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违反一九○七年十月十八日所签订之海牙和约第三章关于敌对状态开始之规定.11
（①原载“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南京图书馆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本书收录时，按统一格式重新编排，原证言内容除明显错误予以修订外，基本未作改动。本部分的调查时间均为1984年。）
原来是日本兵在尸体堆上刺杀尚未断气的活人，刀尖穿透我背上那个人的尸体，扎到我身上来了。在这以后，我又连续听到两阵机枪声响，大约还屠杀了两批人。接着，日军就放火烧尸，我被浓烟烈火逼得受不了，就趁着天黑，冒着危险，忍痛跳进了秦淮河，幸好河里水不多，以后又偷偷地沿着河向南爬去，爬到了水西门旁，躲藏在瓦厂街九号一带一个宅院的厨房里，正好地上有一摊稻草，就倒在稻草上昏昏睡去了。大约过了头10天，我想总不能老是躲着，就用锅灰抹了抹脸，装成要饭的，好不容易逃回到了难民区，后来被送进鼓楼医院，住了50多天才医好了刀伤。
现在背上还留有一条五寸多长的伤痕。
1946年5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时，我曾作为见证人之一，到东京出庭作证，以亲身受害的经历和亲眼所睹的事实，控诉了日本侵略军的暴行。
2、刘世海口述
刘世海，男，73岁，茶亭代销店退休职工调查地点：茶亭东街
调查人：段月萍
民国25年（1936年），我参加国民党第五军。翌年开赴上海与日军作战，后退却到南京。民国26年（1937年）12月，日军逼近南京，我在雨花台战斗了两三天，部队瓦解。我们跑到下关，想过江去，但没有船，无法过。
我因是安徽人，就加入了逃向安徽的那一伙。我们一行一共五十来个人，从三汊河来到江东门，打算向芜湖方向去。一路上看到许多尸体横陈，一根电线杆上倒挂着七八具尸体，都用铁丝穿着锁骨连在一起，有男有女，还有小孩。再往前走，死者更多。
到了江东门，在模范监狱门前，被一队日本兵拦住。我们把白旗举给日本兵看，对他们说我们是投降后的士兵。日本兵不问青红皂白，把我们强行赶到监狱东边的一块菜地里，命令我们排成一队，周围有五六十名日本兵，其中有十几人提着军刀，其他的都上了刺刀。冷不防日本兵一起从四周冲上来，用军刀、刺刀乱砍乱杀，我的脖子上被砍了一刀。
我只记得有个日本兵高举军刀向自己砍来的凶恶形象，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苏醒过来时，天已经黑了，我身上压着两个死人，我使劲推开站了起来。幸亏伤口还不深，血已经止住了。趁着天还没亮，我赶快离开了那块菜地，走了半里多路，看到一个防空洞，我躲进了洞中。天一亮，日本兵又来了，用日语大喊了一阵，可能是叫“出来”。由于洞中比较暗，什么也看不见，日本兵喊了一会就走了。
那次遇难的时间，是冬月十四日或十五日。同行的五十来人，只有我一人幸存，现在脖子上还有刀疤约10厘米。
3、郭国强口述
郭国强，男，68岁，原籍河南省沈丘县人调查地点：八卦洲
调查人：潘可荣、赵金华
1936年，我18岁时参加了中央军，在88师服役。当时日军侵占上海，我师在上海进行抵抗。败阵后，到江苏句容又和日军打了一仗，以后就溃不成军了。1937年12月，我和两三百名中央军穿着便衣，逃到南京燕子矶三台洞附近，亲眼看到日军在燕子矶江滩进行大屠杀的情景。当时日军用机枪扫射了一天一夜，有两万多名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央军丧了命。我们躲在三台洞里，后来被日军发现，我们佯说是开山的农民，并拿出开山工具才免于一死。之后，我寻机逃到八卦洲下坝村，在这里定居了下来。
