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壮大时期的周方伯，在积极吸收商王国先进生产技术的同时，也注意学习商人的进步思想文化，军事思想就是其中之一。商代甲骨文中的“师惠（惟）律用”治军思想和伏击战的打法，不仅见于周代文献，而且内容更加丰富，成为治军和作战指导思想的组成部分，体现出西周对商代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但西周的治军和作战指导思想更加理论化，已有总结这方面经验教训的专门著作，如《军志》和《军政》，可惜均已亡佚，仅在《左传》和《孙子》的引文中存留一点。筮问吉凶的《周易》，在卦辞和爻辞中存有不少辩证法思想，尤其是有关涉及军事谋略的爻辞，也是探讨西周军事思想不可多得的史料。
一、《军志》、《军政》
这两部军事著作，是史籍记载中我国最古的两部兵书。从春秋前期军事将领分析战争形势和制定相应的作战方案时，常常征引《军志》内容来看，其至迟在西周晚期已成为指导作战的军事著作。《军政》大体也是这时成书的军事条令著作。
今见古籍中仅存的《军志》残文有：
《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者不可敌。”①
厨人濮曰：“《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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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②《左传·昭公二十一年》。
《志》曰：“止则为营，行则为陈。”①
《军志》曰：“陈闻有陈，足曳白刃；队间容队，可与敌对。前御其前，后当其后，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鱼贯，立为雁行，长以参短，短以参长。回军转陈，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奔进，退无违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俱救：”②
《军志》云：“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③
以上五条都是不同时代古人著作中保留的《军志》残文，有的可能是后人用当时通行语言改写的。《左传》中见到的《军志》引文，是交战时双方分析敌我政治、军事形势时引用的，“允当则归”等是城濮之战前，楚成王令楚军统帅子玉不要穷追晋国军队时征引《军志》的条文。成王看到战争对手晋国的有利条件是：执掌晋国大权的晋文公在外十九年，历尽艰难困厄，学习和积累了丰富的治国、治军本领，在国内深得民心，君臣又同心戮力。这样的国君指挥的军队难以战胜。楚成王为使子玉等人认识这一点，以“允当财归”等《军志》名言启发他们正确估计战争对手。此语含义据学者考证是指战争双方“彼此兵势正相敌”④，没有必胜的把握，因此同敌人较量要“适可而止”⑤。“知难而退”更是决战前应迅速采取的决断，交战前发现敌军态势同预想的不一样，或早有应战准备，或彼强我弱，或敌人占据有利地势。面对这些战场新情况，主将要当机立断，调整作战计划，切不可恋战，要有秩序地退出战场，免遭军事上的重大创伤。这就是“知难而退”的含义。“有德者不可敌”是说道德高尚的人的政权巩固，他的国家是
不可战胜的。这三句话分别从军事和政治方面规定了作战时应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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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十一家注孙子·军事篇》引杜牧注。
②《十一家注孙子·势篇》注引孔氏语。
③《通典》卷一五九引（唐）《李靖兵法》。
④[日]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僖公二十八年》。
⑤杨伯峻：《春秋左氏注·僖公二十八年》。
守的原则。
“先人有夺人之心”，是指挥作战的将领经常使用的进攻战法，被视作“军之善谋也”①。战场上争取主动，先发制人，打乱敌人的作战部署，使其主将和士兵临阵而乱，造成敌军心理上的恐惧，从而达到速战取胜的目的。“后人有待其衰”是后发制人的战法。强敌来临要避其锋芒，促使敌人因逞雄不得志而劳困，士气衰竭，再乘隙实施攻击。
“止则为营，行则为陈。”是讲军队驻扎要建营垒和行军要成战斗队形前进，以防敌人偷袭。论述较长的“陈间有陈”一段文字，详尽述说战斗队形变化，怎样有利于保护自己，最大限度地杀伤敌人。这段文字与其他《军志》条文风格不同，有人认为“行文平易”，“可能是后人追记”②。但它对了解《军志》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李靖兵法》引用的《军志》内容，指明地利条件对战争胜负的影响，即军队应以占据有利地形为取胜的必备因素。
《军政》一书的内容，仅在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见有两句话：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而不见，故为旌旗。”
