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在较发达的农业、畜养业的基础上，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当时的铜料多取自江南，在开采地冶炼、铸成铜锭后运往殷都。为了保证有足够的铜料供应，商王朝用武力开拓并着意保卫通往江南矿区的铜路。在王都则有大规模的铸铜作坊，从各个作坊主要铸造的器类看，彼此间有一定的分工。商代已有了
锡青铜、铅青铜及铜锡铅型的三元合金，根据工具、用具、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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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合集》137反。
②《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墓》，《考古学报》 1981年4期。
③《合集》 6057。
④《英藏》 150。
⑤参见罗琨：《孙武吴宫教战新证》，《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的用途不同，使用不同成份的合金。铸造用范铸法，浑铸与分铸同时并用，戈、刀等武器用合范法或内膜法，已发现的镞范，一次可铸镞9～11枚①。
在商代，尽管青铜工具还不能取代木、石、蚌制的农业工具，但统治阶级已用青铜武器武装自己了。商代前期，西自陕西岐山，东到山东济南，北从河北藁城，南到湖北黄陂、安徽肥西，都发现了专门制造的青铜武器。商代后期，青铜武器发现的地点更为广泛密集②，数量也成倍增加。此外还多次出土了铁刃铜钺，对铁的金属性能开始有了认识，并尝试用于武器的制造③。
一、青铜兵器的大量使用
商代的兵器大量用青铜铸造，兵器制造业为王室、贵族垄断，由都、邑集中管理、经营。种类主要有戈、矛、镞、刀、戚、钺等。
有人说商代兵民合一，从民间征集的士兵，携带日常所用的木石农具作为武器。但考古发现的商代青铜兵器数量相当大，如安阳王陵区1004号大墓，经多次盗掘破坏仍存铜盔百余顶，铜戈370件、铜矛731件。其中新铸成尚未装柄的360件铜矛与铜盔等集中堆放④，显然不是为墓主本人使用，而是用来武装他的军队的。在宫殿区，武丁法定配偶妇好墓中，随葬青铜器468件、重量达1625千克，其中武器134件，约占铜制品总数的1/3、包括戈91件⑤，也远远超过一个人使用所需。在殷墟的族墓地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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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殷墟的发现与研究》，255～321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殷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③《藁城台西商代遗址》，167～169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④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五本·1004大墓》，（中国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版。
⑤《殷墟妇好墓》，15、105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有随葬武器较多的武官，如郭家庄160号墓中有铜戈、矛200多件，镞900余枚①。殷墟西区1713号墓形制更小，随葬品中有戈、矛各30件，銎刀一对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墓中都有象征军权的铜钺，妇好墓4件、M160中3件，M1713中2件，说明他们的军权递减，随葬武器数量也递减，但都超过一个人使用所需要的武器，也说明军队征发、编组后，军事首长要颁发武器，器类主要是青铜戈、矛、镞。
殷墟王陵和大中型墓中，殉埋的武装侍卫一般都随葬青铜戈，可见统治阶级的扈从军是用青铜兵器武装的。在贵族和平民的族墓地中，随葬青铜兵器者也占一定比例，如大司空村墓地的217座墓中，超过1/4，即57座墓中有铜兵器，包括戈62件、矛30件、镞22枚，还有石戈17件、骨镞25枚③。殷墟西区的939座墓中，近1/6，即160座墓中有铜兵器，包括戈240件、矛70件、戳6件，镞483枚。此外还有石戈13件、骨镞32枚、蚌镞1枚④。这一统计数字中不包括上述的M1713，仍可见青铜兵器占绝对优势。