4、唐广普口述
唐广普，男，68岁
调查地点：六合竹镇
调查人：段月萍、陈立志
我老家在江苏省阜宁县施庄公社二级唐大队。15岁到南京，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预备班任公役。一年多以后，参加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二团三营，在营部当勤务兵。
南京保卫战时，教导总队的任务是“与南京共存亡”。1937年12月，国民党守军全线溃散，我们把南京各城门用沙袋堵起来，城门外公路挖上壕沟，进行守备。12月13日，日本兵从中华门侵入南京，我跑到下关，无船渡江，就跑到燕子矶。燕子矶满街是人，抱木板、盆桶争相泅渡长江。我扛了个肉案，想渡江到八卦洲。但由于肉案是个圆木，半浮半沉，无法泅渡。不得已，我又跑回街上，找了两只小柜子，把肉案翻过来，四条腿朝上，把两只柜子系在肉案的腿上，使肉案能平稳地浮着，然后用一只军用小洋锹划水。但由于刮北风，右划左拐，左划又向右拐，原地转圈，就是不向北进。我叹道：“我出生在江北，现在要死在江南了！”过不了江，只好再跑回燕子矶，这时疲劳极了，就找了个地方睡觉了。天还未亮，日本兵来了，把青年人全部撵到街心。有个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人说：“哪个认识幕府山的前面带路！”于是有个人站出来带路，把我们带到幕府山，关在空营房里。集中囚禁约两万人，大多为被俘士兵，另有部分警察和老百姓。三天三夜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老人小孩相继饥渴而死。
妇女全被轮奸。有个四川兵，不堪饥渴，约众外逃，结果有1000多人被日军射杀于外壕中。12月18日，日本人从早上四点钟就开始捆人，用整匹整匹的布撕成布条，先把人两手反缚着，然后再把两个人的手臂捆在一起，从早上四点一直捆到下午四点。然后还是那个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人讲话，问哪个认识老虎山的带路，说要送我们回南京城去“米稀米稀”。
到了上元门大洼子江滩，叫我们一排排坐下。这时有人讲：不好，要搞屠杀了。“做鬼也要做个散手鬼”，就相互解绳子。晚上八九点钟，日本兵开始屠杀，机枪一响，我就躺倒在地。20分钟后，机枪停了，我右肩头被打伤也没有知觉，死尸堆积在我身上，感到特别重。约5分钟后，机枪又开始扫射，过了一阵子，日军上来，用刺刀刺，用木棒打，然后用稻草洒在石榴树上，用汽油一浇就烧起来了。这时我感到吃不消了，尽力挣扎，爬出死人堆后，顺着江边，往燕子矶跑，在一个房子被烧、无人居住的村子里，我钻进砻糠灰里，把衣服一件一件脱下来烘干，嚼生稻子充饥。在这里我看到一个老头和小孩划了一只小舟到村子里来拖稻草，我求他们，把我带到八卦洲，以后回到了江北。
在江北，我遇到从幕府山逃出的另一个幸存者，姓诸，他说日军在枪杀后，用汽油焚烧全部被杀者的尸体。当时他被烧伤，从烟火中逃出。
诸原籍广东，后来，他在六合竹镇参加新四军，和我失去联系。
5、刘永兴口述
刘永兴，男，71岁，南京烷基苯厂退休职工调查地点：竺桥
调查人：陈小敏、汤云龙
日本军队是冬月十一日进城的。当时我家住张家衙19号，职业是裁缝。家中有62岁的父亲、61岁的母亲、21岁的弟弟和我的19岁的妻子，共五口人。我当时24岁，那年八月份结的婚。冬月初十上午，我们全家到了大方巷14号后面的难民区。
