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灭夏建立的商王朝共延续五六百年，历史上一般将其划分前后两期，以盘庚迁殷为分界线，前期约有200～300年，商王朝经历了从盛到衰的过程，后期为273年，一度兴盛，最终“纣克东夷而陨其身”②。
一、王朝的政治统治
商汤灭夏，掠取了夏桀最后一个追随者三朡的宝玉，将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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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管子·轻重甲篇》。
②《左传·昭公十一年》。
朝政权的象征——九鼎迁于商①，传说召开了三千诸侯大会，通告伐桀之事，从此开始了一个生气勃勃的新朝统治。
商汤最初居住的亳地只有七十里，是一个小国，取代了夏王朝以后，很重视吸收历史的教训，这就是历史上长久流传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②。夏桀奢糜暴虐的统治是造成社会矛盾激化，致使身弑国亡的重要原因，因此汤很注意组织和发展生产，实行“以宽治民”③的政策。曾作《汤诰》“告诸侯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汝，毋予怨。”④严厉警告各级统治者，如果不尽责尽职，有功于民，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历史上还广泛流传一个汤以身为牺牲为民祈雨的故事，反映了同样的思想。
传说汤伐桀后“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执鼎祝于山川祈雨，毫无效果。卜筮结果神谕“当以人祷，汤曰，吾所为请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祷，吾请自当。遂斋戒剪发断爪，以己为牲，祷于桑林之社”，“告于上天后土曰：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无及万方，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将自焚以祭天，火将燃，即降大雨、方数千里⑤。后世学者多以为王以身为牺牲不近情理，不可信⑥。但殷墟甲骨文中有一批以人为牲进行祈雨的烄祭卜辞，证实商代后期仍有“当以人祷”祈雨之事，民族学资料更证明远古曾有“杀王”的宗教习俗⑦。综合第四纪地质学、古生物学、海洋地质学、物理学的研究成果，可知夏商之际正值气候处于波动下降的总趋势中，海面在微微下降而出现较小波动时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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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⑤《帝王世纪》。
②《诗经·大雅·荡》。
③《国语·鲁语上》。
④《史记·殷本纪》。
⑥参见崔述：《商考信录》，载顾颉刚《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⑦参见郑振铎：《汤祷篇》，《东方杂志》，第30卷1期，1933年。
⑧参见刘方复：《中国古代的洪水》，《文物天地》 1993年1期。
有关记载所见这时大旱的传说应有一定根据。所以汤祷桑林的故事反映了真实历史的影子，并作为汤奉行统治者要有功于民的实例而流传下来。正因为如此，商汤时社会矛盾比较缓和，国力也比较强盛。
汤以后，太丁、外丙、中壬在位时间都很短，政权落到伊尹手中。相传太甲继位以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直至太甲悔过反善，才“迎太甲而授之政”①。或说“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夺回权力②，透露出和夏王朝一样，王朝的创建者死后，很快出现了权位之争，不同的是商王太甲很快夺回了权力并进一步巩固了商王朝的统治。此后经沃丁至仲丁六王，商王朝统治处于相对稳定发展阶段。但仲丁以后，王室内部连续发生王位纷争的九世之乱，大大削弱了商王朝的统治。与此同时，地方势力乘机发展，独立性增强，服属国甚至拒绝来朝来献，不仅使统治者减少了经济收入，还影响了商王直接统治区的安全，这也是导致王都屡砍迁徙的原因之一③：据记载，太戊以后，仲丁迁于嚣（今河南荥阳敖山）、河宜甲迁相（今河南内黄）、祖乙迁于邢（今河北邢台）、南庚迁于奄（今山东曲阜）④。迁都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与统治者的权力之争有密切联系，当然也离不开保证安全和利于发展考虑。由于阶级社会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有利于时王统治的迁都，必然给民众带来不便和困难，也会损害另一些贵族的利益，因而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人的反对和民众的怨恨，造成了统治的危机。直至盘庚为扭转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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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殷本纪》。
②古本《竹书纪年》。参见方诗铭等：《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③参见隋裕仁：《从商代国家结构看其频繁迁都的原因》，《河洛文明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④参见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振兴商王朝的统治再次迁都。他“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尊成汤之德也”①。此外文献还有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之说②。近年发掘出了成汤灭夏后修建的偃师商城，发现它的晚期（即相当二里岗上层时），城墙进行过修补，似可印证盘庚可能曾复成汤之居③，而在安阳小屯殷墟也发掘出自盘庚、小辛、小乙至帝乙、帝辛的文化遗存④，虽然有尚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但文献记载基本得到印证。
所谓“行汤之政”，有要求统治者尽职尽责关心发展社会生产，不要激化社会矛盾的一面，同时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还有另二面，即暴力刑戮的统治手段。有研究者指出，商王朝立国特点就是“尊神、尚鬼、重刑”。例如《尚书·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等篇都提到对不遵从商王旨意的人要“厉行孥戮，罚及尔身，殄灭无遗育”等等，还说“以常旧服，正法度”，证明殷代在盘庚以前已有法规。文献还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都说明商代从早期就有刑法。西周初周公封康叔于殷旧都为卫君时，谆谆嘱咐他要向殷先哲王及遗老请教统治之道，特别要把殷代有名的刑法学到手，要“师兹殷罚有伦”，“罚蔽殷彝”即学习殷代有定规的刑法，而且用殷代常法判刑⑤。殷墟卜辞中已出现不少表示各种酷刑的文字，进一步证明商代在历史上独擅“刑名”的盛名不是没有缘由的。
对内用刑戮的权威进行统治，决定了商王朝对外的武力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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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殷本纪》。
