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王朝时期中华大地的很多地区相继进入青铜时代，社会经济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随着国家机器从极不完备到日渐调整，逐步在较以前部落联合体更为广阔的政治疆域内形成一个更为强大、统一的政治核心。而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到王都，创造出了更高的生产力，尤其使一些尖端的手工业技术获得迅速发展，从而带动社会生产的全面提高。这就使夏代的军事建立在前代所不能相比的经济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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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闻一多：《天问疏证》，三联书店1980年版。
②《左传·襄公四年》。
③《左传·哀公元年》。
一、农业和畜牧业的进步
立国于中原的夏王朝，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黄河中下游汾、伊、洛、济诸水与黄河汇流的冲积平原，土质疏松肥沃，加上气候条件适宜作物生长，原始农业已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到了夏代，农业工具虽然还是木、石、骨、蚌制的，但在制作技术和形制上已有不少改进，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例如磨制甚精的扁平长方形石镰、半月形石镰大量出土，还有猪下颚骨磨成的骨铲、蚌铲、蚌镰以及木质的耒耜等。镰是收割工具，大量收割工具的存在无疑反映粮食总产量的增加。铲和末耜都是启土工具，文献记载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①，又说禹治水过程中“浚畎浍距川”②，说明从禹的时候起，农田已开辟出排灌沟渠。而禹治水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疏通田间沟渠，将积水引向大河，可见夏王朝时期农业生产已广泛修建沟渠，排水灌溉了。
农业是季节性很强的生产活动，从原始农业产生，就出现了进一步掌握自然界气候和季节变化规律的社会要求，于是有了原始的物候历。随着从生荒耕作制向熟荒耕作制的演化，农耕的进步更有赖于对季节变化、日照强弱、雨量多寡、霜期长短等规律的掌握和认识，而物候的变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实践过程中人们发现日月星辰的运行更有规律，在观察星象的基础上产生的天文学萌芽，为原始历法的发展奠定科学的基础。传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③，还说他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④。表明在尧的时代已开始设专人祭祀观测红色亮星“大火”（心宿二），据它的移动轨迹确定季节。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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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论语·泰伯》。
②《尚书·皋陶谟》。
③《左传·襄公九年》。
④《商君书·尧典》。
至分命居于不同地区的氏族，以历数之法观察日月星辰的位置，敬授民时。夏王朝建立以后，更用政权的力量加强了对天文观测的管理。文献记载“帝仲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①。反映古代兵刑不分，对于沉湎于酒而失职的观象授时官吏，曾进行讨伐、加以刑戮。夏代已有了历法，文献记载，“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②，就是说夏代的历法与殷历、周历有别，而与自然气候最相适应。据今所知最早的观象授时的历书是《夏小正》，按夏历（即今阴历）的月份分别记载每月的物候、气象、天文及农牧渔猎蚕桑等重大政事③。这充分证明生产活动是古代国家的大政，夏王朝的建立推动了天文历法的发展，而观象授时历法的出现，更是夏代农业发展到一个新高度的标志。此外，夏代饮酒之风比较普遍，统治者“沉缅于酒”的记载不少，考古发现的一般平民墓中也多用觚、爵等酒器随葬，可知农业生产已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
夏代的渔猎经济也还占有一定的地位。小件渔猎工具如鱼钩、箭镞已有用铜铸造的了，但是获得重大发展的主要还有畜牧业。少康作过有仍氏“牧正”，说明这时的畜牧业已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我国大量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是同时或先后产生，几乎在整个新石器时代，食物来源是靠农业、畜养业以及渔猎采集互相补充，到了夏王朝建立的前夕，才发生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农业和畜牧业分离，出现了最早的畜牧民和主营畜牧的部落④，而在农业民族中，农业和畜牧业成为两大独立而并存的生产部门。畜牧民和畜牧业的出现使得在生产工具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无法开辟成农田的山岭草地发展成了畜牧业的基地，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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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夏本纪》。
②《左传·昭公十七年》。
③参见夏纬瑛：《夏小正经文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
④参见罗琨等：《从我国早期畜牧民的产生看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历史研究》1988年5期。
而大大扩展生产场所和生存空间，也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发生了飞跃。
二、手工业和青铜冶铸的发展
最能反映夏代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是手工业，尤其是为王室服务的“尖端”手工业。
河南偃师二里头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是一处布局严整的夏代王都，中部8万平方米范围是一组庞大的宫殿建筑群，包括数十座大小不同的宫殿基址。南部有青铜冶铸遗址；西北有烧陶的窑址，是制陶作坊区；北部和东部是制骨作坊区。该遗址出土大量石器、蚌器，还有玉器、铜器、漆器、纺织品遗痕等等，反映当时手工业部门很多，而且分工细密、技术高超①。
