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时代就生存技术的发展而言，相当于整个石器时代，不过它的晚期，即文明初曙的英雄时代已处于由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过渡阶段，故又称铜石并用时代。距今5000多年前，我们祖先已发现了铜，并用于制作小件铜器，稍后出现了金属冶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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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罗琨：《二里头文化南渐与伐三苗史迹索隐》，《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
②《淅川下王岗》附录一《下王岗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种族类型》。
③《国语·周语下》。
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距今4700年前范铸的青铜刀①，距今4500年以降的黄河、长江流域普遍出现了铜制品，包括手工工具、乐器、饰物、生活用具，已有了铸造青铜容器的能力。可见传说“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以及所谓“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等等②，反映了真实历史的影子。当然还有“蚩尤作冶”，“以金作兵器”的传说③，但是至今尚未发现英雄时代的青铜兵器，因此可以判定整个英雄时代的兵器基本上仍是石、骨、木制的。当时的防御设麓主要是出现了设防的军事城堡，并获得不断的发展，反映在传说中则有“鲧筑城以卫君”④之说，这种城是社会发生深刻变革及战争性质变化的重要标志，正如恩格斯那段著名论断所说的：“在新的设防城市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濠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⑤。
一、军事装备
古兵家之言认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于事如影之随”，“器械不精不可言兵，五兵不利不可举事。上古庖牺之时，弦木为弓，剡木为矢蚩尤之时割革为甲，始制五兵、建旗帜、树夔鼓”⑥。这说明随着原始战争性质的蜕变，渔猎工具逐渐发展成了用于战争的武器，同时又发明了护体的铠甲；组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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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集。
②《史记，五帝本纪》；《越绝书·越绝外传宝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③《尸子》；《世本》张澍粹集补注本。
④《世本》。注引《吴越春秋》。
⑤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⑥《太平御览》卷三三九引《太白阴经》。
挥军队的旗帜、鼓角等等。
文献记载“黄帝振兵，教熊罴貔貅疆虎，制阵法，设五旗五麾”①。在今河北涿鹿有很多黄帝与炎帝、蚩尤争战的传说，有村名“七旗”，世代相传黄帝与炎帝打仗，在那里“树起了七杆大旗摆阵势”，“七旗”，或认为包括黄帝一旗，熊罴等六支氏族军队六旗②。
鼓，在史前时代也已出现，传说东海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名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之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③。考古发掘中，多次发现距今4000多年前鼍鼓的遗存。
号角，也见于黄帝时的传说，如“蚩尤氏帅魑魅以与黄帝战于涿鹿，帝命吹角作龙吟以御之”④。鼓角最初都是作战过程中巫师所用的法器，以后变成指挥军队，以壮军威的信号工具了。今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出土过陶号角实物，那是一件用夹砂褐陶烧制的牛角形陶号角，长39厘米，口径85厘米，是一位军事首领的随葬品⑤。
在英雄时代，作战所使用的主要武器有斧钺、矛和弓矢：
