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方或称人方，为东夷方国。东夷分布于济水、泗水、淮水流域，大致相当于今苏、鲁、皖的一些地区。商汤在灭夏前后曾着力经营东方，建立了“邦畿千里”①的商王朝。但“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②，边患日起，仲丁时曾有蓝夷作寇内侵，“自是或服或叛，三百余年”③。为此仲丁曾征蓝夷，河亶甲即位，又征蓝夷，再征班方④。武丁中兴，主要对付西北游牧族内侵，投入东方的兵力有限。康丁、武乙、文丁继续对西方羌人诸方用兵，无暇顾及东方。而东夷日益强大，“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⑤。因此，至帝乙、帝辛时始以倾国之师发动了对夷方的战争。
一、帝乙伐夷方征程⑥
据殷墟卜辞载，帝乙九祀二月以前，夷方已频频出动内侵，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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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诗经·商颂·玄鸟》。
②《史记·殷本纪》。
③⑤《后汉书·东夷列传》。
④古本《竹书纪年》。
⑥关于卜辞中伐夷方的资料，有帝乙遗存、帝辛遗存二说，由于目前帝乙帝辛卜辞尚未能区分开，今取十祀伐夷方在帝乙时之说。
下了商王关于“自今春至[于]翌”夷方是否会“大出”①骚扰的卜辞。据今所知帝乙、帝辛伐夷方至少有两次，一次是王伐“夷方无敄”，将其擒获，用于宜祭，另一次是令人伐“夷方X”②，此外还有一件铜器铭文记录下“惟王十祀又五”，王伐夷方归来后的班赐③。在甲骨文中保存了一批十祀九月至十一祀五月征夷方的资料，多数学者认为它是帝乙伐夷方的遗存。从这批资料可知帝乙十年九月已策划了与攸侯喜大军共征夷方之役，出征前在大邑商举行了告祭祖先的大典。大邑商指以国都为中心的王畿之地，文献记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④。其西则包括沁阳田猎区，沁水以东是商人早期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沁水以西原系夏人势力范围，后为商王朝的王畿之地⑤，尤其是商代晚期，与安阳、淇县（朝歌）连成一片的沁阳田猎区也属于大邑商的范围内，大规模征伐的出师与振旅起止点都在这里。据伐夷方起兵后的沿途占卜，组略可知此次伐夷方的征
程，卜辞有：
1 十祀 九月 甲午 余步比侯喜征夷方
告于大邑商 《合集》36842
2 [癸卯]
3 [癸丑]
4 九月 癸亥 征夷方 在雇 《合集》36845、36847
5 十月 癸酉 征夷方 在X 《合集》36504
6 [癸未]
已酉 在香 《珠》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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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合集》37852。
②禹母辛卣、文父丁簋；《三代》 13-42·2，8·33·2。
③小臣俞尊；《三代》11·34 -1。
④古本《竹书纪年》。
⑤参见刘绪；《论卫怀地区的夏商文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商代使用干支记日法，祭先祖也以天干为序。自甲至癸一周称一句，在每旬终了的癸日例行占卜下旬是否无祸，并记占卜的时间地点，所以征夷方日谱中多是癸日占卜资料。从以上“1.十祀九月甲午”至“2.癸卯”为一句，“26.五月癸卯”为进行未来第二十六旬是否无祸的占卜遗存，所以从九月甲午至次年五月癸卯实占二十五旬，是这次征夷方往返所用全部时日。
从上谱可知，武丁自九月甲午卜告大邑商以后，第三旬末，即九月癸亥达雇，其地多认为即扈，在河南原武县西北①。第四旬末，十月癸酉至X，其地在黄河之南，郑州附近。第五旬所行之地不详，但从第六旬、第七旬行程看，是经香、噩、乐、X一路东行。第七旬末，十一月癸卯已经到达商。第八旬末，癸丑到达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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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305～306页。
