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命姬昌为西伯后，周人从此合法地行使征伐大权，西伯昌连续发动翦除商王国羽翼的战争，达到“既伐于崇，作邑于丰”的战略目的，把灭商的基地再次东移。西伯昌未能实现灭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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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左传·僖公十九年》。
②杜佑：《通典·兵十三》。
④李大用：《从(周易》看文王怎样“阴修德以倾商政”》，《人文杂志》 1984年4期。
大业，受命七年而卒①。太子发即位，秉承父志，继续向东挺进，攻占战略要地，控制通往大邑商的险关隘道，把军事进攻基地推进到伊洛地区。
一、占领崤函
丰镐二京（今西安市西）成为周人的政治军事中心之后，要进攻大邑商，非走崤函险道不可。这是先秦时期关中至伊洛地区的唯一通道。因而争夺这条道路的控制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否则就会像春秋时期秦国那样被晋国堵在关内，不能向东发展。险道西起潼关，东至嵚崟山（即东崤，俗称土崤），位于今三门峡市东峡石。这条自关中达伊洛的北崤道，最险要的地段“苏代谓之殽塞，淮南王安谓之殽阪，司马迁谓之殽阸，冯异谓之崤底，孔颖达谓之散关。自东崤至西崤三十五里重东蟮长坂数里，峻阜绝涧，车不得方轨；西崤全是石坂十二里，险绝不异东崤。文王避风雨处即东崤山，在夏后皋墓北十里许。"②对这条险峻的道路郦道元在《水经注·河水四》中描述道：
河水自潼关北，东流，水侧有长坂，谓之黄巷坂，涉此坂以升潼关，所谓沂黄巷以济潼关。历北出东崤，通谓之函谷关也。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涧道之峡，车不方轨，号曰天险。故《西京赋》曰：“岩险周固，衿带易守，所谓秦得百二，并吞诸侯也。”
郦氏把自潼关至东崤这样长的沿山而行的道路都视作崤函险道，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自东崤至新安县仍是崤山的余脉，山势陡峭程度稍缓，但古代这段山路仍不易行走。战国时秦握有这条险道可以“并吞诸侯”，商周之际也不例外，周人控制了东出的天险，方能抵达伊洛，越过黄河袭击大邑商。尤其是行军作战水平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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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周本纪》。
②（日]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僖公三十二年》。
低下的商周时代，大军出潼关到商王国中心地区，晋豫交界的河道水流湍急，且多礁石，渡河北上危险性极大。若从潼关北渡河至大邑商，又需翻越中条山和王屋山，征途同样艰险①，何况晋南还有一些忠实于商王国的与国。所以，周人要想推翻商王朝，就必须把崤函险道牢牢控制住，武王确实这么做了，从有关文献和金文中也透露出这样的历史信息。
周人从亲身经历中知道，从前商汤灭夏建国筑城于伊洛地区②，随之又通过崤函险道把势力伸向渭河两岸，扶植起一批与商结盟的方国③，西安、华县等地具有浓郁商文化色彩的二里头至二里冈时期遗址的发现④，正是商王国势力渗透的体现。商王武丁、祖甲时期的甲骨卜辞更反映出商王国与周族友好往来，周人臣服于商，或双方进入对抗的状况⑤，而河南灵宝一带商代青铜器的出土为商王国控制这条险道增添了物证⑥。商代晚期武乙“猎于河渭之间”⑦，实际上是配合渭河流域忠于商王国的侯国向周族炫耀武力。商王文丁、帝乙、帝辛时期周族的王季和西伯昌向商纳贡称臣，也是从这条道路到达大邑商的，文王来往于商周两地避风雨的地方也正是最险要的嵚崟山。这些历史事实使周人清醒地认识到，千里之外的周之所以向商臣服，其中原因之一是商王国控制着崤函险道，随时可以调集大军进入周族地区。因此在西伯昌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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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念海：《关中的军事历史地理'，载《文史集林》，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
③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商城的发现。参见《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考古》1983年3期；《1983年秋季河南偃师商城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10期。
