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晚期包括厉、宣、幽三王和“共和”①四个阶段，共约80余年。在这期间，中期延续下来的西戎寇边、淮夷反叛的形势愈演愈烈，荆楚也再度北犯“南国”，王朝几乎处在四面受敌的困境。厉、宣两王欲重振周初的国威，积极主动对入侵和反叛势力进行反击。
一、厉王时期的战争
文献记载厉王是任用奸佞、实行专利“弭谤”（不让人民议论朝政）政策的暴虐之君，激起国人反抗，被逐出王都，死于彘（今山西霍县）②。金文提供这一时期文献缺载的史料，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认识厉王在位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五祀献《胡）钟是厉王祭祀先王时使用的大钟，铭文铸有他追思文、武开创基业时“膺受大命，匍（敷）有四方”的盛况，想到自己承嗣先王之业，也应知天命，顺民心，必须勤于朝政，方能匡正不听王命的诸侯和蛮夷（“余小子肇嗣先王，配上下”，“用X （申）先王”，“用雝不廷方”）③。?簋也有类似的铭文，强调他遵循奉行先王治国安邦的政令④。这种官样文章虽然不能完全反映历史的真实，但从中多少可以看出厉王在位前期曾有效法先王重整王朝政治和军事的
意图。单就军事而言，小克鼎的“通正八师”之“正”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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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古本《竹书纪年·周纪》，载“共伯和干王政”；《庄传·昭公二十六年》“诸侯释位，以间王政”。
②参见《国语·周语上》；《史记·周本纪》。
③厉王名胡，金文作?，故五祀?钟为厉王所作。五祀?钟，载《陕汇》上29。
④张政烺：《周厉王胡簋释文》，《古文字研究》第3辑，1980年。
“整”，意为整顿①，即整顿以成周为基地的“成周八师”军纪，增强军事实力，以应付东国和南国的反周活动。这当是厉王遵循先王治国政令的措施之一，这种措施的另一种表现是以军事手段保卫疆土。宗周钟（又称献钟）铭文记有厉王这方面的政绩，他效法文武勤劳治理疆土是从反击“南国X子敢陷虐我土”开始，亲自率军追击至X子国都，X子表示投降，迎接厉王。军威影响到“南夷、东夷具见廿有六邦”，即臣服周王朝②。无?簋、虢仲盈铭文都有“王征南夷”和“以王南征伐南淮夷”的史实③，可能与宗周钟“王肇遹省文武勤疆土”是一次战役，因而这次讨伐入侵者“X子”的战争规模不小，战果辉煌，起到保卫疆土和镇抚南夷、东夷的作用。
厉王时最惨烈的一次战争是讨伐鄂侯的背叛行为。夷王时鄂侯驭方同周王室合作共同镇压叛周的淮夷（见本章第二节），受到周王的褒奖。但鄂国从此承受来自众夷族和楚国的压力，尤其是楚国借伐庸（今湖北竹山县西）之机“至于鄂”（今河南南阳一带）④，显然楚兵临鄂地是逼迫鄂侯回到夷族一边。事态的发展是鄂侯驭方叛周，“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内。”在广大地域内向周王朝发动大规模进攻。周王闻讯震怒，迅速调遣“西六师”和“殷八师”讨伐鄂侯驭方，并下令“勿遗寿幼”，老少通通杀光。这种杀戮无辜的命令暴露出厉王凶残的本性。作战中“六师”和“八师”部队表现怯懦，运筹帷幄的武公又增派“禹率公戎车百乘，斯驭二百，徒千”驰援，并令其与“西六师，殷八师”伐鄂侯驭方，“勿遗寿幼”，禹率军追杀至鄂，抓获鄂侯驭方⑤。这次讨伐以鄂国为首的南夷、东夷联合叛周行动，周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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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承源：《铭文选》，小克鼎铭文注。
②宗周钟，载《三代) 1·65～66·1。
③分别见《三代》9·1，10.37·3。
④《史记·楚世家》。
⑤禹鼎甲，载《陕汇》上169。
中优势兵力，铲除祸首，其他反叛者不战自退，同时期金文中未见“六师”、“八师”或禹再征讨南夷、东夷的记载足以说明这一点，进而证实此次以优势兵力打击鄂侯的作战方针是正确的。