商动身的时间已缺失，但从这一组相间刻辞的行款看，可将其日期补作“癸卯”，那么很可能在商停留近一句，癸日自商至亳，当日到达，次日甲自亳至X，第三日乙，自X至X。可知商、亳、X、敞间均为一日的路程。商为商丘①，这是商代晚期镇抚东南的基地，停留近一句，当与接战前的演习有关。与之相距一日路程的亳当即近于曹的北亳，也就是春秋宋景公所说的“薄，宗邑也”，即始祖宗庙所在地。距今商丘北40余里，正一日路程。X，当即鸿口②，在今河南睢阳县东，商丘、虞城二县间，也与一日路程相合。商王在商停留一旬，继续南下之前折向北毫逗亳一日，很可能与祭祀之事有关。再自X至X，X疑在河南鹿邑东③。第九旬末，十一月癸亥已由X、X至于危。危即危方之地，廪辛、康丁时伐危方，擒杀其领袖，将其地并入商王朝版图，故伐夷方途中得以师次于危。五日后，十二月己巳自危至攸，进入攸侯喜领地，一般认为其地在永城、宿县间，危也当距其不远，靠近河南、安徽接界地区。
至攸与侯喜大军汇合后，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方发起进攻，自危动身至攸后十日，十二月己卯已有“王其臿”的记载，臿是追击的意思，可见在此以前已组织了进攻。此后继续进军，第三日至旧，第五日至减，第六日渡淮，第十二日，十二月庚寅，师次于X，部署了对于淮夷方国林方的征伐。旧，大约在永城南，减，为今日浍水，淮即淮水。X，为淮水以南的川流④。伐林方的过程卜辞缺乏记载，但值得注意的是庚寅卜臿伐林方，同期卜辞中辛卯有“小臣醜乍X于东对”，此外还有“醜其X至攸”⑤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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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
②参见张永山：《卜辞诸亳小议》，《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③参见陈秉新：《殷墟征人方卜辞地名汇释》，《文物研究》总第5辑1989年。
⑤《通纂》 588，589。
容，如若属于同一年的遗存，很可能意味着伐林方或夷方有大批俘虏，因而以驷传急召小臣醜至攸，并于东对建造劳动奴隶的营房（X）。此外，在卜伐林方后第三日，王在X至黄旨举行祭祀祖甲的典礼，第五日甲午离X，出发至X，意味着伐林方已取得胜利。此后经芚、X、X、X用近一旬的时间回到“攸侯喜鄙永”，即今河南永城。于正月癸卯卜旬卜辞中始记“王来征夷方”，即征夷方归来的意思，这是在出征夷方的第十三旬末。
从正月癸卯次于永至二月丁丑日自攸至X，商王在攸侯之地攸、永停留三旬又四日，其间举行了告执典礼，以夷方首领X献祭，并举行大规模田猎活动，这也是古代战争的惯例，在大战胜利之后，通过搜狩显示威武、镇慑敌人，并借此深入搜索残敌，因而有关于大左族是否有擒的卜问。而且这种大搜不限于一次、一地，除正月辛亥卜外，九日后己未又田狩于元，其地当距攸不远。
第十七旬二月戊寅在截，此后经危、叉、浊、杧，至旬末至X。X，为《汉书·地理志》的楚国甾丘，故城在今宿县东北六十里。叉，为酂县，在永城西三十公里，今浍水北。杧，在永城北。X，在夏邑①。第十八、十九旬经X、X、杞、意、X至X，三日后第二十旬丙午到达商，故以上大抵是永城至商丘间的地名，沿途仍有田狩，当与保障军队供给有一定关系。到商后未曾停留，经乐、噩、香等西北行，这些地点多是第六旬出师所经之路，只不过出师为乐——X——商，凯旋则沿X——商——乐而行。在管、在商前后仅四日，其间还有一日田猎，可知二地相距不远，或认为乐在河南宁陵县东南，X在商丘北②。两旬后行至云奠艿邑，又三旬师次于X。后者是沁阳田猎区的一个重要地点，已见商王在那里田狩卜辞不下二百条，它不仅是商王练兵习战之地，帝乙、帝辛还常在那里作二、三旬的居留、祭祀或举行战胜后的献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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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307页。
②陈秉新：《殷墟征夷方卜辞地名汇释》，《文物研究》总第5辑，1989年。
典，此外还见有：“在X贞，今日步于大邑商”，可见它还是大邑商的一个入口①，所以商王到达该地已完成整个伐夷方的征程，此后卜旬等卜辞再不记“王来征夷方”了。
