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陶器以氧化焰烧制而成，铁是地球上第二多的元素，陶土一般含有相当分量的铁元素，烧制时，陶土中的铁质就会和空气中的氧化合成氧化铁，氧化铁的呈色为红色。如果是在烧制的后期让陶窑产生缺氧的情况，譬如说，封闭窑顶的通口，并使水渗入，就会把陶器中氧化铁的氧抽出来，陶器就会还原，然后变成灰色。这种现象叫还原，气氛（atmosphere）叫还原焰。还原焰的烧制技术比较复杂，也较为先进，烧出的陶器硬度比较高，比较耐用，所以时代越晚的遗址，出土红陶的比例渐少，灰陶增多。“陶钵”本来是用来称呼无足的器形，有支脚的器物就称为“鼎”。但是图3-9这一件陶器的支脚短又细，器底也没有烧烤过的痕迹，显然不具备烧煮食物的用途，所以就称之为“钵”。这件陶钵的形制一般，腹部用绳子压印上花纹，这种装饰也是常见的手法，但是在器口外沿所彩绘的一圈红色宽带，却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陶器彩绘”的实例。美化是脑力活动的具体表现，越文明的社会越讲究生活中的美化与舒适。人们因为实用的目的而烧造陶器，随着生产技术提升，不但改良材料的质量、生产的方式和器具的形状，也开始尝试美化器具的外观。自然界存在着有颜色的矿物，人们发现某些有颜色的矿物磨碎成粉再加上水之后，可以持续黏在器物上一段期间，能增加视觉上的愉悦，于是就产生了涂绘的装饰手法。
早期人们直接在器物表面上涂绘，但是陶器的表面粗糙，甚至有小孔洞，会影响图画的质量，于是就有人想到使用白色的细泥，涂抹在器物的表面，也就是所谓的“白衣”，这样一来，陶器的表面就会非常光滑，彩绘起来也比较顺畅，而白色与红或黑色图纹的对比更为鲜明，效果更好，于是就大量使用这三种颜色的彩绘。后来人们发现彩绘后再烧烤，会产生彩色不容易褪色的绝佳效果，这个技巧便成为早期陶器装饰彩色的唯一方式。到了商代，才发展出“上釉彩”的方法。
仰韶文化早期，陶器彩绘所占的比例还是相当少，以黑彩居多。到了仰韶文化中期，就盛行先加白衣或红衣，然后再涂绘上纹样，甚至也有一个器物涂绘两种彩色的情形。从分析的结果，得知红颜料用的是红色的赭石，以含铁较高的红土烧烤后，会成为黑色，白衣则用含铁量很低的白瓷土。
与烧食法有关的“庶”字
图3-10这件带有三只“鞋形陶支脚”的陶盂是磁山文化常见的煮食器物。磁山文化是华北新石器最早期的文化形态之一，其他三个类型是河南裴李岗文化、陕西李家村文化和甘肃大地湾文化。武安磁山地处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的交界处，是在洺河旁的河阶地，遗址高出现代河床25米，经过碳14年代测定，为公元前5400～前5100年，经过树轮年代校正，可以往前再推600年。华北这个时代的经济面貌大致都一样，经营定居的粟作（小米）农业，家畜有猪、狗、鸡，也有渔猎的辅助性活动。经营农业的具体表现是谷物加工的石磨棒与磨盘，还有用来破土的扁平石铲、椭圆形石斧、石锛、收割谷物的石镰等。
遗址发现的主要器具是陶制品。多是用手捏制而成，主要为夹砂红褐陶，其次为泥质红陶。陶土里夹砂主要是为了烧煮食物时传热快，可以想见，此时陶器尚偏重烧饭的需求。烧成的温度变动颇大，在700～930摄氏度之间。陶器大都素面，带有纹饰的只占三分之一，非常少见彩绘，推测此时人们还较少顾及美化生活。到了六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代，彩陶就稍微增多。再到距今五千至四千年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等文化时，彩绘就成了普遍的装饰手法，当时还会使用压印、堆砌、刻画等方式来增加陶器的美观。这时素面的陶器已经很少了，反映出生活的质量愈来愈受到重视。
图3-10 线刻弯曲纹红陶盂（带三陶支脚）。盂高16.5厘米，支脚高12.5厘米，河北武安磁山出土，磁山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
图3-10这件椭圆直筒状的陶盂，提示流行了七八千年鼎形烧食器成形的可能过程。可以想象，最原始的烹食方式是把肉块直接放在火上烧烤，但这种方法不适合用来烹煮蔬菜。有些氏族社会，例如台湾地区的阿美人，他们外出打猎时，由于无法携带容易撞坏的炊具，便会采用一种石煮法：阿美人猎人先选取槟榔或椰子树的大片叶子，折成舟船形状，用来盛装清水及鱼、肉、菜蔬等。然后捡取小石子，洗干净之后，再用火烧烤石子。最后用竹箸挟取烧热的石子，放进船形的容器中，通过水传递石头的热气，慢慢把食物烫熟。这种煮食的方法可能表现为甲骨文“庶”字：火烧烤石块的样子。这种缓慢的烧食法需要使用很多石子，所以“庶”字有众多的意思，以及“为数甚多的平民大众”等引申义。有些地区，甚至日常也使用这种方法，在树皮制成的筒中煮食，例如东北地区某些氏族，他们会把烧热的石子放进树皮制的直筒中烧煮食物。
