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王朝的武装力量主要由王室直辖军队和诸侯国的军队构成，另外还有公卿大夫的“族军”。这些作战部队是保卫政权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柱石。禁卫军和治安部队分别担任守卫王宫、保卫周王和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
一、六师和八师
“六师”和“八师”是王室直属的两大集团军，一个以丰镐为基地守卫西土，一个以成周为大本营，镇抚东国和南国。这两大集团军的强弱，关系着王朝的兴衰，因此周王始终把它视作巩固政权和实施统治的工具，不断进行整顿和加强。
“六师”是周人灭商前组建的一支劲旅，文王时就以这支军队东征西讨，他伐崇时的盛况是“周王于迈，六师及之。”①周王在前急行，“六师”紧紧跟随。武王伐商时“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②这是说武王未等“六师”赶到，就以精锐先头部队联合诸侯之师在牧野战胜商纣大军。康王即位时下令“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③“张皇六师”就是“张大其六军”④。这句话表明康王即位后进一步加强“六师”的建设，保障文王创下的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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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诗经·大雅·棫朴》。
②《吕氏春秋·古乐》。
③④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顾命》。
不被毁坏。诗人歌颂宣王伐徐前曾积极主动地进行“整我六师，以修我戎”①的战备训练，为战胜徐方做好准备。从这些记载看出，文王创建的“六师”既是武王继续创业的强大后盾，又是巩固王朝西土和打击东土叛乱势力的无敌大军。金文中亦有“六师”，如鼓X簋铭文云：“唯巢来X，王令东宫追X（以）六X（师）之年。”②周王命令东宫（太子）率六师追击前来犯境的巢国军队。正与文献中的“六师”含义相同，二者必是指同一军事组织。金文中的“六师”又称“西六师”③，这是因为它始建于周人兴起的西方和守卫西土为主要任务。
灭商后周王朝又在殷人故地组建“八师”，见于西周甲骨和金文，成康时期甲骨将“六师、八师”④并提，“师”字写法与金文一致。金文中的“八师”⑤又称“殷八师”或“成周八师”⑥。周初建立“八师”的目的在于监视殷人，故称“殷八师”，而“八师”又以成周为基地，所以又呼作“成周八师”。这两种名称的“八师”，有人认为是两支军队⑦。其实不然，因为在执行作战任务时从未见两种“八师”出现在同一铭文中，即使在东方战事吃紧，抽调“西六师”与“八师”协同作战时⑧，也不见有“殷八师”和“成周八师”会合抗击敌人的记录。这充分反映出它们不是两支军队，而是同一支军队的两种不同名称。何况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组织形式都不可能允许在东方同时存在两支“八师”军队，还是以西周“共有十四师，分为两个体系”，即“西六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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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诗经·大雅·常武》。
②郭沫若：《大系》录85。
③⑧禹鼎，载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④陕西周原考古队等：《岐山风雏村两次发现周初甲骨文》，《考古与文物》 1982年3期。
⑤小克鼎，载《三代》4·30-12。
⑥见禹鼎及曶壶，载《三代》 12·29·2。
⑦王人聪：《西周金文中的殷八师与成周八师》，《考古与文物》1993年3期。
“成周八师”为妥①。至于“八师”的构成人员，一种意见认为：“‘八师”则系周人克殷后，将殷人投降的军队改编而成”②。另一种意见主张：“成周建成后”周朝把殷遗民迁到那里，居于成周东郊。八师自然不是殷人后裔，而是由周人组成的。”③这两种意见各有各的道理，但都过于绝对化。实际上“八师”内既有殷人又有周人，只是他们各自所处的地位有所不同。我们在周公东征一节内曾征引孔安国发掘的历史资料说：“四国民之贤者有十夫，不从叛逆，其来为我翼佐我周，於是用抚安武事，谋立其功。”在东征中周公使用了以十夫为首的武装量，平叛誓三监”和武庚之乱后，这部分武装力量很自然地成为周人掌握的军队组成部分，很可能是构成“八师”的武装力量之一。这样的认识可从金文中得到印证，如昭王时伐东夷的大将谦公曾赏赐厚越④，显然厚越是因在战争中有功而得赏。这个厚X 家族使用的“朿”字族徽在殷墟甲骨文中经常见到⑤，出自殷墟的商代铜器上也有这个族名，表明厚X当是殷人后裔。又如随“成周八师”大将师雍父戍“古师”的X，家族徽号为“戉”⑥。以“戉”为族名和地名的文字资料见于殷墟甲骨文之中⑦，以“菔戉”为族徽的殷商贵族也与“戉”族有密切关系⑧。厚越在军中服役，X 是“八师”成员，而他们的祖先都是殷人，由此可知“成周八师”是有殷人参加的。