斧是十分古老的砍伐工具，在石制的斧体上装木柄，用于砍伐林木开辟耕地或采伐木材制作木器、营造房屋。正如《越绝书》载风胡子言，远古“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最早生产工具也就是兵器。田野考古已发现距今6000～4000年间的木柄石斧实物、模型、图画近10件，还有大量已失去斧柄的石斧，从而可=知这时的石斧一般厚重窄长，长10～15厘米，宽6厘米上下，柄长35厘米上下。斧柄宽面与柄纵交，交角900上下，斧柄有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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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通典》卷六六，嘉礼十一，旌旗。
②曲辰：《中华民族的先祖——黄帝与炎帝》，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
③《山海经·大荒东经》。
④《通典》转引自袁珂《中国古代神话》，119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⑤王树明：《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7年3期。
銎与石斧套接或有沟槽将斧嵌入柄内，再用绳带捆绑，结合十分牢固①。原始战争常用偷袭，近战，因此这是一种主要的短兵器。在距今四五千年间还出现了长柄大型石斧，如江苏吴县澄湖湖底出土了一件良渚文化木柄石斧，柄长约76厘米，前端柄径5～7厘米，石斧为梯形棒状，长约20厘米，宽约7厘米，厚约4厘米，类似长大的石斧比较少见。这时工具和武器开始分化，出现了扁薄宽刃的玉石钺，既作实战的兵器，又是军权的象征，其中有一部分制作十分精致的玉钺，已是完全作为权力象征的礼仪之器了，这类钺也是长柄的，通长在70～80厘米之间②。
矛也是十分古老的狩猎工具，在旧石器时代已经出现，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不仅制作技术大大提高，而且数量和类型也很多。用竹、木制作的矛出现得最早，尖端用火烧烤加工，变得十分坚硬，直到近代，一些原始民族还使用过它和殖民者进行英勇的战斗。而通过考古发掘，今所见到英雄时代使用和制作的实物主要是石矛和骨矛，如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的石矛是长叶形，刃锋双面对磨，有短铤，长14.5厘米。骨矛用兽肢骨制成，磨出锐利的刃尖，多10～15厘米长，一端穿孔，以便系缚。也有体长达20厘米上下的③。到了龙山文化时代，矛身断面呈三角形或菱形，更兼精磨形成长而锋利的前锋。如山东洒水尹家城M133随葬的骨矛，通体磨制极精细，有长长的三棱形前锋和短短的圆柱形矛身和铤④。这种矛显然有更强的杀伤力。
弓箭在中华大地出现，不晚于3万年前，传说庖牺氏时代“弦木为弓，剡木为矢”，参证民族学资料可知最早的弓是用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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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复合工具的研究》，载田昌五等主编《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②参见《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 1988年1期。
③《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
④《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木、竹制成的单体弓，用鱼膘、鹿筋等为弦，发射木箭①。在距今二万八千多年前的山西朔县峙峪遗址发现了加工精细、前锋锐利的石镞，证实了庖牺氏时代已有了弓矢的传说。到了原始社会晚期出现了更为进步的复合弓。例如本世纪初，活动于外兴安岭的鄂伦春人制造的最原始的弓，弓体仅用弹性较大的落叶松或榆木一片，修整成形、缚上鱼膘或鹿筋的弓弦即成单体弓。而活动于鄂尔古纳河畔的鄂伦春人制作的弓体是用落叶松作表层、韧性大的黑桦木作里层，两层木胎之间夹垫鹿或猝的筋，再用细鳞鱼皮熬胶粘牢。这种复合弓较单体弓有更好的弹性，当它被坚韧的弦牵紧、再用力张弓时，弓身能最大限度改变形状而不致折断，从而把更大的能量储存进去，使射出的箭有更大的杀伤力和更远的射程。原始社会的弓很难保存到今天，至今没有实物发现，但是与庖牺氏时代“弦木为弓”同时流传的还有大量黄帝时代“作弓”的传说。如“黄帝作弓”、黄帝臣“挥作弓”、“羿作弓”、“少吴生般，是始作弓”②等，应反映在英雄时代，制作弓的技术不断进步，新型复合弓的诞生。