总计帝乙十祀伐夷方历时250日，往返所费时日约略相等，来回路线可分为五段：第一段自大邑商至雇，是从太行山南麓沿沁水南岸至沁水入古代黄河处，回程大抵与之平行。第二段自雇至商，或自商返云奠，往来皆经香、噩、乐、X等地。商是王师进击夷方的一个基地，因而稍事停留休整，并至成汤早期所居的北亳举行了宗教仪式。第三段自商、亳经X、危至攸，回程略有绕行，往返均沿睢水两岸。至攸与侯喜大军汇合后，王师投入伐夷方之战。第五段是自攸沿浍水南下渡淮，伐林方，回程则是绕行若干河流，显示王朝武力，才又回到攸。对此五段往返路线，研究者指出，大致与沁、睢、浍等河流同为东南方向的移动。古人建邑与陈师多近河岸，而沿河斜行可避免多次穿渡河流，所经之处都是平原，因而是比较适宜的行军路线②。
甲骨文中还有一些伐夷方的记载，从月日及进行的地点看无法排入十祀伐夷方日谱，或许是金文所载十五祀伐夷方的遗存，两次伐夷方的经过虽不可详考，但无疑是达到了预期目的，夷方首长无敄和X先后被擒杀，在殷墟发现的人头骨刻辞中，曾见“……祖乙伐……夷方伯”的字样，应是用夷方伯杀祭祖乙后取其头骨刻字纪念胜利的遗存。
二、 帝辛的穷兵黩武与商朝灭亡
商末，除了十祀、十五祀伐夷方、林方外，大规模的对外用兵还有伐盂方之举，多数学者认为它发生在帝辛八祀至九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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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18～23页。
②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308页。
事起于盂方聚众内侵，边地告急，卜辞有：
乙巳王贞，启乎兄（祝）曰：盂方共人，其出伐矛台高。王其令东途（会）于高，弗悔，不营哉。王占曰吉。
《合集》36518
意思是祝报告盂方聚集兵力出动侵伐矛自所在的“高”地，商王卜问派援兵东进聚于“高”地抵御，可无悔吧，占卜结果得吉兆。据考，祝是武王灭商后封黄帝之后于铸的所在地，古铸城在今山东肥城县南、宁阳县西北①。矛则与伐夷方归来时所途经的齐地接近。因为可能属于十五祀伐夷方的卜辞有：“癸巳卜贞，旬亡祸。在二月，在齐睬。惟王来征夷方”②。而另一版卜旬卜辞则有癸巳“在矛X”；癸卯“在□X”；癸丑“在齐X”的记载。在矛、齐两地师次的时间相距两旬，必不很远。据考，齐在商丘附近，“似矛自亦在商丘不远之地，故日东会于高”③，可见盂方是东夷之国，这场战争是伐夷方的继续。卜辞有：
……贞其征盂方，X……受祐，不营X……在十月，王九[祀]。 《怀特》1908
丁卯王卜贞……余其比多田于多伯征盂方伯炎，X衣翌日步……余受有祐，不XX，告于兹大邑商……在十月，遘大丁翌。
《合集》36511
[癸未王卜]在滦贞，旬亡祸。[王占曰]弘吉。在三月……惟王来征盂方伯炎。 《合集》36509
癸丑王卜在□贞，旬亡祸。[在四月，甲寅]祭羌甲……[惟来征]盂方。 《合集》 36520
[癸丑]王卜贞，旬亡祸。王占日弘[吉]，在五（或六）月，甲辰曾祖甲，王来征盂方伯[炎]。 《合集》 36516
……于□麓获白兕在九月惟王十祀多日，王来征盂方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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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杰祥：《商代地理简论》，18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②《合集》36493。
③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310页。
[炎]。 《甲》3939
末辞为牛头骨刻辞，是伐盂方凯旋搜狩时获“白兕”，献祭后刻辞纪念的遗存。
从以上卜辞可知伐盂方之战是在帝辛九祀十月出师，十祀九月凯旋，历时一年。和伐夷方一样，也是在大邑商举行告祭祖先的祭典后出兵的，不同的是伐夷方除王师外，仅以靠近夷方的攸侯喜大军配合，而伐盂方则动员了“多侯、多田（甸）挣。如前所述，商王朝外服君长包括有侯、甸、男、卫、邦伯，邦伯与商王朝的关系往往比较疏远，有的时服时叛，不免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外服中最重要的是侯、甸，他们受王命被派驻在外，负有封疆警卫之责，而且有较强的武力，所以商王与多侯多甸一起出征盂方，实为动员了倾国之师。
帝乙、帝辛时不仅以大量兵力出征夷方、林方、盂方，和侯、甸大军一起征伐了X、羌方、羞方、繐方联合而战的四邦方，还征伐了三邦方、二邦方。卜辞有：
己酉王卜贞，余征三邦方，惟X令邑，弗悔不亡□□在大邑商，王占曰大吉，在九月遘上甲、□五牛。 《合集》36530
□子卜，在盯贞，王□于漓，往来[亡灾]。王来征二邦方《合集》 36531
