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鹿之战以后，华夏、东夷两大集团加速了融合，在一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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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沈括《梦溪笔谈》卷三。
②《周礼·春官·肆师》郑玄注。
③《史记·封禅书》。
④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99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区，分属两大部族集团的先民居地犬牙交错，文化互相影响，日益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公元前4000多年时，分别代表华夏、东夷两集团的“仰韶人”、“大汶口人”体质特征有一定差别，分属同一种系的两个古代不同“族群”，到了公元前3000年，在河南陕县庙底沟发现的这时（庙底沟二期文化）居民体质特征和上述两个“族群”都有了密切关系①，应是这种融合的结果。而正是这种融合，加速了河南及其邻近地区的文化发展，较早地进入了龙山文化时代。传说中与华夏、东夷两集团关系都很密切的颛顼，就是在这样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一时期有颛顼与共工争为帝的战争，时间大约在距今4500多年前。
一、颛顼——继修黄帝之功的古帝
颛顼属华夏集团，传说他是黄帝的后裔，华夏集团的主要成员有虞氏和夏后氏都认为他们的远祖是黄帝，近祖是颛顼，因而在他们的祀典中“稀黄帝而祖颛顼啊，对这两位古帝举行最隆重的祭祀。《史记·五帝本纪》总结颛顼的功绩是能“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絮诚以祭祀”，就是说他能敬鬼神、制尊卑、理四时五行之气，教化万民，以致“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即四方皆平，前来归服。这些颂扬之辞尽管有夸张成份，但可见颛顼和黄帝一样，他的声威和影响早已超出自己氏族部落和部落联合体。
黄帝是创造部落联合体的最高军事首长的代表，他开创了集审判权、祭祀权、军事指挥权于一身的先例，颛顼也是一身而三任的人物，他法麓于民、教化百姓，无疑是掌握审判权的酋长；能交通鬼神，主持祭祀，显然是宗教主；又传说他生于若水，“首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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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潘其风等：《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种系分布研究》，《考古与文物)1980年2期。
②《国语·鲁语上》。
干戈”①，则是握有军权的象征。颛顼的时代晚于黄帝，社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黄帝时犹存母权制遗风，涿鹿之战中女神（魃、玄女）起过极重要的作用。颛顼时，父权制则进一步确立，传说“帝颛顼之法，妇人不辟男子于路者，拂于四达之衢”②，就是说对于在路上不回避男子的妇人，都是身上带有妖祟的，要在十字路口让巫师对她作法、示众，这就从宗教礼仪方面规定了男尊女卑。同时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颛预还进行了宗教改革，即所谓“绝地天通”③。在古代社会最初只有两性的自然分工，随着原始宗教的产生，出现了巫觋，但不是专职的，那时人人能通神，家家有巫史，这是和范围狭小的氏族制度相适应的。但当社会组织已形成范围较大的部落联合体时，若人人都能通神，传达神的意志，必然要影响联合体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颛顼的改革是断绝人神交通之通道，改造了氏族制度的机关，除了联合体最高首领一身三任，是最高宗教首领外，使大巫“重”任“南正”，司入神交通，会集群神命令，传达下方；又设“火正”，任命“黎”司其职，管理地上的群巫及万民，使宗教事业由少数人垄断，此后逐渐蜕变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但在当时，这是历史的进步，“南正”，“火正”之职，后来演化成阶级社会的“宗伯”、“司徒”等官职，少数人专门掌管宗教祭祀，还促进了对日月星辰的观测，为天文历算的出现奠定基础。总之，颛顼的改革是继黄帝之后又将历史的发展向文明推进了一大步，因此被尊为能修黄帝之功的古帝。
颛顼属华夏集团，又与东夷集团有密切联系，传说颛顼之父昌意为“黄帝之嫡，以德劣降居若水为诸侯”④，若水之地不详。还有传说“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颛顼于此”⑤，知颛顼之先世或因权力斗争，或因触犯习惯法，被迫离开祖居之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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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帝王世纪》。
②《淮南子·齐俗训》。
③参见《尚书·吕刑》；《国语·楚语下》。
⑤《山海经·大荒东经》。
了东方，颛顼生于少昊之地，在少昊文化哺育下长大，曾被推选为军事领袖之一，“佐少昊”并“平九黎之乱”①。这个九黎已经不是蚩尤的九个亲属部落了，而是泛指夷人的一些部落。所谓“九夷之乱”，应是英雄时代常发生的争雄战争。文献记载颛顼之墟称帝丘，在今河南濮阳②，那里长久以来有传说中的颛顼城，濮阳距离传说中的蚩尤冢、肩髀冢以及“少昊之墟”曲阜都不远，正好解释他与东夷、华夏两集团关系密切的原因。濮阳又属于华夏集团活动范围，仰韶文化先民长期在那里生息，6000年前已有一座用大小围沟防护的大型聚落，还出土了“中华第一龙”——用蚌壳堆塑的大型龙、虎置于一壮年男子尸骨两侧。4000多年前，再度繁荣，又形成一座很大的聚落③。它印证了中华大地对龙的崇拜出现很早，黄帝召应龙助战和颛顼都帝丘的传说反映了真实历史的影子，也说明颛顼在少昊之地初露头角以后，又回到祖居之地建功立业了。
颛顼之所以能成为集三权于一身、英名远播的古帝，乃是和对共工战争的胜科分不开的。
二、颛顼与共工“争为帝”
