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业作坊生产出来的军需产品，如何管理和发放，筹措军需产品的财政费用，国家对战马的繁衍和训练等，都应是军事后勤工作的组成部分。
一、军需管理
春秋初年郑庄公发兵攻打许国，是在祖庙内颁发兵器和战车①，表明郑国的军事装备是由国家管理和发放的。但从有关文献间接得知，这种制度不是郑庄公的创造发明，而是脱胎于周王朝逐步健全起来的武器装备管理体制。分封诸侯和赏赐功臣的册命文书中反映出存在着这种管理办法，尤其是册命金文叙述的赏赐物多以车马（或车马饰物）、服饰、兵器、旌旗为多，如录白或簋和毛公鼎以车马及车马饰物为主②，师X鼎、休盘、X盘以服饰、马饰、兵器为主③，师X簋、宜侯X簋则以兵器为主④。这些例证表明王室当有贮藏各类物资的府库，金文里有这样的证据，吕服余盘铭文记周王的册命文辞有：“王曰：服余，令女（汝）更乃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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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左传·隐公十一年》。
②分别参见《三代》9·27·2，4。46～49。
③分别参见《陕汇》上167，《三代》17·18·1～2。
④分别参见《陕汇》上391，《集成》4320。
考事，疋（胥）备中（仲）X（司）六自（师）服。”①命辞中的“更”有继承、继续之义，“胥”作辅助解②，“六师”即“西六师”。这段册命文辞是说周王让服余继承其祖或父的官职，继续协助备仲管理“西六师”的军服。服余盘是西周中期（恭懿时代）的器物③，那么服余的“祖考”“司六师服”大体应在穆王和恭王时期。因此可以说，至迟在穆王时“西六师”已设有管理军服的机构，当然“成周八师”也不应例外，这与穆王时大量册命铭文的出现是一致的。有了这样的认识，再来看《周礼》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述，可见它是有历史依据的。《周礼·地官》中的“巾车”、“车仆”等管理周王和国家各种车辆的机构，“司掌”负责保管和“赞司马颁旗物”，《周礼·夏官》中的“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是掌管和颁发有关兵器的部门，“司兵”叙述其职责是：“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与其等，以待军事。及授兵，从司马之法以颁之。”及其受兵输，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孙诒让在《周礼正义》疏中引“《书·费誓》云：‘善X乃甲胄，X乃干，无鼓不琨！。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
即鲁公伐徐戎，命有司治甲兵以颁授之事也。”又引惠士奇语云：“古者兵器藏於国，有事而后授兵，既事复还兵，所谓良兵藏於王府及内府者，必非民间所造。造戈者缮人、稾人，掌之者司甲、司兵，戈盾弓矢，各有司存。”孙氏案曰：“凡六师，六军出於六乡，盖巾车授车，马质授马，而此官与司甲授以兵甲，其还则亦受之。”诸说与吕服余盘铭文所载“司六师服”的管理军服方式一致。又，《诗经》中有劝戒时王要“修尔车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蛮方”④的诗句，虽然是警告时王作好战备工作，但从中也折射出王室掌握着制造、贮藏和战时颁发兵器的大权。辅佐王室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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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陕汇》上638。
③李学勤：《论西周的六师、八师》，《华夏考古》 1987年2期。
③王慎行：《吕服余盘铭考释及其相关问题》，《文物》1986年4期。
④《诗经·大雅·抑》。
和王畿内的大族也都有自己的车马、兵器，如前引禹鼎铭文“禹率（武）公戎车百乘”，“伐鄂侯驭方”就是一例。
总之，金文同文献相印证，表明国家设有掌管各类战争物资的府库和官员，平时负责收藏、战时协助司马授车马、戈盾、弓矢等，凯旋班师后再收缴入库。这种由国家统一管理重要军事装备的制度通行各诸侯国，所以春秋时期诸侯国仍延续这样的管理办法。
一 马 政