《军政》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又曰：“强而避之”。
这两句话的前者讲建立军事指挥信号系统的必要性；后者指出交战时可战则战，不可战则退，发动攻击要避开敌军精锐，而攻其薄弱部分的道理。
上述《军志》、《军政》条文所体现的西周战略战术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总体战略思想。把“德治”放在治国备战的首位，以巩固政权、团结民众、建立领导核心为富国强兵的基础。这与文王时期阴修德、争取同盟者的战略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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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文公七年》。
②傅平安、丁地树：《试论商和西周时期的战略战术思想》，《史学月刊》1981年5期。
二、从实际出发的作战原则。要求主将要能够准确地判断战场千变万化的局面，权衡彼此的力量对比，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可战则战，不可战则退，当有利战机出现，迅速出击，务求必胜。三、善于夺敌之心。主张以强大的军威声势给敌军造成心理和精神上的压力，瓦解其斗志，相机发动进攻，以期一举击溃敌军。这是先发制人。后发制人是要利用一切手段劳困敌军，松懈其斗志，待其士气衰竭后再发动攻击，来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四、强调保护自己。切忌军队与强敌硬拼，实行“强而避之”的方针，减少自己兵力损失；战时严格执行“止则为营，行则为陈”的准则，免遭不测；以方阵形式交战，可应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敌军，当顽敌冲入阵中时首尾相救，共同打击孤军深入的敌人；进攻和撤退都应按秩序进行。这些战术原则都是着眼于保护自己，最大限度地杀伤敌人为指导思想。五、地形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之一。主将正确认识和善于利用地形、地貌，可以充分发挥“地利为宝”的作用，摆脱“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的不利处境，使危难中的三军撤离险地。
《军志》和《军政》中的战略战术思想，对后世军事家的实践和军事著作的问世有深远的影响。以上诸条多出自春秋时期诸侯王或统军大将之口，就连唐、宋军事家的著作中都时有征引，可见这两部书在西周和春秋前期具有很高的地位与重大的影响。春秋晚期至战国时代的军事著作中吸收了两书的精髓部分，如《吴子·料敌篇》将“先人有夺人之心”引申为“先夺其气”，更突出先发制人的重点。有时在行文中直接袭用《军志》原文，“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就是最明显的例证。这些，都反映出西周时期的军事思想渐趋成熟，不仅理论色彩比较浓厚，而且初步走向规范化，为春秋战国时期军事思想的繁荣奠下坚实的基础。
二、《周易》
这部专门讲筮问吉凶的书，包括两部分内容：卦辞和爻辞。卦辞和爻辞是《易》之《经》，《十翼》（彖辞、象辞、系辞、文言等十篇）为解说《经》的《传》。因为卦辞和爻辞是西周时产生的，故称《周易》。古今研究卦辞和爻辞的学者，据此阐发出许多商周时期的历史故事，据统计涉及国家安危和战争的爻辞达80余条。这些条文包含着丰富的军事思想，正如宋王应麟在《通鉴答问》中所说：“盖《易》之为书，兵法尽备，其理一也。”尽管近世学者对卦、爻辞写定的时代有不同看法，但大多数学者对有关战争的卦、爻辞所反映的是西周及其以前的史事，却无大的分歧，故可以通过卦、爻辞考察西周时的军事思想口卦、爻辞包含的丰富军事思想内容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地形、地貌与征伐作战的关系
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易·复·上六》
在险峻的地区迷失方向，定有灾祸降临。出征大军从这样的地区通过，必将招致大败，军中的国君也很危险。遭受惨败的国家十年之内难以再出征。
习坎，入于坎，窞，凶。 《易·习坎·初六》
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易·习坎·六三》
坎、窞均表示陷阱；“习”有“袭”义。那么初六爻是说进入重重陷阱的险地，是很难通过的。六三爻辞讲来到险且深的地区，就等于落入陷阱，征伐他国最好不要从地形复杂、犹如布满陷阱的地带进军，免得全军陷入困境。
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用御寇。 《易·渐·九三》
这里用水鸟离开故地到高平的陆地上来作比喻，说明到不能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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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中华书局1994年版；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尚秉和：《周易尚氏学》，中华书局1980年版。
