，将支庶子弟和原有异姓联盟者分封到新的疆土上，统治那里的民众。但王朝吸取管蔡之乱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要牢牢控制住各地的诸侯和新征服的民众，便于及时处理突发事件，就应当把以丰镐为政治中心的格局稍加改变，将政权重心向东延伸，方能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故筑起成周作为王朝的东都。与此同时，各诸侯率领本宗族成员以武装殖民的方式进驻分封地，置身于被征服者的汪洋大海之中，保护自身安全和新生政权的安危，自然是首先要解决的当务之急，于是在分封地立即着手筑城，在保护自身安全的同时，也达到树立新生政权权威的目的。
一、建成周控制东方
成周所在地，本名洛邑或洛师，这里是周武王伐纣时前进的基地。牧野之战后，武王班师回丰镐的归途中，察看大河南北和伊洛地区的地形、地势，提出在洛邑建一座新城的主张，把偏西的政治中心向东延伸至伊洛地区，巩固新生政权。临终时又谆谆嘱托周公一定要实现他的夙愿，建东都于“伊洛，无远天室”的地方①。武王这一建城计划在金文里有明确记载，何尊铭文记成王在成周落成时，告诫宗小子们的训辞中引用武王的话说：“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X（乂）民。”②这里的“中国”是指天下中央而言，“X”字有治理之义，所以武王这句话是说他要住在中央地区，并从这里治理民众。武王去世后，周公秉承其遗志，曾与召公分治天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③，正是以洛邑为政治和军事重心来治理东方。周公以这里为进军基地，东征平叛管蔡和武庚之乱，挽救新王朝的倾覆，再次显示出洛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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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逸周书·度邑》。
②何尊，载《陕汇》上562。
③《史记·燕召公世家》。
在巩固西周王权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东征的胜利不仅粉碎了王朝内部阴谋家和复辟势力联合篡权的企图，而且加深了王朝最高统治层之间的团结并增强了修建成周迫切性的共识。由此，周公和召公通力协作，共同辅助成王全面规划营建成周。据《尚书·召诰》和《洛诰》载，召公先到洛水北岸考察地形，勘测和标示筑城及宫殿、宗庙的方位。随后周公又到洛邑进行全面复查，占卜确认涧水东、瀍水西，或瀍水东都是建都相宜的地点。一面将勘察结果绘图呈报成王，一面命令殷民大举动工兴建。后来成王还亲自到洛邑主持祭祀典礼，何尊铭文“王初壅宅于成周”就是记载成王主持开工典礼④。这些事实表明，君臣上下同心，动员一切力量，尽快建成成周，一年时间便初具规模。而后在成周设置与宗周大体一样的僚署机构，担负治理东方的任务②。这些事实说明兴建成周是周初为巩固政权采取的重大措施。
周、召二公辅佐成王实现武王在伊洛之地筑成周的设想，是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优越，处于东西交通的要冲，地势又易守难攻，东有成皋之固，西有崤函之险，“背水乡雒，其固亦足恃。”③周王朝利用这样的地理条件，在此驻守“成周八师”④，以强大的军事力量镇抚东方，讨伐不听王命的诸侯和反叛的蛮夷大军往往从这里出征⑤。而且西周前期诸王经常在此处理朝政，接见诸侯，颁布政令⑥，加强对诸侯国的控制峙又由于成周地处“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⑦，成为征收东方各国贡赋的理想地点，金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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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承源：《何尊铭文和周初史实》，《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1辑，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
②作册令方尊，《三代》11·38·2。
③《汉书·张良传》。
④⑤参见小臣X簋，《三代》9·11；禹鼎，《录遗》99；小克鼎，《三代》4·40～41。
⑥献侯鼎，《三代》3·50.2；作册令方尊，《三代》11·38·2。
