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王朝，商虽然灭亡了，但纣子禄父（武庚）仍被周武王立于商王畿邶地为监，在那里“俾守商祀”③，世守商王宗庙和治理当地殷民。但以禄父为首的商贵族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时时都在窥伺周王朝的动向，寻找可乘之机，企图夺回他们失去的王朝政权。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周王朝需要有铁腕手段，方能巩固新生的政权。武庚、管叔、蔡叔联合叛周与周公镇压叛周的矛盾斗争，通过政治和军事较量体现出这一历史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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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孟子·滕文公下》。
②《逸周书·世俘》。又参见顾颉刚：《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顾氏《古史论文集》第二册）；罗琨：《从“世俘”探索武王伐纣日谱》。
③《逸周书·作雒》。
一、东征的背景
灭商后两年，武王积劳而亡，天下尚未安宁，成王年幼，周公出于对国家前途的考虑，担负起摄政的重任，代行王权。在王室多艰的时刻，于殷地为监的管叔、蔡叔等由于未能入朝主政，极为不满，趁周公刚刚执政，国家权力不够巩固的时机，散布不利于加强王权的谣言，《尚书·金滕》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名曰为成王争王权，实则是制造周公要取代成王自立为王的舆论，达到使朝廷上下思想混乱的政治效果。古人早已看穿管、蔡的把戏，一针见血地指出：“管、蔡启商，基间王室。”①“启商”二字切中要害，揭穿管、蔡的行为是启发殷人叛周，显然“基间王室”是指他们利用周王室与亡国殷人之间的隔阂，借助武庚的力量阴谋祸乱王室，实现其取而代之的野心。《史记》中的《周本纪》、《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卫康叔世家》、《宋微子世家》等对于管、蔡这种阴谋都有类似的记载。原来追随商王朝的奄（都山东曲阜）和薄姑（都山东博兴东）探听到周王朝大臣们和管、蔡的动向，积极向武庚献计献策，提出“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时也，请举事！”③在奄君和薄姑之君的鼓动下，武庚禄父急切地想夺回失去的王朝，而管、蔡想在乱中篡权，于是他们各怀鬼胎，相互利用，共同发动叛乱。参加叛周活动的不只管、蔡和武庚三股势力，还有其他诸侯国，如《逸周书·作雒》说“徐、奄及熊、盈以略（畔）”。徐是东夷另一个大国，在奄国之南，嬴姓诸国的重要首领之一，穆王时再度成为周王朝的劲敌③。“熊、盈以略”之“盈”与“嬴”通，是徐、奄以外的诸多嬴姓崇拜鸟图腾的小国，“熊”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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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定公四年》。
②《尚书大传》。
③《史记·秦本纪》。
表祝融之后的小国。这些无具体名称的小国大多分布在今山东地区，故《尚书·大诰》中把众多叛乱的诸侯国归并为“三监及淮夷叛”。这个“淮夷”是与奄、薄姑为邻的部落或方国，活跃于山东潍水流域①。这些记载说明叛周活动的参加者，除三监之外，主要是曾与殷结盟的殷东夷人小国，叛国活动能迅速发展起来，是因为周王室内部不团结，管、蔡阴谋篡权所致。正如《诗经》总结的那样，“兄弟阋干墙”②，才爆发如火如荼的平叛战争。
二、平三监和践奄
武王去世后，“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践祚代成王摄行政当国。”③于是怀有异心的管叔和蔡叔制造的“公将不利于孺子”的流言骤起，很快在辅政大臣们中间产生了间隙，曾经与周公一起辅佐武王灭商的召公和姜太公对厨公的摄政之举很不理解，尤其是在朝廷中起举足轻重作用的召公明显地表现这种疑虑。《史记·燕召公世家》说：“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姜太公对周公也未表示支持。在王朝安危的关键时刻，“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赉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又说“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④换言之，在国家即将出现权力真空的情况下，自己躲避矛盾不去掌权，天下就会大乱，那时不仅无颜以对先王，而且也无法成就周的大业，所以要代成王摄行政当国。周公还特意作《君爽》强调他与召公加强团结，共同遵奉天意，担起王朝的大任的重要性。经过周公的努力，才把召公从“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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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顾颉刚：《三监及东夷诸国的反周军事行动和周公的对策》，《文史》第26辑。