马，是战车的动力，精锐的战车部队必须有强壮的马匹。此外马还有其他用途，因此周王朝对马政非常重视，这在金文和文献中都有具体的记载。渭北高原地区是王朝重要的牧场，同簋和免簋记有同、免分别负责“自漉东至于河”和奠地的苑、林、虞、牧工作④。“牧”就是放养牲畜的牧场，牧马是其中之一，周孝王令非子“主马汧渭之间，马大蕃息。”②就是在奠地养马，其实周初这里已是重要的放牧场地，陇县发现标有“牧正”字样的尊，也有的铭文称“牧师”③，可能相当“掌牧六畜而阜蕃其物”的牧人，或“掌王之马政”的“校人”和“掌牧地”的牧师④。南宫柳鼎铭文还载有六师管理的牧场和田地，“王乎作册尹，册令柳X（司）六自（师）牧阳大?；X（司）羲夷阳佃事。”⑤水北为阳，所以“六师牧阳大?”之地当在渭北。这就与同簋和免簋所载的王室直辖苑、林、虞、牧之地几乎连在一起，横贯渭北高原，反映出畜牧业对王室经济和马政的重要性。为了使牲畜繁衍兴旺，周王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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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分别见《三代》9·17·2；《集成》 4240。
②《史记·秦本纪》。
③分别见《陕汇》上541；《三代》8·26·2。
④参见《周礼正义·地官·牧人》、《夏官·校人》和《牧师》等。
⑤《陕汇》上162。
往还要亲临王家牧地主持“执驹”典礼，盏驹尊和达盈都铸有这方面的铭文，前者说“王初执驹于X（岸）”和“王执驹豆”①，后者记“王才（在）周，执驹于滆X。”②行“执驹”礼所在地“庶”、“豆”和“滆X”均处于渭北高原，“X”与“豆”临近，在“汧水和渭水相会的地方，即今宝鸡、凤翔、眉县交界地”③，而“滆X”在周（扶风岐山界内）。“执驹”礼既见于先秦文献记载，又得到青铜器铭文证实，足见此礼深得古人信奉。学者对“执驹”礼的考证有三种意见：一是主张“执驹便是训练小马驾车”④；二是把“仲春通淫”（交配）、“执驹”（小马与母马分离）、“攻特”（骟马）视作一个繁育养马的过程⑤；三是认为“执驹”的目的有二：“离之去母”和“执而升之君”，从而使“王的马群每年有一批新驹正式编入了‘王闲’，就是登记上了王的财产的簿籍，也就是每年要举行‘执驹’。唯其这样，执驹才能成为古代一种重要典礼。”⑥三种意见以后者为长，它回答了王之所以亲自参加“执驹”典礼，是因为“接受马官升新驹于王闲”⑦，增加周王用于军事，一交通租赏赐的马匹数量，所以王要亲临“执驹”典礼。
《周礼》中贯彻执行王朝养马政令的是夏官“校人”，总负责养马的事务，下属“趣马”佐助校人教养良马，“巫马”掌养有疾病的马和治疗马疾，“庾人”管理王室十二闲养马之事，“圉师”指导“圉人”放养马匹，“牧师”掌管牧地的事务，此官也见于金文记载⑧。上述官员畜养、放牧和训练的马匹都属于“天子十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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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陕汇》上559甲。
②张长寿：《论井叔铜器》，《文物》1970年7期。
③卢连成：《X地与昭王十九年南征》，《考古与文物》 1984年6期。
④李学勤：《郡县李家村铜器考》，《文参》1957年7期。
⑤郭沫若：《盠器铭考释)，《考古学报》 1957年2期；杨向奎：《释“执驹”》，《历史研究》1957年10期。
⑥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仲夏纪》注，学林出版社1 984年版。
⑦沈文倬：《执驹补释》，《考古》 1961年6期。
⑧弔X父簋，载《三代》8·26 .2。
闲”的良马，规模虽然不小，但除供王室需求外，只“颁授贰车及乡大夫、士庶子所乘从车，使车者也。”①换言之，军事上所需要的战马还有其他来源，《夏官》内设有“马质”之官，“主公家买马之事”，“一曰戎马，二曰田马，三曰驽马。”疏云这些都是“给百官府之役载及六军之戎马”，进而推出“乡遂出军之马，亦
国家所给”，即由“官买以给乡遂之家，使於牧田共养之。”这种官买民牧的养马制度一直延续到战国末年，秦简《厩苑律》有“将牧公马牛”②。这里“公”，指官府。以上是西周时马政的大体状况。
战马固然重要，出军打仗更需要转运物资的重车，金文中称作“大车”③。这种车就是《诗经·小雅·黍苗》里“我任我辇，我车我牛”的牛车，为出征大军装载辎重。故将牛车配备齐全也是当时军事后勤工作的组成部分，《周礼·地官·牛人》载“牛人”的执掌是“掌养国之公牛以待国之政令”。“军事，共其槁牛”；“凡会同、军旅、行役，共其兵车之牛，与其牵徬，以载公任器。”牛分供军旅劳赐和兵车之用，据孙诒让考证，任载之牛均出于公家，由此官授予乡遂之家放养，“临用又掌其简比之事”④，即按数征用。依兵车一乘，随行重车一乘计之，六军战车三千乘，牛车也绝不少于此数，所以官买民养的牛大体与战马数量相当。
周代“马政”的职司表明，王室和国家繁育和放养的马匹，以及官买民养的战马，经过“习其驰逐”的训练之后，大多数用于装备车兵，每当征伐之时，“校人”为乡大夫和士庶子的战车配备战马四匹，其他军车则由“马质”购买的战马中颁授。官买的牛由遂地出人驾大车载辎重随军出征。这就是平战时期军事后勤马牛的供应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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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礼·夏官·校人》疏及孙氏案语。
②《睡虎地秦墓竹简·厩苑律》，文物出版社1978年。
③多友鼎，载《陕汇》上172。
