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代，中原王朝的势力范围远远超过了夏王朝时期。殷墟卜辞中常见有关东、西、南、北四方四土的内容。一般认为王都及其周围大片地区是商王直辖的政治中心，四外的东土、西土、南土、北土是作为商王剪院治支柱的侯伯辖区，属于商王朝的势力范围。更远的四方则是那些或友好、或敌对、或时服时叛的方国部落的活动地区，为商王朝影响所及的范围。联系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商王朝势力所及大约西到今陕西西部；东到今山东西部；北达今河北北部；南达长江岸边。在这广大地域中当然还有商王朝势力达不到的地点，但在交通要冲和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已修建了一些城堡，初步建立了封疆警卫系统，能够比较及时地获得四方、四土的军情报告，并派出军队镇压反叛或抗御侵袭，从而对维系商王朝统治和对外用兵起了重要作用。商王朝也有了一定的军事后勤保障系统，使得王师能远涉汉水、淮河，深入险阻之地征讨荆楚、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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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长寿：《殷周车制略说》，《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②翟德芳：《商周时期马车起源初探》，《华夏考古》 1988年1期。
一、封疆警卫制度
周初典籍《酒诰》反映商代的制度有“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这种“内服”、“外服”之称流行于周代，而商代的官僚体系已逐渐形成了雏形的内外两大类。其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构成守卫系统，包括王宫守卫、王畿守卫和封疆警卫。如前所述，作为商王的守卫武装主要有多射卫、多马卫、多犬卫，分别属于射手组织、战车组织和田猎组织，卫队直接听命于商王，进行各种与军事有关的活动①。属于封疆警卫系统的则有侯、甸、男、卫、邦伯。
这些所谓“外服”的诸侯，是由商王朝的职官经历一定发展演化而成的。商王朝建立后，为了加强统治，不断派出贵族奴隶主带领其族众进驻新被征服的地区，或四土的某些有战略意义的地点，通过作邑、垦田或驻守，建立星罗棋布的统治据点。被派出者均有一定官职，如侯，本是“为王斥候”，保卫王畿的武官；甸，就是田，本是为王室“治田入谷”，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男，又称任，职责是“任土”，作贡赋；卫，职责是“为王捍卫”；牧是从事畜牧的官。他们被派出后，则不仅要为商王垦田放牧，更重要的是承担封疆警卫职责，在这过程中发展起了自己的势力，成为有一定独立性的诸侯。中央王朝在承认了这种由职官发展而成的诸侯以后，进而用侯、甸、男、卫的称号封建诸侯，并授予一些臣服方国的君主②，逐渐形成了所谓内服、外服两套官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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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王贵民：《“卫服”的起源和古代社会的守卫制度》，《中华文史论丛》 1982年第3辑。
②参见裘锡圭：《甲骨卜辞所见“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文史》第19辑。
殷墟甲骨文中，有侯名40余①，其爵位世代相承，因而往往异世同名。他们各有自己的领地，如“令受田于先侯”②，是派人到先侯的领地垦田。又如有犬侯、亚侯，商王不仅指令他们参与征伐等政事，还见卜辞中有“犬受年”、“亚受年”的内容，关心他们土地的收成，这是因为“多侯”有贡赋的义务。但卜辞反映最多的是要他们提供兵力，受王命出征，如：
[王]比蒙侯虎伐髳方 《合集》6553
令妇好比侯告伐夷 《合集》6480
令多子族比犬侯寇周 《合集》6812
余步比侯喜征夷方 《合集》36482
与侯地位相近的是方伯。卜辞中出现的方伯名号近40个，相当数量是敌对方国的首领，但也有一部分是以武力捍卫王室的。如武丁时有一名大将沚戛，同期卜辞又有沚方、伯戛③，可见大将洫戛是沚方的伯长，私名为戛。有X伯④，还有向商王报告边境敌情的X妻X，已见前述。
在商代后期，多田己成为商王对外征伐的主要力量。如帝乙、帝辛卜辞中，屡见王师协同侯田、多田、多田与多伯大军出征四邦方或盂方的占卜⑤。卜辞中还有“在某（地名）田”之称，如：
在攸田武其来告 《乙》7746
在X 田□其以右人臿 《甲》2562
