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王至夷王的百余年间，史家称之为西周中期。这段时间是周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穆王遵其父“世法文、武之远迹，以成其名”的遗志②，重振威名，国势呈现繁荣昌盛的景象，其子恭王尚能守业③，到懿王时“王室遂衰”④。这期间恭、夷二王曾滥用王权，无端“灭密须”⑤，“烹齐哀公”⑥，导致诸侯与天子离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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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令簋，载《铭文选》94。
②《郭沫若全集·管子集校·小匡》，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参见墙盘铭文，载《陕汇》上639。
④⑤《史记·周本纪》。
⑥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周纪》。
德，王朝内部矛盾加剧，周边民族同周室的关系兵戎相见多于友好往来。重建的“西六师”和驻守东土的“成周八师”，也在大的政治气候下逐渐涣散，丧失战斗力，因而王室这个时期的对外战争也从主动出击变为被动迎战。战争的主要对手，西有猃狁，东为淮夷。对这两股劲敌的任何一方的关系处理不当，或打击不力，都会影响到王朝的命运。
一、穆王时期的战争
在国家危难之时即位的穆王，并未因其父南征“丧六师于江汉”而失去重振国威的雄心，而是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军事实力，积极主动地向敌人进攻，在戎、夷中间树立起王朝强大的形象。
（一）整军习武、调整防御重点 穆王以后的青铜器铭文中多见“六师”的名称，这与文献记载征伐仍以“六师”为主是一致的①，表明昭王南征丧师后，即位的穆王和他的宰辅们重新组建了“西六师”；作为保卫王朝的主力军。提高军队协调作战能力的关键，是培养有军事指挥才能的军官，这些人的基本功之一是掌握好射箭本领。为达到这一目的，穆王不仅经常借举行飨礼和射礼的机会，与师戍将领或朝中大臣进行射箭比赛，而且还督促贵族子弟、一般朝臣、小臣和夷仆学习射箭，奖励教授射箭取得好成绩的教官②。这种倡导习武的风尚，必然会对部队的军事训练产生积极的影响，军官的指挥才能也会在军事训练和实践中得到提高。针对已经变化了的内外军事形势，调整军事部署是穆王时期重大的军事决策，将以成周为中心的防御重点由黄河两岸移到淮河中上游。在南国封吕抵御荆楚的同时，又在陕南设立军事驻屯地“商师”，自淮河中游至“商师”构成数百里的弧形防御线，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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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诗经·小雅·瞻彼洛矣》。
②参见遹簋、长囟盉、静簋，分别载《三代》8·52·2，《陕汇》上647，《三代》6·55·2。西两大集团军的防御体系衔接起来，大大增强了应付突发事件的反击能力（见第八章第二节）。在巩固西部边疆防御体系上，穆王采取的措施颇有战略眼光，他在王畿之外把从戎族中分化出来的“眉”氏首领笼络过来，作为“周客”善待之①，恭王前期继续贯彻执行这一政策，保持与“眉”氏王国的友好往来，互赠礼品②。在王畿之内扶植归附的异姓王，渭水北、汧水流域的姜姓矢国与王室关系密切，经常有使者往返联络③，促使它成为畿内西部强国之一。矢国北面的井国也在这个时期强盛起来（见第八章第一节），其家族成员又有在王室为官者，身居“司马”要职④，是辅佐周王的显赫人物，他当然会凭借朝臣和家族的势力拱卫王畿的安全。与此同时，穆王还加强对“西六师”驻屯地的监督，向控制泾河中游地带的“豳师”派冢司马，率其寮属管理地方行政事务⑤。穆王为使西部边疆更加巩固，还在井氏地域之北建立别都西郑⑥，就是金文中常见的“王才（在）奠”之“奠”②。穆王坐镇这里，自然可以把诸侯、异姓王和“六师”的关系协调好，能从全局和整体上部署防御力量，最大限度地堵住戎族偷袭的路径，使西土又争得数十年的安宁，为穆王“周行天下”⑧创造了条件。
