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战争的胜负；除去政治原因之外，主要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军事技术的优劣。周王朝是三代社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时期，不仅有比较发达的农牧业生产，而且还有当时先进的青铜制造业和漆木器加工业，以及与生产状况相适应的军赋供应制度。这些都为军队建设和战争活动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
一、兵器种类
西周时期的兵器种类同商代晚期的种类大体一样，某些兵器在形制上有改进，更有利于杀伤敌人，个别兵器是周人发明创造的，增加了武器中的新品种。诸多兵器可归为四类：远射的弓矢、格斗长兵器、卫体短兵器、护体甲胄和盾牌。
（一）远射兵器 这类兵器中的弓矢是人类最早掌握的远距离杀伤武器之一，商代末期发明了复合弓，西周时继承了这一技术，并有了改进，这可由金文中弓作“X”或“X”得到证明，前者与甲骨文的弓字一样，是象形字，弯曲的中部凹下处明显是“弣”，便于把持；后者是弦松弛的形状，西周金文多为此形，可能象征弓张弛比较自由，弦易于解下，随之弓反弹回曲，这样的弓可较长时间保持弹力。《诗经》以“骍骍角弓，翩其反矣”①，描述弦松弛弓必反的状态，并以此比喻因不正常的婚姻导致兄弟关系疏远，反映出复合弓解弦反弹的性能已成常识。这应是复合弓制作已经比较规范，且广泛使用后，才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形成弓解弦反弹的观念。
箭杆上的镞基本沿袭商代凸脊扁平双翼的式样，又有所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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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诗经·小雅·角弓》。
两翼夹角增大，双翼后锋收成尖锐的倒刺，或作平铲状，以扩大创面，增强杀伤力。这样的镞在王畿内外和诸侯国地区都有发现，如甘肃灵台泾伯墓地、宝鸡强国墓地、西安沣西和洛阳北窑王朝官员墓地、河南浚县卫国墓地、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等都大量出土过这类铜镞，其中灵台两座墓就随葬227件之多①，足见这时铜镞的质量和数量都比商代大大提高。
西周时期的弓矢制作更加讲究，周王经常用来作为奖赏物品赏赐诸侯和朝臣，如金文中有赐盂“[弓]一、矢百”；赐应侯“X（彤弓）一、彩（彤矢）百”；赐宜侯矢“钐（彤）弓一，髟（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赐伯晨“影（彤弓）、彩（彤矢），旅弓、旅矢”②的记载。例证中的“彤”和“旅”，分别表示红色和黑色③，即红色的弓和矢（箭杆），黑色的弓和矢，说明当时的弓和箭都是髹漆的，这一点已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灵台白草坡粗细均匀的箭杆（径0.7～0.8厘米）髹黑漆。不仅如此，对铜镞重量的要求也相当严格，白草坡每十枚镞平均重9.5～10.5克，与粗细均匀的箭杆搭配适当，射出的箭在飞行中就能平衡前进，提高射程和命、中率。“决拾既佽，弓矢既调。”④前半句讲扳指和护臂已戴好，后半句说弓的强弱和箭的轻重也搭配合适⑤，表明各种用途的弓和箭确实是配套生产的，二者保持一定的规格要求。尽管弓和镞的制作水平相当高了，生产量也很可观，但毕竟因为战争消耗数量巨大，有时不免还要以骨质、角质和蚌质的镞作补充。
（二）格斗兵器 两军相争，谁能在战场的格斗中占上风，固然与将帅指挥得法和车徒勇猛杀敌分不开，而格斗武器的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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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2期。
②分别见小盂鼎、应侯钟、宜侯矢簋、伯晨鼎，载《三代》4·44，《陕汇》上17，《集成》4320，《三代》4-36·1。
③《诗三家义集疏·小雅·彤弓》疏；《尚书今古文注疏》。
④⑤《诗三家义集疏·小雅·车攻》。
程度也是致胜的重要因素。青铜戈、矛仍然是周代主要的格斗兵器。西周早期沿用商代晚期直援、直内戈之外，开始对戈的形制加以改进，戈援下部与阑之间延伸出弯胡并开出向内的刃，增强勾割性能。援与阑相交处铸出长方形的穿，一至四个不等，有的内部也铸有一穿，从而使戈和柄（名曰柲）的捆绑更为牢固。白草坡周墓内残存髹黑漆的柲，径为椭圆形(2.5×2.2厘米)，上端纵切一缝，夹住戈的内部，且超出戈援以上3厘米，这样的柲与有穿的戈用皮条捆绑自然是既方便又牢固。
