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起于渭河流域的周族，在登上历史大舞台之前，曾有过一段漫长的发展过程。相传夏代它还是一个“自窜于戎狄之间”①的小角色，经常在戎狄的夹击和侵扰之下周旋和流动，以求保护本族的生存和发展。从现存文献和已有研究成果得知，周族建国以前进行过多次迁徙，其中几次大规模行动，对后来周族的发展起了重大影响。
一、太王兴于岐
太王自豳迁到岐，为周族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要明了太王对周族发展的历史功绩，需先弄清周人的发祥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②追述周人最初的活动地点是来往于“土”和“漆”之间。这里的“土”《齐诗》作“杜”，与“漆”同为地名，当是指古代的杜水和漆水而言；“沮”字在此为动词，它与同诗中的第四章“自西徂东”的“徂”字用法全同，其义为“往”。因而这句诗描述的是周人最初从杜水迁至漆水的行动。汉代的杜水是从杜阳（今麟游）县“东南流，左会漆水”③。表明汉代以前杜、漆二水原流经今陕西麟游、乾县和武功地域。由此可见，周人最初是在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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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语·周语上》。
②《诗经·大雅·绵》。
③《水经注·渭水注中》。
西西部繁衍生息的。
在太王迁到岐山南侧的周原之前，周人曾经来过这里。有人根据《大雅·绵》的第三、四章叙说的情景，认为是从邰（今武功县）到达周原的①。他们选择这块宜于农耕的土地进行开发，共同商议，占卜决定安家在此；一起劳动，划定田界，修沟渠，整治田垄，发展农业生产。由于年代久远，口耳相传，后人误将从邰迁至周原与太王迁岐相混。这次迁徙先周族“邑于周地，故始改国曰周”②，是对的。虽然“改国曰周”的提法不够科学准确，不过可以理解为从此正式定名为周，并且有了一定的规模。先周族有了自己的名称，进而根据本族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据《大雅·绵》和《生民》所载，古公亶父娶姜女为妻③，后稷又为姜嫘所生④，当时他们及其后世子孙生活在姜姓部族的势力范围内，要发挥经营农业的优势，尽快使本族的势力得到发展，是有相当困难的。因此到公刘时期周族又举行一次大迁移，他们经过周密策划，携带“糇粮”，全副武装，浩浩荡荡迁往豳地（今彬县和旬邑地带）。到达新地域后即着手垦荒，在高岗上或河谷两岸修建富室屋宇，又派人到渭河以南“取厉取锻”⑤，改进生产工具，以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史记·周本纪》高度评价这次迁移行动：“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惰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可见这次转移在周族发展史上作用巨大，不仅使本族更加团结壮大，把势力伸展到渭河南岸，而且创建“其军三单”和“彻田为粮”的制度，就是把军队的组建与农耕结合起来，成为“寓兵于农”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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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谭戒甫：《先周族与周族的迁徙及其社会发展》，《文史》第6辑。
②《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皇甫谧说。
③《诗经·大雅·绵》有“爰及姜女，聿来胥宇”的吟唱。
④《诗经·大雅·生民》。
⑤《诗经·大雅·公刘》。
事组织①。这样的军事编制为日后军队的扩编开创了新路。
经过数代的励精图治，周人在豳地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大为增强，然而到周公亶父②时期却因此招来游牧族的频繁侵掠，强悍的鬼方被商王武丁战败后也退居这一带③，更加重了周族来自外部的压力。《史记·周本纪》对此记载颇详：
董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按：应为周公亶父）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口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与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蹄梁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於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乜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周公亶父这次“踰梁山，止於岐下”的迁徙行动，是在认真分析了主客观条件之后作出的，权衡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不宜与出没无常的戎狄拼实力，而应采取适合本族尽快发展的策略。