王畿西部的诸侯王都相继衰落，尤以郑井氏家族败落得最明显，此时该家族几乎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此陇山东侧的防卫力量大为减弱，沿泾水流域已成为戎族突入王畿腹地的西北孔道。戎族的一支猃狁经常从这里进入渭河地域，多友鼎铭文记录的战事就是突出的一例。铭文说猃狁作乱，大肆进攻和掳掠京师（豳）地区，厉王得报令武公派元士率军迎战。元士多友率公车西进，先后在厀、龚（共）、世与杨冢和猃狁交战，共计斩杀356人，俘虏28人，缴获兵车127辆，还解救出被猃狁所掳的笱邑百姓①。这次反击战仅令一名元士率军出战就把入侵敌人赶出京师地区，看来猃狁并不是大规模进攻。然而，这里原本是穆王的都城西郑，同西部诸侯王联合防御的阵地，派有自泾阳至京师的巡逻预警部队，又是“西六师”的“豳师”戍所防区（见第八章第节）。这样一个西周中期的军事要地，此时却被小股猃狁偷袭突入，暴露出防御上的疏漏和削弱，如若不在该地重新部署防御力量，将不能阻止猃狁的入侵。
二、宣王中兴战争
厉王末年酿成的社会危机，使王室的威信陡然下降，国人在逐厉王时欲杀王太子，幸而召公“以其子代王太子”②，太子静才得以脱险，但社会动荡严重地影响着王朝的安危。厉王时遭到打击的南淮夷和猃狁乘机又挑起战争，其他戎族及南方的荆楚也再度兴兵犯周，不断蚕食周疆。宣王即位后所面对的是外部的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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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多友鼎，载《陕汇》上172。又参见李学勤：《论多友鼎的时代及意义》，《新出青铜器研究》。
②《史记·周本纪》。
和进攻，内部社会动乱余波未平，统治者深深地被“XX（飒飒）四方，大从（纵）不静”①的局面所困扰。在这种形势下，要缓解“靡室靡家”，“不遑启居”②的民众怨懑，就必须在政治和军事上有新的举措，方能缓和内部矛盾，把涣散的各级统治者重新团结在王室周围，再造强有力的王权，并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对外推行刚柔相济的政策，牢牢地把淮夷置于王朝的管辖之下，而后集中力量打击西部敌人，以期达到挽回王朝危亡的目的。
（一）政治和军事政策的调整 面对复杂的内外形势，二相（周公、召公）辅佐宣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③这种政治上的进取精神，金文中讲得更具体，著名的毛公鼎铭文记有宣王令毛公“X（义）我邦我家内外”时应遵守的原则：勿拥塞庶民之口，为政要清廉不中饱私囊，注意关怀鳏寡穷苦之人，更不要沉湎于酒，时时都要想着王权的威严，以先王制定的治理国家的法则行事。金文中还有承认贵族奴隶主们享有山林、川泽、土地私有权利的内容④。这些调整措施，使各级贵族看到他们的根本利益有了保障，自然都会站在维护王权的立场上。此时涌现出了一批有能力的文臣武将效忠王室，正是他们积极投身维护统治阶级最高利益的表现。在内部稳定的基础上，宣王着手加强国防建设，南封申，北命韩，西封郑，使其各率方诸侯或部族保卫南疆、北疆和西土（见第七章第二节）。同时，为防卫敌人的进攻，又掀起一次“百堵皆作”的筑城高潮，诸如在北方“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⑤；“溥彼韩城，燕师所完”⑥；南国申都“召伯是营”⑦；周王还命仲山甫支援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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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公鼎，载《三代》4·46·2～4·49·1。
②《诗经·小雅·采薇》。
③《史记·周本纪》。
④散氏盘，载《三代》17·20.2～22·1。
⑤《诗经·小雅·出车》。
⑥《诗经·大雅·韩奕》。
⑦《诗经·大雅·崧高》。