②古本《竹书纪年》。此外还有“七百七十三年”、“二百五十三年”等说法。参见方诗铭等：《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③彭金章等；《试论偃师商城》，《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 1985年增刊。
④《殷墟的发现与研究》，37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⑤参见刘起釪：《从殷商的尊神尚鬼重刑到西周的德教之治》，《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政策。文献记载，汤用伊尹为右相，仲虺为左相。仲虺讲过一段为国之道，对后世颇有影响，即“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意思是说对那些行将灭亡的国家可以去欺凌它；昏庸无道、发生内乱的国家可以去攻取它；对衰败的国家，要促其灭亡；对巩固、稳定、强大的国家要支持它，与之和平共处，这就是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①。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从商汤起不断进行对外开拓，形成“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②的强盛局面。
二、商代前期的对外开拓
文献记载，商王朝“自成汤咸至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③，这些不同等级而对商王有职有贡的诸侯，相当一部分是在对外开拓中分封或将封号授予臣服的方国君主而形成的。
在东方，通过伐三股及其后的一系列征讨，商人势力迅速进入鲁西南东夷部族活动地区，在一些地方相当仲丁迁嚣以前的二里岗上层文化取代了土著的岳石文化。据记载汤伐桀“遂伐三腰，更其国曰曹”④，三朡在今山东定陶，定陶附近菏泽市东南安邱堌堆遗址已发现从早商到晚商连续的文化层，可见商伐灭桀党以后，在这里建立了商人的邑落，至于晚商文化遗址在整个鲁西南都有密集的发现，形成晚商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⑤。菏泽旧属曹州，地理位置处于“四达之冲”，它“南临淮泗，北走相魏，当济兖之道，控汴宋之郊，自古四战用武之地”⑥。商灭夏以后，加强了对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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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襄公十四年》；又参见朱宝庆：《左氏兵法》，7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诗经·商颂·殷武》。
③《尚书·酒诰》。
④（清）杨兆焕等纂；《曹州府菏泽地方乡土志》，光绪八年。
⑤宋豫秦：《论鲁西南地区的商文化》，《华夏考古》1988年1期。
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河南归德府，中华书局1955年版。
地区的控制，直到晚商都是镇抚东方的据点，这从周灭商后，武王封母弟叔振铎于曹，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以藩屏周”，也可见这一地区对夏商周中原王朝的意义。
在冀北平原的滹沱河畔，也有仲丁以前的重要邑落——河北藁城商代遗址，“其地北邻幽燕，南接卫郑，西通晋秦，东达齐鲁”，也是自古以来东西南北交通要冲，“其在商代，乃居国之北境，自滹沱河西上，可通晋中青铜器早期诸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北越拒马河，即达燕山南北青铜器早期诸文化分布的南缘”①。藁城商代遗址是一处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镇抚殷商北境的重要据点，始建年代大体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或稍早，可见与商王朝前期的对外开拓有关，约当殷墟早期毁弃于大火。
在晋西南，鸣条决战后商入势力很快进入了这一地区，在今山西夏县东下冯和垣曲兴建了两座古城。东下冯商城位于运城盆地西缘，涑水支流青龙河上游的河边开阔地上，垣曲商城在其东南，紧濒黄河北岸，踞守岸边高台，两城直线距离约60公里。垣曲古城的一个特点是存在双层城垣的夹墙，大大加强了防卫性能，军事色彩十分浓重③，这显然与晋西南是夏王朝统治的大后方有关。两座城址的使用年代大约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相同，是商代前期国防建设的重要设施，也直接显示出当时对外开拓的成果。
在关中地区，也发现了一系列的早商遗址，时代从二里岗下层到殷墟前期。反映从成汤灭夏到武丁时期，商人势力不断西向发展，有研究成果表明，“在东起华县，西至岐山，南起蓝田，北抵铜川这一范围内，”相当二里岗期商文化的遗存，主要分布在西安以东，西安以西的遗存多属于二里岗上层和殷墟前期的，“这种分布状况或许反映了商文化从东西渐的历史过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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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苏秉琦、邹衡：《藁城台西遗址·序》，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②《垣曲商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徐天进：《试论关中地区的商文化》，《纪念北大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商代早期的对外开拓，还将王朝的势力伸向长江之滨，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是一处以商代二里岗期文化为主的遗址。相当二里岗下层文化时，这里是一个商人的居民点，后来，又先后两次修建了大型建筑群，包括大型的寝殿和城垣，墓葬中还出土一件罕见的大型铜钺①。盘龙城遗址是商王朝南土军事重镇，它地处长江中游，是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要道，灭夏后商人南下占据这一地点，显然有重要战略意义。而且它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孝感地区浸水、滚水、滠水、举水沿岸都有同期或稍晚的商文化遗址②。标识出在商代早期对外开拓基础上，商王朝势力不断南向发展的路线。
以上的考古发现，在文化面貌上虽有一定的地方特征，但和中原二里岗期商文化的渊源关系十分明显，可见商代前期除在各地取代了夏王朝统治外，还按照“推亡固存”的原则，不断对外扩张，在一些重要地区分封诸侯，建立军事据点，使商代前期的政治疆界已东到山东，北及冀北，西到关中西部，南达湖北黄陂。商王朝影响所及则东至大海，北至燕山内外，西达甘青，南逾长江③。
当然在商王朝的这一“版图”内，仍有一些地方是商王势力所达不到的空白地区，也还有一些时服时叛或不愿臣服的小国，但通过商王朝前期的对外开拓，这时中原王朝的势力远非夏代所能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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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盘龙城1974年田野考古纪要》，《文物》1976年2期。
②《湖北安陆商周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6期；熊卜发：《湖北孝感地区商周古文化调查》，《考古》1988年4期。
③参见岳东建：《商代边远地区二里岗文化分析》，《考古与文物》1993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