二邦方、三邦方应与四邦方一样，属于某些方伯的联盟。有研究者指出，伐二邦方来回途经之盯，其地近翼，即今山东省境内①，那么二邦方很可能也是东夷小国。这些都说明帝乙帝辛时虽也曾对西方羌人方国用兵，但重点却是东夷。
这一系列伐东夷的战争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胜利，扩大了商王朝的版图，强化了对东方的控制。例如武乙伐林方，将官吏派往林地垦田驻守为甸。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藏晚商玉戈有“在林田俞X”的名号，表示名俞X者，是驻于林地的“田”，同一时期的金文有“林X乍父辛宝尊彝，亚俞”，应属于同一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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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94页。
遗物①。官居亚的俞氏名X者任林地之田，所以称俞X，也可称林X。又如鲁西南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也表明，在商代早期成汤开创的强盛局面上升阶段，商王朝势力进入鲁西南，使当地东夷的岳石文化迅速被二里岗上层商文化取代，文化面貌与豫东商文化面貌基本一致。稍后，绝对年代约当仲丁至盘庚之时，文化面虽然还保持典型商文化风格，但其内涵已蕴藏了某些新的因素，此后地方特色日益增强。物质文化面貌的变化相对比较缓慢，所以作为区别于典型商文化风格的地方特色显现，已标识出商王朝对这一地区政治统治已松弛。而到了商代末期，约当帝乙帝辛之时，鲁西南地区典型商文化的因素又有所增加，这显然与商末大规模对东夷用兵的胜利是分不开的②。
整个商王朝在500多年的统治中，统治者的武功受到越来越大的推崇和重视，据今所知，盘庚迁殷以前的九世19王中，仅商王朝的缔造者太乙号武王、武汤、武唐③，而盘庚以后八世12王中，就有六位商王庙号冠以武字，如小乙称武父乙④，武丁、武乙外，文丁则称文武、文武帝、文武丁，帝乙又称文武帝乙⑤帝辛更在历史上留下了“纣之百克，而卒无后”⑥的教训，对武功的重视自不待言，只不过因身死国灭，“天下之恶”集于一身，没有陵也没有庙号了。正因为如此，商代后期疆域迅速扩大，对四方的影响日益增强，将我国古代灿烂的青铜文明持续地推向发展的顶峰。但这正如恩格斯说的，“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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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裘锡圭：《甲骨卜辞中所见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文史》第19辑。
②参见宋豫秦：《论鲁西南地区的商文化》，《华夏考古》 1988年1期。
③《诗经。商颂·玄鸟》、《长发》；《合集》27151。
④封口盂铭，《殷墟的发现与研究》，64页，科学出版社1 994年版。
⑤《合集》 36166、35356、35355；部其卣铭。
⑥参见顾颉刚：《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古史辨》第2册。
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①。商代也是这样，郑州商城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台基，高大的基址、坚硬的夯土层、考究平整的居住面显示了高超的建筑水平与国家财力的富足，与城外劳动者狭小简陋而潮湿的半地下居室形成鲜明的对照。不仅如此，宫殿区附近壕沟中填埋了大批遗有锯痕的人头骨，通过医学上和营养、病理学上的检查分析，得知这些人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新陈代谢中贫血和摄铁量不足，以及长时间营养不良形成的牙釉质发育不全，反映了“在其一生时间中的沉重负担”。而在这废料坑附近，有墓穴的死者则有较好的健康水准，头盖骨未见骨质疏松的渗水现象，但部分牙釉质发育不全指示出“短期中身体所受的沉重负担”②。所以在商代后期，随着对外征伐频频告捷、疆域不断扩大，大批俘虏转化成奴隶投入生产领域，使商代文明和文化发展日新月异，商王朝统治上升到繁荣顶点时，也埋下灭亡的种子。