（二）伐犬戎和西征犬戎（或称畎夷⑨）是商周之际活跃在西北地区的游牧族，曾长期与从事农业生产的周族为敌，自从被周文王战败，犬戎开始分化，一部分暂时与周族脱离接触，迁到甘青地区；另一部分尊周为宗主，留居泾洛中上游地带。武王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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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眉X王鼎，载《三代》4·10 .1。
②参见九年卫鼎和乖伯簋，分别载《陕汇》上171，《大系》录137。
③参见同卣，载《三代》1 3·39·1。
④师虎簋和走簋，分别载《三代》9·29·2，《大系》录61。
⑤S鼎，载《三代》4·33·2。
⑥古本《竹书纪年·周纪》。
⑦免尊，载《三代》 11·36·2。
⑧《左传·昭公十二年》。
⑨《史记·匈奴列传》。
商后出于宗周的安全，又将这部分戎人迁至泾、洛之北，成为“以时入贡”的“酋邦”①。“申戎”在其中②，史称“西申”③，它曾通过婚姻形式与秦人结好，共同使“西戎皆服”，起到为周王室“保西垂”的作用④。戎族支系繁多，经过数十年的恢复、发展和沟通，又可以聚拢起来形成一股较强的力量，不甘心在周王宗主的控制下“纳贡”⑤。这当然是周王所不能容忍的，因此穆王重建“六师”和调整军事部署之后，把重振国威的契机选择在打击犬戎上。穆王决定征犬戎时，祭公谋父陈述种种不应征犬戎的理由，主张继续推行文王制定的“耀德不观兵”政策，即以政治影响让犬戎安于“荒服”（按时携礼品觐见周王）地位。穆王拒绝祭公的意见，决定以“不享”（四时贡祭祀物品为“享”）的罪名征伐犬戎⑥。这次战争的结果是：“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迁戎于太原。”⑦有人根据先秦文献中有用动物名称命名氏族的习惯，认为“‘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就是迫迁或虏掠了犬戎族的白狼和白鹿两个胞族（共八个氏族）东来，与‘获其五王，同指一事，而五王可能就是诸胞族、氏族酋长。”⑧这个结论是有道理的，这样从“获其五王”到“王遂迁戎于太原”才合乎逻辑。若将“得四白鹿、四白狼”仅仅理解为动物，则与“迁戎于太原”风马牛不相及。如此看来，这次征犬戎的战果不算太小，但从政治后果而言，“自是荒服者不至”⑨，实际上把可以做“朋友”的犬戎，变成了自己的敌人，这不能不说是穆王处理民族关系的失策，导致后来犬戎不断侵扰周的疆土，最终与“南申”联合灭亡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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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匈奴列传》。
②⑤⑦《后汉书·西羌传》。
③《逸周书·王会篇》。
④《史记·秦本纪》。
⑧《国语·周语上》。
⑧刘敦愿：《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解》，《人文杂志》1986年4期。
⑨《史记·周本纪》。
据古本《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记载，战胜犬戎之后，穆王率六师继续西征。虽然书中描述的故事有些夸张，但古人认为“必有车辙马迹焉”①。在西征的过程中提到百余个地点，十几个部族，其中主要的地点有：西隃（雁门）、阳纡之山（大青山）、积石（河套）、昆仑山（祁连山），到达西王母之邦，在瑶池与西王母相会②。这个传说看似荒唐，实则反映出“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的雄心壮志以及周王朝国势的强盛。从中原到达大西北，沿途接触到诸多部族酋邦，看到当地的民俗、生活状况、物产、社会生产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等，无疑会增进与西北诸民族的交往和理解。陕西周原出土具有塞种人特点的蚌雕人头像③，正是周王朝与西北诸民族文化交流的物证。总之，有关穆王西征的史传或传说，是在古人现实生活基础上写出来的，为后代经由雁门、河套达大西北的交通路线的开辟开了先河。