冬月十四日是一个大晴天，我们全家躲在屋里，不敢出来。下午三时左右，一个日本兵闯进门来，向我和弟弟挥了挥手，要我们跟他走。我们只好跟他出去，因为我们曾看到一个姓钱的私塾先生不听日本兵的命令，遭到了枪杀。出门后，一个汉奸翻译官对我们说，要我们到下关中山码头去搬运东京运来的货物。我们发现，同时出来的还有我家附近的30多个人。我们先被带到一个广场，天将黑时，场上坐满了人。日军叫我们六至八个人排成一排，向中山码头走去。
我和弟弟走在平民队伍的前头，看到一小队拿着枪的日军走在最前面，接着是30多个被俘的国民党军警，后面才是被抓来的平民百姓。队伍的两旁有日军押着，还用马驮着三十几挺机枪，队伍的最后是骑马的日军军官。一路上，我们看到路两旁有不少的男女尸体，大部分是平民百姓，也有一部分是中央军。
到了下关中山码头江边，发现日军共抓了好几千人。日军叫我们坐在江边，周围架起了机枪。我感到情况不妙，可能要搞屠杀。我心想，与其被日军打死，还不如跳江寻死，就和旁边的人商量一起跳江。日军在后边绑人以后，就用机枪开始扫射。这时，天已黑了，月亮也出来了，许多人纷纷往江里跳，我和弟弟也跳到了江里。日军急了，除继续用机枪扫射外，又往江里投手榴弹。跳江的人，有的被炸死了，有的被炸得遍体鳞伤，惨叫声、呼号声，响成一片。一阵混乱之后，我和弟弟散失了，以后再也没有找到。我随水漂流到军舰边，后来又被波浪冲回到岸边。我伏在尸体上，吓得不敢动弹。突然，一颗子弹从我背上飞过，擦破了我的棉袍。猛烈的机枪声，把我耳朵震聋了，至今还没有好。机枪扫射以后，日军又向尸体上浇上汽油，纵火焚烧，企图毁尸灭迹。夜里，日军在江边守夜，看见江边漂浮的尸体就用刺刀乱戳。我离岸较远，刺刀够不着，才免一死。
天快亮时，我从江里爬上岸来，看到侥幸活下来的人不足10人；岸边的人，一个个被烧得焦头烂额，惨不忍睹。当时，我在江里泡了将近一夜，全身麻木，也不知道害怕了，换了一身死人的衣服，爬到一个农民挖的防空洞里，在洞里躲了一天，一天没吃东西，也没有喝水，又饥又渴。
（冬月十五日）天快黑时，我又从防空洞里爬出来，由于不识路，只好乱跑。跑到三所村，那儿有个尼姑庵，庵附近住了不少农民，我跟他们说好话，才住了下来。后来又被日军抓去做苦力，烧茶做饭，直到阳历12月28日，日军要去小丹阳，我才回家。
我弟弟被抓走后，我父亲常常拄着拐杖含泪四处寻访，但弟弟再也没有回来，估计是在那次被杀害了。事后我才知道，这次在中山码头搞大屠杀的是中岛部队。
6、王芝如、夏淑琴口述
王芝如，女，72岁；夏淑琴，女，55岁，中山陵园管理处退休职工调查地点：小荷花巷、竹林新村
调查人：孙宝珍、龙顺河等
王芝如：
日军进城前，我家就住小荷花巷。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时，我家留在中华门内新路口家中的九口人，有七口人被杀害。留下两个小女孩，7岁的被刺伤，3岁的被吓呆。被刺伤的这个侄女就是现住中山门外竹林新村的夏淑琴。
日军侵占南京时，我随丈夫带着两个小孩到难民区去避难，父、母、姑子、姑爷及五个侄女留在家中。原来准备到了难民区以后，叫丈夫回家接家里的人，哪知道到那里以后就不能出来了。二十几天以后回家一看，家中躺着七具尸体。父、母、姑爷被杀害了，大侄女（20岁）、二侄女（18岁）和姑子被活活糟蹋死了，7岁的侄女被刺了几刀昏迷过去，3岁的侄女被吓呆，最小的侄女被日军戳死了。当时的惨景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我丈夫看着这些尸体急得发疯，最后找来一个棺材， 字会给了四块板，又用家中大橱，草草把丧事处理了。
夏淑琴：
王芝如是我的舅母，她说的全是事实。日军侵华时，我们一个大门里住着两户人家，一家是回族，四口人；我家有九口人，共十三口人。日军在短短的十几分钟内，枪杀了我们两家十一口人：邻居家四人和我家七人。只幸存我和一个妹妹，当时我7岁，妹妹3岁。我背脊被戳了两刀，左臂被戳一刀，至今还留有疤痕。