“城彼东方”①，等等，它们分别指挥军队抵御或抗击猃狁（或其他戎人）、淮夷、荆楚进犯的军事据点。军事训练和选拔将领则是宣王为提高军队战斗力采取的措施，在东土会同诸侯“搏兽于敖”（今河南荥阳西北）②，又在西土“悉率左右”举行“漆、沮之从”（今陕西岐山一带）③，都是用大规模田猎方式演练部队协同作战的能力。《诗经》里的召伯虎、南仲、仲山甫、大师皇父、程伯休父等均为宣王时出色的统军将帅，金文里还有从诸侯国选调的文武兼备的人才，充任王室军队的将领，如虢季子白、兮甲等人④，也和《诗经》里提到的奉宣王之命率军出征的统帅一样，为宣王中兴立下过赫赫战功。总之，宣王实行的各项措施，都是围绕着重振国威，侧重以军事实力打击或震慑猃狁、淮夷和荆楚这个目的服务的。宣王在位前期，这些措施在中兴战争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如淮夷被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所慑服，东方成为支持对猃狁战争的物资基地，就是明显的例证。
（二）东征南淮夷和徐方 西周中期以来，淮夷的叛服一直是王朝的心腹之患，虽然先后重重地打击过淮夷领头反叛的徐国和鄂国，但他们并未停止反抗。宣王特别关注淮夷地区事务，因为这一地区是王朝赋税、布帛和劳役的重要来源，兮甲盘铭文对此有明确记载：
王令甲政X（征司）成周四方X（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费（帛）畮（贿）人，毋敢不出其X、其X、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X（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井（刑）X伐。
铭文中的“赍”（积）为各种农产品的实物赋税名称；“畮”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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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诗经·大雅·需民》。
②《诗经·小雅·车攻》。
③《诗经·小雅·吉日》。
④虢季子白盘、兮甲盘，分别载《三代》17·19，17·2。对于兮甲其人，研究者有的主张他就是《诗经》里的“文武吉甫”，因为兮甲又称兮伯吉父。参见王国维：《兮甲盘跋》，载《观堂集林·附别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贿”，X是布帛的通称①。那么这段文字是宣王命令兮甲在成周征收四方贡赋的具体内容，着重强调淮夷是王朝旧有缴纳“帛”、“赍”、“进人”的臣民。淮夷的商贾必须到官府指定的集市进行贸易和纳税，违反规定就要进行挞伐。宣王时确实派兵遣将征伐过抗拒王命的淮夷，师?簋铭文所载的“淮夷X（旧）我贵（帛）畮臣”，号召当地群众起来反抗王朝盘剥，其声势波及到东国，自然会影响到“成周四方赍”的征收，因此周王令师寰“率齐师、?、莱、焚、X，左右虎臣征淮夷”，要将名冉、X、铃、达的首领杀掉。师寰昼夜勤劳得胜而归②。这两段铭文告诉我们，经营淮夷的主要目的在于从淮夷地区征收财税和劳力，充实王朝府库和向有关部门提供劳动力，而征收“成周四方赍”又与伐猃狁密切相关，故有人提出宣王经营南淮夷是为“打赢与猃狁的战争”③准备充足的物资和人力。此说不无道理。
然而，剥削压榨愈是厉害，淮夷诸邦的反抗也就愈为激烈，经常聚集起来举行暴动，与周王朝赶去镇压的军队周旋。《诗经》中“匪安匪游，淮夷来求”；“匪安匪舒，淮夷来铺”④，是说宣王命召虎率军赶往淮夷居住地，镇压那里抗周民众，号召将士不能图安逸，要立即痛击淮夷，防止叛乱规模扩大。为了盘剥而征伐淮夷，即使是胜利了，也只能暂时获得物质利益，但其后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加深淮夷诸邦民众对周王朝的仇恨和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以徐为首的反周活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度掀起的。穆王讨伐后的徐方，经过百余年的生息，又发展壮大起来，在其他淮夷被镇压下去之后，它又高擎起抗周的旗帜。《大雅·常武》是一首歌颂宣王征伐徐方的长诗，描述宣王调兵遣将、整饬军队、加强训练，亲自率军沿淮河东进，兵临徐土（“王命卿士”，“整我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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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铭文选》，306页。
