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表现为统治阶级更加重视对军事理论的总结和对军事人才的培养。如开设武学，通过正规的教育渠道培养和拔擢军事人才；编纂以《武经七书》为代表的兵学教科书，作为武学教育的基本依据；在官方编纂的大型类书中普遍设置有关军事学的专门项目；搜集、整理军事著述，总结以往的战争和治军的经验。
其次，表现为综合性大型军事类书和专题性兵书的大量涌现。在大型军事类书方面，有《武经总要》和《武备志》等著作的相继问世。在专题性兵书方面，更是门类齐全，蔚为大观。其中比较典型的有：论述军事训练问题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安民实务》、《兵机要诀》等；论述攻守城问题的《守城录》、《救命书》、《金汤借箸十二筹》、《洴澼百金方》等；论述兵制的《历代兵制》、《军需则例》等；论述兵器技术的《火攻挈要》、《火龙神器阵法》等；论述军事地理和边海防的《筹海图编》、《灰画集》、《读史方舆纪要》等；关于名将事略的《百将传》、《将鉴论断》、《古今将略》等，其数量之繁多，分类之精细，乃是前所未有的。这反映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向广度的拓展，进一步趋于系统和完善，并在保持深邃哲理性的同时，实用性和可操作明显加强。
最后，还表现为文人论兵的现象更加普遍。文人论兵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然而在宋元明清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扬。宋代的苏洵、王安石、李觏、梅尧臣、陆游、辛弃疾、陈亮、叶适，明代的王阳明、李贽、徐光启、丘濬（浚），清代的顾炎武、顾祖禹、王鸣盛等，都普遍关注军事问题，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军事见解。这种文人对军事的强烈参与意识的凸显，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历代军事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泛社会化倾向的确立。
（四）社会大变动中的清代后期军事思想
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其最终结局，暴露出中国传统体制的严重弱点。随着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逐步加深，中国在反侵略斗争中不断遭受挫折，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越来越大的冲击和挑战。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决定了清代后期的军事思想必然呈现出新的特点，具体体现为：
第一，对传统军事思想进行有限的改造和发展。魏源等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口号的提出，标志着变革传统军事思想的开端。从此，随着半殖民地危机的加深，传统军事思想在局部范围内得到了改造和发展。如在国防思想上开始由重陆防、轻海防走向海防、塞防并重；国防建设由囿于耕战逐渐走向仿效西方列强发展工商、兴办军事工业，给传统的“富国强兵”理论注入了新的生机。在军事教育和训练方面，引进西方的近代军事教育和训练观念及方法，最终废除了延续千年的武举，建立起新的军事教育体系和制度，开始实行西式的军事训练方法。对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传统军事理论，在继续肯定其精华的同时，还主张吸收西方军事思想以弥补其在适应近代军事斗争方面的不足和缺陷，指出“今之战术非孙吴兵书可尽也”（《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卷8）；“西国枪炮盛行战阵之间，旧日成法已难胶执”（《中西兵略指掌》卷20）。与这种传统军事思想观念变化相一致，出现了《海国图志》、《中西兵略指掌》、《兵学新书》、《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等一批带有近代色彩的兵书著作。
第二，有选择地引进和吸取近代西方的军事思想。在部分有识之士的大力促进下，一批介绍外国军事理论的译著纷纷面世。洋务运动时期，由于整个社会体制未得到根本性的变革，因此这种引进和吸取主要集中在军事技术方面，但是到了后来，西方资产阶级的战争理论、军制学、战略学等也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对中国军拳思想的近代化起到了积极的催化作用。
第三，清代后期军事思想的变革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相对而言，开始时较多注重于修利、和改造传统军事思想，后来渐渐侧重于引进西方近代军事思想，但其总的特点是被动和滞后的，种种变化归根结蒂不过是军事改良的产物。从当时的军队管理教育来看，仍基本以封建纲常与宗法思想为内容，带有较浓厚的封建色彩；从作战指导思想来看，仍存在消极保守的倾向，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
综上所述，中国古近代军事思想内涵丰富，体系完备，哲理深刻。特别是军事哲学是中国军事文化的灵魂，集中体现了贯通古今、超越地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特点。概括地说，在战争观问题上，其主流是主张慎战与备战并重，积极提倡重道慎战，强调义兵必胜，坚持以战止战的立场。这样的进步战争观，反映在国防建设理论上，就是主张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在治军思想方面，主要倾向是提倡“令文齐武”，礼法互补、文武并用是其根本特色，为此，历代兵家多主张以治为胜、制必先定、兵权贵一、教戒素行、气艺并重、赏罚分明、恩咸并施、励士练锐、精兵良器、将帅贤明、智勇双全、上下同欲、三军齐心。在后勤保障上提倡聚财积力、足食强兵、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在兵役思想上坚持寓兵于民、因势改制等等。战略思想和作战指导理论是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的主体和精华，它的核心精神是先计后战、全胜至上、灵活用兵、因敌制胜。一些有关的命题或范畴，诸如知彼知己、因势定策、尽敌为上、伐谋伐交、兵不厌诈、出奇制胜、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造形任势、示形动敌、我专敌分、并卒击敌、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善择战机、兵贵神速、先发制人、后发制人、巧用地形、攻守得宜等等，都是围绕着“致人而不致于人”，即夺取战争主动权这一根本宗旨而提出和展开的。这些用兵原则，正是中国历代军事思想实用理性和精髓要义的集中体现，具有超越时空的借鉴价值。