矛是仅次于戈的格斗兵器，其形制较商代的矛宽度缩小，中脊作圆凸或棱形，使矛体更具有穿透力；骰（銎）一般较长，有的竞已达通长的1/2，銎的下端两侧有半环耳，銎口边有孔可固柲，最大柲径2.5厘米左右。
戟和殳是西周时出现的两种很有发展前途的兵器。戟是集戈、矛于一身的兵器，依装柲方式的不同分为两种，以銎装柲的戟，矛形戟刺作主体，侧旁铸出戈援，器形较厚重，当为实用器；捆绑式装榜戟，戈援宽而有脊，长胡多穿，长方内，扁体戟刺。前援后内与纵伸的上刺下胡交叉呈“十”字形，故又把这类戟称作“十”字形戟。上述两种戟往往在周墓中与戈、矛等同出，都应是为车战而铸造的兵器。不过捆绑式戟中有特异形的，上刺向后反卷成勾状，甚至内也弯曲成勾形，不便实战中使用，可能是仪仗器①。上述诸戟均是考古发掘中所见，确为西周时期遗物，文献中也印证车战时使用戟，如稍晚的秦人诗歌里有“王于兴师，脩我矛戟”②，就是这种史实的见证。
殳作为格斗兵器见于金文和文献，如超曹得恭王赏“易弓矢、虎卢、胄、干、殳”③。这些兵器中只有“殳”是打击武器；《曹风·候人》有“彼候人兮，何戈与祋。”诗中的“祋”，注家以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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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中国古代的戟》，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②《诗经·秦风·无衣》。
③十五年越曹鼎，载《三代》4·25·1。
“殳”通①，故“祓”即是金文中的殳，是车战中的五兵之一②。近年陕西宝鸡和扶风发现一种球形多齿的锤，球中央圆銎贯通可穿柲，是“单一的打击兵器”，球体表面铸出凸齿、角形或乳凸，都是为增强杀伤力③。这种兵器的出现，再看战国初期杀伤力极强的多刺殳就不突然了。
格斗兵器中还有两种比较重要的武器，即刀和钺。从考古发掘来看，这两种兵器大多出自大中型墓葬，如著名的康侯刀是第一代卫康侯封刀，昌平白浮墓内的刀是武将所用。关中地区发现的西周刀大多也是贵族或武将的兵器，如扶风庄白伯或墓的两把刀很典型。比刀更具有权威性的兵器钺发现更多，一般都与其他兵器同出，器形以扁平、宽刃、长方内者居多，以穿固柲；也有以銎装柲的钺，宝鸡弛伯墓出土两件钺，其中一件以銎穿柲，銎顶铸成人头形，象征这种兵器的威严。金文和文献都把钺看作是权力的象征，虢季子白盘铭文中有“锡用戉，用征蛮方”《白虎通·考黜》载：“诛有罪赐斧钺。”《周本纪》武王“以黄钺斩纣头”，“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等等，都表示“钺”既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又是执法砍杀的武器。
（三）卫体短兵器 剑和匕首（似刀）是搏斗时使用的短兵器。近年在西周贵族墓中常有发现④。当时剑的形体还不完备，一般器身较短（约20～30厘米），双刃收成剑锋，中间起脊或无脊，多数无剑格和剑首，剑茎很短，只能作近身卫体之用。这种短兵器都出自奴隶主贵族和武将之墓，有的墓多达四柄剑，可见是武将钟爱之物。匕首是仿效北方草原民族的同类兵器，一面刃，有的柄首都铸成响铃，也是武将防身的短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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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诗三家义集疏·曹风·候人》。
②《周礼·考工记·庐人》及疏。
③沈融：《中国古代的殳》；《文物》1990年2期。
④《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 1976年4期。
（四）护体兵器 甲、胄和盾。甲仍以皮甲为主。考古发掘已见到西周的铜甲，山东胶县西庵出土的战车上有一件青铜铸造的铠甲，前胸由三片组成，组合成兽面形，宽37厘米、长28厘米；后背是两个直径11厘米的甲泡。将胸甲左右两侧的甲片与兽鼻部分折成135°角，形成的总弧度正好合于躯干的弧度，大小完全适合人体的宽度。山东滕县前掌大和昌平白浮出土西周铜胄，白浮还见有钉在靴子上保护腿的小铜甲泡，把这几件西周的护体装备结合在一起，可以获得一套大致完整的青铜甲胄，它们能防护身体的各个部位。由于战车上的乘员都是直立在车箱中战斗，不必过多地走动，所以甲身都比较长。同时，各个乘员的职责不同，他们所披的护甲也有所不同。戎右需要护臂格斗，所以只在肩部加有披膊；御者的职责是驾车，因此常在两臂上把披膊向下延伸，一直护到腕部，并且还接缀有舌形护手，在颈部加有高高的“盆领”。
