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附图2）
公元前21世纪，黄河中游一个强大的部落联合体首领禹死后，他的儿子启用暴力的手段夺取了首领的职位，公开抛弃了残存的氏族制度的外壳，建立了奴隶制的夏王朝。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出现了与人民大众相脱离的公共权力：军队、警察、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更出现了什一税，这就是所谓“夏后氏五十而贡”①，要公民缴纳维持这种公共权力的费用。掌握着这种公共权力和征税权的最高统治者不仅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高高地凌驾于社会之上，而且还用“传子制”取代了“禅让制”，企图世代维持“家天下”的统治。这当然只是统治阶级的一厢情愿，尤其是夏代，国家机器还很不完备，统治者抛弃了联盟领袖“慎乃在位”②的传统，不再谨慎地恪守自己职责，怠惰政事，放纵游田，奢靡腐化。不仅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而且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也相当激烈，致使夏王朝统治前期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夏后启通过对伯益的斗争及甘之战建立了夏王朝后，又经武观之乱、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少康复国等反复斗争，夏后氏统治才基本得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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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孟子·滕文公上》。
②《尚书·皋陶谟》。
一、益启之争
在尧舜时代甚至更早，联盟的领袖已常常数代连续产生于同一氏族甚至同一家族，这是传说中黄帝、少昊、颛顼、尧、舜等均有百余岁的根本原因。但这种继承法与后来的“夏传子、家天下”有本质的区别，即领袖之子并没有“法定”的继承权，继任者的产生要经过议事会的讨论和认可，尽管在任领袖之子常会被
优先提名①，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被提名者的资历与才能，这是因为当时的生存斗争还很艰难，要求领袖人物有非凡的斗争经验与组织才能。但是，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社会分化的加剧以及王权的产生，大大小小金字塔顶端的领袖职位同受到赞美的财富一道成为追逐的对象，开始有了权力之争。如在尧舜之际，传说禹之父鲧极力反对以“天下让舜”，自己“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因而被诛杀于羽山②；又如前述禹伐三苗，也与“三苗之君”曾参与过这种权力之争有关。
舜以后，王权进一步强化，传说禹涂山会盟时“执玉帛者万国”③，“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④。此涂山就是河南嵩县的三涂山，亦即会稽山，正在夏人活动中心地区附近⑤。可见经鲧、禹两代经营，夏后氏已形成一支强大的势力，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随着手权的产生，氏族制度的机关已部分被改造，部分被抛弃，唯继任领袖的人选要经议事会认可的形式尚存。而从舜到禹正处于社会大发展的时代，各种人才辈出，首先被举为禹继任者的是当时曾掌五刑、负责狱讼的皋陶。皋陶先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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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尚书·尧典》。
②《吕氏春秋·恃君览·行论》。
③《左传·哀公七年》。
④《韩非子·饰邪》。
⑤参见孙淼：《夏商史稿》，164～171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死，部落联合体议事会又推举了益，即伯益。他是颛顼和少典氏的后裔，又名大费，与皋陶有一定的血缘亲属关系，曾协助禹平水土，有功而受到舜的器重，被任命为掌管山泽、调驯鸟兽的“虞”①，古文献曾有“益主虞、山泽辟丹之说，有学者认为他的功绩在首创畜牧业②。所以按照传统习俗，启作为领袖之子在议事会讨论继任者人选时，虽被优先提名，但他的功绩与威名无法与益相敌，伯益很自然的成为议事会认可的法定继承人。
然而，在益和启的时代，传统习俗已被新的价值观念取代。禹死后，启立即发动了对法定继承人的攻击，夺取了领袖的职位。关于这场斗争的经过，有记载说：“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③；或说“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④；还有说“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⑤。总之，斗争很激烈，而几经波折，“叛乱”的启曾遭益的有力反击，一度处于劣势，甚至被拘禁，终于因有禹的经营和培植，夏后启根基更深、实力更强，在拥护者的支持下，夏后氏及其拥护者联合起来对益发动战争，终于杀益，使启夺得领袖的权位。
二、甘之战
（见附图1）
夏后启夺得领袖职位后，在今河南禹县举行盟会，通报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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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尚书·尧典》；《史记·秦本纪》。