四、中国军事史发展的基本特点和规律
（一）中国军事史的发展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植根于深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土壤，受各种条件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与时代演进同步。
中国历史上的军事斗争是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民族冲突以及错综复杂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的最高形式和特殊表现形态。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队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性质，决定了中国军事的发展必定要受具体政治条件的制约，是一定政治作用于战争活动和军队建设方面的客观反映。军队作为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受制于国家的根本制度，并受到国家总体政治状况的直接影响。特别是军队统御体制，它的形成与演变，都是国家政治制度、政治状况直接作用的结果。自战国起，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即已建立起来，秦汉以降，这一体制仍不断处于巩固之中，到了宋、元、明、清时代，它更发展到了空前强化的程度。与这种政治体制相一致，军队统御体制的演变，总的趋势只能是军权的高度集中，皇权对军权的控制无以复加。换言之，它只能是一种东方大一统帝国的、以维护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为宗旨的军队领导体制。这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保证了军权的统一集中，有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有利于克服将帅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弊端，防止国家陷于分裂或社会发生动乱。中国历史上统一战胜分裂，稳定压倒动乱，其原因固然存在着支撑国家统一的经济和文化根基，但也不能否定军权高度集中这一历史传统在其中发挥的特殊作用。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一传统的负面影响也相当严重，因为它毕竟是封建专制政治的产物，其无条件地强调君主对军权的绝对控制，很容易走向极端，导致“将从中御”，否定了先秦兵家关于将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的合理观点，限制了将帅在战场上的机断指挥权限，因而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甚至导致作战的失败。北宋时期，军权高度集中，将帅领兵作战要根据皇帝预先颁布的阵图来进行，结果在对辽、西夏及金的战争中屡屡失利，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治统驭军事的又一个突出表现，是中原王朝长期实行的民族、外交政策对战略原则的制定和战争基本立场的确立所产生的影响。历史上大多数中原王朝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及外部政权推行“朝贡政治”，倾向于以德义服人，在对方承认自己天朝中心地位和称臣属、奉正朔的前提下，以和平的朝贡方式维系和处理彼此的关系，羁縻成为比较常见的政治选择。这种民族、外交政策反映在战略上，就是制定战略方针时侧重于绥靖和防御，如慑之以兵威，和之以婚姻，阻之以城塞，施之以禄位，通之以货利，怀之以教化等等。当然，以朝贡政治为外在表现的“天朝中心”观，有其明显的局限，这就是它具有突出的内向性与封闭性，缺乏进取开拓的精神，滋生着战略上消极防御的倾向。尤其是进入近代后，当西方列强大举入侵，将战争强加于中国时，其反应往往显得被动和迟钝，国家陷于落后挨打的不幸境地。
社会经济条件是制约中国军事发展变化的客观前提。中国历史上社会生产力的每次提高，都曾给军事活动带来新的物质技术基础，使战争、军队建设、国防建设以及军事理论建树出现新的特点，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换言之，中国军事史的发展历程，就是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国古代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是，广大中原地区的农耕经济与北部边疆的游牧经济的长期并存。农耕经济的早熟性和稳定性，成为促进中国军事文明较早就达到相当发展水平的重要条件，并由此决定了中原王朝军队在兵种、兵役、编制、后勤、训练等方面的特点。特别是随着春秋战国以来牛耕和铁器的发明和应用，封建土地关系的确立， 农民长期成为中原王朝军队的主要成分，遂使得大规模冷兵器战争成为可能，而重视“耕战”、“兵农合一”亦成为最重要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理论原则。比如汉朝，完全不像西方罗马城邦国家那样，以掠夺外邦来求得强盛，而是采取“以农为本”、“与民休息”的政策，从而为富国强兵打下基础。至于封建国家对资源的较为集中和有效的控制，则为历代王朝建立强大兵备，从事大规模的战争活动，提供了基本的保己部边疆地区游牧经济生活的基本特点，使得边疆少数民族的骑兵较为发达，其游牧经济的不稳定性又促使其统治集团屡次策军南犯。中原王朝面对严重的边患，很早便采取筑城守边、屯田戍边的政策，促进了中国古代国防建设的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古代筑城最为发达、边防体系高度完备的国家之一。