自己优势的地方去征伐，就同妻子失贞得孕生育无颜一样，都是不祥之兆。但同样的地理环境，由于能够远眺，又不易受敌人攻击，军队在这里有利于防御入侵之敌。这条爻辞启示我们，当时人们已开始注意用辩证的观点观察事物和分析问题了。
（二）认识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
众允，悔亡。 《易·晋·六三》
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 《易·革·上六》
《晋·六三》爻辞讲当政者如能得到民众的信任，做任何事情都不会遇到障碍。《革·上六》爻辞说当政者对百姓像虎豹一样威猛，民众只是表面上服从，上下处于这种不正常的威服关系，一旦当政者组织民众去征伐，就必定会招致失败。
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易·谦·六五》
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易·谦·上六》
劳谦，君子有终，吉。 《易·谦·九三》
《谦·六五》说“因邻国寇掠其财物而国贫”的民众，有视敌如寇仇的自强精神，当政者利用民众这种精神征伐入侵之国，没有不顺利的。《谦·上六》是说有好的名声又谦和，必得万民拥戴，对外征伐不仅本国民众愿意效力，他国民众也会闻风响应。《谦·九三》讲对国家有大功劳的当政者，不居功自傲，并始终如一，他就能和民众关系融洽，对国家会做出更大贡献。以上这些对民众力量的认识，虽然出于统治者统治术的需要，但它正确地反映出民众是社会的主体，他们的向背，对于战争的胜负和和平的维持起着重要作用。这种对民众的认识，对后世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三）战术上引诱敌人和打伏击战
需于泥，致冠至。 《易·需·九三》
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易·解·六三》
《需·九三》爻辞中“需于泥”是人陷于泥潭之象。在两军交战前，使小股军队处于这种环境或状态，迷惑敌军，让其前来攻打，故云“致寇至”。实际是诱敌策略，而后再设法打击追上来的敌军。《解·六三》爻辞中“负且乘”为负重乘车蹒跚行进的样子，敌人见其状必认为载有重要物资，前来偷袭，即“致寇至”。这是另一种诱敌战术。与诱敌战术相配合的是伏击战，卦爻辞中有：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易·同人·九三》
设伏兵于草莽之中，敌人不易发现。但若将伏兵转移到高陵地带，必遭敌人所算，损兵折将带来的后果三年都恢复不过来。这条爻辞虽然没有提供伏击战成功的经验，但它揭示出当时伏击战的规模相当大，同时还指出伏击战应注意的事项，证明西周时对伏击战术运用的熟练程度，比商代甲骨文描述的武丁与妇好相配合打伏击战的水平更为进步。
（四）在进攻和防御战中正确估计形势
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易·未济·六三》
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易-蒙·上九》
《未济·六三》爻辞内容是说要渡河去攻打他国，但渡河未能成功，若还硬要部队执行攻打他国的命令，就会给部队带来灾难。这应是正确估计战前形势，不让军队作无谓牺牲的决策。此爻下半句“利涉大川”似有脱字，既然“未济，征凶”，就应是“不利涉大川”才合理。《蒙·上九》爻辞讲主动攻击愚昧、昏乱之国虽然容易取胜，但古人认为不符合道义原则，若愚昧之国来侵犯，进行自卫反击则是正义的，故爻辞云“不利为寇，利御寇”。这是主张要出师有名，强调打防御战。
（五）积极主动的作战指导思想
困于葛蔂，于臲卼。日动悔有悔，征吉。《易·困·上六》
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易·晋·初六》
晋如硕鼠，贞厉。 《易·晋·九四》
乘其庸，弗克，攻，吉。 《易·同人·九四》
《困·上六》爻辞陈述征伐他国的大军在长满葛慕和其他障碍物的荒僻处行进，因行进艰难，将士们会滋生怨恨情绪，但这种荒野地带敌国不会设防，刈除葛藤前进比较安全，能够顺利完成征伐的任务。《晋·初六》爻辞说攻伐他国，摧折敌兵，虽然无俘获，但仗打得顺利，部队没受到损失。这样的仗应该打。《晋·九四》爻辞形象地比喻攻击敌国，应如硕鼠食稼一样出没无常，趁敌国不备突然袭击。当然也应估计到如此用兵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以上三条爻辞显示《周易》主张攻伐敌国要积极主动、敢于拼杀，即使冒点风险，也应乘敌国无戒备的有利时机，发动突然攻击，以求获得成功。《同人·九四》爻辞强调勇敢牺牲精神，当战士登上敌军坚守的城墙时，守军仍负隅顽抗，攻城战士就要勇敢拼杀，守敌在威严大军的逼迫下，自然会放下武器，交出城池。这就是攻城“弗克，攻，吉”的全部含义，充分表明古人打攻坚战的指导思想。
（六）重视军事纪律
师出以律，否藏凶。 《易·师·初六）
在师中，吉无咎，王三赐命。 《易·师·九二》
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易·困·九二》