②参见《史记·五帝本纪》；林庚：《天问论笺》，1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③王夫之：《楚辞通释》引《竹书纪年》；又见方诗铭等：古本《竹书纪年辑证》，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④《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⑤《战国策·燕策一》。
体内部各部落和附近酋邦，争取支持者，以确立自己的统治，这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夏启有钧台之享”①。但是启破坏传统习俗的篡夺行为引起一些部落的不满，尤其是那些实力雄厚，同样觊觎联盟最高权位的部落首领，以有扈氏为代表，公然表示不服从启作新的领袖，从而发生了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
有扈氏是当时一个强大的部落或酋邦。传说禹时就曾发生过“攻有扈”，“以行其教”②的战争。战前，禹在誓师之辞中说：“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且尔卿大夫庶人，予非尔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罚也。”③宣告要和有扈氏决一死战，标榜自己不是为了贪图有扈氏的土地、人民、财货，而是代天行罚。还传说：“昔禹与有扈氏战，三阵而不服，禹于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请服。”④这些传说都反映禹与有扈氏之战，是一场权力之争。有扈氏以其强大，意欲僭取联合体王权而起兵，所以禹伐有扈“以行其教”、“行天之罚”，而且将战争的手段与加强政教的手段结合，最终才战胜有扈氏。
启伐有扈，在一定意义上可谓是禹伐有扈的继续。有扈氏的故地旧说在今陕西户县，但近人利用多学科研究成果，考订其故地在今河南郑州以北的原阳、原武一带⑤，应更符合历史实际，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而这个地区正和夏后氏活动地区相邻，文献记载，“自洛油延于伊油，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⑥，又说“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⑦，崇山就是今中岳嵩山，“禹都阳城”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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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昭公四年》。
②《庄子·人间世》；《吕氏春秋·恃君览·召类》。
③《墨子·明鬼》。
④《说苑·政理》。
⑤参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甘誓>校释译论》，《中国史研究》1979年1期。
⑥《史记·周本纪》。
⑦《国语·周语上》。
⑧古本《竹书纪年》。
地当在今河南登封一带。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发祥地是在以嵩山为中心的伊洛颍汝地区①，尤其是在“有夏之居”的伊洛地区，流传很多关于禹的传说，如春秋时人们曾“见河洛而思禹功”，赞叹“微禹，吾其鱼乎”②。在一些文献中更明确地记载了启之子太康都斟寻（今河南巩县境）。伊洛之间的巩县稍柴、偃师二里头都有大范围的夏文化遗存，二里头更发现了宫殿遗址③，很可能从启开始，已将政治中心逐渐移向伊洛平原。而无论是阳城还是斟寻，距离原阳有扈氏故地均约百公里上下，而且都在古黄河以南，所以有扈氏的叛服对夏后氏统治影响至深，这是夏后氏得知有扈氏不服而发动甘之战的一个主要原因。
甘之地望有陕西户县境、河南洛阳西南④和郑州以西古甘水沿岸等说法。据今所知，有扈氏故地不在陕西，所以户县说可排除。洛阳说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据《水经注》这里虽有甘水和故甘城，但与甘之战的古战场无涉，如前所述，伊洛平原是夏文化的腹心地区，启伐有扈，战场不可能置于自己的后方。近年有学者提出，甘地是夏王朝讨伐有扈氏叛乱的一个重要战场，其地理位置必在双方势力范围邻接处，而且根据夏王朝处于攻势、有扈氏处于防御的作战态势，前人关于甘地在有扈氏南郊之说值得重视。考今荥阳地区古代曾有潘水和荥潘之泽，周代以前称甘水和荥甘，地傍甘水和荥甘之泽的区域则为甘地，它北距原武有扈氏故地仅数十里，西傍印山岭，东邻圃田泽，是有扈氏的南方门户，也是启与有扈氏大战的古战场⑤，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荥阳不仅对有扈氏是具有战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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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邹衡：《夏文化分布区内有关夏人传说的地望考》，《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②《左传·昭公元年》刘子馆于雒衲及杜注。
③参见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夏商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④参见顾颉刚等：《<尚书·甘誓>校释译论》，以下关于《尚书·甘誓》主要参见此文。
⑤郑杰祥：《“甘”地辨》，《中国史研究》 1982年2期。