②《诗经·小雅·常棣》。
③④《史记·鲁周公世家》。
（不高兴）的状态引到“乃说”①气氛中来，渐渐理解了周公摄政的用意。周、召二公开始分工合作，分别承担起治理王朝东、西两地的重任，“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而东，周公主之”②。王朝的领导核心团结问题基本解决，以宗周和洛邑为中心的王朝东、西政权都掌握在忠于王室的人手中，周公方有可能在朝廷内团结更多的官员，进一步统一认识，消除流言的影响，使受到中伤的王权得到加强。为此，周公又假借上帝的意旨在诸侯和朝中官员面前揭露“三监”的罪行，动员那些犹豫观望者加入征讨叛乱的行列中来。《尚书·大诰》就是这样一篇借助上帝神明动员东征的宣言书，在诰辞中周公反复强调文王的旧臣（“尔惟旧人”），应当同我一起完成文王的事业（“予不敢不极卒宁（文）王图事”），保卫王朝的疆土，到东方去征伐阴谋叛乱分子。
为减少东征的阻力和扩大东征的队伍，周公在《大诰》中首先分析武王死后王朝面临的形势，国家机体内有了毛病（“我国有疵”），图谋篡权的人制造流言，蠢蠢欲动；殷商的余孽也要趁机恢复他们的统治（“殷小腆诞敢纪其叙”）粤这两股势力已经勾结起来，对王朝构成严重威胁，因此要动用武力去平叛。然而，在诸侯和官员中还有种种反对平叛的错误主张，说什么困难太大，民心浮动；或说叛乱者是王室的宗亲，又是长辈，不宜讨伐他们（“艰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富、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等等。说明当时周公东征的阻力相当大，要想取得东征的胜利，必须解除这些人的思想顾虑。其次，古人迷信，相信上帝的权威。周公利用占卜的方法，从文王遗留下来的大宝龟身上得到所谓上帝的佳音（“予得吉卜”），同文王受命成就大业一样（“天休于宁（文）王，兴我小邦周”），现在上帝也启示我们，有臣民的帮助（“今天其相民”），只要遵奉上天威严的旨意，振作起来，一起执行上帝的命令，去征伐那些殷遗叛乱的罪人（“于伐殷逋播臣”），东征就能胜利。最后，周公又以盖房子和种庄稼比喻后人如何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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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史记·燕召公世家》。
承前人事业。父辈设计好盖房方法，子辈不去打地基，房子怎能盖起来；父辈把地耕好，子辈不去播种，哪会有收获。文王留下来的事业，我们不去完成，周邦怎会兴盛发达。现在有人要攻伐我们的子弟，难道诸侯国君不去保护自己的子弟，还要劝阻别人去救助受攻伐的子弟吗？（“若考作室民养其劝弗救？”）经过一再劝说，周公基本说服了诸侯国君和官员们，于是决定率领诸侯东征（“肆朕诞以尔东征”），并表示要像农夫除草那样，一定除恶务尽（“若穑夫，予曷敢不终朕亩？”）。周公在加强领导核心的团结后，又在统治阶层内统一思想认识，大大减少了东征的阻力，从而为东征做好了政治总动员。
周公之所以能够较快地让部分诸侯和官员放下东征能否获得胜利的包袱，除了借占卜术传达上帝旨意外，还因为他成功地分化瓦解了敌人。虽然现在难以陈述瓦解敌人的具体方法，但周公确实在《大诰》中多处提到，以“民献有十夫”为首的殷商贵族从武庚的阵营中分化出来，倒向周王朝，并且愿意在周平叛武庚之乱时立功（“今翼日，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宁（文）武图功。”）。孔安国《传》在解释这段史料时说：“今之明日，四国民人贤者有十夫，来翼佐我周，用抚安武事，谋立其功。”孔颖达《疏》又说“十人史无姓名，直是在彼逆地有先见之明，知彼必败，弃而归周。周公喜其来降，举以告众用抚安武事，谋立其功，用此十夫为之。”①孔颖达发掘出这段史料的真实内涵，在使人们知道殷人内部有降周的十夫，并“谋立其功”。显然，周公在东征中使用了以十夫为首的殷人武装力量。
周公在稳定、调整王朝领导中枢和团结友邦及其官员之后，又从敌人营垒中争取到投降者，这就在组织和政治上为即将开始的东征铺平了道路。《逸周书·作雒解》说这是“周公、召公内弭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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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孔安国《传》将“献”解作“贤”失当，本是“俘虏或亡国遗民”的意思。