（三）伐徐戎和征淮夷 正当穆王西征“乐而忘归”之时，淮河中下游的徐国之君“徐偃王作乱”④，声势浩大，率九夷伐周“西至河上”⑤。赵人祖先“造父为缪（穆）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⑥可见当时的形势非常紧迫。先秦两汉文献有关穆王伐徐偃王的记述繁简不一，而且随意性较强，只有金文的记载最为可靠，著名的班簋铭文经专家考证确认是穆王伐徐的真实记录。簋铭中的“X”字学者尽管隶定不同（X或X），解释有差异，但都从不同角度考证出征伐对象是徐戎，而且都定该器为穆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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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昭公十二年》。
②参见顾颉刚：《穆天子传及其著作时代》，《文史哲》 1951年7期，靳生禾：《“穆天子传”若干地理问题考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85
年4期。
③尹盛平：《西周蚌雕人头像种族探讨》，《文物》1986年1期。
④⑥《史记·秦本纪》。
⑤《后汉书·东夷传》。
代①，因而可把班簋铭文看作是穆王伐徐的原始文献。据铭文记载
这次伐徐戎的主帅是毛公（毛伯班之父），穆王是在宗周下达的命
令，其文曰：
王命毛公以邦冢君、徒驭、X人伐东国X戎，咸。王命吴伯曰：“以乃师左比毛父。”王命吕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遣命曰：“以乃族从父征’，延（挺）城卫父身。”三年静东国，亡不成尤，天畏丕畀屯陟②。
从这段铭文记载的穆王下达征伐命令得知，主帅毛公率领邦国君长、车兵、徒兵、杂役人员作为伐东国X戎的主力（中军），吴伯带领他国内的部队（师）组成左军协助中军作战，吕伯率领本国部队编为右军配合主力作战，而毛伯班带领族军作为军中警卫部队随父出征。经过三年征战，东国之乱平定了，在此期间班没有
战败的过失。这次战争出动的武装力量既有王室的军队，又有诸侯国军，还从远在江南的吴和南国的吕调来部队一起出征③，证实文献所说徐戎率九夷伐周“西至河上”有据。经过三年才平定战乱，战争规模不亚于周公“三年践奄”④，说明以徐戎为首的夷族势力大部分卷入了叛周活动，与班簋同时期的孟簋铭文反映了这一史实，铭文载“朕文考X毛公遣仲征无需。”⑤这个“遣仲”就是班簋铭中的，遣”⑥，孟父和毛公所征的“无需”，当是伐徐戎战争中的一个夷人邦方或地区⑦。由此可见徐、夷对周的敌忾难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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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分别参见唐兰：《兜征》卷5（中）；李学勤：《班簋续考》，《古文字研究》第13辑，1986年。
②班簋二，载《集成》4341A。
③李学勤；《班簋续考》，《古文字研究》第13辑，1 986年。
④《尚书大传》。
⑤《陕汇》上368。
⑥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新出青铜器研究》。
⑦“无需”，战国时名“无竦”、“无胥”，与煮枣相邻，在魏国东部。参见黄盛璋：《西周征伐东夷、东国的铜器年代、地理及其相关问题综考》，《河洛文明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他们联合起来与周抗争，这对王朝东部构成极大的压力。必须认真对待，不可坐视徐、夷结成横亘在周东南方的强大联盟，因为那将威胁王朝大厦能否矗立在中原大地。