与此同时，箭的制作技术也在不断发展、进步③，木箭的前端越来越普遍地加装更为坚硬锋利的镞，以增强穿透和杀伤力，尾部逐渐装上尾羽、以增强飞行的稳定性。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镞的变化很大，在龙山文化以前，大量的镞是骨制的，因为加工磨制比较容易，最初主要是用三角形骨片磨出侧刃和前锋，形成扁平三角形镞，以后镞身演化成圆锥形，前端磨出锐利的尖锋，尾部逐渐分化出镞铤，这些变化都有利于减小飞行中的阻力，而增强弓箭的力度。进入龙山文化时代以后，为了适应各种不同的需要，箭镞种类、形式很多，制作技术有很大进步，出现了一批通体磨制的石镞。这时最锋利的镞已从简单的圆锥形发展成有三个刃棱、剖面呈三角形的镞锋，从而大大增加了杀伤力。早期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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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参见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弓和弩》，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②参见《世本》张澍粹集补本及注引《越绝书》、《墨子》、《山海经》。
三角形镞则被柳叶形镞取代，镞体出现中脊，剖面呈菱形，有尖锋和锐利的脊刃。在山东泗水尹家城龙山文化遗址中除上述各种镞外，还有一件石镞前端为三刃尖锋，后半部三面均磨出弧形凹槽，锋刃锐利，短铤，长5.3厘米①，这应是带血槽的镞的雏形。原始社会晚期弓箭有相当大杀伤力，考古发掘多次发现射嵌进人骨的骨镞或石镞，如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M319墓主为一男性中年，左股骨上残存三角形骨镞的尖锋，射嵌入骨2.7厘米深。此墓属花厅类型文化，距今约5000年上下②，龙山文化时代更为进步的弓矢，其力度应更胜于此，所以，它是当时战争中的主要武器。
在发明了弓箭的基础上，经长期实践我们祖先又发明了弩，最早是简单的以木、骨、角制作的原始弩③，如鄂伦春的地弓由弓和木臂组成，木臂后方系别棍，张弓引弦后套上伏绳，当野兽触动伏绳，绳套脱离别棍，导致弦收矢发。纳西族地弩在木臂上加挖了矢槽，保证了矢射出时的平稳和射击准确。更进一步的是独龙等民族的手执弩，木臂上前方有矢道，后有弦槽，近旁用竹轴装一骨制悬刀。使用时引弦至弦槽处，用悬刀前端将弦卡在槽内，这时弦刀后端仰起，发射时压下悬刀后端，前端自然抬起，将弦弹出弦槽，形成弦收矢发之势。独龙族木弩有大中小之分，大型机臂长110厘米，射程150米，中型机臂90厘米，射程100米。弩射程较远，杀伤力大，张弓时间可长可短，利于瞄准、命中率高等等都是优于弓之处。在考古发掘中，多次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遗址发现形制与上述木弩悬刀相同、大小尺寸相近的所谓“长条形有孔骨匕”、“长条形有孔蚌饰”。四五千年以前的木弩不可能保存到现在，所以这些酷似木弩悬刀而用途尚不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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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②《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第1集。
③参见宋兆麟等：《从少数民族的木弩看弩的起源》，《考古》1980年1期。
骨、蚌片很可能是原始木弩遗存。
此外田野考古还发现了很多骨镖，这原是一种重要的渔猎工具，用动物肢骨条片制成，形体较镞长大，多为13～14厘米上下。锋刃或作圆锥形，或作三棱形，大部分两侧还有形式多样的倒刺。尾部或有梃以接装木杆、或有系绳的孔眼、节槽①。有梃的直接绑在木杆上的作普通投掷的标枪；有孔眼或节槽的装上木杆则成带索标，倒刺不仅加强杀伤力，而且牵带绳索使猎物无法逃脱。但它不仅用于渔猎，文献记载高山族“杀人亦伏长林草木间，先以镖射之，中镖倒，乃近而杀之”②。
这时作为防身的短兵器有匕首，其中以大汶口文化的环首匕最富有特色。如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M63随葬的一件由兽肢骨磨成，长18厘米，类似无柄短剑，器身后端镂一大长方孔。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出土了多件，均出墓葬，握于死者手中。它在早期数量较少，尖锋短，较晚的花厅类型中环首匕数量增如，锋部加长，变细，杀伤能力提高，而且不仅有骨制，还有石制的③。
随着战争的增多和武器的进步，战场上个人防护器具也出现了。从民族学资料看，原始的甲胄是用藤木、皮革制成的。台湾兰屿的耶美人使用过原始的藤甲，以藤条、藤皮编成，用于护卫胸背，还有藤皮编成的头盔。傈傈族用过原始牛皮甲，是用整张生牛皮剪成一定形状缝合而成。由于这种整张牛皮甲穿用不便，以后才出现了按照身体部位的不同，将皮革裁制成大小不同的革片，联缀成甲的作法，而在更早可能是把整张兽皮披在身上④。古文字的研究为这种推断提供了佐证。甲骨文中有“X”，即现代汉字中的“蒙”，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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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大汶口》；王仁湘：《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骨制工具》，(中国考古学论丛》，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②参见宋兆麟：《带索标——锋利的渔猎工具》，《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③《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第1集。