兄，外抚诸侯”的成果，也就是“周公摄政，一年救乱”①的具体内容。但叛乱的声势日趋嚣张，紧接着周公便以东征统帅的身份出居东国雒邑，积极组建和整顿军队，准备第二次伐商。西周甲骨有“六X（师）、八X（师）"②之名，其中的“八师”很可能是投降的殷人组建而成的，这正与《大诰》中以“十夫”为首的投诚殷人相印证，也与《逸周书·作雒解》所载“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相符。X徒X簋铭文载“王来伐商邑，征令康侯爵于卫。”③这是说王来伐商，命令康侯镇守卫地边境，证实周公伐商的大军在卫地集结。卫，即武王伐商后令百弁以虎贲征伐的卫，当在商都朝歌西。看来周公东征仍沿武王伐商的路线前进，大军稳扎稳打，在卫地屯军，对三监构成强大军事压力，故周军北上攻武庚封地邶（原商畿北部），“殷大震溃”④。《书序》说“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其实“王子禄父北奔”了⑤，如果是在克殷被杀，周人不会把祭日的庚作为他的尊号并冠以武字。而是北奔后才死，其子或臣下用庚日祭祀他，所以号为武庚⑥。
周军攻占邶地后，兵分两路，主力仍由周公统帅，挟战胜之余威挥师东进，直捣管叔驻地都（原商畿东部），迅速击败叛军，占领城邑，杀死管叔（一说管叔自经）；周军又攻克蔡叔驻地，活捉了他，囚禁在郭凌。至此殷地的“三监叛乱”平息，第二次伐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另一路周军由召公统帅追击北奔的武庚及其子率领的残部。大保簋铭文云：“王伐录子X，?氒反。王降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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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尚书大传·雒诰》。
②岐山风雏甲骨Hll: 225：参见《岐山风雏村两次发现周初甲骨》，《考古与文物》1982年3期。
③《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简称《集成》）4059，中华书局1985～1995
年版。
④⑤《逸周书·作雒解》。
⑥参见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以下简称《史征》）卷1（下），中华书局1986年版。
令于大保，大保克苟（敬）亡遣。王永大保，锡休余土。”①这里的“录”即文献中的“禄父”，又由他器铭文“太子X”知，“录子X”是禄父之子X②。他与其父叛周，周王命令太保召公去征伐。太保顺利完成军事使命，受到周王的褒扬和赏赐。大保簋铭文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缺佚，不仅使我们知道与周公一起平叛“三监之乱”的还有召公，而且他独立完成追击北奔的武庚父子的残部，将他们赶出了殷人的势力范围，为日后分封燕国奠定了基础。
周公统帅的平叛大军结束横扫邶、廊、卫的战事之后，挺进东方，踏上征讨薄姑、奄的征途。这两个助武庚作乱的东夷大国分别立国于泰山南北，薄姑都鲁北博兴县境；奄又称商奄，都于曲阜，本为商王南庚和阳甲的旧都③，因而奄君和民众与商王国关系密切，国势又较强。战国人传说周公在征东夷时采纳辛公甲提出的作战方略，即“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④于是大军先南下攻九夷，而后回师践奄西但丹初文诰明言“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⑤分明是周公东征最后一仗是践奄。想来大政治家、军事家周公不大可能挟胜殷之余威而舍近求远，弃置唾手可得的薄姑于不顾而南下攻鲁南诸小国。在当时战争手段和交通工具毕竟比较原始的情况下，周公率军还是先攻鲁北的薄姑再南下较为合理，而后才会有“将攻商盖”的辛公甲建议，《尚书·多士》中“昔朕来自奄”正是东征战争结束的终点。
薄姑是如何被灭掉的，文献记载不明确，周初金文弥补了这一缺憾，盟方鼎铭文载：“唯周公于征东夷，堂（丰）伯、尊（薄）姑成。”⑥丰、薄姑出现在同一铭文中，表明他们相距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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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分别见《集成》4140，7296。又参见张亚初：《太保罍、盉铭文的再探讨》，《考古》1993年1期。
③古本《竹书纪年·殷纪》。
④《韩非子·说林上》。
⑤《尚书·多士》。
⑥《集成》2739。
都立国于古济水（鲁北）流域。“”字是周军加于二国的军事行动结果，其义为“斩杀”①；“”有皆义，“咸”就是二国均被杀戮。这种惩治罪犯的方法就是杀君灭国，迫使一部分民众拥立新君迁往他乡，薄姑族先后建国于下邳取虑（江苏睢宁）和江南吴县②。这两地都留有薄姑的遗迹。商周之际的丰国史籍缺载，不知是否与铜器铭文中的妊姓丰国为同族③。西周时山东地区妊姓小国较多，如果铜器铭文中的丰国原为山东妊姓诸国之一的话，很可能是周公东征时降于周，被迁至王畿西部立国守边④，直到春秋初年仍在陕西西部渭水南岸称王，与秦通好⑤。