“来告”，在卜辞中一般均为传报军情，“以右人臿”，是带领右部军队进行攻击。研究者指出，“在某田”，是“田（甸）”的一种习惯称谓，“田”不仅从事农垦，还承担封疆警卫的职责。而且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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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秉权：《卜辞所见殷商政治统一的力量及其达到的范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五十本一分册。
②《合集》10923。
③《屯南》4090；《合集》5945。
④《合集》20078、20079。
⑤《合集》 36528（反）、36181、36511。
长期固定在一个地方垦田，拥有族众和武装的“田”很容易发展成为类似诸侯的地方势力①。
与“田”情况相近的是“牧”。在卜辞中也常称作“在某（地名）牧”，是被派到四土侯伯封域内带领族众从事畜牧业的，虽然与“田”从事的生产活动不同，但职责是一样的，如：
在X牧获羌。 《珠》758
在X牧来告辰卫其比史。 《合集》32616
在爿牧征Ｘ 《屯南》2320
可见其职责也是传报军情，受命出征，掳掠羌人奴隶等，他们也有自己的武装，被派出有屯戍的性质。第二辞“卫其比史”中的“史”，是商王派出的武官，属于内服，经常要向中央王朝述职。卫的性质同于田、牧，也作“在某卫”之称，以区别于“多射卫”、“多马卫”等商王的卫队。
以上的侯、伯、田、牧、卫等构成了商王朝的封疆警卫系统，他们的职责是为王提供军事防御的人力、物力，并及时传报周围方国的动态或敌情，这在卜辞中有很多反映，如：
癸未卜，X，贞[旬亡祸]。王占曰：有祟，其有来艰口乞至九日辛卯，允有来艰自北，X妻X告曰：土方X我田十人。
癸巳卜，X，贞旬亡祸。王占曰：有祟，其有来艰。乞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艰自西，沚X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X二邑， 方亦X我西鄙田。
[癸亥卜，□，贞旬亡]祸。五月。王占曰：有祟，其有来艰。乞至七日己巳允有来艰自西，长友角告曰： 方出X我示X田七十五人。
《合集》 6057正反
这是一块牛肩胛骨正反两面刻辞的一部分，在连续五旬进行是否会有祸祟的占卜后，验辞中记录下辛卯、丁酉、己巳三次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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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裘锡圭：《甲骨卜辞所见“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文史》第19辑。
X妻X、沚X、长友角关于 方、土方侵扰边境、攻入邑落，掳掠粮食人口的报告。这种“来告”不仅有敌方入侵，还包括奴隶逃亡的消息，而且从时间看也比较迅速、及时，如：
癸卯卜，争，贞旬亡祸？甲辰大骤风，之日夕皿乙巳，亡□五人。五月，在敦。
癸丑卜，争，贞旬亡祸。王占曰：有祟有梦。甲寅允有来艰，左告曰：有亡刍自益，十人又二。四日庚中亦有来艰自北，子X告曰：昔甲辰方征于X，俘人十又五人。五日戊申方亦征，俘人十又六人。六月，在□。
《合集》 137正反
这也是契刻在一版牛胛骨上的卜辞和验辞，第一辞是癸卯卜有祸，次日大骤风，第三日五名奴隶逃亡。第二辞是在占卜有祸的第二天得到12名畜牧奴隶逃亡的报告，又第八日得到北方的军事情报，说十六天前，方征X伯领地，掳去15人，十二天前方再次出动侵扰，掳走16人。X屡受土方侵掠，在商王朝的北部边陲，这种掳走十余人的小侵扰，也能在十数日内将消息传递到中央王朝，可见当时从外至内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军情传递系统。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所述，毁地遭掳掠，即有“X妻X告曰”，又有“子X告曰”，前者系X伯之妻，属于所谓“外服”侯伯警卫系统；后者系多子族中的贵族妇女，属于中央王朝的官吏，联系商王在四土设武官——立史、立大史，可知商王朝十分重视军情传报，不仅要求侯伯及时报告，还派官吏驻外，观察、收集、传报军情。
为保证军情的迅速传递，除了传报系统外，还要有传信设施，商代的交通工具有车、步荤、舟船，而传递军情的特殊交通工具则是驲传，即乘骑或传车传信①。卜辞有“亚X其陟，X入”，“王其田，X往”②，就是说亚某将乘驲传入商都，商王田猎宜乘驲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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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于省吾：《殷代交通工具和驲传制度》，《东北人大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2期。