义的地点，荥阳之西即巩县、偃师，也是一条进入“有夏之居”的必经之路，夏王朝面对有扈氏的威胁，要保卫他的腹心地区，也要把敌人拒于甘地——即今郑州西北古荥泽之外。
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是两强相遇，因而打得十分激烈，但留下的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不多，主要是启的一篇战斗动员令——《尚书·甘誓》，全文为：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文中第一段介绍《甘誓》背景，是启在战于甘之前，召集左右高级官吏申明纪律约戒的誓师词。“六卿”过去的解释多认为是六军之将，实际上“六卿”和“六军”都是周代以后出现的，是成书时借用的后代词汇，其所指当即下文中的“六事之人”。在古文字中事和史是一个字，商代甲骨文中商王所称的“我史”、“朕史”、“东史”、“西史”等往往参与征战①，所以夏后启召“六事之人”传达战争约戒就很容易理解了。第二段是誓师词全文，首先宣布有扈氏罪状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意思是指责敌人上不敬天象，下不敬大臣，引起天怒人怨，所以伐有扈是代天行罚②。其次宣布军事纪律，命令部属各自奉行命令，忠于职守，努力战斗，还申命奉行命令者将在祖庙中受到奖赏，违背命令者，将在社坛前处死。和伐三苗的《禹誓》相比，可见启时最高行政长官的权威是前一个历史时代无法相比的。
相传启初“与有扈氏战于甘泽而不胜”，总结原因说“吾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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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胡厚宣：《史为武官说》，《全国商史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2月。
②顾颉刚、刘起釪；《（尚书·甘誓》校释译论》，《中国史研究》1979年1期。
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于是励精图治，“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①。可见启’取得甘之战的胜利，“灭有扈氏，天下咸朝”②是很不容易的。关于这场战争古人有“有扈氏为义而亡”、“有夏之方兴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国亡”③的评论。近人则论为“这是一场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是尧舜禹以来对领袖职务不断进行争夺的继续”④。然而，无论有扈氏是为了维持传统习俗，还是以传统习俗为口实进行权力之争，就启而言都是为了打破旧秩序，建立世袭的王权。而他最终取得了胜利，王及受命于王的“六事之人”完全取代了议事会，确立了奴隶制的夏王朝。
三、武观之乱和太康失国
对财富和权力的追逐，终于打破了氏族制度下自然发生的共同体权力，国家出现了，但对财富和权力的追逐不仅没有结束，而且愈演愈烈。启用暴力手段结束“禅让制”后，他的儿子们叉发生了争夺继承权的骨肉相残，这就是武观之乱。
在周代文献中，曾将“夏有观、扈”和“虞有三营”并论⑤，。其中的扈是有扈氏，观则为武观，或作五观。还将他与尧子丹朱、舜子商均、汤子太甲、文王之子管蔡相比，说“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奸子”⑥，可证武观是启之“奸子”。关于武观之乱的经过留下的记载很少，今仅见今本《竹书纪年》中有：
（启）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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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吕氏春秋·季营纪·先己》。
②《史记·夏本纪》。
③《淮南子·齐俗训》；《逸周书·史记解》。
④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⑤《左传·昭公元年》。
⑥《国语·楚语上》。
十五年，武观以西河叛，彭伯寿帅师征西河，武观来归。
多数学者认为，这些记述有一定的根据，因为时代更早的《逸周书·尝麦》篇也记述了对这次叛乱的征讨：
其在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卑（侔）正夏略。
文中的“五子”当为“五观”之误。据今本《竹书纪年》启在位十六年。约略可知在启的晚年已发生了诸子争立的动乱，季子武观因此被放逐西河。后来，当继任问题进一步提到日程上时，武观发动叛乱，效法启用暴力夺取继承权，这场权力之争几乎瓦解了夏王朝的统治，幸而有彭伯寿率师出征西河，才平定武观的叛乱。关于西河之地望历来说法不一，较多说法是在河水之东的晋南或河水之西的陕西韩城一带，还有河南安阳附近的内黄说等。以在晋南河汾之间的可能性最大①，近些年关于夏文化的考古发现、研究成果也为晋南说提供较多的证明。
所谓“忘伯禹之命”的具体内容已无从考察，《尚书·皋陶谟》载关于政务的对话中禹曾提出首领人物要“慎乃在位”，安于职分，思危以图其安，不要妄动扰民，辅弼者要有德，行为合于道德规范，才能有号召力，才能得到人民支持，即所谓“安汝止，惟几惟康，其弼直，惟动丕应”。而舜则说“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颓额，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从反面提出教训，即若像尧之子丹朱那样傲慢懒惰，终日放纵嬉戏游玩，显贵的职位就不能世代相继了。这些记载反映了原始时代的道德规范，而自启建立夏王朝以后，逐渐抛弃了这种道德规范，毫无顾忌地“淫溢康乐”，管磬并作，“湛溺于酒、渝食于野”，饮酒无度、游田无度②。启逝世以后，太康继位，依然“盘于游田、不恤民事”③。变本加厉地“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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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参见孙诒让：《墨子间诂·非乐上》。