③参见《诗经·大雅·大明》。
④参见刘士莪：《西安老牛坡墓地初论》，《文物》1988年6期；《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80年3期。
⑤甲骨文中有“周以嫀”、“令周”、“X周”、“X周”、“敦周”等内容。分别见《合集》1086、4882、6825、6812、6824等。
⑥《河南灵宝出土一批商代青铜器》，《考古》 1979年1期。
⑦《史记·殷本纪》。
崇迁都后，抢占东出险道是顺理成章之事。很可能是在武王第一次伐商自盟津返回丰镐前，将部分军队留驻伊洛地区，把守住险道的东端。因为武王灭商后很快提出要在伊洛之地建造洛邑，必然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周密调查后作出的决定。何尊铭文里成王训诰宗小子们时，引用武王决定在洛邑建都的话：“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薛（义）民。”①是说住在中央地区来治理民众。这种深谋远虑绝不是仅仅经过洛邑就可决定的方针大计，它应是灭商前武王已到过此地并了解这里的地理位置和形胜的反映。另外从《逸周书·世俘》得知，灭商后武王军务繁忙，回师丰镐的日程安排很紧，无暇查看伊洛地区的地形，灭商前武王就有了准备才是合情合理的。《尚书·洛诰》中周公说“朝至于洛师”，成王“居师”，这里的师是指军队屯驻地，表明成周兴建前洛邑地区主要居住的是军队。杨向奎先生认为早在武王伐商前就占有了崤函险道和洛邑。他指出，“第一次东征伐商，已会师于盟津，但武王以为时机未到，‘乃还师归，。从丰镐来朝歌，过崤函、渡黄河，路长约五百余公里，而千辛万苦，艰险异常，到盟津后再回丰镐，两年内再来，这恐怕不可能。武王既然能会师于盟津，那么盟津附近及以西地区，已经是周的势力范围，他们这时作为东征的基地不是远在崤函以西的丰镐，既然控制了崤函，他们的基地是在崤函的尾部（自西向东）雒邑，雒邑是成王时建都的地方，经过周公、召公的经营，正是控制东方各地的东都，但在此前，它绝不是一块空地，它早就是一个东西方交通的枢纽，也是当时南北通道咽喉，可以说控制住雒邑，也就是为统一当时的中国建立下基地。”②诸种资料和研究成果显示，武王不仅在灭商前控制了崤函天险，而且已把周人势力推进到伊洛地区，为灭商做好了充分的军事准备，只等政治条件成熟，便可一举推翻商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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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镇烽：《陕西金文汇编》（以下简称《陕汇》）上562，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
②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二、观兵盟津
正当商王国军队陷入旷日持久的伐东夷战争的泥潭中时，周邦占领了崤函险道，又屯师于伊洛地区，并经常派侦察人员探听商王朝内部的变化，及时向丰镐传递消息①。在周邦内部，武王调整好权力结构，组成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②的领导集团。而后积极与边远方国通好，这时的甲骨文中见到有立国于鄂西的微、楚等国参与同周有关的军事活动③，表明以周为首的反商联盟更加扩大。武王为检验联盟的牢固程度和军事力量，在即位第二年通报诸侯伐商。《史记·周本纪》载：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
关于西周始伐殷商之年，自汉代以来就众说纷纭，古文学家都根据《尚书序》把“十有一年”作为始伐商之年④，太史公则不然，他把“九年”定作武王伐商之始。这里的“十有一年”或“九年”都是指文王纪年而言。对于这次“东观兵”《周本纪》描述得相当具体⑤，出师时把文王“木主”（木制的文王牌位）载在中军战车上，武王自称太子发，表示是遵从文王意旨伐商。他号召各级官员要忠于职守，将来依据各自的实际表现决定赏罚记功。师尚父也在军前发布命令，令掌管舟师的官员管理好舟楫和士兵，一定要按期抵达渡河地点。大军顺利从盟津渡河，没有遇到商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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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
②《史记·周本纪》。
③岐山凤雏村出土的甲骨有：“其微、楚XX师氏受X。”参见陈全方：《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载《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1982年。