②《合集》28011，29084。
而往。可见当时驲传制度已相当发达，而且商代已有了驿站，甲骨文有“羁”字，表示地点，前面往往冠以二、三、四、五等顺序词，表示第一、第二、第三个驿站①，这保证了驷传制度的推行，使得边境军情警报能利用骑乘迅速传到商都。
商代晚期封疆警卫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戍”。派出戍守的主要是精锐的族军，王族的族众往往也出动配合，如卜辞有：
五族戍弗雉王众 《合集》26880
是问派五族出戍，是否要王众配合，从卜辞可知，此五族是指“戍屰”、“戍骨”、“戍X”、“戍逐”、“戍何”②，其中的何族曾有人在王朝中担任贞人，频繁地出现在卜辞中，是一个和商王朝统治核心关系密切的强宗大族。戍的职能不仅是戍守，也承担作战任务，也有军行的编制和右中左的配合，如：
右戍不雉众
中戍不雉众
左戍不雉众
中戍有灾
左戍有灾 《屯南》2320
廪辛、康丁以后有关戍守占卜的大量出现，反映了国防力量的增强，也透露出对新征服地区加强了直接控制。
二、城防设施
商代城垣的修建仍然是以军事目的为主，设防的城堡是军事防御的重要手段，也是镇抚一方的军事基地。因此，商王朝势力边缘地区的军事重地，都设有城垣，商代晚期的都城却没有城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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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齐文心：《释羁——对商代驿站的探讨》，《中原文物》1990年3期。
②《合集》26879。
据今所知，殷墟宫殿区周围只有一个大围沟，北端达洹水南岸，东端与洹水西岸相接。南北总长1100米，东西长约650米，宽10～20米以上，深约5米。始建于殷墟早期，应是盘庚迁殷以后开始修建的①。因为这里处于商王朝的中心地区，商代晚期已有一套比较完备的王宫、王都守卫和封疆警卫制度，所以尽管是王都，也没有城垣。
商代前期的都城——郑亳，由于是成汤灭夏的基地，处于接近夏王朝统治中心的地区，因而有高大坚固的城垣。它的周长近7公里，城墙底宽20米，原高约1 0米，顶宽约5米，用版筑法分层分段夯筑。为了加固城墙，除平夯外，墙体内外各增加一层倾斜的夯土，据估算仅夯土量就达87万立方米。城内分布宫殿区、一般贵族与平民居住区，推测还有很多空地，进行农业种植，还有一些大规模的制骨、铸铜、制陶手工业作坊分布在城墙外②。可见初建城垣时，要保的不仅有商王及其统治机构，还有从事农业生产、构成武装力量中坚的统治阶层的族众。
灭夏以后，在夏都附近建造的偃师商城，在夏桀统治后方晋西南建造的夏县东下冯商城和垣曲商城，都体现了浓厚的军事色彩。如偃师商城有宫城、内城、外城三重城垣，宽厚的城垣，配以狭窄的城门，内城还有近似马面的结构③，体现出这时在军事重镇的建筑结构与布局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东下冯商城则说明这时筑城技术的迅速提高，它的城墙底宽8米，剖面梯形，用红色土搀紫褐色土、料姜石碎块夯筑而成，中下部墙体分筑，上部一次筑成，夯土质量相当高，土质坚硬，夯层整齐平直、夯窝密集、清晰。城墙基部两侧，增加了用黄土搀料姜石碎块筑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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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殷墟的发现与研究》 77～78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杨育彬：《河南考古》94～95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③赵芝荃等：《偃师尸乡沟商代早期城址》，《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偃师商城考古再获新突破》，《中国文物报》1998年1月11日。
斜坡，内侧斜坡表面铺一层料姜石，外侧斜坡基本与城壕相连。城壕口宽5.5米、底宽4米、深7米①。垣曲商城则筑出双道城垣的夹墙，更是大大增强了防卫性能。郑州、偃师、垣曲、东下冯四座商城一字排列在夏代晚期的统治中心地区，一每两座相邻的城之间直线距离约为60～90公里，时代均为商代早期②。它表明商王朝建立以后，为了镇抚夏民和加强对“有夏之居”的统治，大大发展和充分利用了城防设施。
商城不仅修建在靠近统治中心的地区，也修建在商的四土。如在今湖北黄陂的盘龙城③，始建于商代前期之末，也正是商王朝将自己势力伸向长江岸边的时候。盘龙城地处其南土边缘、与荆楚的接触地带，也是通向江南的交通要冲，而长江中游地区是商王朝铸铜原料的产地，所以盘龙城应与镇守一方的军事据点有关。
殷墟卜辞中常见“作邑”、“作大邑”、“作堡”、“作郭”。郭是城郭，堡是城塞④，如“王其堡于旅邑”⑤，说明商王朝的一些邑落有城塞一类的军事防御设施。这类军事防御设施不仅王朝兴建，方国也兴建。如武丁卜辞载；