⑦《史记·周本纪》。
见有周王命兮甲“司成周四方X（责）”的记载①，就是设官在成周指挥从四方收缴贡赋，充盈王朝府库。成周对王朝的这些贡献，可以从总体上认识它在近三百年西周历史上的作用口隔崤函险道，成周与宗周东西相望，互为表里，成为王朝在东方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以它背河面山、临近殷东诸侯的险要地理位置，有力地推动王朝政令的实施，此地又是吸收殷商先进生产技术而兴起的手工业生产基地，大面积铸铜遗址的发现，或标有“新邑”、“成周”铭文铜器的出土②，明白地显示出这里是一个生产繁荣发达的大都会。自然王朝与蛮夷的交往和对东方周边的政治影响以及周文化向新拓展领土的传播，也都是以这里为大本营的。因此成周的兴建和荣衰直接关系王权的树立、巩固或削弱。西周前期诸王经常在这里发号施令，把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发展推向高峰。经过短暂的中衰，到厉王和宣王时期力图重振王朝的权威，一再加强成周的军事力量，整顿“成周八师”和重申对准夷的管理办法等③，都是恢复和发挥成周战略地位的重要举措。西周晚期王朝在成周重整军备和屡征淮夷，为日后周王室大举东迁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二、诸侯国城的兴建
武王灭商和周公东征之后，直到康王时期，在周王畿之外的“四土”④，先后分封七十余诸侯国，其中与周同姓侯国五十三个⑤。与巩固王朝政权关系最为密切的诸侯国，是那些立国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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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兮甲盘，《三代》17·Z·1。
②《洛阳北窑村西周遗址1974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7期；
《1975～1979洛阳北窑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年5期；有关铭
文见：王奠新邑鼎，《陕汇》上135：士卿尊，《三代》11·32-7。
③参见小克鼎和兮甲盘。
④《左传·昭公九年》。
⑤《荀子·儒效》。
土、东土、南土的侯国，他们分布在原商王国畿内及其与国的旧地。新就封的诸侯国，一般都是率领本宗族以武装殖民的方式进入封地，立即置身在被征服族的包围中，因此只有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新政权才能行使职能，逐渐得到稳固并树立起权威，这就要求首先要以古老的保卫自身安全的方法——筑“城以卫民”作为建国的重要措施。
诸侯国城有的在原方国旧城基础上进行改造、加固和扩建而成，有的是在旧城附近选址另建新城，还有的是在战略要地立国筑城，是王朝控制险关隘道的军事据点。雄踞北方的燕国都蓟（北京城西南），此地是原尊商为宗主国的孤竹和有易（或曰有狄）之间的蓟国之地。在此筑城镇守，东迫孤竹（以河北卢龙为中心），西压有易（河北易水流域），切断他们与中原殷商旧势力的联系，并阻挡住燕山内外戎狄的南下，使王朝北土得以安宁。燕都与宗周的往来频繁①，为周文化的传播和王朝威名远扬起着重要作用。姬姓韩国都城在今河北固安县东北②，与燕都蓟并列威震王朝北疆③。坐落在太行山东侧邢国都城，位于邢台市西，原为商代盟国井方的中心地区④。立国于此的邢国虽小，但它与北面的姬姓侯国相呼应，担当起阻击南犯的戎狄⑤，又扼守住殷商故地的北大门，使故地旧势力难以与北方原同盟国势力暗中勾结作乱。因而邢国的分封和都城的设置，明显地体现出帮助镇守殷商腹地的卫国钳制殷遗民的作用。
以“孟侯”⑥身份“夹辅周室”的卫侯都卫（河南淇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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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匣侯旨鼎（一）、堇鼎，载马承源《铭文选》47，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②顾炎武：《日知录》卷三。
③《诗经·大雅·韩奕》。
④参见孟世凯：《甲骨文中井方新考》，《邢台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