徐偃王率领的叛周九夷包括淮夷，这是一批由散居在淮河至汉水之间诸多小邦组成的古族。他们分布的地域在成周的东南方或南方，故西周时除称其为淮夷或淮戎外，还称之为南夷或南淮夷。这些没有统一起来的大小邦方，虽然在以徐戎为首的反周行动中失败，但却显示了他们联合起来的力量足以对周王朝构成强大的威胁，迫使穆王调整以成周为中心的防御体系，把东方的防守重点转移到淮河一线。为保卫疆土不受侵犯和王畿的安全，王室不断增派或更换“戍南夷”、“戍古师一的军事将领①，加强临近淮夷地区的防守实力。即使周军如此防范，还是难以扼制淮夷入侵“内国”的势头②，时服时叛的淮夷从此成为反周的主要角色，在以后近二百年的时期内搅得王室不得安宁，直到宣王中兴时才平息淮夷的叛周活动，为东周建立奠下稳固的基础。穆王时期是淮夷单独扯起叛周大旗的开始，多次发动对王朝的偷袭，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攻打到“棫林”（河南叶县东北）附近，被伯X率军战败。某年六月或在“古师”附近的“堂师”镇守，戎（指淮夷）侵扰X地，或立即“率有司（官属）、师氏奔迫御戎于械林”，同戎胡搏杀。战胜敌人，获得敌首级百颗、俘虏二人，缴获兵器有：盾、矛、戈、雕、矢、裨、胄等一百三十五件，还救出被掳掠人口一百一十四人③。捷报飞送王室，很快得到嘉奖，王俎姜于同年九月派内使“友员”到“堂师”赏赐或“玄衣朱XX”命服④，表彰X的作战功绩。这次淮夷作乱能够迅速被扑灭，说明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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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竞卣、遇甗、X尊，分别载：《三代》13·44·2，5·12·2，11·36·3。
②参见录卣，载《三代》11·43·1。
③参见X簋，载《陕汇》上421。
④参见或方鼎甲，载《陕汇》上161。
的南线防御体系发挥了作用。驻屯将领可以及时率军反击入侵之敌，以“奔追”的速度把叛乱扑灭在萌芽初始阶段，大大减轻了战争给王朝带来的损失。由此看来，南线防守若一直坚持下去并不断完善屯驻地的分布，王朝东南部地区很可能后来就不会出现那样频繁的战争。
二、恭王至夷王时期的战争
穆王经营四方，使王朝呈现强盛态势，然而在他儿孙们执掌王权时期，不仅没有把这种较好的形势维持下去，而且国势日渐衰微，“戎狄交侵，暴虐中国”①的局面已显露出来，懿王曾一度被犬戎“侵镐”、“侵岐”锋芒吓得逃往犬丘（陕西兴平县）。夷王时“戎狄交侵”的局面更为严重，尤其是东方的夷族不断变换攻击方向；迫使王朝改变进攻策略，利用鄂侯的力量打击淮夷，收到较好效果。
（一）对南淮夷的战争 淮夷西向突进被穆王时镇守南线的大将伯X追杀后，改变了打击王朝的方向，把攻击矛头指向防范较为薄弱的东国，懿王时的史密簋铭文清楚地记载了南夷这种动向。铭文记载入侵东国的首领是南夷卢、虎二国，他们联合与王室有夙怨的郐，自河南杞县迁至山东半岛且已夷化的杞和江苏北部的舟夷“广伐东国”。以齐国为首的抵抗部队严守阵地等待援军。周王命令师俗、史密东征，围剿南夷。师俗和史密分别率领齐师、遂人从左面，莱、僰等国军队从右面合围在“长必”（地点不可考）的敌军，史密抓获俘虏百名②。这次规模不大的战争，齐国居然不能真正担当起方伯的重任，组织东国诸侯消灭入侵之敌，还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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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匈奴传》。