制陶是和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手工业部门，有漫长的发展历史，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就其数量种类之多，制作之精，在中原地区同时期遗址中尚属罕见，更远远超出前代。获得迅速发展的还有漆器工艺，我国最早的漆器实物发现于公元前4000年的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遗址中。有研究者根据文献记载认为尧舜时已有漆器，禹时更“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②。今在有“夏墟”之称的晋西南，山西襄汾陶寺4000多年前的大中型墓中已发现大量彩绘木器③。进入夏代以后，更有了长足进步，二里头遗址中，有些中小型墓都使用漆棺，或还随葬钵、觚、豆、盒、鼓等漆器，还发现雕花漆器的残迹④，反映夏代漆器生产已具有相当的规模，而且已有了较高的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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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赵芝荃：《探索夏文化三十年》，《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②《韩非子·十过》。
③参见高炜等：《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6期。
④参见孙淼：《夏商史稿》，219～220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玉器在我国古代不仅是财富的象征，而且还多用作礼器，是权力和地位的标志，所以玉器制作也曾属于“尖端手工业”。文献记载夏代的玉器在商周常被视为珍宝。商汤灭夏，又伐三股，“俘厥宝玉”①，武王伐纣“得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②，后将“夏后氏之璜”分赐鲁公伯禽，春秋末年，宋桓魑叛乱失败，逃亡卫地，卫国公族“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③々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夏王朝时期的玉器，器类主要有玉戈、刀、钺、圭、琮、柄形器等，都显示了极高的工艺技巧。如玉柄形器上雕琢出兽头形、兽面纹、花瓣纹、凸弦纹等，造型优美，加工精细，通体光洁，看不出雕琢痕迹，制作水平已和现代差不多了。又一玉戈通长30.2厘米，厚0.5～0.7厘米，制作工整精细，器身厚薄不同的部位或有规整的分晃线，或作弧形凸起或下凹，线条流畅圆熟，像模压出的一样。还有大量镶嵌用的绿松石片，大小、形状各异，大的如指甲、小的如芝麻，加工上有相当大的难度，但都制作得十分工整、光洁④。值得注意的是夏代以前中原龙山文化琢玉工艺并不发达，不及黄河下游的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更比不上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到了距今4000年以降，长江、黄河下游文化显示出相对衰退的态势，而制玉工艺的最高水平却出现在中原，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研究者认为，这与夏王朝的建立及其对外战争有一定联系。
夏代最重要的“尖端手工业”是青铜铸造业。文献记载夏之方兴，“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又说夏后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⑤。此后“九鼎”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但长期以来，学者们对夏代是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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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殷本纪》。
②《逸周书·世俘》。
③《左传·定公四年》；《左传·哀公十四年)。
④参见《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4期。
⑤《左传·宣公三年》；《墨子·耕柱》。
铸造铜鼎表示存疑，近些年的考古发现证实夏代不仅能铸造青铜容器，而且青铜铸造已具备相当大的生产规模和相当高的技术水平。例如在偃师二里头已发现多处铸铜遗址，最大的一处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延用时间很长，有不少作坊和工场留下大量熔铸遗迹。从已发现的实物看，当时铸造的器类有爵、翠、盂、鼎等礼器；戈、戚、镞等武器；铜铃、铜泡、铜牌等饰物。还有各种工具，如钁、凿、锛、锥、钻、刻刀及一批大小各异的刀。其中的铜爵、辈等一般出于小型墓，可见生产量比较大。从铸造工艺看，有多合范整体浇铸，也有先分铸再接铸。有的铜刀、戈上铸有花纹，纹间凹槽可能还像青铜牌饰一样镂嵌绿松石，反映了熟练的铸造技术①。此外，遗址中还发现了一批不知名的陶范，形制规模前所未见，器型大者，口径达3 6厘米，有的还带有繁缛的花纹，研究者认为，当时还有一批王室、显贵专用的铜器，较已发现的中小型出土的铜礼器制作工艺还要高一个档次②。所以关于夏代“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及夏亡“鼎迁于商”③的传说是有一定根据的。
就目前所见夏代青铜器实物不仅出土于王都，山西夏县东下冯二里头文化遗存中也有铜凿及铸造铜斧的石范④，夏王朝时期夷人文化——岳石文化遗存中也有钢刀、镞等工具和武器，山东黄县还收集到一件传世铜瓤，与岳石文化同类陶器形制非常接近⑤，显示出夏王朝时期青铜铸造业的发展已有广阔的基础。
夏代的手工业和农业已有了大规模的分工，这进一步促进了交换的发展。文献记载夏代已有了货币，“夏后氏以玄贝、周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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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偃师二里头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4期。
②郑光：《二里头遗址与我国早期青铜文明》，《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③《左传·宣公三年》。
④《山西夏县东下冯东区、中区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2期。
⑤林仙庭：《从一件袋足铜颤说起》，《台湾故宫文物月刊》 144期。
紫石”①。在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墓葬中，海贝与铜爵、陶益、玉戈、玉钺等礼器放置在一起，有可能是当时的货币②口此外，随着国家的出现还产生了赋税，除“夏后氏五十而贡”征收土地的什一税外，文献记载“《夏书》有之曰‘关石、和钧，王府则有’”，其中的“关”指门关之征③，赋税的增多也反映了夏代经济的发展繁荣达到一个新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