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⑤臣谏簋，载《铭文选》82。
⑥《尚书·康诰》:《汉书·地理志下》。
为纣都朝歌所在地，直接统治广大殷遗民。卫侯坐镇这里东向可以联络齐、鲁，西向又能率领太行山南麓诸侯国，牧野又屯驻有成周指挥的军队，因而能及时镇压敢于反叛的殷遗民，故西周前期卫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意义重大，是成周北面实力最强的诸侯国都会，对于维护和巩固王朝政权举足轻重。
黄河北岸和太行山之间，原本是商王国的田猎区和训练军队的重地，周初在这一片土地上也分封了一些姬姓和异姓小诸侯国，以及卿大夫的采邑。这些小国和采邑都建有城池，辉县东部的共城和西南的凡城，修武县的雍城和沁阳以北的邘城，还有济源之西的源城等连成一线，犹如林立在原商王国近畿内一个个军事据点，构成黄河北岸保卫成周的屏障。
今山东境内原为商王国的同盟者夷人聚居的地区，以薄姑和商奄为代表的部分夷人国家曾助武庚叛周。周公东征后为防止夷人再度集聚力量，对王朝政权造成威胁，就迅速在这一带建立起许多同姓和异姓诸侯国，继续打击夷人势力①。立国于薄姑旧地的齐国都营丘（今淄博市临淄区北），鲁都曲阜（今曲阜市）为商奄故都。齐、鲁是封在东夷地区的侯伯之长，姜太公被授予“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②的征伐大权，特许周公子伯禽在鲁地拓土开疆，“为周室辅”③。这两个诸侯之长，一南一北，统辖的军队仅次于天子，有二师之众④，或有“三郊三遂”⑤的军旅，战时在都城周围能组建如此强大的军队，正与卫都朝歌的军事实力形成犄角之势，分别负责维护一方的安宁，严密监视和统治当地的殷遗民和夷人，肩负起巩固和加强王权的重任。
在东夷地区除齐鲁两大国都城之外，还新筑起一批同姓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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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尚书·费誓》。
②《左传·僖公四年》。
③《诗经·鲁颂·閟宫》。
④参见《公羊传·隐公五年》。
⑤《尚书·费誓》。
姓小诸侯国城，文王子叔武封于郕都郕（今山东宁阳县境），文王子叔绣封滕都于滕（今山东滕州市西），文王子叔振铎封曹都陶丘（今定陶县），文王子某封郜都郜（武成县东南），周公子封于茅（金乡县西北），还有深入到沂水中游立国的姬姓阳国（故都在沂水县南）。新封或迁国的异姓诸侯国，后来与周王朝关系密切诸侯国，主要有：齐国西面的姜姓逢国（金文作夆①），都城在今济阳县北；尧后祁姓铸国都于今宁阳县西；舜后妫姓遂国都于今宁阳县北（金文遂作述③）；任姓薛国之都在今滕州市南。此外还有齐国东面的姜姓纪（金文作己或?③），国都在今寿光县南；纪之东又有子姓莱（金文作芦或嫠④），国都在今龙口市旧黄县城南归城。这些周同姓和异姓诸侯国城，东起胶东半岛北端，西至泰山南北，南达鲁南，迫近淮夷，而齐、鲁和同姓侯国及新封或本来就与周友好的侯国（遂、逢等）都城，从北至南筑起一条互相策应的防御线，对保卫王朝东国的安全至关重要，后来以齐国为首的东国诸侯在打击南淮夷进犯的战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纪、莱等国在齐国的威慑下和先进周文化的影响下，也逐渐尊奉周天子为天下
共主，并积极为王朝效力，参加对南淮夷的作战。
淮河中下游广大地域（苏皖两省），西周时主要是淮夷诸小国和徐戎的势力范围。由于周初把解决好殷遗民和参加叛周活动的东夷人的重新安置、防止再次发生政治动荡作为头等大事，故把封国的重点放在殷王畿内和它的与国土地上。而未在淮夷势力范围内大量封国，只在淮河中游及其支流地带分封几个姬姓和异姓侯国，以防范淮夷和徐戎作乱和入侵。淮河北岸的姬姓息国都城在河南息县和罗山之间，南岸的蒋国都固始西北期思城，汝水中游的蔡国都上蔡（今上蔡县），文王少子封国于聃，国都在平舆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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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墓第二次发掘》，《文物》1985年12期。
②李启良：《陕西安康市出土西周史密簋》，《考古与文物》1989年3期。
③《山东寿光县新发现一批纪国铜器》，《文物》 1985年3期。
④X伯鼎，《三代》2·49·2。
