崤函险道东端的伊洛平原，是周王朝东都成周所在地。这座根据武王遗愿营建的大都邑，是西周时期天子统治东方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大本营。这里有王朝在东方的军事指挥中枢，并驻有周初组建的“殷八师”、或曰“成周八师”重兵，直辖派驻东方战略要地的部队，调遣坐镇一方的东土侯伯军队，通过“周道”将各种武装力量连接起来，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这个体系以成周为中心，分为南北两线，由于西周前后期防御重点的不同，防御体系也就随之进行了调整，把重点从北线移向南线，适应保卫王朝东国和南国疆土免遭侵犯的军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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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唐兰：《史征》，216页。
②盩司土幽卣，载《三代》 13·30·2。
一、 成周的地理位置
选择伊洛之地营建成周，主要出于周初的政治和军事需要。这里北邻殷人故地，东接新征服的殷东诸国，西与宗周相呼应，是新王朝镇抚和经略东方的理想之地，可以充分发挥它当时处在“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这种优势借助周围的地理形势所产生的政治和军事效应不可估量，它既有“东有成皋，西有骰黾，倍河，向伊洛，其固亦足恃”①的有利地形，又有“盟津达其后，大谷通其前，迥行道乎伊阙，邪径捷乎轘辕，大室作镇，揭以熊耳，底柱辍流，镡以大坯”②的雄伟险要的地势，在此建设“东都”③确实具有“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④的战略地位。
周初，对于拱卫成周的良好地理条件的认识，诚然没有汉代人那样全面、深刻，但富有政治和军事经验的周武王，确已意识到东国之地在巩固新王朝统治上具有不同寻常的作用。何尊铭文载选择城址建洛邑的目的⑤，似已着眼于此。铭文云：“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X（义）民。”这里的“天”是“天室（嵩山）”的简称⑥，“义”为治理，即在“天室”之北立都治民，不单是借“天室”的威严统治四方，还应包含着他看重以“天室”为代表的高山对都城安全的重要性。这一点在《逸周书·度邑》中讲得尤为明白。武王说：“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丕愿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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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留侯世家》。
②《文选·东京赋》。
③《左传·昭公十二年》。
④《汉书·吴王刘濞列传》。
⑤《陕汇》上562。
⑥蒋若是：《洛阳在中国古都中的历史地位》，《中国古都研究》（四），1987年。
兹度邑。”这段文字表明，武王是把伊洛之地放到大的地理环境中考察，才决定在伊洛营建洛邑的。成周之南的三涂山，春秋时称作“九州之险”①，位于嵩县西南10里伊水之北，俗呼为“水门”②；“天室”是熊耳山东延突起的高峰，落在成周东南方，连绵不断的山脉把它与三涂山相连，好似在成周南面筑起天然屏障。这样的地形、地势在金文中也有所反映，昭王时期的启卣铭文载：“王出狩南山，佼（搜）迦山谷，至于上侯流川上。"③据考证，“南山”当指五岳之一的嵩山，它与成周之北的邙山（北山）相对而言，故称“南山”；“上侯，即春秋时的“缑氏”④，在今偃师县缑氏镇，南邻缑氏山⑤，辕辕山又在其南，与少室山之间的坂道十二曲⑥，是成周东南方通向淮汉的必经险道。周王对这条险关隘道甚为关注，金文有“王如上侯”和“王在上侯度”⑦的记录。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周王去上侯的铭文，直接或间接与军旅之事有关，透露出上侯至轘辕险道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成周东面的门户名为成皋，或曰虎牢⑧，位于黄河岸边的伾山之侧。此山虽不高，但它立于华北大平原的边缘，突现其高峻的地势，犹如守卫咽喉要道的卫士，故古人总结出“塞成皋之口，天下不通”⑨的名言。西周时在伍山之东封国把守⑩，有人说就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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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昭公四年》。