④参见杨泓：《中国古代的甲胄》，《中国古兵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考证，古代作战勇士“经常披虎皮之衣，用作伪装，以逞勇猛，乃谓之蒙。"古代驱兽作战的传说，“乃是勇士作战蒙猛兽之皮，以为伪装”。关于蚩尤的传说，如牛首兽身，实际上是身披兽皮头戴牛角，这种将人伪装成猛兽冲锋陷阵的作法不仅见于上古，甚至到南北朝还有其孑遗，不仅见于中国，也流行于外国，如玛雅人就有类似习俗①。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勇士和统治阶级卫士还称虎士、虎臣、虎贲，以虎为名，且身穿虎皮衣裤、以虎皮佩刀剑，以喻勇猛。而更早蒙兽皮除伪装猛兽震慑敌人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实用价值就是用坚韧的兽皮保护自己，这正好说明制造甲胄是受到动物的启发。总之，文献所载蚩尤之时已有了原始甲胄的传说是可信的。
二、防御设施
史前时代作为群体的防御已经有了濠沟和城墙等设旋。
早在氏族制度的兴盛时期，原始村落的周围往往有濠沟环绕，如西安半坡聚落遗址成不规则圆形，居住区分两片，可能分属两个群团或经济共同体，其间以深1.5米，宽2米的沟道为界，居住区外围绕一条深5～6米、宽6～8米的大防卫沟，沟外为氏族墓地，还有烧陶器的窑场②。陕西临潼姜寨史前聚落平面呈椭圆形，—侧临河，其余部位有围沟环绕，沟宽1～2米，深1～2米，规模较小，但内侧很可能有木桩和树枝编成的栅栏或围墙，因为有一些炭化木柱倒在沟中，直径1 5厘米，残长130厘米。围沟内侧每隔一定距离有一座哨所，残存的三座分别在东南寨门、东北寨门正中，以及正北凸形围沟的内侧，可以嘹望到东、西、北三个方面。东部的两个寨门外是墓地，不是主要通道，正门应在西南，靠近临河的一面，既方便生产生活，也比较安全，这些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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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厚宣：《甲骨文麓字说》，《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1982年版。
②《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的安排反映了对防卫的重视①。这一时期所有的防御设施都是聚落中的人们共同营建的，所保护的也是整个聚落被血缘纽带联接在一起的所有成员，正体现了盛行血亲复仇的时代，个人的生存与自我保护是融入集体的生存与自我保护之中的。
进入英雄时代以后，随着战争的增多和武器的进步，防御设施日益加强，开始出现了设防的城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堡日益普遍于两大河流域及内蒙古长城地带。这些城堡大大小小有一定的等级差别，与一般的中小型聚落更形成鲜明的对照，反映出社会出现的大金字塔式的多层结构，受城堡保护的逐渐不再是参与修建的全体成员，而是大大小小金字塔顶端的人物及其血缘亲属家族成员和有关服务设施。
已发现的较早的土筑或石筑围墙多在长江中游和内蒙古长城地带。在今两湖地区，已发现了江陵阴湘城、荆门马家垸、天门石家河、石首走马岭、澧县城头山等五处屈家岭文化的古城址②。最大的一处是石家河古城，位于湖北天门石家河镇北1公里，这里是一片南北走向的岗地，城垣依地势而建，东、西城垣沿两条岗的外侧修筑，南、北城垣均有宽达数百米的缺口，正对岗间的低冲，以便暴雨时节过山洪和平时的排水，缺口部分用陷阱、鹿砦、木栏等传统方式进行防御，城垣近方形，边长各1000米上下，面积100万平方米，是已知最大的、筑造较为原始的城垣。它的中部是一处屈家岭文化的中心遗址——谭家岭遗址，居高临下，周围环绕30余个中小型聚落。城垣内有一处宗教活动中心，还有一处也与大规模宗教活动有关，是主要烧制宗教用品的陶器专业化生产的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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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姜寨早期村落的布局》，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②参见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又见《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考古》 1994年7期；严文明：《龙山时代考古新发现的思考》；张学海主编：《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