恰好这时岐山之南的姜戎部族正在削弱，周族凭借已有的军事实力完全可以与姜戎势力抗衡，这样的历史实际已被岐山一带发现的周文化遗存和姜戎文化遗存的消长所证实。此次迁徙也检验了周族的凝聚力，强敌压境更促使他们团结在周公宜父为首的领导集团周围，就连相邻的氏族也志愿加入他们的行列，说明周族长期以农业为本和寓兵于农的发展方针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这次迁徙使周公亶父认识到，周族完全有能力摆脱周边部族的影响和制约，独立进行发展。“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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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大雅·公刘》疏。
②《史记·周本纪》作古公亶父，这与《诗经·大雅·绵》中处于“民之初生”时期的古公亶父重名，后人为区别这两个不同时期的同名人，《史记·刘敬传》称作太王，今本《竹书纪年》则作周公亶父。
③参见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载《观堂集林》卷十三。
官有司”的举措，正是这种独立发展的标志。《诗经·大雅·绵》的五、六、七章，把设有司、营富室、建宗庙、筑围墙、作郭门描写得绘声绘色，显现出周族强烈的兴邦建国的大趋势。与此同时，周族在与周边部族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壮大自己，尤其是把姜姓部族融入自己的部族，势力范围逐渐扩大，迫使商王武乙不得不承认周族势力的强大，只好顺水推舟，“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①。想以此把周的势力纳入商王的统辖之下。然而，周人却利用这一名义奋力开拓，又经季历和文王两代的努力，逐渐把政治中心转向渭河南岸，国势迅速达到与商王国相匹敌的地步，为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周族历史这种发展变化的奠基者，应归功于“止於岐下”的周公亶父（即太王），其子孙歌颂他说：“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②。这些形象的语言道出了太王在周原艰苦创业，文王才得以继承和发展这份“家业”的基本史实。
上述周族的活动地点和发展脉络，大体与近年考古发现的先周文化遗存相对应。这类遗址多分布在长武、宝鸡、凤翔、武功、扶风等地，太王以前的先周文化遗存堆积少且薄，又分散，其后先周文化遗存骤然增多，反映出在周公宣父时代周族的社会经济、文化都有长足进步，迁岐后这种发展势头更猛，诸多地点都有这个时期的文化遗存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扶风刘家发现的姜戎文化和先周文化层的叠压关系，早期以姜戎文化为主，晚期先周文化才真正发展起来④。有人分析这种现象后指出，约当商王祖庚、祖甲时姜戎势力方强，远及关中西部地区，而古公室父迁岐前的周人势力尚小。季历前后周人吸收了姜戎文化以后势力增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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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今本《竹书纪年·武乙三年》。
②《诗经·周颂·天作》。
③《文物考古工作十年·十年来陕西省文物考古的新发现》，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④《扶风刘家姜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 1984年7期。
后占了上风①。这样的认识与我们介绍的文献记载周族的历史发
展一致，表明它在兴起的过程中确实经过多次迁徙，至太王（周公亶父）时期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周族开始强盛起来，走上建国的道路。
二、王季开疆
王季是周得天下后追尊的称号②，本名季历，太王（周公直父）之子，继位后称公季。太史公说他“脩古公遗道，笃於行义，诸侯顺之”③。也就是王季推行的内外政策得到其他诸侯国的拥护，从而形成了以周族为中心的一股诸侯国势力：王季正式创造和利用这样的有利条件，开始他的拓土开疆事业。季历首先瞄准他的邻族毕程氏，乘毕程氏之君耍弄“损禄增爵”把戏，大失民心，造成族内不和④之机兴兵东进灭程今本《竹书纪年》商王武乙二十四年有“周师伐程，战于毕，克之。"这段文字记载是符合真实历史的。晋人孔晁在注《逸周书·大匡篇》“维周王宅程”时说：“程，地名，在岐州左右，后以为国口初王季宅之，文王因焉。”宋代罗泌于《路史·国名纪》中也有类似的见解：“程，王季之居，在今咸阳故安陵，与毕陌接，所谓毕程。"看来季历不仅攻占了毕程氏之地，而且还一度把程作为统治中心。在先秦文献中“毕程”有时也写作“毕郢”或“毕裎”⑤，其中“程”、“郢”、“裎”三字均从呈得声，可相通，故“毕程”、“毕郢”、“毕裎”均当指同一地点。焦循在《孟子·离娄下》对“毕郢”有详细考证，他引“孔广森《经学卮言》云：‘郢与程通……土地名字，后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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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翠莲：《扶风刘家墓地试析》，《考古与文物》1993年3期。