7、苗学标口述
苗学标，男，78岁，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南湾子
调查人：马中炎、马管良
日军侵占南京时，我曾先后三次被日军抓着，亲眼见到日军杀、烧、淫、掠的暴行。
第一次被抓：日本兵进城时我住在陡门桥山东会馆内。12月14日上午，我被日本兵抓到莫愁湖对面许歪头鸭毛栈外，我一看空地上已有好几百人被抓来，几个日本兵端着枪看守着。后来又来了些日军，一个一个地摸被抓的人的头、肩、手、腿各部。他们叽叽咕咕地说着话，把摸过的人分为两边站。一直折腾到下午四点多钟，将拣出来的300多人说成是中国兵，用机枪扫射杀死。射杀以后，叫我们这一边的人把死尸扔进塘里。我们扔着扔着，也就一个个偷偷溜跑了。
第二次被抓：是被抓到莫愁湖，还是专门派我和其他被抓的人一起抬死尸往塘里扔。我抬了三四十具以后，又趁夜晚天黑偷跑了。记得我在回家的路上，从水西门外到升州路一带，遍地都是死尸。我回到山东会馆，多半是从死人身上踏过的。
第三次被抓：是12月17日上午十时左右，与我同时被抓的约有20多人。日本兵把我们抓到中华门外，又是要我们抬死尸。我们大约抬了几十个死人，把这些尸体一起埋在山脚下。日本兵又叫我们在雨花台路边上挖一个坑，约一米多深。坑挖好后，一个日本兵逼着我们的一个同胞下到坑内，由几个日本兵亲手填土把他活埋了。我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心里多凄惨、多难受！后来日本兵又把我带到水西门外抬死人。水西门外的那座大桥有五个孔，我眼见抬去的死尸，足足填了两个孔。回忆当年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8、姜根福口述
姜根福，男，54岁，在长江航运管理局工作调查地点：下关
调查人：彭如清
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时，我们一家原有八口人，就是父、母、两个姐姐、三个弟弟（本来我还有个大姐，因为家里太穷，早已送给了人家）。
全家原来住在一条破船上，为了躲避日军，父亲带我们暂时到乡下去躲一躲。我们把船向三汊河方向划去。到了石梁柱，小船漏水了，无法继续划行，只好弃船上岸，沿着圩堤向前行走。岸边虽然有十多间比较好的房屋，居民都逃走了，但这里容易被日军发现，我们也不敢住。为了隐蔽一些，父亲带着两个姐姐，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兄弟，分开躲进芦苇丛，相隔一百米左右，以便照应。因为母亲没有奶水，小弟弟饿得慌，哭着要吃奶。这时，正有十来个日军从堤上经过，顺着哭声找来，他们发现了我的母亲，就拉出去要强奸。母亲抱着弟弟反抗，灭绝人性的日本兵，从母亲怀中夺过孩子，用力摔在地上。母亲哭着扑向已被摔死的小弟，日本兵从背后向母亲开了两枪，把母亲打死了。日军走后，父亲找来一些木板和草席，把母亲和小弟弟埋在芦苇岸边。因为找不到更安全的地方，所以仍在芦苇丛中躲藏。第三天，日军发现了我父亲，又将他抓走，从此一去就杳无音信。又过了两天，日寇又来到芦苇丛，看见我11岁的二姐，竟要强奸她。二姐逃跑，跑到现在的河运学校附近，被日军抓住了。
二姐连骂带踢与日军拼打，一个日军抽出军刀，将二姐从头劈为两半！
就这样几天之内，日军枪杀了我母亲，摔死了我弟弟，刀劈了我姐姐，又抓走了我父亲，使我家破人亡，姐弟四人失去依靠，不得温饱，过了好多年的流浪生活。
9、陈光秀口述
陈光秀，女，67岁，南京千斤顶厂退休工人调查地点：红旗新村