周初，因周、召二公“分陕而治”，自然他们二人也就是“成周八师”和“西六师”的最高军事首长。周公去世后，其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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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于省吾：《略论西周金文中的“六X”和“八X”及其屯田制》，《考古》1964年3期。
③李学勤：《论西周金文中的“六师”、“八师”》，《华夏考古》1987年2期。
④参见X鼎、厚X方鼎，分别载《三代》4 .18 .1，4.16·2。
⑤参见《合集》5617～5621。
⑥《薛氏》11·7。
⑦《合集》6369～6375。
⑧箙戉父癸甗，载《三代》5-4-3。
臣分正东郊成周”①，即主持成周的军政大事，昭王时“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②，执掌东方事物，其后“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③，说明周初先后由周公、君臣、明保、伯懋父作“成周八师”的统师。西周中期“西六师”曾由太子统帅（见前引鼓X簋），夷厉时代武公担任过西土的军事长官④。看来两大集团军一直由王朝的执政者们直接或间接掌管，服从周王的调遣指挥。十四师的兵力达五、六万人之众，这在三千年前后的黄河中游地区是无比强大的军事力量，调动、指挥得当，完全能够担当起镇抚殷民和保卫疆土的重任。
二、诸侯国军队
王朝武装力量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诸侯国军队。原在王畿西部的诸侯国都有自己保境安民的军队，灭商后分封到东土、北土、南土的诸侯国是以武装殖民的方式进入新领地的，自然应有足够的兵力保卫新生前侯国政叔，代表周王镇守一方。但有鉴于殷商时诸侯国叛服无常的教训，周王在分封诸侯时对其等级和军队数量有严格限制，春秋时鲁国叔孙穆子追述西周时天子、诸侯的军制说：“天子作师，公帅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师，卿帅之，以承天子。诸侯有卿无军，帅教卫以赞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无卿，帅赋以从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无奸慝。”⑤据韦昭诠释：元侯为大国之君，三卿命于天子；诸侯为次国之君，二卿命于天子。又说诸侯无军是无三军，小国无卿是无命卿。三个等级的诸侯，大国和次国分别有三师和二师军队，由命卿统帅，小国仅一师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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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伪古文《尚书·君臣》。
②矢令簋，载《三代》 9 . 26·2～27·1。
③小臣X簋，载《三代》9·1 1.1。
④多友鼎铭文中的武公是主管军事的长官。见《陕汇》上172。
⑤《国语·鲁语下》。
这种诸侯等级、命卿和组建军队相结合的制度，诸侯国只能在与其地位相应的范围内组建限额军队。周初确实实行过叔孙穆子所说的军制，如《尚书·费誓》载：“鲁人三郊三遂。”依照学者对《周礼》乡遂制度的研究，“三郊”即“三乡”，居乡国人有当兵义务的规定，周初伯禽又任王朝卿士，鲁国当然有资格实行“三郊三遂”体制，可以作三师。春秋晚期晋侯遵循古礼“舍新军”，使晋国合于“半天子之军”的制度，即“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可也。”①这里的“六军”是指宗周地区的“西六师”而言，不包括周人灭商后组建的“成周八师”。大国三军可能是周初分封诸侯，急于巩固政权情况下的产物，而后随着王权的加强和各地诸侯国政权的稳固，以及礼制的进步完善，大国不再组建“三师”，方伯也只能有“二师”。这一变化在鲁国历史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伯禽就封于鲁时周公在朝执政，成王特许伯禽在鲁“大启尔宇”（开拓疆土）②，鲁国才得以有“三师”，其后只有“二师”。