铜戈是商代主要的进攻性武器。商代前期的戈已较夏代有所改进，在援、内之间做出了栏，安柄时可起加固作用，不过还不能有效地防止后陷，使用仍以啄击为主。此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如除了安柲的戈外，还出现了以銎受柲的銎内戈，结合的牢固程度有所改进，进一步完善了作为“啄兵”的功能。商代后期随着战车部队的发展，对武器提出新的要求，战车有较快的速度，又在颠簸中行进，刺兵与啄兵都难以准确命中，于是形制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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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阳郭家庄160号墓》，《考古》 1991年5期。
③《安阳殷墟1713号墓发掘》，《考古》 1986年8期。
③马得志等：《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 1955年第九册；《1958年春河南安阳大司空村殷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10期。
④《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
有胡有穿戈应运而生。这种戈是按勾兵要求制作的，第一，它的援部上仰，与栏成钝角相交，能减小下刃受到的阻力，加大切入深度。第二，下刃以较大的弧度过渡为胡，援、胡联为一体，砍伐、勾割功能空前增强。第三，安柲方法突出克服倾斜，杜绝脱柲现象。它以直内和榫孔式戈柲相容，而且设胡加穿，应用了杠杆原理，以结合点下移增强戈体抗倾斜能力，同时增加了结合体的数量，使戈体和戈柲牢固结合，能满足勾兵的要求①。殷墟后期墓葬和车马坑都出土过长胡四穿戈，这一时期戈柲长约1米上下。所以这种适宜用下刃勾杀的武器，能在颠簸的战车中，利用车错毂的短暂时间有效地命中敌人，给以严重杀伤，提高了车兵和战车在战斗中的作用。
已发现的商代兵器中，有大量的铜戈，此外也有铅戈和玉石戈。铅戈主要用于随葬，不是实用器。玉戈主要作为礼器，如玉援铜内戈制作精致、锋利，用作仪仗，是身份地位的象征。石戈有的也作实用器，但不装备主要作战人员，如殷墟发掘出的战车中，曾见以石戈或短刀作为御者护身武器，其余甲士则配备铜戈和弓矢③。
商代还有一种援部呈三角形的戈，称戵或戣。它的援部较短，正面宽大，呈宽三角形或舌形，适于用上下侧刃与前锋结合，用于劈、啄，可能因杀伤力不及戈，始终没有得到发展，数量不多④。
作为刺兵的矛是步卒的主要武器之一。在商王朝的边远地区有石矛出土，而在中心地区大量的是铜矛。常见的形制主要有两种：凹腰尖叶形矛，多出于殷墟中小型墓；三角叶形矛则成批出于西北岗大墓中。从考古发现的实物朽痕看，柄长约在140厘米上下。此外在河北藁城台西遗址的商代墓葬中，出土有用木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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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沈融：《论早期青铜戈的使用法》，《考古》 1992年1期。
③参见石璋如：《小屯第一本·北组墓葬》，（中国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版。
③参见《殷墟的发现与研究》，310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装的戈矛合体①，既可用于直刺、又可用于啄击，这应是出于增强兵器效能的一种尝试，亦即后来青铜戟的锥形。
商代的砍劈兵器为斧钺，还有戚。已发现的实用器基本上也是青铜的，玉石钺、戚多为仪仗器。砍劈兵器在实战中使用不多，往往作军权的象征或刑杀的武器。
弓矢作为远射程的抛射兵器在商代起了很大作用并获得重大发展。商代的弓较前有了很大的改进，这时普遍使用铜弓柲（弓形器），表明这时的弓体是用多片木或竹材，重叠制成的复合弓，有着良好的弹性。铜弓秘就是为了保持其良好弹性，在弛弓时缚于弓体内侧的部件②，所以它的使用标志着弓体制作和使用达到一个新水平。据殷墟车马坑中弛弓的遗迹，推测当时的弓差不多与人等高，约160厘米。这样的弓张力大，弹力强，有相当远的射程。单骑或步卒的弓要稍小一些。作为消耗性武器，商代的镞有相当一部分为骨、石制作的。如王陵1001大墓出骨镞6583枚，1003大墓出土骨镞达5 621枚③，形制多种多样，如凸棱形、三棱形、圆柱形短铤、双翼有铤形等。骨镞数量大，不仅因为当时制骨手工业发达，加工较容易，而且原料充足，除兽骨外，还大量使用人骨④。在战场上铜镞和骨、石镞是配合使用的，如小屯北组墓葬的车墓M20有石镞一束10枚、铜镞两束20枚。 M40有骨镞一束1 0枚、铜镞两束20枚。妇好墓随葬铜镞、骨镞各两束外，还有铜镞37枚、骨镞9枚。可见至少在王族军队中铜镞的使用不少于骨镞。商代的镞不仅大量使用铜制，而且形体上有了很大改进，主要表现为两翼夹角逐渐增大，翼末倒刺日趋尖锐，沿着两翼的侧刃呈现出明显的血槽。这样的镞射入人体不仅能扩大受创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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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②唐兰：《弓形器（铜弓柲）用途考》，《考古》 1973年3期。
