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名昌，武王灭商后被迫尊为文王。文王总结与商王国直接对抗招致失败的教训，改变东进势头，采取内修文德，稳固后方，结交盟友，扩大影响的策略，壮大周人势力。同时打着拥护商王的旗号，逐步翦除商王国的羽翼，实行大包围的战略，为武王灭商铺平道路。
一、文王修德 蓄积力量
文王继位之初（帝乙二年），因报父仇心切，贸然伐商②，遭到商王帝乙大军的反击，周原两片契刻着“嚣周方伯”的甲骨，据说记录的就是这件事③。“X”与“伐”同义④，“X周方伯”，就是“征伐周方伯”。显然这样的刻辞表明，国势尚未达到黄河岸边的周方远征太行之东的大邑商，确实有些不自量力。受挫后的西伯重新检讨内外政策，认识到唯有遵从太王、王季之法治理国家方为上策，于是积极倡导“笃仁，敬老，慈少”⑤的社会风气，百姓拥护，自身威望提高，国内上下团结一心，共同为国家的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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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2卷，1936年版。
②方诗铭：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③王宇信：《甲骨学通论》，417、4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④胡厚宣：《殷代 方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二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之一，1944年。
⑤《史记·周本纪》。
而奋斗。西伯又以“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①的谦虚态度赢得大批贤者归周。西伯荟萃了天下的贤士，盛况空前，“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②“多士”济济周邦，个个都勤勉工作，成为治国骨干，协助西伯把周方管理得安宁昌盛。春秋时胥臣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文王主动“询于‘八虞”而谘于‘二虢”度于闳夭而谋于南官，诹于蔡、原而访于辛、尹，重之以周、邵、毕、荣，亿宁百神，而柔合万民。”③韦昭谓“八虞”是八个虞官，他们是伯达、伯括、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二季骗。“二虢”为虢仲、虢叔；其他人除闳夭外，分别是南宫适、蔡公、原公、辛甲、尹佚、周文公、邵康公、毕公、荣公④。又有黍颠、散宜生⑤，而姜尚（姜太公）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⑥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贤良麇集在西伯周围，形成一个治国的智囊团和执行军政要务的干练集体，协助西伯制定正确的内外政策，使周邦日益强大。这些入当中的中坚分子，后来又成为辅佐武王灭商的重要谋臣和武将，武王称之为“予有乱臣十人”⑦。“乱臣”就是治国之臣⑧。西伯治国的故事是历代统治者称颂的典范，其实主要经验不外乎两条：一是以安民为本，那些鳏寡孤独者更在优先照顾之列⑨，全社会形成尊老爱幼的和睦社会风气，国家自然会保持齐心协力求发展的向上势头；二是把建立一个容纳贤达之士的参谋班子和贯彻正确政策的军政领导骨干集团，视作国家建设的重要政治措施，体现出上下同心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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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周本纪》。
②《诗经·大雅·文王》。
③《国语·晋语四》。
④《左传·僖公五年》。
⑤《尚书·君奭》。
⑥《史记·齐太公世家》。
⑦《论语·泰伯》；《左传·昭公二十四年》。
⑧《说文》：“乱，治也”。
⑨参见《孟子·梁惠王下》。
励精图治的局面。
西伯君臣的强国之路和对商王暴政的不满，被崇侯虎所察觉，他向帝辛（纣）陈说利害，言“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响之，将不利于帝”，于是帝纣“囚西伯于羑里”（今河南汤阴）①，失去领袖的周邦在营救西伯脱险的过程中，谋士们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他们针对纣王贪而好色的弱点，制定出进献美女和玩好的策略，《史记·殷本纪》云：
