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重视道路建设，建都、封侯、营国等都把筑路纳入规姑。据文献记载，自王都至畿内采邑或王都到诸侯国都，以及诸侯国都至边鄙，分别辟有不同规格的道路⑥。王都通向诸侯国都或战略要地的道路最宽广，当时称为“周道”或“周行”⑦。它们是王室与诸侯国联络的干道，又是战时快速奔驰战车部队的国防设施，故可将道路视作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利用烽火传递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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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X壶，载《三代》12.29Z。
②小克鼎，载《三代》4·29·2。
③参见盠方尊，载《陕汇》上561。
④金文见前引禹鼎、X簋、虢仲盨等，文献见《诗经·大雅·江汉》、《常武》和《小雅·采芑》等。
⑤兮甲盘，载《三代》17·20 .1。
⑥参见《周礼·考工记·匠人》。
⑦《诗经·桧风·匪风》和《诗经·周南·卷耳》。
情，也是军事上的重要设施。
一、以王都为中心的交通网络
王都、诸侯国都和畿内采邑（都）道路的规格，在《考工·匠人》里有严格规定：“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这里的经、纬分别指南北向和东西向的道路，环涂为环城道路，野涂是城廓外的路。轨为车辙，即车的两轮间距离。这样王城的道路便分为三级，城内的经、纬路宽九轨，合周尺七十二尺（约当今1 5米）；环城路宽七轨，合周尺五十六尺（约12米）；郊外路宽五轨，合周尺四十尺（约8.5米）①。诸侯国和畿内采邑的道路规格依次降为七轨和五轨。实际上真正起到王城与诸侯国和采邑联络作用的道路是野涂，它应是以王城为中心道路网络的主干遘一畿内道路建设又与井田制的划分相衔接，而田间道路依据地块的大小和用途分为五个等级（即“五涂”）：一曰“径”，人行小路；二曰“畛”，田间陌道，可通大车；三曰“涂”，宽一轨的乘车路；四曰“道”，二轨宽的乘车路；五曰“路”，可容三轨的乘车路②。井田间的道路在小范围内是“五涂”相通，便于生产，在大的地域内经“路”与畿内“野涂”相连“达于畿”，可以沟通外部世界。这就使纵横交错、不同等级的道路都与主干道“野涂”相连，形成邦畿千里内以王城为中心的道路网络。值得注意的是井田制的道路规划与沟洫制配套而行，“五涂”相对应的“五沟”是遂、沟、洫、浍、川。这些宽、深不等的沟洫除发挥水利灌溉设施的作用外，还能在战时起到防御作用。因而国家明确规定保护这些道路，
一旦出现兵祸，就要派人守卫封闭“五涂”③，防止主干道受到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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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周礼正义·考工记·匠人》郑注和疏。
②参见《周礼正义·地官·遂人》郑注和疏。
③参见《周礼正义·夏官·司险》及疏。
扰，保障国家的战车部队畅通无阻。显然，井田制“五涂”、“五沟”的设置也具有军事意义。
王畿内有东、西二都，宗周（镐京）在西，成周居东，两地相隔千里，又必须经过崤函险道互相往来，因此确实需要有较为平坦、坚固的“周道”连接起来，才能快捷地协调王朝政令。金文中经常见到“王才（在）成周”的记载①，或周王派使臣到成周会见诸侯②，也不乏“西六师”与“成周八师”在东方配合作战的铭文③，成周还是东方诸侯、南淮夷贡物输往镐京的中转站④。这些都反映出东、西二都间的“周道”上的交通流量比灭商前大为增加，间接说明二都间的道路条件比以前大为改观，否则无法承担如此繁重的交通流量，更不可能驾驭东方广大地区内分散的诸侯和淮夷诸邦。东、西二都不仅通过整修道路结为一体，而且又分别形成以镐京和成周为中心的交通网络。