②师?簋，载《三代》9·28。
③刘翔：《周宣王征南淮夷考》，《人文杂志》 1983年6期。
④《诗经·大雅·江汉》。
师”，“惠此南国”，“省此徐土”）。威严的王师，浩浩荡荡，如同滚滚的长江和汉水，一路奔腾汹涌向前，勇猛的虎臣咆哮着扑向徐方，徐国君臣上下闻知大为惊恐（“进厥虎臣，阚如X虎”；“如江如汉，如山之苞”；“震惊徐方”）。强大的军事实力震撼徐国，但宣王并不一味以武力压服，而是边行军边宣言，王师只惩处首恶，不降祸于民众（“不留不处”，即不屠戮民众），故大军未达徐都就起到瓦解徐国统治集团，争取民众的作用，不必经过鏖战而使徐国归顺，并承诺不再有狂妄的举动（诗中言徐国“既来”、“既同”、“来庭”、“不回”），而且“四方既平”，淮夷地区都平静下来了，周王才放心地班师回朝①。这次宣王亲征徐方以雄师开路，又以政治攻势相配合，收到以往不曾有过的战果。此种策略比夷王收买淮夷诸邦中亲周者更技高一筹，真正使诸小邦感到周朝并不是狂热的征服者。这种对淮夷策略的转变，可从驹父盈铭文中看得更清楚，其铭文为：
唯王十又八年正月，南仲邦父命驹父即南诸侯率（帅）高父见南淮夷，厥取厥服，堇（谨）夷俗，X（遂）不敢不苟（敬）畏王命逆见我，厥献厥服。我乃至于淮，小大邦亡敢不?具逆王命。四月还至于蔡②。
这篇铭文叙述三方面内容：一是曾经参加征伐徐方的南仲命驹父会同南国诸侯之长（按：铭文称“帅”）高父到南淮夷那里去，并提醒其在收取贡赋时要尊重夷人的风俗和礼仪（“谨夷俗”）；二是南淮夷“敬畏王命”，迎接了驹父等人，并献上应缴纳的贡赋；三是驹父诸人遍至淮上诸邦，都遵从王命。四月驹父回到蔡国。从正月至四月整整一个季度驹父在淮上催讨贡赋，看来征收的数量相当可观。和以往相比，同样是从淮夷地区榨取财物，过去往往成为当地居民叛周的导火线，现在无须发兵征讨就可达到目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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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诗三家义集疏·大雅·常武》及疏。
②驹父盈，载《陕汇》上448：又参见王辉：《驹父盈盖铭试释》，载《考古与文物》1982年5期。
是宣王改变对淮夷统治策略的结果。由此可以证实，正确的政策胜于干军万马，古今皆然。正因为宣王将安抚淮夷的政策摆在恰当位置，南方诸侯又学会与淮夷相处，逐渐消弭淮夷的反抗情绪，故终西周之世，文献和金文未再见淮夷大规模叛周之举。宣王时代周的东土成了王朝稳固的财政来源和后方基地。
（三）南征荆楚 昭王南征伐楚和穆王封吕备南疆之后（见第七章第二节），楚国很长一段时期未北犯周疆，而是积极经营江汉地区。据《史记·楚世家》载：“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伐庸、杨粤，至于鄂。”并且自号为王。到周宣王时熊徇、熊号父子相继为王。“号”金文作“逆”，新发现的楚公逆钟铭文说楚已是“夫（敷）壬（任）四方首”，即“四方方国的首领”，周围的方国为其贡纳祭祀用品外，还向其“内（入）享赤金九万钧”，铭文中楚王还自称“大邦”①。足见这时楚已是长江中游的大国”其领土大大向东扩展，今鄂东赣北地区古代产铜的方国或酋邦均向其纳贡②，这等于控制了周王朝的主要铜料来源。在领土向东推进的过程中，必然要把部分周分封在江汉一带的姬姓小国吞并，“汉阳诸姬，楚实尽之”③，很可能是从这时开始的口这就威胁到周王朝南疆的安全，宣王及时作出反应，将申伯封于谢，加强南疆防务（见第七章第三节）。壮大起来的楚国已逼近南国大门，申、吕、邓、曾等小国既不能有效保卫汉东“铜路”的畅通，也难以抑制荆楚跃跃欲试的北上态势，因而周王室与楚兵戎相见是不可避免之事。宣王选择战胜猃狁之后，趁军威大振之势，旋即派久经沙场的元老方叔统率大军征伐敢与“大邦为雠”的荆蛮。三千乘战车的将士，像鹞鹰振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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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锡全等：《山西晋侯墓地所出楚公逆钟铭文初释》，《考古》1995年2期。