④参见《毛诗·大雅·文王诂训传二十三》《疏》引《武成》文。
⑤《周本纪》中的记载基本与《尚书·泰誓》相同。
队的阻拦和截击，证实崤函险道和伊洛之地确实已在周邦的势力范围内。当时“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反映出天下人心所向在周而不在商。各路诸侯大军浩浩荡荡齐集黄河北岸后，诸侯一致认为“纣可伐矣”。武王却与众不同，他说：“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从《周本纪》载二次伐商的背景叙述可知，武王掌握着更全面的商王国政治和军事情况，即商纣王还未到众叛亲离的地步，朝廷内仍有一部分忠于商王国的大臣力图挽救危亡，故不可伐。于是武王和各诸侯均班师回国。
这次盟津观兵实际上是武王导演的一场在政治和军事上灭商的大演习。从中可以看到天下诸侯拥戴周邦共图灭商的积极性和强烈愿望，此举也确立了武王在诸侯中的地位，进而证实武王完全有资格担当起完成改朝换代的历史重任。而会师于盟津，距朝歌仅三百余里，竟然没有商王国军队的狙击，使武王了解到殷商畿内的军事防御极为薄弱，这就促使武王和备诸侯国君下决心将伐商的计划早日付诸实施。
三、牧野之战
（见附图5）
距武王盟津观兵不到二年，商周之间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商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那些想挽救商王朝覆灭的大贵族皆遭厄运，王子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退隐，太师疵、少师疆带着乐器奔周。这种形势造成商王朝统治集团力量削弱了，而周邦把商大贵族吸收过来，不仅让商奔周的贵族在朝为官，而且给予封地①。这必然加速商王朝统治集团的瓦解，为武王伐商创造有利时机。“於是武王犏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勇士名称）三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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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史墙盘，载《陕汇》上639。
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①各诸侯国纷纷响应武王的号召，赶往盟津会师。
对于二次伐商周军的出师地点，近年学者有新见解，认为在三千多年前，挟带重兵度险关，绝不可能有每日师行三十里的速度。因而提出第一次会师盟津，周师“返后驻兵成师（洛邑），二次遂自成师起兵”③。根据这一观点排出《逸周书·世俘》中周师的行军日程比较合理，一月戊子部分宗周军队先行，五天后癸巳武王始发，至丙午日抵洛邑，与那里的驻军汇合，停留数日，誓师出发，第二十六天戊午师毕渡盟津，与诸侯军会师，第三十一日癸亥夜抵商郊牧野。这里将《世俘》中武王癸巳自宗周起程与《尚书大传·泰誓》里丙午“王逮师”衔接起来，武王行十四日到达大军驻地。所用时日与《尚书·召诰》太保自丰至洛相宅相同（丁未至戊申为十四），说明二次伐商武王不是挟重兵自宗周出发，而是从“王逮师”的地点出征，这个地点只能是洛邑。在这里周王举行了类似《牧誓》“六步七步”、“四伐五伐”的战阵演习和誓师仪式后，再率大军于戊午日与盟军会师④。
联军渡河后，各诸侯国君都急切地要求抓紧战机，武王因势利导，不失时机地发布誓师令（伪古文《尚书·泰誓》），历数商王纣“自绝于天”的种种罪行，宣言他要执行上天的意旨惩罚商纣，勉励将士要一鼓作气杀奔暴君老巢。这样的战前动员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联军同仇敌忾，勇往直前，以超出常规的行军速度，第六天癸亥夜里到达商郊牧野（每日约行40里）。次日，史书上称为“二月甲子昧爽”，利簋铭文写作“惟甲子朝”④，即这天的黎明时分，武王率领周军的各级武官和庸、蜀、羌、髳、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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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周本纪》。
②参见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
③参见罗琨：《从“世俘”探索武王伐商日谱》，《93西安周秦文化国际讨论会论文集》1997年版。
④利簋，载《陕汇》上363。