②《禹贡锥指》。
③齐文涛：《概述近年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年5期。
④何琳仪等：《启卣、启尊铭文考释》，《古文字研究》第9辑。
⑤《水经注疏·洛水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⑧《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杜注；[日]竹添光鸿：《左传会笺》注。
⑦分别见师艅尊和不栺方鼎，载王俅《啸堂集古录》上26，《文物》1972年7期。
⑧《水经注疏·河水注》。
⑨《史记·淮南王传》。
⑩徐宗元：《帝王世纪辑存·周纪第四》。
文中的“城虢”①，后人称之为“东虢”②，立国于今荥阳县北。史籍载“虢叔恃险”而亡于郑③，或曰其地名“制，岩邑也，虢叔死焉”④，都着重描写这里地势险峻，为兵家必争之地。对于这条险道不仅封国守卫，王室还要直接控制，金文所见朝廷派出的“伐东夷”大军“在坏”集结⑤，周王亲自“在坏”地“赏赐”有功人员⑥。王国维考证这个“坏”就是指“大伾”⑦，与虎牢互为表里，是扼守成周的军事要地，直到春秋时周王也不肯放弃，始终置于王室的控制之下，即使在强郑的逼迫下，平王仅仅把虎牢以东赐予郑武公⑧。由此可见，虎牢是保卫成周东面安全的重要关口。
成周西面不仅有殽黾险关以为固，而且在周、召二公“分陕而治”的散之西，西周晚期又有虢国（北虢）作为宗周和成周之间的联络站。这是一个有相当实力的诸侯国，有能力保证东西二都之间交通畅达，阻止敌人向东西两面偷袭。东周初期周王仍把虢地视作成周的安全保障，前往巡狩还要与虢国易地⑨，目的就是要牢牢掌握觳黾险道的控制权。而北邙山之下的天然防线大河以北，分封许多姬姓侯国（卫、雍、原、邘、凡、共等），不但能很好地统治那里的夏民和殷民，而且可以抵御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如此说来成周四面的地理形势符合“地险，山川丘陵，王公设险以守其国”⑩的建都理论。这在攻防设施还较原始的西周时期，的确可以阻挡敌军的进攻或减缓敌人的攻势，等于增强成周周围的军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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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梦家；《断代》（二），《考古学报》1955年第10册；又黄盛璋：《班簋的年代、地理与历史问题》，《考古与文物》1981年1期。
②④《左传·隐公元年》杜注；《史记·郑世家》集解。
③《国语·郑语》。
⑤兢卣，载《三代》 13·44-2。
⑥鄂侯驭方鼎，载《三代》4·32·1。
⑦王国维：《观堂集林·鄂鼎跋》。
⑧⑨《左传·庄公二十一年》杜注。
⑩《周易·习坎·彖辞》。
成周这样的地理位置和周围的地形条件，便于通过险道与关中的政治中心相呼应，金文中那些在西方决策而在成周实施的出征方案就是这种关系的体现。昭王和穆王以后诸王都居宗周，而他们“征南国”和“伐东夷”却都在成周调度和部署军队，执行征讨计划，如“X弔（叔）从王征楚荆”、“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夷”①，均载明是“在成周”集结军队。还有一些铭文不言宗周和成周，只记出征方位，如“王伐东夷”、“王征南夷”、“过伯从王伐反荆”、“X率虎臣御淮戎”②等等。这些战事分别发生在今河南一带、淮河流域、或江汉地区，理所当然地要以成周为调动和集结军队的大本营。况且这里驻有“成周八师”的精锐部队（见下文），并设有统辖东方行政事务的官署，随时都能对东方事务作出机动灵活的行政处置和军事反应。所以，成周在整个西周时期始终是王朝在政治、军事上统治和镇抚东方的基地。‘金文表明，有了这个基地可以下南阳监临江汉，或保武关至蓝田的险道，保卫宗周的安全；东出虎牢或辗辕关，能威齐鲁兼逼江淮；越大河北上；统领诸姬侯国，北土安危可定一由此看来，古代占据伊洛地区，既可总览东方，又能虎视南国，确保北土，显示出“形胜甲于天下”的战略要地的地位。