在社会生产力诸要素中，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推动军事发展的最活跃因素。铜石并用时代的到来，使得社会剩余产品明显增多，社会分化加剧，从而导致原始战争性质的变化。以掠夺生产资料和实行阶级奴役为宗旨的战争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春秋战国之际，铁兵器的发明和使用，尤其是弩机的投入战场，使高居战车之上的甲士成为显著的攻击目标，曾经威风不可一世的战车作用急剧下，从而导致车战的逐渐没落，步兵的重新崛起。唐宋以来社会经济的繁荣，科学技术的发达，尤其是药物学的发展，炼丹术的盛行，直接导致了火药的发明，随之而来的就是火器的制作和应用于战争。而火器用于作战之后，又引起封建军队编制、装备结构发生变化，这表现为军队使用火器与冷兵器士兵之间的比例调整及火器部队的建立。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高度发达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造就中国古代辉煌军事文明的一个重要条件。
思想文化传统也是影响中国军事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深深植根于其社会土壤之中，又反过来对包括军事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施加自己的影响，打上独特的文化烙印。中国人在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上，主要是反对穷兵黩武，提倡以战止战。中国历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农耕自然经济社会结构，形成了安土重迁、追求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热爱和平、内向持重的民族性格。这一思想文化传统影响对待战争的态度，只能是慎战观念的深入人心。所谓“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就是这种观念的形象反映。自先秦时代起，“从古知兵非好战”、“尚武不黩武”的战争观念即开始得到肯定和弘扬。当时的思想家，不论其政治立场和主张有多大的差异，但是在反对穷兵黩武这一点上，却多有相通之处，如道家强调“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老子·三十一章》），儒家主张“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兵家指出“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孙膑兵法·见威王》）。连倾向“主战”的法家学派，也对穷兵黩武持否定态度，韩非子就认为“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审用也”（《韩非子·存韩》）。秦汉以降，这一军事文化价值取向仍受到崇尚，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始终是民族深层心理中的普通认同。于是便有“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一类的言辞常见于历代文字载体，成为众多政治家、军事家乃至普通民众的理性主张。而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形成的军事战略，也不能不是守成大于进取，守土重于拓疆，防御先于进攻，同化优于分异，重谋贵于尚战。当然，爱好和平，主张慎战，并不等于无保留地反对战争，取消战争。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义与非义的界限，决定了中华民族每当国家面临分裂危险、民族遭受外敌入侵、正义受到践踏之时，总是本着“以战止战，虽战可也”的基本立场，以义战制止不义之战，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权益。
（二）坚持统一，反对分裂，促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共同抵御外侮，是中国历代战争的主流。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已经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衣达了这种思想倾向。经儒、墨、法等先秦诸子学派的倡导和弘扬，大一统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到战国未年，终于在统一条件基本具备的基础上，由秦国通过战争手段，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现实，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是中国政治早熟的一个重要标志。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说是统一的趋势不可逆转，分裂遭到人们的谴责和历史的抛弃。