③《史记·夏本纪》。
后”①，与禹所言“安汝止、惟几惟康”完全背道而驰。传说他游逸田猎毫无节制，行猎于洛水之南“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②，太康旃田百日不归的行径，引起民众的极大不满，有穷氏后羿利用民众这种情绪，篡夺了政权，不准太康入国。这就是太康失邦，夏后氏的统治面临严重危机。
四、夏王朝的重建
后羿代夏是夏王朝前期又一场重大的权力之争。后羿，又称夷羿，是东夷有穷部落首领，世代善射。传说尧时，羿曾“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禊猗，断惰蛇于洞庭，禽封稀于桑林，万民皆喜”③。夏初，该族又出了一名善射的首领，仍袭用羿的英名，带领族人从钮（今河南滑县东十五里）迁至穷石（今洛阳市南），伺机夺取了夏后氏的统治权，“因夏民以代夏政”④。但他和太康一样“不修民事”，恃其善射而终日田猎游玩，弃贤臣武罗、伯因、熊髡、龙圉，而任用寒浞。寒浞是寒国君主伯明的谗子弟，因挑拨离间，花言巧语的恶行被驱逐，后来，羿收留了他，还信任他并加以重用。得此机会，寒浞一方面“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收罗、培植自己的势力，一方面使羿醉心于田猎而不返。最后，当时机成熟，与后羿之妻共同谋划⑤，在他田猎将归之时，策动家众将后羿“杀而烹之”，其子也“死于穷门”，曾为后羿所用的夏之遗臣靡逃到有鬲氏（在今山东德州市东南二十五里）之处。从此寒浞代夏，“袭有穷之号，浞因羿之室，生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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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离骚》。
②参见王先谦：《尚书孔传参证·五子之歌》。
③《淮南子·本经》。
④《左传·襄公四年》。
⑤参见游国恩主编：《天问纂义》，“浞娶纯狐眩妻爰谋”注释，中华书局1982年版。
殪”①，二子勇武善战，加紧了对夏后氏势力的追剿。
太康失国后不久死去，族人立其弟仲康，流落于洛水附近，仲康死，子相立，后相在后羿的追杀下，逃往帝丘（今河南濮阳），“依同姓之诸侯于斟寻氏”以及斟灌氏②。这时斟寻已从伊洛平原迁往豫东北③，斟灌氏则在今豫鲁接界处的范县北。寒浞为防止夏后相势力复兴，命浇率师“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相”④。然后封浇于过（今山东掖县北，或疑在今河南太康县东南）、封殪于戈（在宋、郑间，约当今豫中偏东部），以控制东方。当寒浞攻杀后相之时，其妻后缗东逃至鲁西南母家有仍氏之地，生下遗腹子少康。少康长大作了有仍氏的牧正——牧官之长，不久，在浇的追杀下，逃奔有虞（在今河南商丘地区虞城县西南），作了掌管饮食之官——庖正。有虞之君虞思将两个女儿嫁给少康，安置在今虞城县东南的纶邑，从此获得了“有田一成、有众一旅”的根据地。
有了方十里之地和五百人之众，少康开始谋划复国。他首先和逃亡有鬲氏的夏臣靡建立联系，收抚斟灌氏、斟寻氏被伐灭时逃散的族人，组建百发展武装力量。然后“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殪，遂灭过、戈，复禹之绩”⑤。传说女艾是少康之臣，被派打入浇处为间谍，季杼则是少康之子，诱杀殪等，都反映了处心积虑、以弱胜强的谋略。浇是传说“多力，能陆荡舟”的勇猛之士。寒浞代夏，所拥有的土地、人民远多于后相，所以少康复国的军事斗争，更多使用了诡诈手段，经历很多曲折，不是轻易得胜的。《楚辞·天问》有：“惟浇在户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其首。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汤（浇）谋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寻何道取之”。研究者多认为它透露出少康曾用行刺或袭击的方法除掉了浇⑥，很可能就是女艾（或称汝艾）夜间行刺，错杀为浇缝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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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帝王世纪》。
③参见李民：《释斟寻》，《中原文物》1986年3期。
④⑤《左传·哀公元年》。
⑥参见游国恩主编：《天问纂义》。
的女歧，此后浇加强戒备，披上了坚甲，自以为万无一失，却还是被少康寻找到机会，利用田猎放犬逐兽，袭杀浇而断其首①。进而攻灭殪、寒浞，重建了夏后氏的统治，这就是“少康中兴”。
自启杀益夺得王权，并通过甘之战挫败反对者建立夏王朝后，又经太康、仲康、相、少康等四世，约略近百年的时间，多次运用战争手段，才确立了夏后氏的统治。在这过程中，军事斗争的成败，重要原因在于能否得到人民的拥护。太康失国，是因为他“盘于游田，不恤民事”；寒浞代夏，是因为后羿“不惰民事而淫于原兽”；寒浞灭亡是因为他“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②。而少康能中兴，也在于他立足纶邑后，“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③。政治上重视人的因素，军事上重视谋略，这是少康能以弱胜强、重建夏后氏统治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