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
谋士们的计策很奏效，不仅西伯因此而幸免于难，而且从纣王那里获得征伐大权。见利忘义的纣王又将忠于他的崇侯虎出卖给西伯，说什么“谮西伯者，崇侯虎也。"②西伯并未按纣王的提示去攻打崇侯虎，而是在政治上向主要对手发动进攻。因为献洛西之地换得纣王去“炮格之刑”，等于在天下人面前公开揭露商王的贪婪和残暴，西伯却在这一过程中树立起为天下人请命的形象皇从而产生前者失人心，后者得人心的政治效果，出现“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③的局面。这种有利于周邦的政治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与西伯正确分析形势、合理采纳谋臣建议、及时作出高明决策并付诸实施是分不开的，它所产生的政治威力胜过千军万马在战场上厮杀获得的胜利。
“阴修德”的西伯，在诸侯中的威望日益增长，甚至高于商王，诸侯间的矛盾都愿求他出面解决，虞（在今山西平陆）、芮（在今山西芮城和陕西大荔之间）之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这两个毗邻的小国为争田互不相让，便“相与朝周”，可他们至周看到“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的礼让风尚后，两国之君感愧而归，从此友好相处。这件事在诸侯中的影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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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史记·殷本纪》。
②《史记·周本纪》。
《毛诗传》云：“天下闻而归者四十余国”，太史公则以“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①暗示出西伯得天下是顺天时、合民情的历史必然。
二、北伐犬戎 西灭密须
虞芮之争和平解决后，在诸侯国间掀起的舆论对周邦极为有利，而当时周国内既有“济济多士”，又有阵容强大的“六师”②军队随时待命，更何况西伯还握有商王赐与的征伐大权，可以名正言顺地攻打那些同周邦为敌的方国。何时出征，打击哪些方国，那就要看周邦对大邑商的总体战略部署了。西伯欲东向与商王国争锋，必须要在军事上保障西部和北部边境的安宁和稳固，因而戎族被列为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大雅·绵》这样描述战胜混夷的重要性：“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柞械拔矣，行道兑矣尊混夷骁矣，维其喙矣！”诗中的“混夷”，史书或作昆夷③，或名犬戎④。这段诗的大意是：当初虽然没有消灭怨敌混夷，那是因为周正在其他方面树立崇高形象；现在要把通向东方的道路打通，就应像拔除柞树和械丛一样；把混夷打得疲惫不堪，它才能从边境窜逃。可见这一仗打得及时，打得狠，而且有节制，作到“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宾服。”⑤这样的策略既安定了边疆，又争取了与国，使部分戎族成为日后武王伐商的同盟者。西部边境另一个敌对势力是密须国⑥。该国位于泾水上游的汉代安定郡阴密县境内（今甘肃灵台县）⑦。这里长期以来是西方戎族进入关中的交通要道，于是立国于此的密须国就成为周邦西部边陲不安全的隐患。恰逢密须侵凌北部邻国阮和共（均在今甘肃泾川县境）西伯抓住这一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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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⑥《史记·周本纪》。
②《诗经·大雅·绵》。
③⑤《后汉书·西羌传》。
⑦《汉书·地理志下》。
“帅师伐密”，迫使“密人降于周师，遂迁于程”①。《诗经·大雅·皇矣》把这次战争的原委叙述得较为详尽，摘引如下：
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祐，以对于天下。