二、“成周八师”及屯驻地
“成周八师”是驻守王朝东土的集团军，以成周为基地（见第九章第一节）。它与“西六师”的职责既有分工又相互联合，禹鼎铭文有“王廼令西六师、殷八师曰：X伐鄂侯驭方”③，就是共同执行一项征伐任务，表明“六师”和“八师”是周王行使“征伐以威四夷”的强大军事集团。与成周关系最密切的是“殷八师”或曰“成周八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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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文物》1986年第1期；《三代》10·37Z。
②分见《三代》4·18·1，9·1，6·47·3；《陕汇》上163等。
③《陕汇》上169。
对新王朝维护和巩固在东方的统治发挥着重要作用。
成周未建成时，这里已是周人屯驻军旅的地方，有“洛师”之称①。武庚和“三监‘“发动叛乱后，周公更在此“作师旅，临卫政（征）殷”，又东征“熊盈十有七国”②，东征胜利后王朝在东方的军事实力大为增强，很可能这些胜利之师的骨干成为后来组成“殷八师”的基础。金文提供的证据表明，王朝经略东方和开拓南方的大军以成周为基地③，“八师”的指挥中枢在成周，这里云集众多高级将领“师氏”和后勤管理机构④，所以西周后期把“殷八师”改称“成周八师”是名实相符。当然，这也与当时的用兵重点由殷故地转向淮夷和荆楚有关。
“八师”并不驻守成周一地，而是分戍在以成周为中心的许多战略要地。金文所见“八师”包括：成师、相师、牧师、朽师、炎师⑤，古师也是其中之一⑥，鄂师亦当与“八师”有关⑦。上述师次地点分布在成周北、东、南三个方向上。
成师，见于周初的小臣单觯和穆王时代的兢卣⑧。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说：“成乃成皋，一名虎牢，在古乃军事要地，与孟津相近。”今人进一步申述此说，认为班簋铭文里的“城”与“成”通，与“小臣单觯记武王克商返回驻地的‘成师’”，为一地，即在成皋⑨。陈梦家则主张“成师”之“成”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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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尚书·洛诰》。
②《逸周书·作洛解》。
③参见禽鼎，载《三代》4-2·3；X鼎，载《断代》（一）；中方鼎，载《薛氏》10·6；X簋，载《薛氏》14·19 0
④参见录或卣，载《三代》1 3·43 .1；X方彝，载《陕汇》上623。
⑤参见唐兰：《史征》，37、240页。
⑥遇甗，载《三代》5- 12。
⑦中甗，载《薛氏》1 6·5。
⑧分别见《三代》14·55·5，13·44·2。
⑨参见黄盛璋：《班簋的年代、地理与历史问题》，《考古与文物》 1981年1期。
是文献里叔武所封之“郕”，并以文献相佐：“三地都名郕，都在鲁境。兢卣‘以成师即东’则成地不应甚东，似以濮阳县之成较为合适。此成介于东西朝歌与曲阜之间，乃克商以后、践奄途中的中点”①。曾有学者研究兢卣铭文指出，当以“唯伯X父以成师即东命，伐南夷”断句为妥，“东命谓王命伯X父东行之命也”②。显然这句铭文交待的是出征目的和行军路线。“南夷”是指活跃在淮河中下游的夷人，那么“即东命，征南夷”，对成周而言是在东方，因而不必把“即东”理解为今鄄城县境去执行王命。铭文接着陈述“在坏（伾）"地嘉奖军中将领兢，看来伯犀父率领的大军当在伾地附近停留，所以“成师”不应远在濮阳之东鄄城县境。另外，叔武所封之廊在商奄西北，武王灭商后不大可能把势单力薄的小国郕安插在两个势力雄厚的大国商奄和薄姑之间，因为“三监”和武庚叛乱期间，“成师”必在劫难逃，绝不允许它在那里中立。所以“成师”之“成”当以近于侄的成皋更近情理。
牧师和X师见于小臣谌簋铭文。牧师在原商郊牧野，X师无定说，唐兰疑“X”为“从X象声”的字，与“相”音近，可能为“河宜甲居相”之相，在今河南省内黄县境③。