④《周礼·地官·牛人》疏。
三、 军 赋
宣王时期的毛公鼎铭文始见“赋”字，其文云：“X小大楚赋”①。学者考证“赋字从贝为义指财物，以‘武，为声，固然有布、敷之音，其实武字亦具义，与军事攸关，即以军赋为本义。”②“楚赋”之“楚”前人多认为与“胥”相通，并论证“胥当读为《周礼·小司徒·追胥》之胥，胥赋谓军赋。”③文字学和文献学相印证，“赋”字在西周时期确实与军赋密切相关。
距上古不远的两汉时代，人们在《汉书·刑法志》里追述军赋的起源时说：
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犹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
《汉书·食货志》把周代税、赋分得更清楚：
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
这两段论述反映出两汉时期人们相信西周“有赋有税”，两种税制虽然用途不同，但征收办法却都与田制相结合，说明那时的军赋不是单纯的“口钱”。由此看来《汉书》作者对税和赋的看法同毛公鼎的“X孔小大楚赋”不谋而合。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对赋的解释，更有助于正确认识西周的军赋。春秋晚期鲁国在实行“初税亩”和“作丘甲”之后，季孙又要“欲以田赋”。孔子批评这种加重农民负担的作法，主张实行“先王之制”，即在“六遂”行用周公的籍田法，而在“六乡”推行“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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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代》4·46～49。
②王贵民：《试论贡、赋、税的早期历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1期。③孙诒让：《籀稿述林》。
制度①，显然后者是军赋。后来的孟子也有类似的主张，他在回答滕国大臣问井田时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②孟子所说的“助”和孔子申论的“周公之籍”，都是相当于“六遂”居民在井田上的无偿劳动，仅是名称不同，而赋自然也应相当于“六乡”居民负担的军赋。换言之，孔子和孟子都认为西周时“六乡”居民有承担军赋的义务。 。
自春秋至汉代的古人都说西周时期实行过与田制相结合的军赋制度，而且得到金文的印证，从“赋”字的构形也证明这项制度的确立是同军事需要相联系的。有了这样的认识，再审视《周礼》提到的“赋”，就可区分出哪些记载是与军赋有关。如《小司徒》的职务是向乡大夫颁布校点户口、牲畜和财物的法则，并乡大夫贯彻执行，而后将他们统计的人口数量按“六乡”居民的构成编在“五人为伍”的诸级军事建制内，进而再制定“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的实麓方案叠经学家认为“贡赋”是根据居民和土地缴纳的两种不同的税，“贡”是指“嫔妇百工之物”，“赋”则是统管国中和四郊（即六乡）人口、财物和力役的“闾师”，“以时征其赋”之赋③。既然《小司徒》里的赋与“以起军旅”有关联，那它理应与军赋有关系。这可从《大司马》的职掌中有“凡令赋，以地与民制之”得到印证。“大司马”是主管军事的最高官员，它的职责之一是协同征税的官员在“六乡”内向按人口分配的土地征赋，显而易见这类赋是供军旅之用，即军赋。相反，记载“六遂”居民所出“贡赋”不与军旅之事相关，如《遂人》载“六遂”居民的义务是“以颁职作事，以令贡赋，以令师田，以起征役”，但不与军旅之事相关联，而是以“师田”和“征役”为国家效力，其中包括随军出征服劳役，著称为“六军之副”，也仅是后勤供应者。“六遂”居民名曰“氓”，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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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语·鲁语下》；《左传·哀公十二年》。
②《孟子·滕文公下》。
③《周礼·地官·小司徒》和《闾师》疏及孙氏案。
着重令其从事农业生产，即“以土宜教氓稼穑，以兴锄利氓，以时器劝氓，以疆予任氓，以土均平政。"显然，“氓”是在官吏的管理和监督下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是被剥削者，故他们所出的“贡赋”是否含有军赋尚待研究。
军赋主要用于制作装备部队的军事物资，兵器、车辇和牧养的马、牛等是其中的大宗。从考古发现的兵器和车马器的铸造场所集中在大遗址内，这些器械的制作技术要求严格来看，一般聚落遗址和小墓葬不出这类器物，反映出战备物资由国家和大贵族控制。前文所论养马业，除王室有牧马场外，乡遂的马牛均为公买民养，定期清点登记。这些都说明乡遂出军和服劳役不出车马、兵器是有根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