根据注疏家对诗中文字的训释，大抵可以通晓这段诗义。文王遵从上帝的旨意，不能任凭跋扈自专的人恣意横行，不能让贪羡他人土地的人得逞，对这样的人要早作决断。密须国君正是这样的人，他对周邦很不友好，竟敢与大邦周对抗，侵犯周的邻国阮和共。周王闻讯勃然震怒，立即整军出征，把侵至“旅”（莒）地的密军阻挡。出征的胜利大大增强西部边境的安全，周的威名也因此更加远扬。在周军压境的情况下，“密须之民”不得不“自缚其主，而与文王”②，举国迁往周人监视的程地安居。上引诗的下一章，警告密须人不准陈兵丘陵，不准饮我泉水等限制，说明姑姓密须国被灭亡。后来周人改封同姓密国于密须国旧地③，灭商后又将归顺的殷人贵族封在此地，名为泾伯④。这些举措，使泾水上游通往周之腹地的要道。加强了守护力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遏制住西北戎族由这里突入关中的势头，表明西周建国前后重视西北边陲的军事防务。同时实行“行仁义而怀西戎”的政策⑤，正好适应连遭打击的戎族权且臣服于周的政治需要，参加西伯“帅殷之叛国以事纣”⑥的总体战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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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今本《竹书纪年》。
②《吕氏春秋·用民篇》。
③《国语·周语上》。
④《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地》报告释作潶伯，实为泾伯，载《考古学报》1977年2期。
⑤《韩非子·五蠢》。
⑥《左传·襄公四年》。
三、东向戡黎 伐邘、灭崇
西部和北部的边境安全有了保障之后，西伯便整军挥师东进，越过黄河，直抵商王国畿内，矛头指向子姓的黎国①。黎，周人读耆②，史书又写作X或饥③，均是指坐落在晋东南长治盆地壶关县境内的同一国名④。该地东隔太行山，与商都（今安阳）遥相呼应，通过浊漳河谷即达安阳，因此黎国是守护商都西部的屏障。这里原本是商王国的重要军事据点，纣王曾在此举行过大规模军事演习，史载“商纣为黎之蔸，东夷叛之”⑤。炫耀武力向商畿内外诸侯和方国施加压力，但结果适得其反，东夷再次起来反叛，迫使他只得移兵东方弹压叛乱，致使西部边防空虚。西伯乘机挥师东进，攻灭黎国，史称“西伯戡黎”⑥。此战相当激烈。黎国灭亡的消息传到商都，引起一片恐慌。《尚书·西伯戡黎》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其主要内容是：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今王其如台？”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这段引文的意思是说，大贵族祖伊十分恐惧，赶快向商王报告黎国灭亡的事，并恳切地指出，王啊！上天就要终止我们殷国的大命了，通晓天命的人用大龟占卜都得不到吉兆。王啊，你看怎么办吧！商王却毫无自责地回答：哎呀！我生来就是从上天那里接受大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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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楚世家》集解。
②参见刘起釪：《古史续辨·周文王向东略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③《史记·殷本纪》和《周本纪》集解。
④《汉书·地理志上》。
⑤《左传·昭公四年》。
⑥《尚书·西伯戡黎》。
以祖伊为代表的商王朝贵族看到周灭黎的意图，希望背弃先王的商王能改变“淫虐用自绝”①的朝政，挽回“天弃我”的危局，继续执掌“大命”。但纣王听不进忠告，反而以“我生不有命在天”为借口，掩饰自己的失职，导致在商周关系上不能正确判断周对商假臣服真进攻的策略，更认识不到国家面临岌岌可危的严峻形势，将导致失去组织力量反击的大好时机。当然，纣王这样的错误，客观上为周在军事上顺利实施对商的钳形攻势创造了条件。故周在灭黎之后，又“明年，伐邘”成功②。
邘，甲骨文作盂，是商代沁阳猎区的重要地点之一。王国维以为即《左传》邘、晋、应韩之邘③。有学者补充说甲骨文“盂亦即《左传》隐公十一年周王取于郑、邬、刘、蒍、邘之田的邘，亦即定公八年‘刘子伐盂，之盂。”④又《尚书·泰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⑤这里的“侵于”和“取于”之于陈梦家考证为地名，“于即是邘”，并引陈寿祺曰：“《通鉴前编》纣十有八祀西伯伐邘，注引徐广曰：邘城在野王县西北，《大传》作于叠”⑥该地战国时属薜，即秦将白起“伐韩之野王”。《索隐》云“《地理志》野王县属河内，在太行山东南（今河南省沁阳县）。”⑦知道了“于”（邘）地的所在，再来理解《尚书·泰誓》这段逸文，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它告诉我们西伯是用强大的武力攻打邘国的，正如章太炎所说“文王用兵，盖莫盛于伐邘”⑧。故西伯的功绩比商汤还要辉煌。很明显，西伯东征“戡黎”、“取于”在战略上抢占南起怀州（沁阳）、北至潞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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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殷本纪》。