朽师始见作册熏鼎铭，唐氏说“朽应读为柯师”④，即《左传》鲁公与齐侯盟会之地⑤，而鼎铭记“康侯在柯锡作册X贝”，当以近于卫的柯最为合理。这三处屯驻地呈犄角之势，控制殷商故地，而军事指挥权操在王室之手，确系极有战略眼光的部署，既保护王畿北疆的安宁，又可迅速东向和南向出击，支援东国诸侯击退夷人的侵扰，不失为周初巩固政权的有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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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梦家：《断代》（二），《考古学报》1955年第10册。
②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232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③参见唐兰：《史征》240页注。
④唐兰。《史征》，35页。
⑤《左传·庄公十三年》。鲁侯齐侯“盟于柯”之柯，在今阳谷县东北的柯城镇；襄公十九年鲁晋会于柯，在今内黄县东北，西周时为卫地。
炎师初见召尊和召卣铭文①，他器只称地名“炎”③。多数学者考证“炎”即春秋时的郯国之郯，在今山东省郯城县西南③。也有人提出这个“炎”是齐桓公所灭之郯④，文献多作谭，在今历城县龙山镇。其实谭夹在卫、齐两大国之间，卫地已有相师和柯师驻扎，无需再于谭地设重兵屯守。相反，在淮泗一带周人并无雄厚实力，要保障东国的安全，倒应在那里驻兵镇守。所以把炎师定在鲁东南的郯城地区当是可信的。
古师，多见于穆王时的铜器铭文中⑤。古有两种写法，其一口形上方作肥硕的竖笔，其二是竖笔右侧再加丰形。据研究，该地在许国范围内，位于成周东南，是防御淮夷西进的军事驻屯要地。由与“戍古师”有关铭文大体可推知其方位，如师雍父在古师曾“使X使于?”、“师雍父省道至于?”、“伯雍来自?”等⑥，这些来往于“古师”和献之间的记载，表明“古师”至献是一条重要军事防线。麸是国名，西周时与王室关系密切，曾有献国铜器在陕西出土⑦。这个胡国为娩姓，就是文献中的归姓胡国⑧，在今安徽阜阳一带。郾城县内的姬姓胡国与“古师”相距太近⑨，起不到监临东方淮夷的作用。惟有阜阳的归姓胡国在颍水下游，迫近淮夷诸国的中心区。穆王伐徐戎在淮河中下游地区，金文里反映出西周中晚期对淮夷的战争确实在这一地区进行（见第十二章），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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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马承源主编：《铭文选》90，100，94。
③唐兰：《史征》，275页；郭沫若《大系》考3。
④陈梦家：《断代》（二），《考古学报》1955年第10册。
⑤参见X甗，载《三代》5·12·2；X觯，载《三代》11·36·3；录或卣，载《三代》13 - 43-1。
⑥X甗、X鼎、录簋，分别载《三代》5 .12·2，4·13·3，2·35·2。
⑦?叔鼎、?叔缺姬簋，载《陕汇》上157、356。
⑧李学勤：《论淮汉间的春秋青铜器》，《新出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⑨参见《韩非子·说难》。
与穆王命录残私以成周师氏戍古师”，阻止淮夷“伐内国”①的军事行动一致，所以把铭文中的献国定在阜阳比较合理。这样古师在成周和胡国之间，能较快地了解淮夷的动向和作出必要的反应，并及时与八师总部取得联系，因而古师必在王朝控制的汝水某地较为适宜。X簋铭文说从“堂师”起兵，“X率有司师氏奔追御戎于械林”②。这里的堂师很可能在春秋时的“棠溪”附近，即今河南遂平县西北③。而械林在叶县之东（许国辖地）④，两地相距甚近，才有奔追御戎的可能，足见堂师正处在淮夷沿汝河北上的通路上，可能是古师向东延伸的师所。遂平、叶县一带古时是中原通往江汉的交通要冲，也是钳制淮河中下游的战略要地，古师当离此不远，在方城山以北，与颍河下游的胡国之间形成一条五百余里的防线，向西还兼顾鄂师，这就在成周南面和东南面筑起绵延数百里的军事屏障，达到阻止淮夷西进和荆楚北上的目的。