何休在解释这一历史变化时说：“《礼》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疏》云：“二师者，即昭五年春王正月舍中军。舍中军者何？复古也。是矣。”《谷梁传》范宁《注》说“舍中军”是“贵复正。故《疏》的结论是：“方伯二师为正，则凡平诸侯一师明矣。”③也就是说，据西周礼制要求，除去因特殊原因组建的“成周八师”之外，“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的军队限额是西周的通制。这样的制度在春秋前期还深深地左右着诸侯、卿大夫们的行为，如奉齐侯命率师平伐京师之戎有功，“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杜预《注》说：“国子、高子，天子所命的齐守臣，皆上卿也。”④而管仲为齐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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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襄公十四年》。
②《诗经·鲁颂·閟宫》。
③分别见《公羊传·隐公五年》何休注；《谷梁传·昭公五年》范宁注。
④《左传·僖公十二年》及杜预注。
命之卿，当为下卿，自然不敢接受周王款待的上卿礼仪。说明“夹辅周室”的齐伯原有两名命卿，是代天子守齐国，只能组建“二师”军队。这种命卿制度与军制相统一的原则，正与《礼记?王制》之说相合，即“大国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国二卿，皆命於其君。”显然，大国犹如周初的鲁国，次国为方伯，小国为一般诸侯。据郑玄、孔安国等注解，分别应当有命卿三名、二名、一名①，因而命卿所率军队为“三师”、“二师”和“一师”。但自周公及其子伯禽殁世后，朝中已无那样的安邦定国重臣，故其封国大者莫过于方伯，所以“次国”就是诸侯中的大国了，有“二师”军队已是法定中的最高限额②。小国一师的传统，直到春秋前期周王仍坚持这一原则，如“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③，就是将庄伯的晋国视为小国。即使成为霸主以后的晋国，已是“作五军”④的大国，仍只有一个命卿，晋侯请周王“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大傅。”⑤便是突出的一例。这些例证说明，小国一师的观念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上述论证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西周时期的诸侯国军队以方伯二师、诸侯一师为通制，所谓“大国三师”仅是周初特殊情况下的产物。这种组建诸侯国限额军队的制度，保证了分封的诸侯有足够的守土、藩屏王室的武装力量，但又不可能对王室构成威胁，因为王室始终掌握着王朝最庞大的军事集团，是任何诸侯国所不能匹敌的，这使王朝政权在较长时期是相当稳固的。此种局面的维系，不能不说与西周时期军事制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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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希旦：《礼记集解·王制》注。
②《周礼·夏官·叙官》所述的军制与西周时期通制不完全相合，很可能反映的是西周晚期的状况。
③《左传·庄公十六年》及杜预注。
④《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及杜预注。
⑤《左传·宣公十六年》及杜预注。
三、禁卫军
西周时王室有一支训练有素的禁卫军，文献称“虎贲”或“虎臣”，金文仅名为“虎臣”。武王伐纣的大军中有“虎贲三千人”。《集解》引孔安国语：“虎贲，勇士称也。若虎贲兽，言其猛也。”①“虎臣”勇猛到何种程度，诗歌里有形象的描述：“矫矫虎臣，在泮献馘。”②“进厥虎臣，阚如X虎。”③前者说矫健猛如虎的战将，得胜后在泮宫献上敌左耳；后者言震怒的虎臣率军作开路先锋，咆哮着杀奔徐方军阵。这形象地说明虎臣是军队中最勇武善战的成员，武王正是在这样的“虎贲”簇拥下“以大卒驰帝纣师”④，一举击溃纣军的，故后人传说灭商战争是“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⑤，充分体现出“虎贲”在战争中的突出作用。周王的“虎臣”建制在金文里有左右和正侧之分⑥，反映出至少有两种以上“虎臣”部队编制⑦。这种部队的主要职责是：一是捍卫王身⑧，二是参加征战⑨，一般都是在师氏的统领下执行任务⑩。“虎臣”这种捍卫周王和征战的作用，在文献里也记载得相当清楚，《周礼·夏官·虎贲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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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史记·周本纪》及《集解》。