②《史记·周本纪》。
③《观堂集林·别集·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
④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260页。
⑤《孟子·膝文公下》引《太誓》逸文。
⑥陈梦家：《尚书通论》，58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⑦《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⑧章炳麟：《古文尚书拾遗定本》。
羊肠阪道①，解除了商王国中心区西部的天然屏障，使之变为周虎视商的前沿阵地，可以随时配合伐商大军作战。从此周基本上切断了商王国同西部与国的联系，把商的势力限制在太行山以东地区。
在完成分割商王国同西部主要与国联系的战略部署之后，西伯便将经略重点转移，把消灭夙敌崇国作为下一步进攻的主要目标。其实西伯获释时崇国已被商王出卖，“戡黎”、“伐邘”后，它与商往来的路线又被周切断，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灭亡的命运实难摆脱。
商周之际的崇国位于何方，近年聚讼纷纭，传统观点认为在陕西户县②，主张河南嵩县和山西襄汾说的学者也很有代表性③。后二说主要以嵩、崇二字相通和西周甲骨文“虫伯”立论，或加古史传说，证据尚嫌不足，有待新资料的发掘和研究。户县说虽无确凿史料作证，但于史有征，先秦汉晋文献可以验证。
伐崇之前，西伯历数崇侯虎在国内的种种罪行，(说苑·指武篇》云：“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今闻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长老，听狱不中，分财不均，百姓力尽不得衣食，予将来征之，唯为民。’乃伐崇。”以此为战争借口，把伐崇美化成为解救崇国百姓的仁义之举。《大雅·皇矣》更把这种行动说成是奉上帝的旨意，用以号召和组织战斗力量，所谓“帝谓文王”要与友好之邦和兄弟之国共同谋划去攻打崇国都城（“以伐崇墉”）。但崇侯虎并非等闲之辈，他早已做好迎战的准备，把城墙修得高大坚固（“崇墉言言”、“崇墉仡仡”），指挥崇军依靠坚固的城墙抗击攻城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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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史记·魏世家》。
②参见《史记·周本纪》正义引皇甫谧语；又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僖公十九年》注等。
③分别见顾颉刚等：《“尚书·西伯戡黎”校释译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 980年版；刘起舒：《古史续辨·周文王向东略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陈昌远：《“虫伯”与文王伐崇地望研究》，《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军，一连被围三十日都未投降（“军三旬而不降”）①。西伯只好撒军休整，改变攻城方法，在城外堆起土山，形成登城垒道，便于士兵突入守敌的防守阵地②。这或许就是西伯复伐崇，迫使敌人“因垒而降”③的真实情况。即使如此，崇军的抵抗仍相当顽强，《周易·同人》卦爻辞这样记载：“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九五，同人先号啕而后笑，大师克相遇。”这是概述登上城的周军遇到敌军拼死抵抗，战斗激烈到登城的将士都号啕大哭，待到后援部队赶到，内外夹击敌军，战胜守军，占领该城，此时会师的周军才纵情大笑，欢庆胜利④。战斗中周军的临车和衡车冲进敌阵，与登城将士相配合，摧毁敌军防御体系，抓获大批俘虏，杀死众多敌人（“与尔临衡，以伐崇墉”；“执讯连连，攸馘安安”）⑤。这是一次极为惨烈的战争，双方必定都有很大牺牲，但最终周邦获胜，向东方拓展的障碍被铲除。随之西伯“作邑于丰”，把都城从渭北的周原迁至渭南的沣河西岸（今陕西长安县）。新都城坐落的地点北有渭水，南有秦岭，又远离戎狄，地理位置优越，更重要的是便于东向出击，为把周邦鲍势力推向崤函以东奠定了基础。这次胜利，使周邦强大的形象在更多的方国中树立起来，因而结成更广泛的灭商联盟，翦商已是水到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