鄂师早在昭王时代已是著名的师次地点，可能在鄂国范围内（见第七章第三节），扼守王朝南土的交通要道，是经营南国的前沿阵地。从这里西进可与成周和宗周军事防线的结合部商师（陕南丹凤县）相联络（见本章第一节）。不难看出，西起商师，南至鄂师，东达古师，连成一条弧线，互相照应，这是由“成周八师”直接指挥的军事防御体系。
上述军事驻屯地和戍所的分布显示：（一）城周以北的殷人故地驻守点较多，尤以朝歌和商都（安阳）附近为密集，这些王室直接指挥的军队和那一带姬姓或异姓诸侯国的武装力量相配合，对殷民起着强大的震慑作用，可以防止武庚和“三监”一类叛乱事件再次发生。同时保卫北土免遭戎人侵袭，臣谏簋载“邢侯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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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录或卣，载《三代》 13·43·1。
③《陕汇》上421。
③《左传·定公五年》。
④裘锡圭：《X簋中的两个地名——棫林和胡》，《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 992年版。
戎”于軝就是典型的例证④。（二）成周以南的军事驻屯地以古师为中心，正当南下和北上的必经之地。这个屯驻地可以协调两个方向上的军事活动，东经胡国达炎师，西至鄂师和商师，沿淮河和汉水支流组建起千余里防线，可以担当起捍卫西土和东土的安全之重任。（三）成周南北两条防线的西端又与宗周的防线衔接（商师和戍冀），从而使“成周八师”和“西六师”两大集团军的布防结合成一个整体，构成王朝完整的军事部署体系，力图使王国的中心地区置于安全可靠的军事保障之中。
三、成周防御体系的调整
西周中叶以后，以古师为中心的南部防线大大加强，历次伐楚和征淮夷的战争都沿着这条防线展开和推进，其目的是为了摧毁荆楚和淮夷对王朝构成的新威胁，以图重整周初的成康伟业。
根据有铭文的青铜器断代可知，昭王前期经常居住成周②，朝廷最高的行政官署“卿事寮”也设在这里，“八师”的指挥部隶属于”卿事寮”③，故能及时打击在东方发生的叛周活动，昭王时代征伐战争的序幕从“伐东夷”开始。东夷近于鲁，又与徐淮诸夷为邻，曾一度酿成“东夷大反”的局面，昭王令“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自X师下“东滕”，又东至“海眉”，得胜而归，屯军牧师④。显然，这次东征是以成周北面的驻军为主力。平定东夷后，大将伯懋父屯军炎师⑤，昭王又率王室和诸侯军南征荆楚。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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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承源：《铭文选》82。
②参见作册令彝、X鼎、厚X方鼎、小臣X鼎，分别载《三代》6·56·2，3·47·3，4·16·2；《薛氏》1 0·4。
③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职官的断代研究》，载《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④参见小臣X簋，载《三代》9·11·1。
⑤参见作册令彝，载《三代》6·56·2。
组铜器”和启卣等铭文得知①，南征是由成周起兵，经偃师缑氏，出轘辕关，渡汝水南行，越方山，达鄂师，再经曾、邓等国进入江汉地区。前后两次南征，结果以“丧六师于汉”②而告终，落得一个“王道微缺”的史评⑧。从军事角度看失败的原因之一，大军所经之地没有留下足够的后援部队，难以应付战争中发生的不测事件。这一点从那些“伐楚荆”的铭文中未提到“古师”名称可以得到确认。有关“古师”的铭文都出现在穆王时代的标准器上，而且器物的铸作时间间隔短，数量多。这种骤然增多的现象，暗示出穆王时增设了“古师”屯驻点，派大将师雍父镇守④，把住南北交通要道方城山以北。以此为成周南线的联络中心，东通胡国，北与成周东南的轘辕关相连，形成沿汝河至淮河的守备线。并南连鄂师，西接商师，构成沿淮河中游至南阳和商州（今陕西丹凤）弧形防御线，从而把面向成周东南淮夷和南面荆楚的防线紧密结合起来。宣王时期再次加强南土的守备⑤，直到春秋初期这条防线的西段仍作重点防守⑥。穆王时期“古师”增设，有效地阻止了淮夷西进，录或卣铭文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王令或曰：?！淮夷敢伐内（或国），女（汝）其以成周师氏戌于古师”。记述穆王令录或率领成周武将及其所属部队去戍守古师，迎击敢于进犯“内国”的淮夷，明显地表现出古师在军事上的重要性。面对淮夷势力的兴起，南线守备力量进一步加强，出土于洛阳的兢卣铭文载：“唯伯X父以成师即东命，戍南夷。"这里的“南夷”是“南