②《礼记·大传》。
③《史记·周本纪》。
④《逸周书·史记解》。
⑤分别参见《孟子·离娄下》和《吕氏春秋·具备篇》。
从邑旁，其音仍当读程，以别于郢楚之郢。’”又引台拱《经传小记·释毕程》说：”《汉书·地理志》在右扶风安陵，阚驷以为本周之程邑。《括地志》云：‘安陵古城，在雍州成阳县东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按：今考古调查找到安陵邑在成阳市东北韩家湾乡白庙村①，其与《括地志》记载相合）。此邑中之地为程也。《元和郡县志》云：‘毕原即咸阳县所理也，原南北数十里，东西二三百里，亦谓之毕陌，此邑外之地为毕也。毕者，程地之大名；程者，毕中之小号也。"焦氏的考辨告诉我们，“通国言之为毕，以邑言之为程”，两者相系则为毕程，犹如岐周一样，是指较广的地域范围。“周师伐程”的胜利，在地理上使岐周与毕程连成一片，扩大了周族直接统治区，进而季历又“作程邑”②，把政治中心一度东移，巩固向东推进的成果。灭程之役，在周族建国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壮大起来的周族，不断翦除周边戎族的威胁，积极主动冲破以往束缚在狭小地域内的态势，《后汉书·西羌传》这样叙述周族发展的趋势：
及子季历，遂伐西落鬼戎。太丁（按：应为文丁）之时，季历复伐燕京之戎，戎人大败周师。后二年，周人克余无之戎，於是太（文）丁命季历为牧师。自是之后，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
这里的“遂伐西落鬼戎”之后，原注引《竹书纪年》还有“俘二十翟王”，《通鉴外纪》作“周俘狄王”；又，伐“翳徒之戎”后，注引《竹书纪年》有“捷其三大夫”，今本《纪年》说是“获其三大夫，来献捷。”这些补充更丰富了关于这场战争的具体内容，表明季历在与戎狄交战中获胜的次数较多口
“西 鬼戎”即甲骨文、金文、《周易》和《诗经》里的“鬼方”之一部，王国维认为从“《竹书纪年》称王季伐西落鬼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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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毓芳：《西汉帝陵的考察》，《考古与文物》1989年3期。
②今本《竹书纪年》商王文丁五年有“周作程邑”。
知其地尚在岐周之西。”又据出自岐山礼村的小盂鼎铭文考证“唯其西淠渭之间，乃西戎出入之道，又西逾陇坻，则为戎地，张衡所谓陇坻之险，隔阂华戎者也。由是观之，鬼方地在淠陇之间，或更在其西，盖无疑义。虽游牧之族，非有定居，然殷周间之鬼方，其一部落必在此地无疑也。"①王氏的论证基本符合历史实际，不过我们还应看到太王时期周人放弃原居住地豳后，泾水谷地成为戎族的出没之地，南下越过岐山即达周族的活动中心；济陇地区本已是戎族的聚集地，即便以陇东（葫芦河流域）为基地的游牧族，只要翻越陇坻也可长趋直入抵达周原口因此占据泾水上游和淠陇或陇东的“西落鬼戎舒，可从西、北两路南下对周族构成威胁。实力强大起来的周族要顺利发展并向东开拓，必须解除侧后强敌的骚扰和侵掠。季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征伐西落鬼戎，取得重大胜利，俘虏敌酋大小首领二十名。这次战争虽然给戎族不小的打击，保住了周族西部的安宁，但与戎族的斗争是长期的，一旦放松这方面的警惕，将会遗患无穷。
战胜西落鬼戎，安定了后方，季历便把攻击矛头转向东方，渡过黄河“伐燕京之戎”。雷学淇在《竹书纪年义证》中说：“《淮南子·坠形训》曰：‘汾出燕京’。高诱注云：‘燕京，山名，在太原汾阳，水所出。’《十三州志》曰：‘汾出武州之燕京山。’《水经》曰：‘汾水出太原汾县北管涔山。’郦注云：‘燕京山亦管涔之
异名也。’”今人又折中二种说法“古字燕、管，京、涔声近通用。”③这些考证理清“燕京”或“管涔”是汾河的发源地，在今山西太原地区。由此便可推断以燕京命名的戎人，很可能因燕京山而得名，其活动基地就在这一带。该地与岐周相去甚远，季历不容易掌握这里戎人的经济、军事实力，以及其他与作战有关的情况，故在征伐中招致“周师大败”。季历吸取这次作战失利的经验教训，从此不再贸然长途行军讨伐戎狄，不打无把握之仗。其后伐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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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观堂集林》卷十三。
②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坠形训》注，中华书局1989年版。