北，武王之子应侯立国于汝水上游，都于平顶山市西、溃水河北①。异姓诸侯国中与周关系密切的媿（归）姓胡国（胡金文作献②），都城在颍水下游的安徽阜阳③，中游的妫姓陈都于河南淮阳。这几个小诸侯国中以蔡、应的实力为强，但在金文中却不见他们在与淮夷的斗争中发挥作用，相反胡国却见于防御淮夷的金文资料中。因而从全局部署而论，周代在淮河中下游分封的诸侯较少，更无实力强大的诸侯国，防御力量相对薄弱，这也许是日后徐戎、淮夷能够屡屡作乱的原因之一，也是导致西周中期以成周为中心的防御体系调整的重要原因之一。
成康时期在安抚和治理殷故地遗民和东夷的同时，另一个防御重点是保护南阳至江汉的通道畅通无阻。先周时太伯仲雍前往江汉联络那里的诸多小邦共同反商，并切断殷王朝的铜料来源（参见第六章）④。周王朝建立后，同样需大量铜料源源不断地输往成周和宗周，故王朝把经营南国放到重要战略地位上。召公亲往江汉巡视，与此不无关系。此事见于太保玉戈铭，其文为：
六月丙寅，王在丰，令（命）太保省南国，帅汉，出殷南令（命）厉X（居），辟用X（蛛）走百人⑤。
这件玉戈铭明确记载太保召公奉周王之命出使到汉水流域诸国，传达王命，顺利完成使命。周王选派这位与周公齐名的大人物出使汉水诸国，足见周初新王朝对江汉地区非常重视，故周初自南阳至汉东广大地域分封许多姬姓和异姓侯国，是保卫“南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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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永珍：《两周时期的应国、邓国铜器及地理位置》，《考古》1982年1期；又，以上诸封国参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左传·昭公九年》及《史记》有关世家。
②参见献叔鼎等，载《陕汇》上157。
③一说在汝河中游的郾城西北。参见晏昌贵：《西周胡国地望及其相关问题》，《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1期。
④参见张永山：《武丁南征与江南“铜路”》，《南方文物》 1994年1期。
⑤图版见《陶斋古玉图》84；释文见庞怀清：《跋太保玉戈》，《考古与文物》1986年1期。
周之南）边境安全和贡道畅通的重要举措。文献和金文记载先后在这一带立国的有姞姓鄂国，都城在今南阳市北石桥镇①；姜姓申国都于谢（南阳市东南）；姜姓吕（又称甫）国，在南阳市西有吕城；曼姓邓国建都于原湖北樊城②，这里是自南阳入汉江的要津；姬姓曾国是南国势力最强的侯国，随枣走廊经常有曾国铜器出土，春秋战国时都城在今随县，西周时国都不会去此太远；汉阳诸姬中还有名“中”的侯国，都于随县均川附近⑧；祁姓唐国建都于随县西北唐城镇；姜姓厉（赖）国都城在随县北厉山店，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昭王以前几乎布满了南阳至随枣走廊，组成捍卫南国的屏障，很可能殷末周人切断商王朝南方铜料的来源后，立即在这里安插了自己的势力，保障重要战略物资输往宗周。昭王南征在于阻止楚人东进，虽然未能取得胜利，但穆王继承父业，把王朝的势力推进到长江边。早在宋代就出土过昭王时代的“安州六器”④，近年在汉东长江北岸黄陂鲁台山发现的周墓内有穆王时期公大史和长子狗铜器⑤，而且有大面积的遗址发现⑥，汉水西面长江北边的江陵有北子诸器出土⑦。这些事实再现了周王朝经营南国和江汉的作为。
成周西北面隔黄河的姬姓侯国林立，自太岳山至黄河岸边以晋国为大，都于绛（翼城曲沃间），西有贾伯城（襄汾西），北有霍城（霍县西）和杨国都城（洪洞县南），南有虞城（平陆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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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鄂，金文作噩，可能是商王国畿内的侯国南迁至此。
②石泉：《古邓国、邓县考》，《江汉论坛》 1980年3期。
③张亚初：《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江汉考古》1984年2期。
④“安州六器”出于孝感县，均为南宫中所作之器。参见薛尚功：《薛氏》。
⑤参见张亚初：《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江汉考古》1984年2期。
⑥《湖北安陆市商周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6期。
⑦李健：《湖北江陵万城出土西周铜器》，《考古》1963年4期。