②李启良：《陕西安康出土西周史密簋》，《考古与文物》 1989年3期；张永山：《史密簋铭有关问题考》，《尽心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王室派将率军协调诸侯国军队围歼南夷，反映出东方大国齐的国力削弱，方伯地位下降。夷王时联合起来的淮夷拼力反抗周的压迫、奴役和剥削，据敌簋铭文载南淮夷趁周王在成周之机，突破南线防御阵地，攻入东、西防御体系的结合部，到达“X昴、参泉、裕敏、阴阳洛”地区，即今陕南商洛一带。这里已是王畿的腹地，周王急令敌自上洛堵截敌人，并沿怂谷追击至伊水班师。敔率军在这次追击战中斩杀敌人百名，活捉四十人，并解救被掳民众四百人①。南淮夷轻易突破防线进入王畿腹地，暴露出穆王时建立起来的南线防御体系已经松懈，丧失及时抗击入侵敌人的能力。这种形势迫使周王改变对淮夷的策略，把军事打击和外交手段结合起来，笼络与淮夷关系密切的侯国，进而分化瓦解淮夷内部的联合。鄂侯驭方鼎铭文体现出这一思想，夷王亲率大军南征伐角（今江苏淮阴）、遹（今安徽霍山）等淮夷小邦，是在鄂侯配合下进行的。出征大军回到坏（即伾，今河南荥阳县）地，夷王宴飨鄂侯，并赐他玉、马匹和矢②，记录这次战争的文字还有寥生盈铭文，寥生从王连续“伐角、津（今江苏宝应），伐桐（今安徽桐城）、遹”，还记有“执讯、折首、俘戎器、俘金”等胜利战果③。这两件记录同一次战争的铭文，看出周王主动征伐淮夷效果显著，尤其是鄂侯作器勒铭纪念周王的恩宠，表明推行分化瓦解、选择重点打击的策略是正确的，鄂侯确实站到了周王朝一边，在一定时期内这种倒向对王朝的安宁是有利的。
（二）对戎人的战争 戎人对王朝西土的威胁始终没有解除，时时都窥伺着肥美的渭北和泾水流域大草原。对于这些来去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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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沫若：《大系》考109。
②鄂侯驭方鼎，载《三代》4·32·9；《断代》意见参见刘翔：《周夷王经营南淮夷及其与鄂之关系》，《江汉考古》 1983年3期。
③关于征伐的地点，参见马承源：《关于翏生盨和渚钟的几点意见》，《考古》 1979年第1期；黄盛璋：《淮夷新考》，《文物研究》总第5辑，1989年。
的剽悍民族，很难对付，若不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再辅之以必要的怀柔政策，边疆就得不到安宁。文献和金文都未见进一步加强西部边防的措施出台，恭王反而为一己之利攻灭密须，自毁边防，等于帮戎人打开进入泾河流域的通道。其子懿王时“虢公帅师北伐犬戎”无功而还①，虢公在夷王时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②仅仅是得到部分战利品而未损伤敌人元气。金文资料证实记载基本可信，如师同鼎铭文载跟随主将出征的师同在战争中“折首、执讯，俘车马五乘，大车廿、羊百”，还“俘戎金胄卅、戎鼎廿、铺五十、剑廿。”③这样的战况显然不能与康王时禹鼎和后来宣王时的多友鼎、虢季子白盘的主人们在对鬼方和猃狁的战争中获得的辉煌战果相提并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恭王至夷王时期自卫战争或出征的规模有限，反映了周王及其辅弼大臣们都没有足够的气魄和军事能力维护领土完整、打击敌人对边疆的侵凌骚扰。
总之，西周中期的战争，只有穆王时国力尚强，对戎狄和徐戎、淮夷采取大规模的进攻态势，其他诸王基本以守势为主，到孝王和夷王时对敌策略稍有改变，在西方利用从戎人中分化出来的申侯与秦人通婚，“和西戎保西垂”④。在东方利用鄂侯帮助镇压淮夷反叛，王朝才勉强地支撑着衰败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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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今本《竹书纪年·周纪》。
②《后汉书·西羌传》。
③师同鼎，载《陕汇》上160 ； 又参见李学勤：《师同鼎试探》，载《新出青铜器研究》。
④《史记·秦本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