调查人：郭立言
我出生在江宁汤山镇许巷村。1937年12月间，日军先头部队从我家住地附近沿公路进攻南京。农历冬月初八，我父亲陈智松留在家中看家，日本通信兵沿公路回收电线，正巧我父亲到稻场上去搬草喂牛，被日兵枪杀身死。冬月十四日，村上忽然出现大批日本兵。当时全村有近200户人家，日本兵把全村的100多个年轻人，集中在打稻场上，全部敞开胸怀，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戳死。我的亲弟弟陈光东也在其中。有个叫时大林的，日本兵复查时，发现他没有死，又戳他几刀。每戳一刀，就听他喊一声"我的妈呀"，就这样惨死了。回忆起来，真叫人心疼呀！还有刘应志和时先二人，被戳了几刀，因未戳中要害，后被他们家的亲人救护，伤口用布包扎起来，经过一段时期伤口渐渐好了。湖山煤矿工人崔义财，由于机智，在日本兵戳人的时候，他顺着倒在死尸之中，幸免于难。
这三个当年的幸存者几年前已先后去世了。
日本兵残忍成性，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当时村上艾家四兄弟：艾红来、艾根来、艾义生、艾仁义，被日本兵抓住，像扔麻袋一样，活活地砸掼死了。还有一些从外地被日本兵抓来做苦力的人，事后也被日本兵用刺刀将心肝五脏都挖了出来。邻近村庄有个叫方老二的，被日本兵砍成两段，一段丢在大场岗，一段抛到六亩口；还有个刘老五，日本兵冲入门内，用刀把他头脑砍掉了，半截身子在门外，半截身子在门里。日本兵除了杀人外，还强奸妇女。苏仁发的老婆当年约40多岁，被日本兵按在我家床上奸污了；苏仁发家有个童养媳，才十五六岁，被三四个日本兵拖到时魏官家轮奸，造成下阴部红肿，流血不止，走路都困难。
日军血洗许巷村的罪行，叫人难以忘怀。我家除父亲、弟弟被杀外，我嫂嫂因躲避日军，在外边大山上生小孩，得了产后风病，不久即死去；我妈妈因夫、子被杀，也忧郁而死，一家人只剩下我们姊妹三人和两个内侄。
10、李秀英口述
李秀英①，女，66岁
调查地点：玄武区鱼市街卫巷
调查人：段月萍、陈立志
1937年12月13日下午，日本军队一进城，就开始杀、烧、淫、掠。我的丈夫已经逃到江北乡下避难，我因有七个月身孕，行动不便，就和父亲留在城内未走，躲在五台山一所小学的地下室里。
12月19日上午九点钟，来了六个日本兵，跑到地下室，拉走我和其他十多个年轻妇女。我想宁死也不能受辱，急得没有办法，就一头撞在墙上，撞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当我醒来时，日军已经走了。后来我感到这样做没有用，我自幼跟父亲学过一点武术，可以跟他们拼一拼。这天中午，又来了三个日本兵，他们把男人赶开，把两个妇女带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准备奸污。这时一个日军上来解我的纽扣，我看到他腰间挂着一把刺刀，我急中生智，决定夺他的刀。我趁机握住刀柄，同日军拼搏。
日军见状大惊，同我争夺刀柄。我刀不能用，就用牙咬，咬住日军不放。
日军被咬痛了，哇哇直叫。隔壁屋里的两个日军听到喊声，就跑过来帮助这个日军。我一人对付这三个人，没有办法，但我紧紧抓住刀柄不放，和这个日本兵在地上滚来滚去搏斗，其他两个日军就用刺刀向我身上乱戳，我的脸上、腿上都被戳了好几刀。最后，一个日军向我肚子刺来，我立即失去了知觉，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了。
（①李秀英在1947年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时，曾出庭作证。）