和魏城（芮城县东北），苟城和耿城分别在新绛县东北和河津县南。这些都城分布在晋南盆地周围，北面足以守住沿汾河南下的通道和晋陕之间的河津渡口，保障宗周与河东的交通畅达，南面把守豫晋之间的茅津渡口，越过中条山可与卫国联合，西可与河西的芮城（陕西大荔县东南）和梁城（陕西韩城东南）相望，这就在宗周东北至成周北面筑起层层叠叠的诸侯国城，从而在王畿的北面周人基本上控制了一切险关、隘道和要津，又有东虢国（姬姓）建城于大伾山下（荥阳）作为成周东面的门户，加之黄河中下游广阔的生产发达地区几乎都在姬姓侯国的占领下，这就从地理、交通、生产等方面在王畿北面建立起宽广的统治区和防御地带。
坐落在陕西长安县丰河岸边的宗周，是周王朝的都城，它面向秦岭，背依渭河，淠渭之地和岐周北面都有高山与戎族相隔，东出崤函险道可达成周，东西二都互为表里，故古人总结这样的地理位置认为“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八百里秦川又是“膏腴之地”①，在古代确是理想的王都所在地。
早在文王“阴修德”与商抗衡时期就极为重视同西部异族结好，使之成为保卫王畿的外围势力。据研究金文里的矢国位于陇县南坡至宝鸡县贾村的、汧水流域②；跨越渭河两岸的X国北与矢国为邻，中心地区在今宝鸡市南⑧，正好立国于川陕和甘陕的交通咽喉要道处；矢国之北的豳国④，以旬邑为基地⑤，西达彬县和长武，横在西北戎族进入渭水的通道上。与X、矢相邻的还有妊姓丰国⑥。这几个小国史书多失载，他们原是从戎族中分化出来较先进的异族建立的国家，不是周室所封的诸侯⑦，其国君在金文中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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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娄敬传》。
②卢连成、尹盛平：《古矢国遗址、墓地调查记》，《文物》1982年2期。
③卢连成等：《宝鸡X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④豳，金文作X。参见数王盂，载《三代》14-9·2。
⑤唐兰：《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⑥⑦张政烺：矢王簋盖跋，《古文字研究》第13辑。
往称王①，只是归顺周王朝，并为王室效过力，如建国于豳、矢之西的乖国之君“武乖幾王”辅弼过周室，其子孙受到周王的褒奖②。尽管这些小国立于王畿之外，对王朝疆土有一定的保卫作用，但他们没有齐、鲁、卫、燕那样的方伯地位，在大股戎族入侵时，不可能号召和组织起有效的反击，何况他们还有与戎族难以割舍的亲缘关系，而与周室若即若离。共王又灭掉文王时经营西陲分封的同姓密须国（今甘肃灵台）③，自毁屏障，必然会促使异姓侯王与周室疏远。而周室在王畿内与异姓王相邻的一侧从未立过势力强大的同姓诸侯，只有西虢（宝鸡虢镇）、散（矢国之东）和郑井（凤翔南）等几个小侯国或采邑，他们的力量不足以支持异姓王抵抗戎狄，或自身组织打击戎狄的武装。所以文献和金文记载戎族经常越过陇山和千山，长驱直入到王朝腹地。有周一代建侯卫“以藩屏周”的政治和军事谋略，却始终未在西部战略部署中兑现，不能不说是王朝统治者的失误，成为导致无可挽回的历史大动荡局面出现的原因之一。
三、不同规格的城
筑城是王朝政权和众多诸侯国政权迅速建立的标志，也是国防建设的重要措施，天子和诸侯在广大地区得以行使职权进行统治。迅速建立起来的国家政体，是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的宗法分封统治网，在这张网上天子为大宗，诸侯为小宗，诸侯在自己国内又是大宗，卿大夫为小宗。因而不同等级的宗族建立起来的城（周人称作“国”），必然要有大小之别。这种等级思想贯彻到建城制度中，通过总体规划设计体现在国野的区划上，即在国之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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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矢王方鼎、豳王鬲、丰王斧等，分别载《周金文存》5·18。《陕汇》上185，《三代》 20·49·3。
②乖伯簋，载《铭文选》206。
③《国语·周语上》。