②鄂东大冶铜绿山、阳新、瑞昌等地是商代至春秋战国古铜矿井开采和冶炼的地区。
③《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冲上蓝天那样迅捷去执行王命，保卫南疆。浩浩荡荡的大军，旌旗招展，鼓声咚咚，兵车隆隆，惊天动地，势如雷霆，杀奔南方。善于指挥作战的方叔，施展他运筹帷幄的谋略，“执讯获丑”，大败楚军，武力迫使“荆蛮来威”，即荆蛮“畏威而来服”①。表明楚国在周王朝大军的打击下畏服了，南疆的局势暂时平定下来了。但楚国东扩占领的地区并没有归周室支配，昔日王朝统治江汉的辉煌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四）北伐猃狁，西征犬戎 周人在与戎族的斗争中壮大、立国和发展起来，文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宾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国以事纣。”②武王时部分戎人成为拱卫王畿的异姓诸侯王，参加伐商联合大军，灭商后尊周王为天下共主（见第八章第一节）。但大部分戎人和猃狁（戎人的一支）因王畿层层设防戒备，故周初只在王畿西方和北方迁徙不定，从事畜牧生产，习武好斗，伺机骚扰周疆。懿王时猃狁犯境，搅得周人“靡室靡家”，“不遑启居”③。夷厉时期王室更加衰微，社会动荡，猃狁乘机进攻西土，深入腹地。宣王初年北方军情紧急，“猃狁孔炽，我是用急。”敌军来势凶猛，、主力占据焦获（泾阳西北），又“侵镐及方”，掠夺北方军事要地镐和方④，对岐周和宗周构成严重威胁。解除这一心腹之患成为当务之急，宣王于这年六月，命大将尹吉甫率军反攻。文武双全的吉甫迅速集结军队，以“元戎十乘，以先启行”作为先锋部队，挺进焦获，吉甫率主力日行三十里紧随其后。周军凭借优势战车部队，击退猃狁，并继续向西北推进至太原（约在今甘肃庆阳一带或宁夏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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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诗经·小雅·采岂》及三家疏。
②《后汉书·西羌传》。
③(诗经·小雅·采薇》。
④自汉至清，学者都主张镐和方“皆北方地名”，见《诗三家义集疏》。今人有根据金文中出现的镐京和棻京，提出《诗经》里的镐和方就是周都镐京和棻京。但诗中明言吉甫“来归自镐”，显然与镐京并非一地。
以东的黄土高原地区）①，《诗经·小雅·六月》就是描写这次战争的。随后宣王又派大将南仲率兵前往收复的地方筑城设防，阻止猃狁沿洛河谷地南下（“往城于方”，“城彼朔方”②），并抓住有利战机发动进攻，把盘踞在周疆附近的敌军驱散（“赫赫南仲，猃狁于襄”），剪除祸根，又乘胜“薄伐西戎”，“执讯获丑”，凯旋而归。南仲平定猃狁战果辉煌，被诗人称为“赫赫南仲”，威名远扬③。
猃狁虽然连续遭到打击，但并没有远遁他乡，而是相机掠夺周疆。汧水至泾河中游的郑井氏家族衰落，这一带防御上出现空隙，猃狁便循着这条路线突袭进来，虢季子白盘和不X簋铭文记载的反击猃狁入侵的战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宣王十二年，虢季子白奉王命率师伐猃狁，这是继南仲“薄伐西戎”之后又一次比较大的军事行动。虢季子白率军从洛水北岸向西追击，初战告捷，“折首五百，执讯五十”④。猃狁失败的大局已定，虢季子白命部将不X继续向西追击，将“广伐西俞（隅）”的猃狁逐出周王朝西部领土，一直追到高陶（今甘肃天水附近）才收兵⑤。
宣王时还主动利用秦部族与戎人交战，分散和消耗西戎的军事实力。厉王时犬丘大骆之族被西戎攻灭，宣王即位后立秦人的另一支的首领秦仲为大夫，令他伐西戎。但长期在戎族包围中的秦部族发展较慢，力量有限，终因寡不敌众，秦仲被戎人杀害。周宣王召秦仲子五人，送给他们七千士兵，鼓励他们与西戎拼杀，果然打败了西戎。因此宣王封秦仲长子为西陲大夫（即秦庄公），并将犬丘大骆之地给予他⑥。从此秦人有了发展壮大的契机。甘肃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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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另一说把《诗经》里的太原理解为是指今山西太原，见朱熹《诗经集注》。