日军走后，父亲见我已死，十分伤心。他找几个邻居在五台山旁挖了一个泥坑，把门板拆下来做成担架，抬出去准备埋葬。当他们抬出门的时候，由于冷风的刺激，我苏醒了过来，哼了一声。父亲听见了，知道我还活着，赶忙抬回家，又设法将我送进鼓楼医院抢救。第二天，我流产了。经医生检查，我身上被刺了30多刀，嘴唇、鼻子、眼皮都被刺破了。
经过七个月的医治，我才恢复了健康。
二、南京大学城区调查①
1、孙守龙口述
孙守龙，男
调查地点：南京棉毛纺织厂
调查时间：1960年
调查人：高兴祖等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家父母和三个哥哥一家五口，想跑到苏北老家去避难。就在下关长江渡口，我的大哥和全家失散了。后来，船没有开走，母亲怀着我，父亲带着另外两个哥哥，只好在下关宝塔桥红卍字会避难。后来日本人来了，叫当过兵的站出来，可以优待给工作做。我父亲曾经当过伙夫，后来逃回家的，对日寇的欺骗信以为真，就站了出来，结果被日寇拉去用草绳和其他被骗者连着绑在一起。母亲知道情况不对，但想拉也拉不回来了。父亲就这样被带到江边，后来鬼子又把家属都叫了去，当着家属的面用机枪把我父亲和其他大批难民扫射死了。第二天母亲去翻尸，由于尸堆如山，没有翻认出来。父亲死后，母亲精神失常到处乱跑，又被日本鬼子拉去污辱了。两个哥哥因为没有东西吃，一个饿死，一个病死了。母亲放回来后，就靠拾煤炭、帮人家做工维持生活。我们家住在下关码头，我五六岁时，亲眼看到日寇把我们中国工人吊起来，用鞭子抽，头颈上吊上大砖头，灌辣椒水，用脚踩肚子，纵使军犬咬，人死后就抛入江中。
（①196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曾组织部分教师学生，对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的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了调查。本书辑录四篇访谈口述，前三篇转自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合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12辑《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93-895页。后一篇选自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1314页。）
2、周根荣口述
周根荣，男
调查地点：南京下关电厂
调查时间：1960年
调查人：高兴祖
日寇进南京时，我就是这个电厂的工人，当时亲眼看到有十万多男女老幼的难民，逃到下关车站和中山码头一带。1937年12月14日上午，日寇从挹江门冲出来，对准这些难民疯狂地扫射，马路上顿时死尸遍地，血流成河。后来又把难民（我也在内）都赶到铁路仓库去，挤得水泄不通。因为日寇需要电厂工人，我和几个工人被一个会讲日本话的人押解出来，强迫我们替日本人做工。我刚出仓库不过五分钟，只听到机枪格格地不停地响，从早晨开始打到晚上，仓库变成了死尸库，然后日寇又浇上火油放火烧尸灭迹。我在沿路上见车站和江边尸体纵横，有些地方死尸堆有半人多高，长江里尸体到处漂流。到晚上十二点钟左右，又见日寇从城内押来大批难民，叫他们面朝江面，日寇在后面架起机枪扫射，片刻间几万人都被打死在江里。鲜血把江水都染红了。对于日寇这种惨无人道的滔天暴行，我是永远忘记不了的。
3、管兆宝口述
管兆宝，52岁
调查地点：中华门菜场
调查时间：1960年
调查人：高兴祖