“乡”，“乡”之外为“遂”。居“乡”的国人必须服兵役（统治族），居“遂”的野人（又称甿、萌）只有履行出田粮和军赋的义务。很明显筑城又与军事制度密切相关，天子邦畿千里，故宗周置六乡六遂，正与六乡出六军之数相对应；诸侯大国数百里，国之外置三乡三遂，可征调三军之众；小国不及百里，一乡一遂，仅有一军①。由此可见周初建城的规模与宗法分封和军制紧密结合，《考工记·匠人》载成周“方九里，旁三门。”《逸周书·作雒》载这座城“方千六百二十丈”。孙诒让推算“每五步行三丈，每百八十丈得一里，以九乘之，千六百二十丈，与《考工》九里正合。”②王城之外为廓。“方九里”的王城还有与之配套的道路设施，“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③这是说王城道路的宽度分为三级（见第八章第三节）。
据《左传》所述西周时的城邑制度，侯伯的城方五里，子男的城方三里④，道路规格相当于绕王城的环。
由于古代城址的发现和勘察，大体可以看出西周等级不同的城的概貌。天子的都城丰镐和成周是历代建都的地方，不易找到其范围和道路设施等。侯伯的都城现已勘察和发掘出曲阜鲁故城，始建于西周晚期，是一座不规则的长方形，总周长11771米，每面开二门，主干道纵横各五条，宽10米⑤。蔡国故城的规模大体与曲阜鲁城相当，城墙周长10490米⑥。小诸侯国都城的大小较侯伯一级相差很大，滕国故城周长只有2795米⑦。这些实际材料证实诸侯国城确实存在着等级差别，而东周王城与曲阜鲁故城的面积相当⑧，但它只是成周的一部分，所以西周时的成周比侯伯都城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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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周礼·夏官·司马》。
②③《周礼·考工记·匠人疏》。
④《左传·隐公元年》。
⑤《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版。
⑥尚景熙：《蔡国故城调查记》，《河南文博通讯》 1980年2期。
⑦《山东邹县滕县古城址调查》，《考古》1 965年12期。
⑧《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2期。
多。这种不同级别的都城分布到全国各地，通过道路将它们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以王城为指挥中枢的政治和军事网络，侯伯之城则是镇守某一地域的侯伯执行周王授予征伐大权的前沿阵地。
城墙的高矮和墙体的厚度也有等级差别，同时也出于军事防御需要而定。《考工记·匠人》规定王城的“城隅之制九雉”。“隅”就是城角，“雉”是指高一丈、宽三丈的版筑墙，故古人说：“城之四角为屏以障城，高于城二丈。盖城角隐僻，恐奸宄逾越，故如高耳。”①那么王城城角高九雉，等于九丈高，城垣高当为七丈。诸侯国城与周王的“宫隅之制”同，即城角高七丈，城墙高五丈。周代城门称阙或闽阉，阁为城台，台上有楼②。一般认为城门高与“城隅”相当。这样的城墙高矮规定在近年的考古发掘中略见端倪，如偃师尸乡沟商城一般城墙厚20米左右，有的地方竟达40米，而且墙体基部皆有护坡。城门洞长大体等同城墙厚度，临城门内侧两旁还筑有斜坡“马道”达墙顶③。曲阜鲁故城的墙体更厚，墙基宽40米左右，10米高的残墙顶宽20～30米，城门宽7～14米不等，门道长30～40米④，这样的夯筑土城比商代的土城更加高大、坚固，是冷兵器时代最好的军事防御设施。
城楼、女墙、城隅的结构是因适应军事防御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古籍中所说的城台已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但出土的古城城楼已荡然无存，不过它的形象仍保留在古文字中，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墉”字作四亭或两亭相对状⑤，表示城台之上有建筑物。这样的建筑物既便于陈望攻城的敌人，又能掩护自己。逆墙，俗称女墙，是为隐蔽自己射杀敌人而创造的建筑形式，在城墙上筑起连续起伏的垛口。这种墙在周代建筑遗存中尚未发现。城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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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礼·考工记·匠人疏》。
②参见《诗经·郑风·子衿》和《出其东门》及毛《传》。
③《1983年秋季河南偃师商城发掘简报》，《考古》 1984年10期。
④《曲阜鲁故城》，4～10页。
⑤参见《合集》13514正反；《金文编》，275～276页。