这座城垣的时代大约为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600年。
始建年代稍晚的城头山古城显示了防御设施的重大进步，它始建于屈家岭文化，兴盛于石家河文化时代，存在年代为公元前2700～前2000年。古城位于湖南澧县县城西北车溪乡，其平面呈圆形，直径310多米，面积7万多平方米，夯筑城垣底宽20米，顶部残宽约7米，内坡平缓，坡呈150～250，外坡陡直，呈850 0这不仅使高高的城垣能稳固矗立，而且利于城内人员登垣守城。陡直的城垣外坡不仅使敌难于攀登，而且城外还有宽35～50米、深约4米的护城河，是由人工河道与自然河道结合而成的，东、西、南、北四面皆有城门，两两相对，城内地面高于城外，中心点又高于四门，城内积水可以通过四门排入护城河。其中北门是城内外相通的水上通道，当地群众称之为水门，东门可能是正门，正中有一条卵石铺垫的5米宽的大道，城中的大型建筑区在最高部位的中部偏西南，有一组数座长方形夯土台基的建筑群。这应是类似于传说中的“三苗国”一类酋邦的中心机构所在地。修筑这种大规模的城垣防御体系在主要使用石、骨、木工具的史前时代，无疑需要大量人力，仅靠城垣内的居住者是难以完成的。
在内蒙古长城地带也有一系列的石城聚落遗址群①，其时代在距今4800- 4300年间的主要发现了三群：(1)岱海石城遗址群，均位于蛮汗山南麓向阳避风坡地上，面向岱海及与岱海相连的开阔盆地。有凉城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大庙坡等石城聚落，相互间距均约5公里左右，而在岱海以北，蛮汗山南侧坡地，还有一批同期却没有石围墙的遗址。(2)包头大青山西段石城遗址群，均位于大青山南麓台地，前临土默川，隔川与黄河相望。有威俊、阿善、西园、莎木佳等石城遗址，也是每隔5公里左右便有一座或一组。(3)准噶尔与清水河之间黄河两岸石城遗址群。这一地带黄河两岸形成峭岸，地势险要，石城分布于黄河岸边的高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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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田广金：《内蒙古长城地带石城聚落遗址及相关问题》，《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
上。有寨子塔、马路塔、后城嘴等石城。
这些石城均依山势或地势而建，规模大小不同，有十余万平方米的中心城址，更多的是数千至一、二万平方米的军事防御性城堡。如凉城老虎山是一处面积13万平方米的中心城址，所处地形呈簸箕状，西北高、东南低。西北山顶平台上有一座边长约40米的方形石砌城堡，北部有两门，两门内侧中间有长方形石砌门卫房，城堡中部最高处有石头铺地的建筑基址。大城址的围墙以小城堡为顶点，依山势走向修建，平面呈不规则的三角形，向东北延伸的石墙外有很深护墙壕沟，向西南延伸的石墙，建在陡峭的梁脊上，梁外也有深沟，遗址最低处也有一道石墙与上述两石墙相连。石墙的墙基宽5米，深1.4～1.9米，用黄土层层砸实，墙体内外侧用大小不等的石块错缝垒砌，中间填石块或黄泥，相当牢固。残存的墙体最高处达1米以上，保存较好的北墙长600米。石围墙内依山坡陡缓修成八层阶地，每层都有成排的房址，石围墙外有窑址区，纵贯遗址中部的大冲鞠则是当时的排水沟。小型的军事城堡如准格尔旗的寨子塔，它的东、西、南三面都是峭壁或陡坡，石围墙依地形而建。北侧较平缓，建有平行石墙两道，间隔10～15米，墙外有深沟。外墙门道在中部偏西，宽约4米，两侧墙基明显加宽，内墙门道在石墙西行南折处，西向，宽约2.5米。这座城堡从选址到城墙、门道、壕沟等都反映对安全和防御方面的缜密考虑。
在黄河下游，公元前2500～前2100年间的古城也发现了多座，在鲁北地区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临淄桐村、寿光边线王四座古城址相距均有50公里上下。其中城子崖古城面积20万平方米，是黄河下游龙山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有研究者认为它不仅是为军事需要而修建的小城堡，实际上也具有了永久性统治权力中心的都邑性质①。它始建于龙山文化早期，可能在整个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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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高广仁：《山东史前考古的几个新课题》，《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文化时代，曾多次进行修复。进入夏代以后，当地岳石文化的先民继续在龙山文化城垣上，加修新的城垣，面积略缩小，为17万平方米。上面还叠压着周代城垣，是沿着岳石文化城垣内侧修建的。