③《诗经·鲁颂·泮水》。
⑧《诗经·大雅·常武》。
⑤《吕氏春秋·古乐》。
⑥分别参见师克蕴，《陕汇》上449，无直鼎，《三代》4·34·2。
⑦黄盛璋：《关于询簋的制作年代与虎臣的身份问题》，主张虎臣有左右和正侧之分，见《考古》1961年6期；张亚初等：提出“正侧虎臣也可能是指三部分或四部分”，见《西周金文官制研究》。
⑥师X簋，《薛氏》14-4。
⑨X方鼎，《陕汇》上163。
⑩只有无直鼎（《三代》4·34·2）和毛公鼎（《三代》4·46～49）的器主不是师氏而主管虎臣。
掌先后王而趋以卒伍，军，旅会同亦如之。舍则守王闲。王在国，则守王宫。国有大故，则守王门，大丧亦如之。及葬，从遣幸而哭。适四方使，则从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征事，则奉书以使于四方。
这段文字载明“虎贲”的职责是：王出行时虎贲居王前后护卫；王留宿时，他们守卫行宫；国王在王宫时、或国中有大的变故，虎贲严守王宫；倘遇道路不通、或有征召师役之事，他们持征令简书出使四方。这是讲“虎贲氏”（官）和他所率领的“虎贲”（士）的职责。
对于这种在王左右的“虎贲”身份，学者意见不一，有人认为金文中“虎臣是由诸夷族构成的”（按：指被征服的夷人），归入奴隶行列①；也有人通观文献和金文里的“虎贲”和“虎臣”，认为其“身份都不是奴隶，也不是由诸夷族构成。第一，虎臣（官或士）的条件之一必须对王室非常忠诚，能尽忠效死；第二，虎臣常在王的左右，为王所亲近，这就决定他们具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这两点都X奴隶或夷族的身份情况是不相容的。"②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仍需进一步申述方可定论，但就“虎贲”在文献中排在“千夫长、百夫长”之后，甲士之前③；“虎臣”列于师氏之后、“百尹御事”之前④；金文里置于邑人或师氏之后，而与公族、参有司、小子、师氏等并列⑤，或与齐师、?、釐（莱）等国名并排⑥，显然“虎臣”一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表示“官”或“士”，都与奴隶身份不相合。还有人将文献中的“虎贲”与春秋时晋楚军中的公族、王族进行比较，认为禁卫军是由贵族子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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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祥：《说虎臣与庸》，载《考古》1960年5期。
②黄盛璋；《关于询簋的制作年代与虎臣的身份问题》，《考古》1961年6期。
③《史记·周本纪》。
④《尚书·顾命》。
⑤参见毛公鼎，载《三代》4·46～47。
⑥参见师X簋，载《三代》9-28·1。
成①。虽说此种意见不一定与西周时的“虎贲”或“虎臣”身份全合，但值得重视。
周王的禁卫军除“虎贲”外，还有“旅贲”，其职责是：“掌执戈盾，夹王车而趋。”②即手持戈盾在王车左右护卫。虎贲之长为下大夫，旅贲之长为中士，两者的级别不同，后者为诸侯禁卫军首领。《国语·鲁语下》说：“天子有虎贲，习武训也；诸侯有旅贲，御灾害也。”也就是虎贲是经过系统、严格的军事训练，旅贲能持戈盾做护卫，也是素质极佳的战士。这两种部队的数量虽然没有国人组成的军队多，但从武王“以虎贲三千人”东伐纣来看，比《周礼·夏官》规定的数额要多，而且是职业军人，其战斗力正如诗歌所描述的那样，是相当强的。所以对于禁卫军，周王（包括诸侯）是极为重视的，金文中屡屡出现册命禁卫军长官师氏的铭文就充分说明这一点。尤其是新王即位往往都首先把禁卫军掌握住，使王权有可靠的保障，如师酉簋铭文：“唯王元年正月，王才（在）吴”，册命师酉“司乃祖啻官邑人、虎臣”等，赐以服饰马器等③。这是西周中期一位新王即位抓禁卫军的典型事例，显然这位初次被册命的师酉，顶替了前王禁卫军的长官，成为新王掌握禁卫的心腹。由此看出禁卫军在加强王权方面是何等重要，系周王须臾不可掉以轻心的军事力量。