淮夷”的简称。伯X父率成师前往某地“戍南夷”，无疑此举分担了古师承受的来自淮夷的压力，这是加强南线守备力量的举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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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组器有中方鼎三件：中圆鼎、中尊、中甗，载《薛氏》10·5，10·6， 10·7， 9·11， 11·6， 16·5。
②古本《竹书纪年·周纪》。
③《史记·周本纪》。
④参见X甗，载《三代》5·12·2。
⑤《诗经·大雅·崧高》。
⑥《诗经·王风·扬之水》。
就是以成周为大本营的军事防御体系的重点转向南线。
从现有金文看，由于穆王时期防御重点的南移，大军临淮逼楚，王朝的南土恢复了短期平静，楚国暂未北犯南土，只有淮夷时叛时服。相对安定局面的出现，也与穆王及其以后诸王在江淮间扶植亲周势力有关①，利用联姻方式把鄂侯从诸夷中分化出来，“鄂侯作王姑媵簋”③就是这种关系的见证，从而使鄂侯为周王朝服务。夷王时鄂侯曾率部参加对淮夷的征讨，得胜后受到周王赏赐④，说明周王对鄂侯扮演的角色很重视。与军事手段相配合，还施以外交手腕，派使臣至淮夷诸邦，在表示友好姿态的同时，晓之以利害，驹父盨有这样的记载：“堇（谨）夷俗，X（遂）不敢不（敬）畏王命，逆见我，厥取厥服。”④驹父出使夷邦，尊重夷人的习惯，起到安抚作用，使夷人愿意听从王命，实现了收取贡赋的目的。这种有别于“征伐以威四夷”的政策，是与西周后期国势衰微的实际相适应的，只是由于统治者过于贪婪，对淮夷的掠夺和压榨过甚，激起当地人民的反抗，鄂侯成为这股反抗势力的领袖，“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寒。”似有不可阻挡之势。周王调动了“西六师和殷八师”才把这次叛周活动镇压下去⑤。另一次正值“周王在成周，南淮夷迁及内”，深入到“阴阳洛”（灵宝、卢氏县境），周王急令敌从上洛（陕南商县一带）向东堵追，才在伊河获胜班师⑥。这次南淮夷叛军已逼进商师，对成周构成严重威胁。
在淮夷进攻面前，以古师为中心的南线驻军，挡不住淮夷凌厉的攻势，反映出成周南线防御力量大大削弱。王朝的统治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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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翔：《周夷王经营南淮夷及其与鄂之关系》，《江汉考古》1983年3期。
②鄂侯簋，载《三代》7·45·3。
③鄂侯驭方鼎，载《三代》4·32.1。
④驹父盨盖，载《陕汇》上448。
⑤禹鼎，载《薛氏》10·16。
⑥X簋，载《薛氏》14·17。
识到，必须巩固和加强成周总览东方的战略地位，重新整顿南线的防御体制，并给淮夷以必要的打击，方能重新树起王朝的权威。西周中晚期采取了一些经略东方的措施，最重要的是加强“成周八师”的建设。金文中有“王乎（呼）尹册令X曰：更乃祖考，作冢司徒于成周八师。”①这是选派青年参与治理“成周八师”。嗣后周王又派善夫克到成周整顿八师②。与此同时还调整“成周八师”的后勤供应和管理体制③，以适应“八师”对付南土蛮夷反叛和骚扰的军事需要。夷、厉、宣时期在征伐淮夷和荆楚的战争中能取得一些胜利④，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南疆的危机局面，是与上述措施分不开的。宣王再次封国守卫南疆，又进一步集中统一成周官员的军政大权⑤，因而成周的战略地位重又得到巩固和加强，为日后西周向东周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