盾牌，车战用的都是形体较大的，有木板做成的，也有木骨皮面的。宝鸡出土的盾牌呈梯形，一般上宽45～50厘米，下宽60～70厘米，高110～140厘米左右。盾面髹漆并装有圆形大铜泡①。琉璃河53号墓的盾牌由七个青铜附件组成狰狞的兽面，既是一种装饰，又可达到威严吓人的效果。胄和盾是周王赏赐武将兵器中的常见之物，如小盂鼎铭文有：“弓一、矢百、画虢（皋）一、贝胄一、金干（盾）一、戈□”；十五年越曹鼎铭文有：“锡弓矢、虎卢（橹）、九（X）、胄、干、殳。”②文中的“画虢”是画有虎纹的弓衣”“贝胄”是以贝作装饰件的头盔，“金干”即以青铜为饰件的盾牌，“虎卢”即画有虎的大盾，“九”指X矛③。师施簋铭文中的盾装饰更华丽，“侪女十五昜登盾，生皇画内”，这里的“登盾”有学者解释作“大型盾”，“生皇画”是“画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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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宝鸡X国墓地》，76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②分别载《三代》4·44·1，4 . 25·1。
③参见《诗经·秦风·小戎》及毛传。
泼生动的凤凰于盾的内部”之意①。此种盾与《诗经》中描画龙的盾正相对应③。实物和金文对照，胄和盾是周代很受重视的作战器具，是车战必备的防护武器，而且制作考究，成为周王赏赐武将的重要武器之一。
二、战车和阵法
战车在文献中的名称很多，名为“革路”、“戎路”、“戎车”，或单名“车”③。有特殊用途的战车又有专名，冲锋陷阵的大型战车名“元戎”④，攻城兼破阵的重型战车谓之“临”和“冲”⑤。各种车都是在充分利用轮的旋转速度及其所带来的力量的前提下，再于车身的有关部分辅之以相应构件，就出现了各具特色和性能有别的车。
就车的形制而言，西周基本上沿袭商代形制，仍然是独辕（辀）、方箱（舆）、两轮、车前驾二马或四马（两匹骖马，两匹服马）。但车子的结构比晚商先进一些：一是车辕的曲度加大，辕端抬高，减少了服马的压力，促成前进力的增加；二是车箱加宽，一般在1.3～1.6米，甲士完全可以在车上自由挥动兵器，有利于甲士在战车行进时灵活刺杀。战车的牢固性能也有提高，关键部位多用金属部件，不仅用铜辖把车軎固定在毂外侧轴上，而且内侧以铜轴饰保护毂，减轻了车辆运行时的左右摆动。辕轭等部位也都以青铜铸件加固或装饰。这样的车就是金文里的“金车”，文献中的“戎车”或“攻车”。从目前发现的商周战车得知，西周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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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于省吾：《释盾》，《古文字研究》、第3辑，1980年。
②参见《诗经·秦风·小戎》及毛传。
③《周礼正义·地官·巾车》及疏；《左传·庄公九年》；《周礼正义·春官·戎右》；《诗经·大雅·江汉》。
④《诗经·小雅·六月》及毛传。
⑤《诗经·大雅·皇矣》。
代的车相较，轮径加大，。辐数增多，箱加宽，进深也长①。这无疑会提高车的行进速度和承载量，并为乘员在车箱内挥动兵器拓宽了空间。
战车同乘员的关系如何，胶县西庵出土的战车和车上的兵器提供了实证。有的学者对出土资料研究分析后指出：“这辆战车上，放有两组青铜武器，靠右侧的一组只有一柄戈；靠左侧的一组有戈、钩戟各一件，箭矢十枚和铠甲。这两组武器的出土位置，正说明了车上乘员的位置：当时一乘战车上有三名乘员，主将的位置在左面，那制作精美的钩戟等一组武器和防护装备，正是为他准备的。右面的武器，是为“右”（或称“戎右”）准备的，他是进行战斗的武士。在主将和戎右的中间，是“御”，他的任务是御马驾车，因为当时的马车都是单辕，在两侧驾二马或四马，所以驾车的人只有站在对车辕的正中位置上，才能保持车子的平衡和很好地控制骖马和服马。这样的位置，正和古代文献所记录的相同。”②这个分析基本可信，前人据文献考证戎车制度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戎车之制，甲士三人，左曰车左，右曰车右，中执绥为御。而车左主射，车右持矛，各有所职。”进而论证出：“若主将戎车，则将帅居中而鼓，御者居左，持矛居右。"因而“主将之车，左既为戎御，中为主将居鼓下”，故战场“周旋迥护者全赖车右，故必以长而多力者充之。"③这样就可以将西庵战车上左侧一组兵器归为车左，右侧的属车右。
西周战车的轴和辕长均在3米左右，骖马和服马的马颈又在辕之前，而车箱居车的后部，因此交战时若车正面相逢，双方武士必相距5米开外，杀伤对方的格斗兵器不可能有这么长。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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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参见杨泓：《中国古代兵器论丛·战车与车战》，81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③顾颉刚、杨向奎：《中国古代车战考略》，《东方杂志》卷34第1期，1937年。