有些学者还发现，西周晚期的师询簋和盟盈铭文的字里行间隐含着主管禁卫军的师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有时可以左右周王的废立，或在国中“暴虐纵狱”，为某种目的阻塞道路，横行霸道④。这种情况的出现，表明以捍卫周王和征伐为己任的虎贲已超越其职责，从单纯的精锐的武装集团，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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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喜辰：《周代兵制初论)，《中国史研究》1985年4期。
②《周礼·夏官·旅贲氏》。
③师酉簋，载《三代》9·21·2～23·1。
④张亚初等；《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司马类官·虎臣》。
四、族军
商周时期的强宗大族一般都组建有自己的军队，甲骨文和金文中常见这种军队以“族”的名义出现，如西周时有：“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①，是以族军单独执行征伐任务；史密“率族人、莱伯、僰、X周伐长必”②，是以族军联合莱国、僰国的军队围剿入侵的南淮夷；“以乃族攼敔王身”③，是以族军保卫周王；“王令吴伯曰：以乃师左比毛父’。王令吕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遣令（班）曰：‘以乃族从父征，出城卫父身。’三年静东国。”④则是配合师旅出征。这些事例说明族军不仅数量可观，能够单独承担征伐重任，而且战斗力很强，在军中充当精锐的警卫部队。同时也表明这种军队在参加国人组成的师旅时有相对的独立性，有自己的军事编制体制。族军的规模应与其族的大小有关，如禹鼎铭文记载：禹奉命率武“公戎车百乘，斯驭二百，徒千”⑤，参加平息以鄂侯为首的南淮夷叛乱活动；多友鼎亦载多友“率（武）公车”追杀入侵的猃狁，并历数在战争中“以公车折首二百又五，执讯廿又三，俘戎车百一十又七乘。”⑥这次多友俘获的人车众多，出动的战车不会少于禹所率的武公戎车。两件记功鼎铭强调伐鄂侯、击猃狁获得的胜利，是由于使用武公的战车部队。这种相对独立的武装力量，是属于重要朝臣个人支配的军事集团，虽然没有标识出族的字样，但它的隶属关系及其使用状况，与“明公遣三族伐东国”是一致的。这样的军队绝不会是因武公在朝的显赫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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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公簋，载《三代》6·49·2。
②史密簋，《文物》1989年7期。
③毛公鼎，载《三代》4·46～49。
④班簋，《文物》 1972年9期。
⑤禹鼎，载《陕汇》上1 69。
⑥多友鼎，载《陕汇》上172。
所增设，而应与武公的强宗大族社会地位密切相关，故他所掌握的武装力量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族军的性质。
王室的族军称作“王行”，盠方尊的主人受王命“司六师、王行、叁有司。”①《周礼·夏官·叙官》注：“行，谓军行列。"可知尊铭中的“王行”是由原本是王族军的名称转化而来的职名，管理王族子弟组成的周王近卫军。诸侯子弟组成的族军称为“公族”，昭王时代的中觯铭文记有：“王大省公族，于庚振旅。”②出征前“公族”振旅是接受周王的检阅，可见最高统治者对诸侯族军的重视。从上述论证足以看出，西周时期从国王到诸侯、卿大夫都有自己的族军，是一支具有相对独立性、直接保卫统治者家族安全的精锐部队，战时单独或编入国人组成的军队参加征伐。
族军的重要性，直到春秋时期仍为各国君主和卿大夫所重视，如晋国的族军以“公族”为骨干③，楚国的中军以“王族”为核心④。卿大夫的族军同样是训练有素的，在交战中往往发挥特殊的战斗作用，如鄢陵之战中“栾、范以其族”夹侍晋侯参加战斗，鼓舞晋军士气。宗法分封制盛行的西周时期，周王、诸侯和卿大夫更把利用血缘关系组建的这种部队视作巩固统治和扩大实力的基础，着力加以培养和训练⑤，用来强化家族血缘纽带结成的统治网，管理国家和自己的封地。所以，贵族子弟组成的保护家室和族长利益的武装集团，必然使族军成为国家军队的核心力量。只是宗法分封制瓦解时，族军才随之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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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盖方尊，载《陕汇》上561。
②中觯（原名召公尊）载《薛氏》1 1·6。
③《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④《左传·成公十六年》。
⑤王贵民：《商周制度考信·商周学校教育》（中国台湾）明文书局198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