②古人认为方和朔方为一地，在今陕西富县附近。参见《诗三家义集疏·小雅·出车》。
③《诗三家义集疏·小雅·出车》。
④虢季子白盘，载《三代》l7·19·1---20·1。
⑤不X簋，载《三代》9·48·2。
⑥参见《史记·秦本纪》。
县西周晚期秦公大墓和众多金箔饰物的发现①，是秦人迅速发展起来的实物佐证。当然，秦部族的发展，使周王朝西部边陲的安全有了一定保障。其后不久，宣王把弟友（郑桓公）封于西郑（见第七章第二节），扼守泾河中游战略要地。这样，王畿西部的秦岭之外有秦部族把守，陇山东侧、泾河之西有郑国守卫，西戎或猃狁从西面进入王畿腹地的重要通道被堵住，宗周的安全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周宣王在东方、南方和西方取胜之后，周王的声威大振，王权虽不如早期强盛，但比起懿王以来，确有了中兴的势头。但周宣王并不满足已取得的胜利，他追慕祖先（文武）的伟业，希图借东征、南征和西征胜利的声威，继续实行军事征服政策。他在晚年，又主动对北方戎狄用兵，出兵太原，被那里的戎族武装击败。出兵攻条戎、奔戎，又打了败仗②。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周王出兵与姜氏之戎大战于千亩（一说在今山西介休南，一说在山西安泽北）。这场战争的情况无史料可考，但知周师大败，“丧南国之师”③。周军的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周宣王的战争事业也从此结束了。
综观周宣王一世的战争，虽然打了一些胜仗，抑制了以猃狁为首的戎狄族的武装侵掠，暂时压服了江汉徐淮地区各邦国的反叛，但并未真正解决周王朝与戎狄、蛮夷族的矛盾，反而加深了仇恨与隔阂。就全局而言，周宣王只凭军事征战去压服对方，不能很好地运用政治手段去争取团结那些可以团结的对象。从周朝
当时总的形势看，当坚持把对外用兵重点放在北方戎族方面，并根据戎族的特点创造一套军队兵器装备和战略战术，以求彻底战胜西戎和猃狁。同时还应辅之以必要的政治手段，尽量从戎族中分化出可以利用的部族，减少戎族攻击周的力量，才能有效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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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韩伟：《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文物》1995年6期。
②《后汉书·西羌传》。
③《史记·周本纪》。
卫周王朝领土的安全。对东方和南方的蛮夷也应区别对待，值得肯定的是，统治者已经开始注意到在必要的军事戒备前提下，采用外交手腕向淮夷征收贡赋，有力地支援了对猃狁的战争，夷族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日渐减少，与王朝的关系逐渐趋于和缓。这也许是西周灭亡后能在东方迅速建立起东周王朝的原因之一。对楚国的军事打击不利，防守战线龟缩到申、吕、邓一线，等于把广大江汉地区拱手让给楚国，使它有广阔的发展余地和充足的物质资源（如铜矿），为后来与华夏集团抗衡奠下基础。周王和他的卿士们，不仅不懂得军事和政治的辩证关系，而且在军事上也相当守旧，作战时完全依仗装备和数量优势压倒对方，战略战术上不求创新，不知根据作战对象的变化而改变战法，如千亩之战，以“南国之师”北上与戎族作战，不研究地理环境和作战对象的变化，不根据不同对象和环境特点采取相应的战法和保障措施，结果遭到全军覆没。再从周军统帅将领来看，差不多都是王公贵族的元老重臣。尽管这些人文武兼备，但他们凭世袭制度获得和保持爵位，掌握军队的指挥权，坚守传统的兵法治军作战，很难有什么新的战略战术创新，在弱敌面前还可以凭军队多，声势大，慑服对方，在强敌面前，特别是游牧族擅长的机动战面前，就会暴露出他们的笨拙无能。周朝这支近三百年历史的军队，在这些世袭贵族的手里，早已丧失了当年伐纣灭殷和东征平叛时那种所向披靡的锐气和战斗力，政治的腐败必然导致军队的腐败。腐败就意味着灭亡，这是一条历史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