可见三代时城子崖一直是泰沂地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英雄时代更是该地区的中心城址所在地，修建了宽厚的高耸城墙。已发现的龙山城平面近方形，惟北面城垣外凸，弧形转角。残存的城墙深埋于地表以下2.5～5米，残宽8～13米，大部分挖有基槽，还有的部位是在沟濠淤土上夯筑起墙。夯筑方法早期用石块，后来用单棍夯筑，到了岳石文化时采用成束棍夯筑及夹板挡土的方法，与商周筑城技术已无大差别①，反映了自城堡出现以后夯筑技术的迅速发展。西距城子崖50公里的丁公龙山城面积小于城子崖，为12万平方米，但对龙山文化时代东夷集团先民城垣防护体系的设置及建筑技术提供了丰富资料。邹县丁公龙山城平面也略成方形，边长分别为310和350米（城内部分），城墙宽20米，残高1.5～2米，外坡陡直、内坡平缓，城外有一道壕沟环绕城垣，宽20米，深3米以上。城墙夯土是五花土，用黄白色生土与红褐色粘土搅拌而成，有的还掺有河沙②，以便增强城垣的坚固性。
在黄河中游近年最重大的发现之一是郑州西山仰韶晚期的城址。它位于邙岭余脉，坐落在枯河北岸的二级阶地边缘，平面近圆形，城墙挖槽建基，基底可达11米，墙体用方块板筑法，由于取土形成的外侧环沟宽5～7.5米，深约4米，尚未完全具备城壕性质。该城存在年代为距今5300～4800年间③。稍晚的龙山城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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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城子崖遗址又有重大发现》，《中国文物报》 193期，1990年7月26日。
②何德亮：《论齐国领地内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中原文物》1993年1期。
③《新石器时代考古获重大发现——郑州西山仰韶时代晚期遗址面世》，《中国文物报》1995年9月10日。
有多处发现，如河南辉县盂庄、郾城郝家台、安阳后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等。盂庄龙山城面积25万平方米，城墙堆筑而成，城外有宽约30米的护城河，夏商时曾在旧城基础上附加整修，继续延用①。平粮台古城较小，仅5万多平方米，它的平面呈正方形，十分规整，城墙修建用小版筑堆筑法，即先用掺红烧土的褐色土夯筑一道版筑土墙，再在其外侧堆土，略成斜坡，加以夯实，夯具已开始采用了四根木棍绑在一起的作法，较用卵石或单根木棍已大大提高了效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南城门两侧设有门卫房，依城墙用土坯垒砌，房门相对，加强城门的防卫设施。同时在南门门道路土下挖一条北高南低，上宽下窄的沟渠，埋设三条陶水管，用管道排除城内积水。平粮台古城的修建年代在距今4300多年前②，可知这时城堡的修建从规划到技术都已走向成熟。
传说“鲧作城”，又说“鲧作郭”③，考古发现告诉我们，用城垣保护的聚落或城堡是随着原始战争的增多而出现的，因此可以说进入黄帝时代就已有了城，而到了夏王朝前夕，即鲧的时代，筑城技术已有了很大发展。早期的城建筑方法原始，要更多地借助自然的地形地貌，城垣形状不规则。以后，随着技术的进步，规整方正的城堡日益增多，防御设施也日益严密，城墙有宽而深的基槽，夯筑的墙体采用了生土、熟土混合或掺杂沙土、红烧土等办法，大大增加了墙体的坚固。城墙内坡缓、外坡斜直，城门较窄而内设门卫房，外有宽达二三十米的护城河，都使城堡更加易守难攻。有些古城的布局为大城、小城相套，如黄河下游寿光边线王古城址，大城面积5.7万平方米，城内中南部又发现小城城垣，小城面积1万平方米。两城都是圆角方形，而且同属龙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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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94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五，《中国文物报》1995年1月29日。
②《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3期。
③《世本》秦嘉谟辑补本。
代，若能确认两城曾同时使用，那么小城可能具有宫城性质①，也就是说对一部分社会成员采取了双层城垣保护的措旋。至于内蒙古长城地带成组的石城遗址群，更显示出雏形的城垣防御体系开始出现，为军事防御设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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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广仁：《山东史前考古的几个新课题》，《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