薄姑被击破南逃后，周军遂长驱南下，实施“服众小以劫大”，先攻“九夷”，以孤立商奄的作战方略。所谓九夷，应是与《作雒》中所记述的“凡所征熊、盈十有七国，俘维九邑”指的是一回事，都是居于鲁南和泗水以北的小国。诸小国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暂时屈服，实际上是压而不服，对周及其侯国怀有敌意，后来，伯禽就封于鲁，曲阜城东又出现“徂兹淮夷，徐戎并兴”⑥的局面，不得不再次与夷人交战。因此“服众小以劫大”作战方针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回师践奄的战争中打得相当艰苦更说明这一点。奄都本是商王南庚、阳甲的旧都⑦，史称商奄。该地民众与商人有难以割舍的关系，国势又是东夷中最强者，因而奄军对周师的进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传说周公践奄时“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⑧克殷残薄姑后才践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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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兰：《史征》，43页。
②顾颉刚：《奄和薄姑的南迁》，《文史》第31辑。
③王盂，《陕汇》上645。
④张政烺：《X王簋盖跋》，《古文字研究》第13辑，1986年。
⑤《史记·秦本纪》。
⑥《尚书·费誓》。
⑦参见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殷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⑧《吕氏春秋·古乐》。
人不可能又突然出现在奄地与周军交战，故传说中的“商人服象”当是指商奄而言。奄人使用大象与前来征讨的周军鏖战，致使周军难以应付，战士都砍破了战斧和大斨①，可见周军经过惨烈的苦战才击败奄军，部分奄军和民众迁往江南，成立新的国家②。“践奄”之践反映出周人对这次残酷战争的报复心理，古人解释“践之者，籍之也。籍之谓杀其身，执其家，潴其宫。"⑧也就是说不仅杀奄君本人，还要将其全家没为奴隶，毁坏其宫殿，再在原址上挖一个大池塘，从地面上铲除象征奄国存在的标志物。
周公践奄之战见于周初的铜器铭文，如禽鼎有“伐X（盖）侯，周公某（谋），禽X（禓）”；X劫尊铭文“王征X（盖）”④。“盖”，即《韩非子·说林上》的“商盖”或“商奄”。铭文表明是周公谋划决策，以周王的名义征商盖，激励将士打好最后一仗。值得注意的是“征盖”铭文不与其他被征伐的东夷方国同见一器，暗示周公践奄确是单独一次大战役，那么文献记载这是一次惨烈的战争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次东征周军已连续征战近三年，尤其是最后对奄国作战时，战士在奄军顽强抵抗面前拼死冲杀才取得胜利，但思乡和厌战情绪也由此而产生，流传至今的诗歌里表露的极为明显。他们唱出：到东山打仗已三年，久久不能回家园，恨不得马上飞到妻身边⑤，思乡之情跃然纸上；或对战争发泄不满情绪，喊出几经征战砍破斧，大斨也缺了刃，周公东征威名扬，可我们吃尽苦头，总算死里逃生当庆幸⑥。反映出东征大军践奄后的气势大大低落，厌战情绪在战士们中间泛滥，战斗力已和克殷时的军威高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周公在控制了薄姑、商奄之地后，不可能再率军追击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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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⑥参见《诗经·豳风·破斧》。
②参见《越绝书·吴地传》。
③《尚书大传·成王政》。
④分别见《三代》4·2·3；《集成》 5977。
⑤参见《诗经·豳风·东山》。
逃的敌人，只能任其选择安身立国之地，也不可能再对压而不服的众小夷国用兵。周公适时地从奄地班师回宗周，总结武王伐商和东征克殷、践奄的历史教训，为巩固周王朝统治协助成王封邦建国。
三、东征尾声
东征的任务是讨平“三监之乱”和征讨助武庚叛周的东夷诸国。这项任务周公胜利完成，除此之外，还有些较小规模的战斗，与平叛“三监之乱”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不妨称之为东征的尾声。
殷墟甲骨文中常见的唐，是商王国在晋南的军事据点，筑有城邑（“作大邑于唐土”），封侯守卫（“不惟侯唐”），与王都往来密切（“使人往于唐”），商王也光顾过这里（“王狩于唐，若”）①。学者考证这个唐在今山西翼城县南②。这样一个商王国的军事据点，在三监叛乱耐与武庚的叛周活动遥相呼应，亦在唐地作乱。《史记·晋世家》云：“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十几字的信息告诉我们，对于原殷商的各种势力不可掉以轻心，小小的唐侯也不甘心宗主国商的灭亡。周公灭唐清除了商王国在晋南的最后据点，为将来周族人坐镇晋南，保卫成周奠定了基础。