X、彭、濮等国首领，在联军阵前举行誓师大会，誓词流传至今，名为《牧誓》。武王在这篇誓词中揭露商纣听信妇人之言，抛弃祖宗和家国，离异父母兄弟，任用奸佞，虐待百姓。他要求对这样的人要天下共诛之。在誓词中他还宣布作战纪律，听从指挥，保持队形，步调一致，勇猛杀敌，但对于逃跑的纣军不要追杀。这样的战前鼓动使联军高涨士气更加激昂，四千辆战车的甲士和步卒陈于牧野，严阵以待。当“殷商之旅，其会如林”①的十七万大军出现在阵前，武王立即令师尚父率领少量勇猛士卒向纣军挑战（“致师”），勇敢善战的师尚父像雄鹰扑鸡一样打乱敌军阵脚，武王则亲率劲旅攻击纣军主力。被迫应战的奴隶大军“皆无战心”，并“倒兵以战”②，武王率领的大军直驰纣军，顷刻间纣军土崩瓦解，商纣见大势已去，逃回鹿台，蒙衣自焚而死。武王乘胜率大军攻占朝歌，同时命令师尚父领兵扫荡残敌，以防溃散纣军重新集结，使胜利向纵深发展，彻底解除参战敌军的武装
这次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1世纪。具体年份诸家意见不一，过去多从公元前1027年之说。由于利簋铭文“岁鼎”二字是说岁星正当利于伐商的位置③，与周人传说“武王伐商，岁在鹑火”正相印证，经研究和历法推算，符合“岁在鹑火”和“二月甲子”这两个条件的年份，只有公元前1070年最合适④。因而伐商的年代应提早40余年。
牧野之战是我国早期历史上朝代更易过程中最大的战役之一，也是上古以少胜多最突出的战例。这场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经过周人几代人的努力才实现的结果。在战争的酝酿阶段，文王和武王始终从两个方面削弱商王国的势力，同时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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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诗经·大雅·大明》。
②《史记·周本纪》。
③参见张政烺：《利簋释文》，《考古》 1978年1期。
④参见张政烺：《武王克殷之年》，《洛阳考古四十年》，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大自己，即把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尽量发挥政治攻势的影响，瓦解敌人的同盟军和商朝廷内部势力，团结友军，形成共同对付商王国的联盟，在作战中利用敌人的政治弱点，揭露其背天理，逆传统，无人性的残暴行径，激励全军士气，充分显示了政治攻势的强大威力。联军的指挥中枢应变能力强，在保持当时作战水平所要求的队列整齐、步调一致的前提下，又能根据阵前双方兵力配置，采取灵活机动的作战方法，先以骁勇善战的吕尚率小股兵力攻破敌阵，先声夺人，震慑敌军并分散其注意力，尔后以大军冲杀敌阵，打其措手不及，顷刻便使敌众溃不成军，一败涂地，迅速结束战斗。这场以少胜多的战斗过程，反映出3000多年前我国的军事家驾驭战争的能力已具有了一定的战略战术水平。
四、扩大战果
联军占领朝歌的第二天（戊辰），武王举行了改朝换代的即位仪式，宣告“革殷”①成功，以姬姓周王代替子姓商王为天下共主。为便于安抚和统治商畿内地区遗民，分其地为邶（北部）、鄢（东部）、卫（西部）三部分。“邶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②文献中又有“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③的记载。当代学者考证汉以前确以“武庚、管叔、蔡叔为三监”，“管理殷畿”，而武王“使管叔、蔡叔监禄父”之说是汉儒错误理解“三监”编造出来的④。武王又令召公、毕公、南宫遣等释放纣王统治时被囚禁的犯人，开仓赈济贫民，亲自赏赐伐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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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周本纪》。
②《汉书·地理志上》。
③《逸周书·作雒》。
④顾颉刚：《“三监”人物及其疆地》，《文史》第22辑。
功将士，分封诸侯，安定天下。与处理诸多政务的同时，武王还分兵派将追剿商纣余党和不肯降服的畿内外方国。
自武王入商立政至班师回朝至于周共43日，先后派吕他“伐越戏方”、侯来“伐靡集（及）于陈”，陈本“伐磨”，百弁（奄）“伐卫”，百韦“伐宣方”、“伐厉”，新荒“伐蜀”等。这些方国中的越戏方和卫在畿内，靡、陈在河南淮阳一带，磨、宣方（卜辞作巨方）、蜀等在晋南，厉在河南鹿邑东（或说湖北随县）。追剿战斗获得了胜利，并缴获大批战利品，特别是伐晋南诸国时，追击逃亡的商纣残余势力北进到霍方（山西霍县），“禽霍侯、俘艾侯、佚侯、小臣四十有六”，基本肃清了残余势力。武王立政以后，征讨四方，共灭国“九十有九”①，“服国六百五十有一”，天下方归一统③。由此可见，武王虽然一朝推翻了立国五六百年的商王朝，但要根除残余势力，使新建立的周王朝得到天下诸侯的公认，非一朝一夕所能达到，还要走过一段艰难的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