帝乙、帝辛伐盂方、夷方，长年劳师远征对当时基础的经济部门——农业生产影响很大，同时统治阶级酗酒之风愈演愈烈，消耗掉大量粮食，无衣无食的小民被迫“攘窃神柢之牺栓牲”③。另一方面战争的胜利使统治者更加骄奢淫逸。如文献记载：“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珍益广沙丘苑台”④，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不仅引起“小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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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②[美]诺尔曼·C·沙利文：《关于郑州商代人类遗骨的初步研究》，《文博》1993年3期。
③《尚书·微子》。
④《史记·殷本纪》。
兴，相对敌仇”①，还引起了臣服方伯与诸侯的不满，如“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以献纣”②方才得赦。又，“商人服象，为虐东夷”③，在军事征服的同时，大量掠夺各地的宝货财富，从而加剧了与被征服地区的矛盾。在强大富足的表象下，隐藏着“如蜩如螗，如沸如羹”④的社会动荡与危机。这一切也引发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帝辛自恃才力过人，从拒谏饰非发展成忠言逆耳、谗人幸进，以致“殷之三仁”落得“微子去之、箕子之为奴、比干谏而死”⑤的下场。接着内史向挚“载其图法，出亡于周”，太师疵、少师疆“抱其乐器而奔周”⑥，统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
最终在武王灭商的牧野之战中，商纣大军被一举击败，留下了“纣克东夷而陨其身”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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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尚书·微子》。
②《史记·殷本纪》。
③《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
④《诗经·大雅·荡》。
⑤《论语·微子》。
⑥《左传·昭公十一年》。
下 编
西周军事
自周武王灭商至幽王失国（前11世纪～前771年），周王朝建都于丰镐，史称西周。在近三百年的时期内，王权比殷代更加集中，对诸侯国的控制也更为牢固有效，周王成为天下的共主。通过王室直接统治的中心区和分布各地的诸侯国相结合，天子掌握着一个深入各地的政治和军事的网络，加之道路畅通，使周王朝行使统治权相当便捷灵活。与政治统一相一致的，是周天子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军事领导体制，统帅全国军队，并有与之相适应的军事后勤供应系统，因而周王朝的军队较殷王朝庞大得多，而且组织也更加严密。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支柱，周王朝以武装殖民、封建诸侯的方式统治广大被征服地区，同时组建两大集团军，一支以丰镐（今西安市沣河两岸）为基地守卫关中地区，另一支以成周（今洛阳市区）为大本营而镇抚东方。重要战略要地还派有驻防军队，便于及时处理突发的军事事件。
军队是保卫周天子和各诸侯国统治集团利益的武装集团，其主要任务是：1、镇压被征服的殷人及其原来的同盟国的反抗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叛乱活动；2、保卫疆土免受周边方国的威胁和侵掠；3、征讨贡赋，特别是保证从淮夷那里定期“进入”（奴隶）和获得布帛等。这三项任务西周前后期有所变化，初期主要执行镇压反抗和叛乱活动，中期（穆王）以后边患增加，重振成康之威
成效不大，从此陷入长期巩固边防和征讨贡赋的战争。统治者又不能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更没有认真推行外交与军事手段相结合的政策，耗费民力，导致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加剧，军队随着政治的腐败趋于瓦解。王权在内外交困的状态下丧失权威，国家政权濒于灭亡
将近三百年、经历十一世十二王的西周王权和军事实力的兴衰，在中国历史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应当给以全面的总结和研究，这也是我们正确认识春秋时期大国争霸局面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