③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大墓》，《侯家庄第四本1003大墓》，（中国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967年版。
④《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1期。
且难于拔出，从而增大了杀伤力。这时最常见的铜镞有长脊双翼式，长6.5厘米上下；短脊双翼式，长5厘米上下①。镞的铤部插入木杆中，战车上的箭长约87厘米，单骑用的箭长约80厘米②。出行时十枚一组放在竹木或革制的矢菔中。
青铜兵器还有大型卷头刀，在墓葬中成对出土。刀背近首处有一个套管、中部及下部有管形銎以安秘，长30厘米以上，宜于实战，类似的大刀还见于西北岗大墓，伴出的有被斩首的人骨架多具③。此外还有鹿首、羊首、环首短刀，为甲士护身之用。也偶见短剑，通长近30厘米，刃锋利，有脊，两侧有血槽④。
考古发现表明，以上的青铜兵器往往是成套的装备军队，步兵多用戈或矛，或戈、镞，矛、镞相配成套。车兵多用戈和弓矢，有的还配有刀，作护身用。步兵以戈为主，配备的器械重量较轻；车兵的装备中，弓矢占更重要的地位，所用器械较厚重。一般士兵只装备武器，军官或高级士兵还有护身的头盔、皮甲、皮盾，兵器制作精良，形制纷繁。总之，青铜武器已装备于主要战斗人员了。
此外，文献记载的古代兵器中还有殳，“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伯也执殳，为王前驱”⑤，知殳是一种用于格斗的短兵器。有人认为这是前端有棱的长木棍，为商代步卒的主要武器，但未能得到考古学证明。近年西周铜殳的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殳是由史前“多头石斧”、“环形石器”演化成的一种球形多齿锤状器，中有圆銎贯通，是周文化的要素之一⑥，商代是否使用这种武器，尚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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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杨泓：《弓和弩》，《中国古兵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②石璋如：《中组墓葬》，（中国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1972年版。
③陈志达《殷墟武器概述》，《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④马玺伦等：《山东沂水发现商代青铜器》，《文物》 1989年11期。
⑤《司马法·定爵》；《诗经·魏风·伯兮》。
⑥参见沈融：《中国古代的殳》，《文物》 1990年2期。
二、防护装具与战车
商代军队精良的装备还反映在甲胄及皮盾等防护装具上。
皮甲的遗痕曾见于殷墟西北岗1004号大墓，在墓道的最下一层，有重叠的一堆皮甲，至少两件以上，上饰黑、红、白、黄四色相间的卷须纹、菱带纹，皮甲最大直径40厘米左右，是一种整片的皮甲，为已知最早的皮甲实物。这种皮甲穿用不便，更难以护卫肩臂及腰腹等经常活动的部位，为了增强防护效能逐渐进行了两项改革，一是皮甲的部分部位是用缀连起的革片制成，便于活动，二是用多层皮革制甲，表面髹漆，使之更为坚固，研究者认为这两项改革在殷墟前期已经完成①。此外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墓葬中，与铁刃铜钺及铜戈、矛同出一墓的有直径10厘米甲泡12件，上有对称的穿，置于墓主身侧，报告认为可能是用绳贯穿在一起附在皮甲外作护身用的。北京平谷商代墓葬中也有类似铜泡出土②，可能当时皮甲的使用已较普遍。
胄在王陵中也曾集中出土，如1004大墓中发现141件，全形似今日头盔，正面下方开一长方形缺口，以露出面部。中部有高起的脊棱，顶上有插羽缨的细铜管，前额部位有威武的兽面纹，如牛角兽面、卷角兽面。两旁及后壁下延以护住颈项，也铸有圆葵纹及蟠兽，有的相当精致。头盔上分别铸有一字或一个符号，其中不乏见于殷墟卜辞的族氏名。据复原的实物测定，全高26厘米，宽20.6厘米，残重2620克③，虽然笨重却有较强的防护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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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侯家庄第五本1004大墓》；杨泓：《中国古代甲胄的新发现和有关问题》，《中国古兵器论丛》。