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仍始终是大多数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割，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一统为己任而以炎黄之后自居，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他们在从事国内战争活动时，总是把反对分裂，实现和巩固国家的统一作为首要考虑的前提。同样，历史上的对外战争，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如蒙古军西征等，属于只代表统治阶级意志，违背广大人民的根本意愿的民族扩张战争外，主要是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巩固国家统一的战争。正是由于历代战争的主流是反对分裂，谋求和巩固统一，才使中华民族历经战争的磨难而得以屹立于世界东方。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生存共同体，历史上生活在我国疆域内在中央集权统治之下的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内部的地方性政权，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各民族之间只有文明发展程度、生活方式的不同，而不存在着归属性质的区别。战国荀子指出：“四海之内若一家”。汉代公羊学大家何休也认为：随着社会的进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即四夷与诸夏地位平等，彼此和好相处，民族关系上天下为一家，这一思想奠定了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理论前提。在此基础上，民族融合不断向前发展，成为中国历史进步的重要标志。虽然，中国历史上国内各政治集团、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从东北的渤海国到西南的吐蕃，从西北的西域地区到东南的百越诸地，从蒙古高原到东南海域，此伏彼起，绵延不断，并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物质代价。其中有些战争还具有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性质，但从历史发展上看，许多战争在客观上起到了推进国家的统一，稳定国家疆域，保卫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边疆地区，扩大中华文明辐射圈，促进国内各民族相互融合、共同进步的作用。
几千年的军事发展史表明，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国家繁荣、社会稳定、文化进步的基本保证，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福祉之所系。据统计，从秦统一之后的2200年间，中国统一或基本统一的时间占2/3以上，分裂的时间不到1/3。历史上每一次民族对峙、国家分裂之后，最终的结局仍是民族融合与新的空前的大统一国家的出现。为人们所称道的历史上的著名“太平盛世”，如西周成康之治、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清代康乾之治，都是在国家大一统、民族大融合的局面下实现的。顺应民心的统一给民族和国家所带来的是生活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军事的强盛，文化的繁荣，科技的进步，国际地位的提高。与此相对立的，就是分裂和战乱给人民、国家、民族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东汉未年的军阀混战，导致了“白骨露于野”、“生民百遗一”的悲惨局面；唐中后期的藩镇割据，造成了日后五代十国混战、黄河流域经济衰落的凄凉后果。从军事角度来考察，导致战乱频仍、分裂数生的原因是中央集权对豪强或诸侯的失控，是朝廷内部文恬武嬉之风的盛行，是军事力量制衡关系上的内轻外重、尾大不掉，是境外势力的入侵和干涉。这是十分深刻的历史教训。但必须看到，分裂违背民族的根本利益，违背历史发展的方向，背天理而逆人心，因此，这种状态即使能得逞于一时，但最终要归于失败。西周三监之乱被平定；汉代吴楚“七王之乱”被镇压；清代平定“三藩之乱”；清军统一台湾、澎湖和收复新疆之战等，都是历史的铁证。由此可见，统一战胜分裂，进步战胜倒退，乃是为数千年军事史所反复揭示和证实了的客观规律。
几千年的军事发展史还表明，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具有不屈不挠的团结斗争精神。各族人民团结御侮，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保卫民族利益，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原因之一。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即已形成“兄弟阅于墙，外御其务（侮）”的观念，并随之推衍为处理诸侯之间关系与民族关系的重要准则之一。明清以来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外敌多次入侵，民族危机的空前深重，这一传统更得到了弘扬和发展，诸如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清军收复雅克萨之战，鸦片战争抗击英国侵略军之战，中法战争抗击法国侵略军之战，甲午战争抗击日本侵略军之战，西藏人民抗击英国侵略军之战，中国军民抗击“八国联军”之战，等等。中国人民所表现的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充分证明中华民族在维护国家主权，保卫民族根本利益方面绝不妥协，永不退让。这种民族正气正是中华文明不朽的奥秘所在。
（三）军队是国防的重要因素，国家的兴衰与军队强弱密切相关，必须立足于宫国与强兵的高度统一。