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均大获全胜，而且还以俘获翳徒之戎的三大夫向商王文丁献捷。
季历对外征伐连连获胜，惊动了商王。当时迫于比自己强大的商王国的压力，季历只好称臣朝见商王。先是“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珏，马八疋（匹）"，以此笼络季历，继之文丁又“命季历为牧师”①，成为一方诸侯之长。但终因周邦国势发展迅猛，成了商王朝潜在的敌人，故后来文丁将季历杀害。
季历虽然被杀，但他的灭商事业却永世昭昭。太王时期还仅局限于岐周及其附近的狭小地域，他却把国土向东西两方大大扩展，国力空前壮大，尽管还不能与商王国并驾齐驱，但已成长为西方唯一的强国，而且对黄河东岸作过试探性进攻，足以显示周邦咄咄逼人的气势。其子孙在歌颂他的业绩时唱出：“帝作邦作对，自太伯王季”，并“奄有四方”②。即上帝让王季建立起周邦，便可与上帝匹配，四方诸侯也都归顺于周，形成以周邦为中心的诸侯联盟，从而把太王时期开创的“实始翦商”③大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太王“翦商”战略的另一步骤是向江汉发展，联络蛮族小邦，以期达到缩小商王朝的影响和切断它江南铜料的来源。这一点，部分地在江西瑞昌古铜矿井遗址和新干大洋洲墓葬出土带有先周文化色彩的陶器一事上得到印证④。《周本纪》写太伯、虞仲让位季历传文王的故事，也透露出周人向江汉发展的历史线索。其文曰：
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伸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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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方诗铭等：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②《诗经·大雅·皇矣》。
③《诗经·鲁颂·閟宫》。
④《江西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江西文物》1990年3期；又邹衡：《有关新干出土青铜器的几个问题》，《中国文物报》1990年12月6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 1991年10期。
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这个故事是说太伯、虞仲兄弟二人领悟“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的意图，相约逃到荆蛮去了。这就使“以让季历”的行动掩盖了周邦联络荆蛮的真实用意。“荆蛮”在先秦古籍中一般是指位于鄂西的楚国①，且在殷墟晚期卜辞里得到印证，卜辞中的“伐归”②是商人远征鄂西的记录。郭沫若认为此“归”国是“蜀鄂交界之夔国”③，它是楚的远祖④。自商代中期至晚商时代鄂西和鄂北分布着许多商王国的据点⑤，要把这些据点翦除，只有发动当地的方国起来反抗商王国的掠夺和奴役，太伯兄弟二人奔荆蛮的真实目的恐怕就在于此。西周早期甲骨“楚子来告”⑥所反映的周楚之间的密切关系，当是先周时主动争取联络结果的延续。《尚书·牧誓》八国中的庸、蜀、彭、濮等也居国于蜀鄂交界处⑦，若没有周人与这些方国长期交往建立起来的信任感，是不可能积极参加周武王为首的灭商联军的。今江西瑞昌等地古铜矿井是商王国重要战略物资基地，然而这一带商人势力衰落，周人势力锲入⑧，同样应是商末周人巧妙利用当地居民反抗商王国奴役并切断其“铜路”，造成商王国铜料来源短缺的重要因素。太伯兄弟顺江而下到古代吴迪（今江苏南部），而这里的土著居民一直与淮河流域的夷人交往频繁，故周人必能通过吴地居民传递支持淮夷叛商的活动。虽然难以找到文字证据，但这种可能是在情理之中，故有人说：“余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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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②《合集》 33069，《屯南》4516。
③郭沫若：《粹编》222，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
④参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⑤⑧参见张永山：《武丁南征与江南“铜路”》，《南方文物》 1994年1期。
⑥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风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10期。
⑦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1986年版。
太伯、仲雍之在吴，即周人经营南土之始，亦即太王翦商之开端。”①目前长江两岸大量考古新资料的发现，基本体现了周人翦商的迂回包抄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