《师·初六》爻辞中“律”字的本义为律令，意思是平时治军和出兵打仗都要有严明的军法号令约束军队，如果不这样，出师打仗必然遭到失败。前文曾指出以法治军的思想，在商代甲骨文中已有记载，说明商周时期以法制号令军队是一脉相承的。实战中体现以法治军的思想，除《未济·六三》外，(困·九二》爻辞也是这方面的例证，是说受君主荣宠穿起命服，用酒食享祀先人必顺利，如果贪于酒食而后出征，必延误军机大事，遭凶险口后两条爻辞虽是以筮问吉凶的形式出现的占辞，但与“师出以律”爻辞相联系，不妨看作是行军打仗的条令，即治军思想的具体化。数百年后这种治军思想仍是将军们提倡、遵守的习惯法，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时，“师出以律”就曾作为军事纪律提出来，足见西周军事思想影响之深远。
《周易》爻辞中所反映的军事思想，还远不止上面叙述的内容，如国与国之间和睦相处①，胜与负的辩证关系②等方面，都有适合当时历史发展水平的正确认识，这正有待今后深入开掘研究，以期对丰富的西周时期军事思想内容、特征及其历史地位有更全面、深刻的认识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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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周易·兑》。
②参见《周易·中孚》。
后 记
《中国军事通史》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中的重点课题。军事科学院吴如嵩先生代表全书编委会约请我们撰写其中的《夏商西周军事史》分卷。通观近现代人所撰写的通史著作，尚没有一部完整的军事通史，这与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极不相称，而我国有着丰富的军事遗产，它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利用这份遗产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在承担其他国家科研项目的同时，愿为《中国军事通史》的诞生尽绵薄之力。
《夏商西周军事史》是《中国军事通史》首卷，包容的范围从原始社会末期的五帝传说时代至西周，绵延二千余年时间，其战争舞台以黄河中下游广阔地域为主，兼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幅员广袤的大地上，演出过多少场威武雄壮的战争剧，无法确知，但那些影响我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的大战古籍中屡屡提到，只是记载过于简略，因此我们必须尽量吸收近现代关于甲骨文、金文和考古学研究的新成果，补充文献记载不足，或填补空白，使论述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史料基础上。
这卷军事史分上下两编，上编五章二十节，叙述传说时代和夏、商王朝的军事，下编七章二十二节，阐述西周军事和商周军事思想的发展。全书以30多万字的篇幅撰述五帝三代时期的军事制度、军事防御、武器装备、作战方式的演变，重要战争的起因和历史作用，以及孕育和发展中的军事思想等。这样全面地综合地研究夏商西周时期的军事史著，可以说是近现代军事著作中的第一部。当然，这种独创性研究是在吸收众多学者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出土文献、田野考古发现的遗址、遗物的历史内涵，才使本书得以上下贯通，比较系统，可以说这也是本书的特点。
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大战，当然是本书交待的重点，围绕这类战争展开的政治攻势和军事较量为历代统治者所借鉴，但由此而产生的战后军事防御系统的建立，却一直被忽视。我们根据近现代甲骨文、金文和古代城址的发现和研究，理出五帝三代军事防御措施的种种表现，诸如分封、情报、屯戍、道路等等，都与军事防御体系密不可分，这是过去学者未曾注意的军事问题，本书特详加考证和叙述。战争性质的演变也是书中着重考察的内容，我们征引大量考古和民族学资料与古史传说相印证，研究五帝时代战争性质发生的变化，即由古老的血亲复仇蜕变为掠夺性的战争。这种关于我国古代战争性质演变的新观点，有利于探讨远古时期战争的起源。
本书提纲的拟定和撰写，始终得到吴如嵩、黄朴民二位先生的热情支持和鼓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周自强研究员和王贵民研究员审阅书稿，在肯定书稿特色的同时，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帮助我们深入地考虑一些问题。在本书交稿付梓之际，谨向支持和审阅书稿的各位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并期待着得到专家及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作者
1998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