渭河中游的镐京坐落在王畿西半部的中心，这里延伸出多条通向西方和北方诸侯国的交通干道，虢、奠井、散、豳、矢、X、密须、秦、梁等诸侯国与王室的密切往来充分说明这一点，同时还开辟翻越秦岭通往江汉、西陲和汉中的山道（见本章第一节）。《诗经》中“四牡騑騑，周道倭迟”的描述，形象地反映了官吏在周京大道上驾着四匹马的车奔向远方的情景⑤。又如“踧踧周道，鞫为茂草。”描述镐京大道平坦宽阔，路旁长满茂草⑥。简单的诗句展现出那时镐京通往各地的大道平坦、繁忙。若把这样的交通状况同“穆王以下都西郑”⑦的史实联系起来看，更能显示当时修筑道路是加强国防的举措。据考证这个“西郑”就是金文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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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X鼎、虢仲盈，分别载《三代》3·47·3，10·37·2。
②参见小臣传卣，载《三代》8·52·1。
③参见禹鼎，载《陕汇》上169。
④(史记·周本纪》。
⑤《诗经·小雅·四牡》及毛传。
⑥《诗经·小雅·小弁》及传。
⑦《汉书·地理志上·京兆郑县》注引《竹书纪年》。
“淢（械）奠”，在今陕西凤翔县北部①。穆王至厉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见到周王经常在奠地处理政务、赏赐臣僚②，还在此地设官管理王室的苑林、虞泽、牧人等③，表明奠是西周中期王室重要的活动地点。周王远离镐京数百里居于郑地，绝不仅仅是为享乐游玩，而是另有他图，因郑在陇山之东，又东连周原，东北方又有“西六师”屯驻大军“豳师”，显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周王都西郑起到加强国防建设的作用。后来宣王封弟友于此，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幽王时由于时局发生变化，桓公放弃西郑，等于使王畿西部门户洞开，犬戎才有可能长驱直入抵镐京。因此作为别都的西郑，当然与镐京之间连接的大道是畅通无阻的，邻近地区的泾河两岸及其至黄河岸边都有战车行驶的主干道，铜器铭文中的“王令克通淲东，至于京师”④，“王命同左吴大父，司场、林、吴（虞）、牧，自滤东至于河，厥逆致于玄水”⑤，铭文所记载的一条是沿泾河走向的干道，另一条是渭北高原上东西走向的大道，还有逆玄水北上的车道。这些道路都可以通向镐京，证实用京向外辐射的干道伸向四面八方，其作用自然是行使统治权力的工具和加强战备的设施。
王畿东半部的道路以成周为中心，从这里伸向北国、东国和南国的“周道”。在《诗经》里有形象生动的描述，如《小雅·大东》里有这样的诗句：“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睠言顾之。”形容“周道”平坦如磨石，笔直像箭矢，是专供君子行驶的路，小民只能看着伤心。这种干道在军事上发挥着巨大的功能，如鲁国军队“顺彼长道，屈此群丑。”⑥是说借助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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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卢连成：《周都棫郑考》，《古文字论集》（《考古与文物》丛刊）第2辑1 983年。
②参见免卣、三年X壶，分别载《三代》1 3·43·2；《陕汇》上605。
③参见免簋，载《三代》 9·12·2。
④参见克钟，载《三代》1·24·1。
⑤见同簋，载《三代》9·18·1。
⑥《诗经·鲁颂·泮水》。