所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管子·侈靡》），即在重农的基础上富国，在富国的基础上强兵，这一传统历经数千年，成为中国古近代国防建设的重要特征。军队建设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存亡。而军队的强大或衰弱与领兵人员特别是将帅素质密切相关，而这又受当时社会政治的深刻影响。中国古近代传统政治中的消极因素，如文恬武嬉，任人唯亲，卖官鬻爵，同罪异罚，贿赂公行，官商一体等，都曹严喳腐蚀军队，这在汉、晋、唐、宋、明、清各代的末期表现尤为明显。
在对待军队建设的基本态度上，中国传统文化崇尚改良性质的渐进，菲薄革命性质的剧变，这一特点也反映在军队改革问题上。一方面，历史上一些统治者根据“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原则，主张改革，进行变通，即所谓“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商?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宋王安石变法，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事例。另一方面。古代中国毕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文化，儒家的传统精神强调“执中守成”。尤其是秦汉以降，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在政治生活中完全占据了正统地位，其基本理念是“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汉书·董仲舒传》）。它反映到古代军队改革上，决定了改革往往缺乏足够的力度和深度，失败者居多而真正成功者屈指可数，而且越到后来，传统文化对军队改革的负面影响越是明显，终于成为中国军事在近代落伍的原因之一。
军事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国防建设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有了“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管子·七法》），“凡车马坚，甲兵利，轻乃重”（《司马法·严位》）这样的可贵认识，而历史上军队建设的发展，战争方式的进步，也都与军事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尤其是进入近代之后，军事科技水平的高低对于军队战斗力强弱的影响和作用更显突出，可以说是有了质的变化。然而，需要特剐指出的是，在对待军事技术的基本态度上，古代中国多突出“道”、“器”之辨，比较忽略军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重道轻器，忽视科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消极方面。在历史上，人们普遍认同“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观念，有人甚至把科技实践轻蔑地斥之为“奇技淫巧”，很少主动积极地去推动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而科举选士等有关制度或措施，又从国家政治的层面，助长了这一文化现象的蔓延。这样的文化传统，在军事领域中自然要得到充分的反映，使得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应用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往往滞后于战争实践所提出的客观需求。这种弊端在封建社会兴盛、外部压力相对较少之时尚能被掩盖，然而当封建社会步入衰世，西方列强纷纷崛起，坚船利炮轰打古老帝国的悲剧变成现实之时，其恶果便暴露出来，从而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中国古代曾创造过许多辉煌，对人类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不幸的是，历史进入近代，中国却落后了。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1 00年间，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饱尝民族的屈辱和苦难，但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和沉沦，而是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在中英鸦片战争105年之后、中日甲午战争50年之后的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觉醒和解放事业的伟大转折。在经历22年之久的人民革命战争之后的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崭新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为保卫亚洲和平与国家安全，中国人民进行了震惊世界的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抗美作战以及历次自卫反击作战，都取得了光辉的胜利，打出了国咸军威。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香港的安全，并作为国家主权的体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香港回归祖国，洗雪了百年国耻；澳门也即将回归祖国。这是带有历史总结性与历史指向性的伟大壮举。历史赋予中国人民的下一个神圣使命，必然是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只有这样，才能面对青史，做到无愧于祖先、无负于后世。
1997年7月1日
《中国军事通史》总目录
《中国军事通史》总序 李际均
第一卷 夏商西周军事史
上 编 从文明初曙到夏商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