东征后的奄地鲁公伯禽就封于此，但该地并不安宁，徐戎等夷人小国的军事实力并未受到重刨，对周人君临此地敌意甚深，严重地威胁着新建的鲁国安全。当时“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③。清人段玉裁说：“鲁东近徐，故曰‘东郊不开’。”④伯禽初到奄地就封（更名为鲁），立即受到徐、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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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藏》1105，186；《合集》5544，10998。
②参见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293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③《尚书大传·费誓》。
④《尚书今古文注疏·书序》。
的困扰，故他率众在费地（曲阜东）誓师，动员士兵修理好各种武器和装备，带好军粮，严守军纪，征伐徐戎①。在鲁军的不断打击和驱赶下，徐戎从鲁国之东的故地四散②，其中最大的一股南迁至今安徽泗县以北立国③，与南淮夷为邻。鲁国从此疆域扩大，成为西周时期的诸侯大国。
追随武庚叛国的不知名小国可能还有一些，由于史迹渺茫，不再一一追寻。仅就清剿唐、徐已经看出，平叛三监和践奄之后进行的战争，是扩大和巩固东征战果必不可少的军事行动，为周人在黄河以北和东部的发展清除了障碍，对于王畿北面和东部安全保障的建立是十分必要的。
四、东征的意义
周公东征在西周开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继武王灭商之后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如果说武王伐纣确立了周王朝的统治，周公东征则为周王朝的巩固和强大奠下基础，在近三百年的西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东征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
（一）彻底根除复辟势力
武王伐纣的胜利，推翻了统治中原的商王朝，作为这个王朝支柱的军队也瓦解了。然而盘根错结的殷贵族仍聚集在武庚小朝廷之内，他们的结合犹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样，很快会使维持在原地统治的武装力量壮大起来；未受到触动的殷东诸侯像对待商王朝那样保持着与武庚的联系，而且不满周人的盘剥④。这几股势力的反周倾向是必然的，只是需要适当时机才会变为行动。对周王朝来说，因武王去世这种情况来得太突然了。周公临危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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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尚书今古文注疏·费誓》。
②顾颉刚：《徐和淮夷的迁留》，《文史》第23辑。
③《左传·庄公二十六年》疏。
④参见《诗经·小雅·大东》。
果断决定平叛，从而避免了新矗立起来的王朝大厦的倾覆。他深知“三监”和殷东诸国叛周的目的不同（管、蔡想篡权，武庚要复辟，殷东诸国报复周的压迫），联合叛周只是他们相互利用达到各自的目的。针对这种形势，周公先发动政治攻势分化殷贵族，继之以大军东征，各怀鬼胎的敌人不能形成统一指挥的军事力量，正好便于周公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取得辉煌战绩，彻底扫荡了各种反周势力。随后又在新征服地区实施一系列有效措施发展周人及其同盟者的势力，从而为周初政治局面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生产及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为大分封奠定基础
周王朝的威慑作用在东征中真正体现出来，大军所至，北到燕山，西达晋中和晋南，东抵泰山南北，几近淮泗々在这样广阔的地域内，周王朝以强大军事实力为后盾，不仅真正占领晚商统治二百余年的中心地区，而且乘机将其重要与国的领土也变为周人的地盘，并迫使部分原有居民迁移他乡，控制上述社会经济生产发达地区，对周王朝的巩固、发展和政治稳定乃至国防建设至关重要。周公东征后出现的新局面，最高统治者急需在新拓展的地区建立与社会组织形式和生产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统治机构，而小邦周统治偌大地区的民众，极难驾驭，因而周人及其同盟者的各个宗支以武装殖民的方式进入新征服的地区便应运而生了。所以周公东征促进了这一统治形式的迅速发展，并成为后来数百年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