到鲁国的“周道”，鲁侯指挥奔驰的战车部队驱赶、制服淮夷。由金文得知这条道起自成周，出虎牢、“成虢”（东虢）迳东①，抵达东国。史密簋铭文载周王令师俗、史密率军围剿进犯东国的“南夷卢、虎”等②，正是经成周直达东国组织诸侯联军，而后在“长必”围歼南夷的。这条干道的分支应是出虎牢后东南行，经桧、许等国抵达淮河中下游，《桧风·匪风》中的“顾瞻周道”就是指此路，宣王“濯征徐国”③的大军恐也以走这条干道为合理。西周中后期这条分支“周道”成为征南淮夷的交通干线。成周至南国的道路更为重要，它是联系和支援南国诸侯抵御荆楚北上的主要干线，昭王、夷王、厉王、宣王南征多从分支干道南下，或走轘辕道（见本章第二节）。召伯虎簋在洛阳出土④，进一步证实当年“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⑤是从成周出发南下的。这条道路上还有许多“成周八师”的屯戍地，自然要有供执行巡察任务的支路通往淮河中下游地区，金文中来往于古师和胡国之间的师雍父巡视的就是这样一条路⑥。自成周北上的道路也有数条，其中最著名的有两条，一条是成周西北的入晋之路，此路由成周西行达崤函
东段的陕县附近渡河至山西平陆（占称下阳），晋献公“假道於虞以伐虢”（即下阳）⑦，后又从平陆渡河围虢上阳（即陕县）⑧，走的正是这条路。第二条干道就是武王伐商之路，盟津渡河抵卫都朝歌，继续北上达邢、燕等北方侯国。燕、卫等地出土成周铸造的兵器和记录燕国使臣频繁来往于成周或宗周青铜器铭文⑨，告诉我们这条道路是王室与北方诸侯联系的主干道。这条路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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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班簋，载《西清古鉴》13·12。
②参见张懋镕等：《安康出土的史密簋及其意义》，《文物》1989年7期。
③《诗经·大雅·常武》。
④《洛阳东郊C5M906号西周墓》，《考古》1995年9期。
⑤《诗经·大雅·崧高》。
⑥参见录簋，载《三代》8- 35 -2。
⑦⑧参见《左传·僖公二年》和《左传·僖公五年》。
⑨参见《浚县辛村》和《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
“成周八师”的重要屯驻地牧师和相师，必有供战车部队往来巡视的其他道路与东国的齐师等联络，方能起到屯戍部队镇守的作用。与镐京相比，成周通往四方的道路更为发达，与主干道交错的还有许多支线直达战略要地，这就为西周时期战车部队机动、灵活、快速扑向叛乱地点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烽燧传遽系统
西周时期已使用烽燧传递军情警报，这在没有远距离通信手段的古代，称得上是快捷的报警系统。这套系统由通向不同方向的烽火台组成，从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得知，当时边境至王都达诸侯国都的山顶或高岗处，通常是相隔一定距离设一烽火台，平时置柴草和取火用具，遇敌情，守候人员白天放烟（称燧），夜间举火（称烽），台与台之闻可以迅速望见，一路传递下去，以便屯戍部队和诸侯采取迎敌和救援行动。这种报警方式沿用近两千年，可见它在保卫国防方面发挥的作用影响十分深远。
金文里经常出现周王接到准确的东夷、南淮夷、荆楚进攻东国、南国的警报，显然这种军情不是烽燧所能传递的，还应有另一种报警系统，郡就是古代的驿站。商代已建立起这种交通体系，甲骨文中称作“X”①（即驲）。西周时继承了这种制度并在更大范围内加以实施，更名“传遽”②，春秋时称为“驲传”③，大体与后世的驿站相仿。商代的“驲传”是在大道上间隔一定距离设立“羁”④，西周时在“周道”安排传舍，备有乘车和饮食，供来往使者换乘和食宿。这套供行驶在“周道”上传达王命的使者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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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X》，中华书局1 979年版。
②《周礼·秋官·行夫》。
③《左传·文公十六年》及杜注。
④参见齐文心：《释羁——对商朝驿站的探讨》，《中原文物》1990年3期。
“传遽”，当然也可以让传递军情警报的使者使用，这样方能把警报快速准确地送达王都。所以，西周时有两种传递军情警报的系统，烽燧是较近距离内传递军情的手段，而“传遽”则是远距离准确递送警报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