乙酉卜，内，贞子商基方。四月。
丙戌卜，内，我乍基方封。 《合集》6570
辛卯卜，X，贞勿X基方缶作郭，子商。四月。
《合集》13514正
这是七日内留下的三次占卜遗存，反映基方起兵反商，而且修建了城郭作为防御，商王派子商率军讨伐，很关心子商是否能摧毁基方的城防设施，达到出征的预期目的，而且考虑灭基方后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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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县东下冯》，148～149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②《垣曲商城》，274～275页，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1973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掘》，《文物》1976年1期。
④参见郭沫若：《卜辞通纂》（以下简称《通纂》）新18片考释。
⑤《合集》30267。
要修复缮完其城郭，作为自己统治的军事据点①。
方国的古城遗址，近年也有考古发现，如陕西清涧李家崖古城就是商代西北民族的遗存②，这座遗址三面环水，古城依地形而建，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近500米，南北宽约200米。东、西两面筑有城墙，南、北两面利用深至百米的无定河河道悬崖为防御屏障。城墙为土石结构，分段筑起，主体城墙为内外相依的两层，外层是一层石块一层土，层层筑起。垫土为红褐色花土，夯打得坚实，石块砌筑得坚固，外侧平齐，内侧有凹凸。外层筑起后，紧依其内壁挖基夯筑内层墙体，筑好后，也用石块和夯土砌一层包壁。城垣外侧有土石结构的护城坡。主体城墙下宽3米上下，加上护城坡和内层墙基础达8米上下。在城建好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又在城墙外侧加修了加固城墙，先将呈斜坡状的地面修垫平整，有的地段还支垫木杠，以保持城墙对地面压力的平衡，防止墙体向外倒塌，可见当时人们在筑城技术方面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古城修建使用年代约当武丁时期，这也是商王朝与 方、土方频繁交监之际，李家崖古城的发现表明当时在敌对政治势力接触地带，修建和不断完善城防设施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商王朝周围的方国筑城技术也达到了一定水平。
三、军事后勤
商代已开始形成军事后勤保障体制，这为动员征发数以万计的军队进行长距离的远征奠定了基础。
首先是食物的补给。臣服的方伯对王朝有固定的职供，被派出的侯、田、牧建立军事据点本身就带有屯戍的性质，也要向王朝提供农、牧业产品，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卜辞有：“共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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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郭沫若：《通纂》562片考释。
②张映文等：《陕西清涧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1期。
奠”、“共百豕羊”、“雀以象”、“共马乎X”、“登马以御方”①，后两条明显是征集马匹参与征伐；前三条征集牛、羊、豕、象没有说明用途，但不排除用于军事活动的可能，如文献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东夷”②，商代的象是参与战事的。卜辞还有“缶其啬我旅”，“啬”字的解释各家不同，有人认为这条卜辞的意思是卜问缶是否提供谷物给王师，由此可推测王师巡行或出征在外，可以向臣服的伯长征粮③。不过，从殷墟卜辞看，长距离的远征往往和沿途田猎相结合④，其目的之一就是猎取野兽，补充军需，以减轻长途跋涉运送补给之负担。
其次运输与车战都需要畜力，尤其是马，商代有发达的畜牧业，尤其重视养马，马的名目很多⑤，有白马、赤马、钨马（铜色的马）、X马（深黑色的马）、X马（黑色黄脊马）等以毛色命名的马。还有以动物命名的马；如X，可能表示这种马如鹿般的俊逸温顺、机敏善奔；如X，可能像野猪般的凶悍、善于奔突。也有用马外形命名的：如X，可能是“骄”字的或体，表示一种躯体健壮雄伟的马。此外还有近十种马的专名，尚不知其涵义，如此多的名目，是商代其他家畜无法相比的，如卜辞有：
戊午卜，在潢，贞王其衷大兕，惟XXX，亡灾。
惟XXX子，亡灾。
惟左马X乌，亡灾。
惟XX小X，亡灾。
惟XXX，亡灾。
惟并X，亡灾。