提起日本鬼子来，我心里非常难受。鬼子来时我才29岁，大儿子12岁，小儿子5岁。阴历七月初六，日本鬼子丢炸弹，我们躲到乡下去，只见路上炸死许多人。八月十五一次轰炸，炸弹丢到我家附近，邻居被炸死十多个。后来我一家住几处，我和父亲带了孩子逃到浦口。浦口沦陷后，我亲眼看到有的男人被鬼子抓了，要他们推车子，不肯，就一枪打死，也有的是被鬼子丢到江里去的。那时，浦口街上的死尸很多，街上烧红了半边天。我由于没有地方可以安身，就带着小孩坐小划子过江，只见江中浮满了死尸，到处都是。到了下关，只见一片焦土，没有人影，也是遍地死尸，有的肠子、心、肝、五脏都在外面，烂得不成样子。我当时心想，我们母子三人要死死在一块。一回到家中，知道丈夫已经死了！姨娘说他先被鬼子在背上、手臂上戳了两刀，受伤后躲到了地洞里，又被鬼子叫出来去扛木头搭桥。以后只跑回了三个人，我丈夫和其余的人全被杀死了。那时，死尸堆成山，红卍字会来收尸时，我天天去认尸，认了一个多月，也没有认到，有的尸体被用火油浇过，烧得像柿饼一样，脸已无法认出。还有，我的侄媳妇也被鬼子强奸了。
4、韩湘琳口述
韩湘琳①，男
调查地点：南京大学
调查时间：1984年
调查人：高兴祖
在日军侵占南京以前，十一月初，国民党政府决定迁都武汉，高级官员都开始陆续西迁。十一月中旬，一般市民也有往乡下逃难的。
（①拉贝的助手，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粮食委员会主任。）
十二月十二日，我去下关运米，因我当时在国际救济委员会担任管理难民区粮食的工作。我带着几个人从珠江路到下关去，沿路看到很多散兵，三五成群，向下关走去。当时，挹江门东边的一个城门已经堵塞不通，西边的一个门半开着，才能走过一辆车子。周围都是铁丝网、麻袋等阻碍物。
十二月十二日晚，我又带了六七个搬运工人去下关运米。一路上只见满地都是丢弃的子弹、军服、皮箱和行李等物品，城外已经看不到其他行人了。
当时，城内百分之八九十的居民已经逃入难民区。
在日军侵占南京前的六七天，就远远地听到枪炮声。听说沦陷前十天，在雨花台有过激战，日军伤亡甚重。
当时城内粮食还是充足的。一部分是因为国民党开始想固守南京，贮备了一些粮食；另外，城内市民外逃的很多，粮食不会带走。
在日军侵入市内以前，城区虽然比较混乱，但是没有抢劫现象。城内，士兵比老百姓和警察多，所有的商店已全部关了门，但水电没有停止。
十二月十日，国民党政府决定放弃南京，从苏州撤退到南京的教导总队，还有原属白崇禧的广西部队（七十五、七十四师，唐生智本人没有部队，指挥不灵）等，要撤出南京。唯一的道路就是渡过长江到浦口再转徐州，由京汉路至武汉。但长江上只有两三只渡船。这些军队，为了争夺渡船，曾发生过冲突。有的部队抢上了船，就架起机枪，不让其他部队上船。
当时，难民区难民约有25万人（原南京市民约有120万人），逃走的老百姓，主要是向安徽芜湖方向逃的。
十三日早晨，我乘汽车由珠江路去上海路。两个白俄人招手要我停车，说日本人已经进城。我立即返回小粉桥一号住处，约有难民九百多人。我回到家后，听到枪声很近，就在阳台上偷偷地张望。只见在汉奸的安排下，珠江路口有许多难民在拍手欢迎日军，并呼“皇军万岁”。但随后就听到广州路上有枪声，打死一两个欢迎的难民，群众就立即逃散。
当天，四处都是大火，只听到群众的嚎哭声，使人感到极端恐怖。这样的情景一直持续了三个星期之久。
日军进城后，水电停止了。到第七天，日军急于找电工修复水电。
由于我曾在德商洋行工作过，德商雷伯叫我带了几个电工去下关看机器，由两个日本校官和一个日本宪兵押送。自珠江路乘汽车去下关，一路上，只见丢弃的东西很多，汽车不能很快通行，有时还会碰到尸体。难民区外，只有日本兵来来往往，两旁都是烧焦的房子。中山路到下关，几乎看不出是柏油马路了，满地都是衣服、军帽、弹药、破损的运输工具。