是两面城墙交接处突出的部位，若不在建筑方面加以弥补，极易被攻城者借助器械攀缘而上。古人在实践中已注意到这一点，故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是加高城角处的夯土墙（已如前述），二是使两城墙相交部位呈圆弧形，并加厚这部分墙体，曲阜鲁故城四个城角均作圆弧过渡，“转角处墙基宽50米”①。这样就使城隅顶部较平直的城墙顶部宽阔，有利于在城角处集结兵力，加强城角的守卫，射杀两面轮番攻城的敌兵。
周代利用水道作为防御敌人攻城的手段是从商人那里学来的。早在郑州商城、湖北盘龙城、偃师商城时代，商人就在城外挖有护城河，利用河水阻止或延缓敌人攻城的时间，即便是敌人越过河，也必然会陷在城与河之间的狭小地带，完全暴露在守城将士射杀的范围内。周人吸取商人这种设防经验，把成周建在涧水东、瀍水西、洛水在其南、邙山依其后，是凭借天然水道和山势作为防御屏障，很可能在某些地段还挖壕引水，使成周的防御设施更加完善，东周时期的王城人工城壕证明了这一点。位于平原的诸侯国都城更是把护城河作为重要的防御设施。曲阜鲁故城经勘察得知，四周有开挖的城壕，引洙水灌入宽约30米、深约4～5米的城壕内。而城壕与城墙之间仅有20至30米左右间距②。这样狭窄的地带完全在守城卫士的射程内，因而对攻城的敌人是绝对不利的。蔡国故城沿城墙外的护城河宽70～103米，现在低于地平面5～10米③。这些例证说明，周代筑城是经过匠人严格规划设计，城的大小和城门多少标出方位后，在就地取土夯筑城墙的过程中，城壕也随之挖成，各种重要的防御设施也都一应齐备了。因此，匠人利用地形、地势、河流进行设计和安排施工的程序，既省工又实用，能够快达到筑城、防卫和巩固政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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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曲阜鲁国故城》，5页。
②《曲阜鲁国故城》，6～7页。
③尚景熙：《蔡国故城调查记》，《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2期。
四、建城的历史作用
西周时期掀起两次筑城高潮，第一次是在灭商之后为适应对骤然扩大的疆土实施统治的政治需要，在新征服地区建立、巩固新政权和保卫自身安全而掀起全国性的筑城高潮。第二次是宣王中兴时期在抗击四邻戎蛮入侵的同时，又掀起一次规模略小的筑城高潮，“北建韩城”，“南筑申谢”，“西城朔方”，“东起齐城”①，作为防御强敌的前沿军事基地。前后两次筑城高潮，反映出统治者对“城”十分重视，《诗经》里有些篇章把这种重视表露得非常具体形象，如“价人维藩，太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城坏，无独斯畏！”②这些诗句中的“维藩”、“维垣”、“维翰”、“维城”都是以“城”作比喻，并把城的坚固看作是国家强盛、社稷安危的标志，认为只要保证城垣不被毁坏，王朝就会永远康宁。诗人在《大雅·崧高》中赞美申侯和甫侯时写遭：“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藩，四方于宣。”把申侯和甫侯比作捍卫中兴王朝的城，其他诸侯国犹如树立在王朝四周的藩篱和高墙。“溥彼韩城，燕师所完”，其意为韩国有了高大坚固的城池，才“因时百蛮”，使蛮人百国归顺王朝③。周人对城的评价，始终围绕一个中心，即城的坚固与否，是王朝政权稳固赖以存在的支柱和象征，它的建设是王朝伸向各地的政治和军事实体，起着保卫和巩固政权的作用，进而创造和平安定的社会秩序，以经济发展开辟出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因此，对于西周时期的城，主要应从政治和军事方面认识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单就军事而言，城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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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分别参见《诗经·大雅·韩奕》，《诗经·大雅·崧高》，《诗经·小雅·出车》，《诗经·大雅·暴民》。
②《诗经·大雅·板》。
③《诗经·大雅·韩奕》。
是周王和各级诸侯强大武装力量的指挥中心和集中地，是维护王朝统一的支撑点，也是战胜敌人的军事堡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