《通纂》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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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殷契佚存》1S8；《合集》 8938、8884、7350、6759。
②《吕氏春秋·古乐》。
③钟柏生：《卜辞所见殷代的军政之一——战争启动的过程及其准备工作》，《中国文字》新14期。
④参见董作宾：《殷历谱》。
⑤参见王宇信：《商代的马和养马业》，《中国史研究》 1980年1期。
这是一组关于出猎犀牛用什么马驾车可保无灾的卜辞，连续列出六组九种名称的马，可见养马业的繁荣。研究者认为，马皆两两相并，足证殷末王者之车仅驾二马，即所谓的骈，至于骖驷之制是以后才有的①。
在商代，陆路作战运输用车马，不仅中央王朝如此，周围方国也使用车马。如小臣墙从王出征的记事刻辞曾记载某次战争，商王朝俘获危方车马若干的史实②。可见当时车马的使用是相当普遍的。用畜力驾的车是当时重要运载工具，安阳西北岗1003号大墓南墓道有一件鲸鱼右肩胛骨搭在一车舆后，还有一组是鲸鱼肋骨与一车舆，这意味着鲸鱼骨是用两乘车拖到墓中的③。为满足战车部队和运输的需要，商代应有相当规模的专门造车的手工业。当时，水上的运载工具主要是舟，有研究者认为商代已有担任渡送军队、物资及为王牵舟的舟兵，有造浮桥的“舟桥兵”④，这些构成了后勤保障系统的重要部分。
此外，要武装一支庞大的军队，需要大量的青铜武器及甲胄、干盾等装备，这就要有发达的手工业的支持。与这些武器装备制作相关的木作、铸铜、制革、制骨角蚌器、纺织编织、髹漆等手工业部门在中原大地有长期发展的历史，到了商代，规模更大、分工更细了。商朝灭亡后，周王分殷民六族给鲁，殷民七族给卫，其中如索氏、陶氏、施氏、繁氏等都是因世代长于绳工、陶工、旗工、马缨工等不同手工业种类而得名的⑤。考古发现也表明，主要的大宗兵工产品出自国家或王室手工业作坊，如郑州商城有两处大型铸铜遗址，除铸造礼器外，一处多镞范、钁范，一处多刀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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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郭沫若：《通纂》730片考释。
②参见《合集》36481。
③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四本1003大墓》，（中国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年版。
④孟世凯；《夏商时代军事后勤探讨》，《先秦军事研究》，金盾出版社1990年版。
⑤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戈范，显示出青铜铸造业内部有了一定的分工。还有一处骨器作坊大量生产骨镞①。殷墟的手工业作坊也有类似的现象，而规模更大。有这样的基础，一旦战争需要，便可以迅速生产出大量武器及其他军需品。
殷墟王陵经多次破坏、盗掘，仍留下数以百、千计的镞、矛、盔、盾，有的不仅成批、成束，还有新铸出尚未装柄的半成品，联系战前“授兵”的记载，可知除了贵族或高级武官有自己的青铜兵器甚至车马外，一般徒卒的武器由国家制造、保管，因此商代还有一批军事后勤管理人员。在小屯宫殿宗庙的乙7基址前的北组墓中，拱卫在五座车坑四周的，有五组特殊的祭祀坑：第一组在M45车坑南北两端各一“跪墓”，墓（坑）中各有一具面南而跪的人骨，研究者认为可能是军中喂马人员，相当于后世的“厩养”；第二组在作为“前拒”的五人墓正中之北，是一座“跪负铜器墓”，两具跪着的人骨背负一套青铜器，包括食器、酒器共八件，推测此二人与负责饮食有关；第三组为童墓二，内有15具童骸和一组约300块绿松石，似衣服上的饰物，因而推测坑中所埋的人骨代表服装管理人员；第四组为器墓二，两坑共12人，还有一批铜器，其中包括较戈更为坚实厚重的戳，可能供采樵之用，一套弓矢，可能供射猎之用，铜罐、铜壶，可能供汲水之用，二方彝，可能为量粮之用，还有一套酒器。推测其中人骨代表管理采樵、射猎、粮秣、醴酒人员，相当后世军中的“樵汲”；第五组是殉狗墓，是单人埋葬，墓中腰坑殉狗1，随葬石璧、石戈、陶壶。此墓后方还有一个羊坑，推测是军中管理祭祀的人②。在祭祖进献战车、甲士、徒兵的献祭场上，还布局上这样一批非武装人员，有研究者认为他们代表了军中后勤管理人员之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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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育彬：《河南考古》，100、104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②石璋如：《小屯C区的墓葬群》，《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