鼓楼与中央路交界处，有8~10具平民尸体。外交部广场附近，看到一具身穿农村服装并缠过脚的妇女尸体，不远处有一具年岁较大的男人尸体。五六步外，还有一具六七岁孩子的尸体，脸向上，胸部还插着一把刀。路上丢弃的东西太多了，并且尽是一摊摊紫黑色的血迹。还有一些日本兵在用地毯和沙发烤火。后来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的牧师告诉我，原来据守光华门的中国军队约2000人，被日军俘虏，关在外交部楼下。经过他与日本人反复交涉，进去看过，看到日军用十分残酷的手段对待他们。后来都被屠杀了。这个牧师后来回美国，在白宫礼拜堂做牧师。
到最高法院附近，三三两两的尸体很多，也有十多具尸体在一起。
到山西路，看到一具卖豆腐的老头被日军打死在墙边，胡子上流满了鲜血，还有八九岁、两三岁孩子的尸体。再向前走，有兵、马、驴的尸体。
交通部前，有三四十具尸体。路西尸体更多，都是老百姓服装。靠北有四五十具士兵尸体，大门口有十多具尸体，是穿老百姓服装的。北边空地还有二三十具尸体。
这些尸体，看来大半是集体或个别枪杀的，尸体比较集中。
到海军部，门口有两架高射炮，一架已毁坏。旁边有三五具士兵尸体。门里也有几具尸体。
城门口，挹江门两个大门还在冒烟，门里停的20多辆独轮车都已烧坏。城楼已被烧毁。一出城门，门西有五六具尸体，大半是男尸，也有两三具小孩尸体，门东也有几十具尸体。从尸体看，大半是惨杀的。下关到处还在冒烟，一直不断。
当时惠民河河水很浅，河滩上有许多小船，船旁都有尸体，三五具、十多具尸体不等。尽自己的目力所及，河旁都有尸体。
首都电厂，有50~60具士兵尸体，电厂工人都逃到和记洋行去了。
从下关进城，只见热河路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两旁百分之九十的房子都已烧掉，还有烧焦的男人、妇女和孩子的尸体。
大约过了一个月以后，日本宪兵在南京散发传单，宣传皇军如何如何的好，他们十分讨厌国际救济委员会。他们借口清理人员，要每个人都去登记。在难民区内欺骗说，凡是当过兵的、外地来的，自动站出来，有工作做。又威胁说，不站出来，要枪毙。最后一一检查，看年龄、手、肩、帽子、衣服大小等等。许多人被拉出去杀害了。记得从上海路到五台山，敌人以发“良民证”为名，令中国人四人一排地进行检查，可疑的立即分开另列一排，用卡车装走集体屠杀。
南京陷落以后不到一个月，有一次日本兵到小粉桥一号，要钱要花姑娘。当时院子里还有300多难民。还有一次，日本兵疯狂地打门，打得很厉害，还用刺刀戳了两个洞。后来，只好开门，进来四五个日军，其中有当官的。有一个日本兵一手拿着一个包，一手拿着刺刀，包中有一双女人的高跟鞋，刀尖上还有血。我们吓昏了。接着，便是搜身。钱包被搜去了，他们才离开。
后记
本书编者为：
张宪文，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荣誉资深教授，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所长。
吕晶，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大屠杀研究所史学博士。
本书是在《南京大屠杀真相》（3卷）基础上经过调整补充新史料编纂而成。编纂过程中，得到南京大屠杀文献史料丛书编委会学者们和江苏人民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深切感谢。
编者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