②《藁城台西商代遗址》，134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③陈志达：《殷墟武器概述》，《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皮盾在王陵区1002、1003、1004号大墓中都有发现，原物已朽，仅留痕迹，最大的一堆范围南北长11.7米、东西宽1～4.5米，放置不整齐，据可辨认的部分，有的重叠至三层。盾作梯形，盾架由三根竖木、两根横木构成，上蒙皮革或用木板作盾面，绘两只相背侧立的虎。盾的大小成套，大的高98厘米、上宽74-5厘米；小的高68厘米，上宽5 9厘米；一般高84厘米、上宽72厘米①。同样形制盾的残迹还见于小屯宫殿、宗庙基址安门仪式时举行人祭的奠基坑中。其形正与甲骨金文的盾字相合②。金文的族氏徽号中还有人手握戈、盾的图像，可知盾是与戈配合使用的。商代的盾大小不同应是分别装备步卒与战车上的甲士。形体较小的属于步盾，用于步卒；形制较大的装备战车。殷墟车马坑中发现的戈、盾是放在一起的，经复原戈秘通长98.5厘米，盾高80厘米、上宽65厘米、下宽70厘米，棍径为3厘米，研究者认为古代车战，甲士一般需双手操执长柄兵器或远射兵器作战，因此盾是放置在战车上，主要防护下半身，古代战车的舆，进深在74～83厘米之间，与盾的宽度相仿，将盾插在车舆两侧，甲士在舆中活动作战，下半身始终可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同时为了加强防护效能，除了在皮革上髹漆外，约从商末开始在盾面上嵌缀青铜饰件，或为甲泡，或为人面、兽面，这一改进在周代获得很大发展③。
商代防护装具的迅速发展是与青铜兵器成为军队主要装备相联系的，随着武器的改进，抗御更为锋利的铜兵器的防护设备性能也不断改进，除加强了人体防护外，还萌芽了对战马的防护。如河南安阳郭家庄商代族墓地中，附葬的马坑里，马头上有用铜泡等组成的络头，其眉带、鼻带、颌带由小铜泡缀成，马额中部有一个作当卢用的大铜泡，两颞及嘴边各有一件小兽面形铜饰片，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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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志达：《殷墟武器概述》，《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②于省吾：《释盾》，《古文字研究》第3辑，1980年。
③参见成东：《先秦时期的盾》，《考古》 1989年1期。
梁上有长兽面形铜片①。在殷墟西区的殷墓中，也常见类似的马饰，如M689，墓道中有车马坑一座，殉坑一车二马一人，马的骨架上遍布大小铜泡，排列有序。又M216墓主随葬青铜礼器和武器，应是一名武官，二层台上殉埋一人一马，墓中还出了御马器：镳、衔及马身上的铜制兽面饰、方形饰、长方形饰、鼻形饰、小兽面饰、牛头形饰、方形穿鼻器等，共80件，铜泡108个②。这些马身上的铜饰，并不仅仅是为了装饰，而是实用的防护器具。
在安阳殷墟，数处族墓地都有附葬的车马坑，王陵中一次殉葬成组的战车达25辆，一次祭祖献车典礼埋下的车马少则两辆、多则五辆，可见当时车马的数量不少。从发掘出的车马坑随葬品看，这时有战车和乘车两种③，就车的形制结构而言，没有明显区别。但战车中一般配备有三组武器，包括远射武器弓矢、格斗武器戈、护身的兽首或环首刀、御马的策及砺石、铜锛、凿、锤等磨打武器或修理车子的工具。乘车则不配备武器。
殷代的车主要部分都是木制的，独辕、双轮、方舆（车箱）置于两轮之间。轮径约140厘米，辐条多数为18根，辐长约55厘米。时代愈晚的车，辐条数目愈多，轮径减小，这样就增强了轮子承重的牢固性，又减小了运行中的颠簸。车毂的形状略似枣核形，中空承轴，木制，晚期的毂开始在两端套上铜制的套管——辖，起加固作用。车轴长约300厘米，插入毂中，中间较粗，两端渐细，套有铜舌。辕长270厘米上下，后端与轴相交于舆底，挖槽嵌合，车辕出舆后逐渐上曲，前端高约115～130厘米左右，多加铜饰。衡在辕上，有两种形式，一为直衡，一为曲衡。过去认为周代才有曲衡的车，但是不仅商代铜器铭文中有曲衡车的图像，近年郭家庄车马坑的发掘更为商代的曲衡车提供了实物例证。衡长约110厘米，上有轭，木质，外表部分裹以铜饰。舆为长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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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阳郭家庄西南的殷代车马坑》，《考古》 1988年10期。
②《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
③《殷墟的发现与研究》，144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圆角，周围有立柱，柱间有横栏，车门在后部中央。舆广约130厘米，深约80厘米①。
关于车马的起源，国外学者多认为殷周的车马是由西亚传入的。近年来随着我国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及研究进展，一些国内学者提出，中国古代车马有自己的起源和发展道路②，因为商周的车从形制、系驾方法、马具组合等方面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车有很多不同之处，不可能属于同一系统。商代以前或更早的车，很少用金属构件，因而难于保存，以后随着青铜铸造和木作技术的发展，不断完善马车制作技术，也为车兵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