约在距今4500年前，颛顼与共工进行了一场大战。关于这场战争，文献上有两种说法：一说“颛顼尝与共工争矣”，“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④；再一种说法是“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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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帝王世纪》。
②参见《左传·昭公十七年》杜预注。
③《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3期；《近十年河南文物考古工作的新进展》，载《文物考古工作十年》 (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④《淮南子·兵略训》。
而触不周之山”①，知战争的起因与水患有关，实质上却是一场“争为帝”的战争。由于在历史上颛顼是一位英名远播、能修黄帝之功的古帝，所以共工与颛顼争为帝之说流传极广，不过仔细考察战争背景，颛顼与共工争为帝的记载更符合历史的原貌。
因为当颛顼登上历史舞台之时，共工氏早已是一个煊赫的古族了。共工氏居共，以共水得名，其地即今河南辉县。早有研究者指出，黄河在上游时水势尚小，流经山间或受黄土高原紧束，不能成大患，流至豫东，落到平原上，又受纳了洛、沁、淇、共等支流，奔腾冲击，常成大患。共（辉县）在古黄河从西转向东北流的北岸，属于河患多发地区，世代居于此的共工族是一个世代与水作斗争，并积累了一定治水经验的古族②。据文献记载，“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③。这都说明共工氏与水的关系密切，并因治水有一定成绩而享有威望。“伯九有”，意味着他在一个地域广阔的部落联盟或联合体中居于重要地位，其中一任领袖由于“能平九土”的重大功绩被后世祀为后土——社神。古文献中还记载了共工氏的衰亡，即“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所以后来周代统治者总结历史兴亡教训时，将其归纳为“久空重位者危”④。总之，早在与颛顼发生大战以前，共工氏首领已居于一个金字塔式权力机构的顶端了。
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还很低，治水的方法很原始，主要用“堕高堙庳”的办法，当气候比较干燥、水患不大时，铲高垫低法尚能起一定的作用，但随着距今4700～4000年间气候波动时期的到来，由于水患增多、增大，旧法已难以奏效了，更兼共工氏领袖人物抛弃氏族民主制度，集权于一身，自以为是，拘守旧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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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淮南子·天文训》。
②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③《左传·昭公十七年》；《国语·鲁语上》。
④《逸周书·史记解》。
能有效防治水患，导致内部矛盾及与其他部落矛盾激化，这就是文献所载共工氏“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①，也是颛顼与共工战争的历史大背景之一。
另一方面，颛顼之地——帝丘即今河南濮阳，在古黄河东岸，与在河西的共（辉县）直线距离不足200公里，却靠近下游，古黄河自辉县折向东北流，经今浚县、滑县东向直冲濮阳，再折向北流，所以帝丘也是易受水患的地方，而且共工氏治水屡屡失误，首先受殃及的便是帝丘，所以随着水患增多，与上游共工氏的矛盾日益加深。不仅如此，作为成年后才回到祖居之地的颛顼，要树立自己的威信必须有战功，因为这是崇尚武力的时代，而共工氏正处于天时人事交互震荡，内外矛盾日趋尖锐，开始走向衰落之时，因此颛顼发动了与共工“争为帝”的争雄战争。
战争进行得十分激烈，据文献记载，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矣”②。自视很高、目空一切的共工氏首领面对颛顼挑战十分垴怒，很可能是不顾一切地利用治水积累的经验，借洪水反击颛顼，有研究者认为，文献记载“共工振荡洪水，以薄空桑”的“空桑”，就是《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说的颛顼“实处空桑”之地，在帝丘西南，所以上述记载反映了共工曾利用洪水冲淹黄河故道西南的空桑沃野③。呼风唤雨、希望启动自然力为自己助阵，已经出现在黄帝时的战争中，但那时还只是巫术和幻想，而共工氏已积累了高地铲平、低地垫高、防障河水、决开积水等所谓“堕山”、“崇薮”、“防川”、“窦泽”等治水经验，完全有能力以邻为壑，引水冲淹空桑，却造成了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给后世留下“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这种天塌地陷的记忆。
尽管如此，共工氏仍未能赢得胜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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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语·周语下》。
②《淮南子·天文训》。
③何浩：《颛顼传说中的神话与史实》，《历史研究》1992年3期。
工氏制造水患长期受到历史的谴责，并且留下这样的历史教训：“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昔共工弃此道也……堕高堙庳，以害天下
……祸乱并兴，共工用灭”①，虽然对于共工当时的作法只有模糊的记忆，总结得也并不准确②，但对利用洪水“以害天下”的谴责态度则是很明确的。
这是一场“争为帝”的战争，而且颛顼、共工分别为黄帝、炎帝的后裔，属于同一个部族集团，所以战争的结局也略如黄帝、炎帝的阪泉之战，胜负双方都留在同一个部落联合体中。只不过颛顼取代了共工“伯九有”的地位，更被尊为“帝颛顼”，共工则“伯而不王”③，但仍长期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如尧时在议事会上讨论继任者人选，谨兜曾提议“共工旁聚布功，可用”，被尧否决④。还传说“尧欲传天下于舜”，共工反对说“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⑤，至禹仍有“伐共工”⑥的记载。可见在尧舜禹时代，共工氏作为一个煊赫古族之后，一直都居于氏族贵族的行列，参与了一系列的权位之争。
所以，有研究者认为颛顼与共工的战争可谓黄炎之争的余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