云：“凡兵无过三其身，过三其身，弗能用也而无已，又以害人。”①这一经验总结告诉我们，格斗兵器过长，使用不便，又会伤害自己。所以格斗兵器只能稍长于两倍于人体的高度，也就是3米开外。这样长的格斗兵器在曾侯乙墓中有发现，如殳长3.27～3.40米②。这就决定了交战时伤及对方的刺杀是在“车错毂兮短兵接”③的时刻发生的。这是车战的特点之一。另一特点就是平列阵式。因为战车是一辆9平方米的庞然大物，轮大箱小且偏后，车体笨重，又是单辕驾御，难于控制辕两侧的骖马和服马，即使经过专门训练的御者，也难使这样的战车运转灵活，再加上当时弓箭的射程有限，格斗前双方接近时战车若是作纵深配置，那将很难发挥弓箭的威力，所以战车一般都应是横向排列，双方战车上的武士才能施展各自的战斗技能。西周晚期军制改革，可能在战阵的排列方面有所改变，如春秋初期郑与周交战使用“鱼丽之陈（阵）"④，战车的排列是“承偏之隙而弥缝缺漏也”⑤。即后排战车正当前排两战车的缝隙处。不过，这种战车的布阵方式在先秦文献中仅此一例，大多数情况下仍以横列式为通例。
三、王室兵器制作中心
周族兴盛起来以后，很重视武器装备生产，随着“西六师”和“殷八师”的先后组建，对各种军事装备的需求量急剧增加，迫切需要建立起武器的生产基地。而周在与戎族和商王国的斗争中，吸收了他们各自的武器优点，制造一批具有周代特色的武器装备（长胡戈、戟、殳、剑等），在众多赏赐铭文中都见有兵器、衣物、旗帜和车马器等，可知王室掌管着各种手工业生产作坊，而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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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礼·考工记·庐人》。
②《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③《楚辞·九歌·国殇》。
④⑤《左传·桓公五年》及杜注。
负责贮备的机构。所以王室的兵器大多产自以丰镐（包括周原）和成周为中心的青铜制造业作坊。丰镐遗址虽然在汉代已遭到毁灭性破坏，但在残存的遗址内仍见到有专门制作车马器的遗迹和遗物①，值得庆幸的是在宗周受赐铸器的铭文甚多，特别是周原探查出规模相当大的铸铜遗址（扶风县齐家北）。自汉代以来在周原约1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出土西周铜器千件之多②，足见这里有一处与王室有密切关系的铸铜手工业生产基地。成周的铸铜作坊在周初建立起来以后，一直是王室在东方最大的青铜器铸造基地，仅就武器而言，这里不但要提供“成周八师”和东方驻屯地的兵器，而且还为许多诸侯国供应急需的作战武器，铸有“新邑”（按成周未正式命名前的名称）和“成周”字样的戈不断在燕、卫等国和周原地区发现就是明证③。诸侯国的铸铜手工业发展起来以后，兵器生产自然是其重要任务之一。如燕国地区具有地方特色的短剑、斧，以及作为某种器具附件并标有“燕侯舞昜”铜泡④，卫国生产的“康侯”刀、铸有“卫师”字样的铜泡等⑤，都是诸侯国自己的产品。王畿西部的矢国、X国、泾国等，近年都发现其本国生产的兵器⑥。齐、鲁等大国更应有自己军事装备的生产体系，从《尚书·费誓》“善X乃甲胄，X乃干，无敢不吊。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的号召来看，周初鲁国应已拥有相当可观的兵器生产能力，否则不可能立即武装起三师之众征淮夷。灭商后战车的数量也迅速增加，武王伐商时亲率周军战车三百辆，而宣王时方叔南征就出动“其车三千”⑦，如果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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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版。
②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参见《浚县辛村》；《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1期；《陕汇》上675。
④《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1期。
⑤《浚县辛村》。
⑥《宝鸡弛国墓地》；《陕汇》上676、682。
⑦《诗经·小雅·采芑》。
上后勤供应车辆，像《小雅·黍苗》中随军而行的“我任我辇，我车我牛”，其数量不在战车之下，况且还要有后备战车及时补充损坏的战车。这些车辆中的大部分应是由王室手工业直接制造的，在生产手段完全手工操作的情况下，能够武装和维持十几个师的军事装备，说明王室掌握的各种手工业作坊都应是有相当规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