烧食器的演进
图3-11 筒形三足压印纹红陶罐，高40厘米，白家村出土，公元前5000年
图3-12 绳纹圈足红陶碗，口径26厘米，陕西渭南市华州区老官台白家村出土，公元前5000年。西部少见的圈足器
为了能有效利用火力，烧食的器具大都是有弧底的。但是图3-10这件陶盂却是平底直筒状，可以推测，这个造型来自树皮制的筒子。这件器具已相当先进，使用这件器物的人们已经领悟到从陶器外侧加火，使用起来比较便利，不必烧烤那么多数量的石子了。推测使用陶器来烧煮食物的过程，大致一开始时是以石煮法在陶器中烧食，后来发现陶器也有传热的功能，于是改良用火从外头烧煮陶器中的水，烹煮食物。人们很快又发现陶土如果渗入细砂，就可以加速传热，之后便大量使用间接的陶器煮食方法。
从这组陶器，我们可以想象其使用方式。人们最早是先把陶器架在几块石头上，然后在陶器下方的空隙处烧焚柴薪。后来不再放置石头，改良成为陶制的支脚，之后再进一步改良，把支脚连接于器身而成了鼎的形式。直筒容器的受热处只在底部，不能充分利用火力，于是又发明了圜底有支脚的容器，就变成正式的鼎形器了。我们梳理烧煮用陶器的发展史，可以看到先人生活的演变与他们的智慧。
象征丧葬习俗的彩绘陶盆
大口的陶盆是仰韶文化常见器物，图3-13这件盆的底部平而略小于口，腹部略微外鼓，口沿貌似“外伸的卷唇”。陶盆一般用来盛水或盛装食物，但是这个陶盆的造型甚大，制作很讲究，不像是一般的家庭日常用品。使用经过多次淘洗以后的细泥为原料，以八九百摄氏度的氧化焰烧成红陶后，再使用黑色的颜料，涂绘图案。从图3-13来看，好像烧成后还先涂抹一层红色的陶衣，然后才彩绘。盆内所涂绘的图案因为没有经过火的烧结，属于可溶性，所以不便用来盛装液态的东西，甚至是固态的食物。这件陶盆出土时覆盖在一位女性孩童的骨骼上，这是一种“二次葬”的现象；所谓的“二次葬”，是指埋葬尸体于地下若干年以后，捡拾化成的白骨，然后把白骨安置在一个容器内，再次埋入土中。这种习俗常见于新石器时代遗址。不久前，台湾地区还保留这种习俗，有人称之为“洗骨葬”，因为骨头可能还附有未完全腐烂的肉，要加以清理才能再次埋葬，好像是在清洗骨头的样子，所以称作“洗骨葬”。
这件陶盆的内壁有两组图案，都是一尾鱼、一个神似人面和不知名的三角形（边缘有细毛）组成的怪异图案。这个怪异图案很不寻常：中间圆形的部分像图案化的“人脸”，两个横短线像是表达“闭起来的眼睛”，两眼中间的线条像是“鼻子”，鼻子下则为“嘴巴”，而眼睛上一高一低的半圆形像是“头发”。头发的两侧各有一尾鱼连接人面，嘴外侧各有类似鱼的菱形线条（带细毛而不对称），圆形的头上又有一个三角形，三角形的两条边毛茸茸的。这个令人难以忘记的图案如果只是偶然出现，我们就可以忽略，而不必太慎重思考它代表的意义。但是在半坡类型的遗址中，有类似图案的陶盆已发现十余个。这个图案在当时的社会必然具有特定的宗教意义，人们才会不嫌麻烦，精心制作这件二次葬礼使用的大容器。
多位学者对这个图案做了多种不同的解释，有人以为它描写“古代文身黥面的习俗”，有人以为“反映某种普遍流传的神话神物”，有人以为“施行期望丰收的巫术”，有人以为是半坡文化的“崇拜图腾”，有人以为是种施行“驱鱼入网的巫术”，或是对“生殖后代的祈祷”。到底谁的解释较为适当？由于我们离开古代已经很久了，文献的资料又极为缺乏，似乎也都没出现特别有力的证据，要选择确切的答案真是不容易，只好暂时在心中存疑了。
与葬仪有关的怪异图案
图3-13 红衣黑彩人面鱼纹细泥红陶盆，口径44厘米，高19.3厘米，陕西临潼姜寨出土，半坡类型，约公元前4000年
至于彩绘的涂料，有些是放入陶窑之前就先涂抹，但大部分都是陶器烧制以后才涂绘图案。红色的彩绘可能是含氧化铁的赭石。赭石在古代算是珍贵的矿石，当时的人也会拿赭石磨成粉，撒在尸体的四周，代表流血释放灵魂的葬仪。此类的陶盆也常在底部凿出一个小孔，有学者认为这个小孔与“释放灵魂的信仰”有关。仰韶文化的红色彩陶只占很小的比例，在当时这件陶盆可是一件非常贵重的物品。只是一位小女孩的葬礼就使用如此昂贵的葬具，而且有丰富的随葬品，反映出这个小女孩的身份十分特殊。仰韶文化还处于母系社会的阶段，母系社会的特征是没有一男与一女的对等婚姻，孩子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子女由母亲来养育，继承者也是女性。这个只有三四岁的女孩享有特别高贵的葬仪，可能不只是因为母亲地位崇高，在伦理上，她本身也应该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
甲骨文“中”字与姜寨的小区机制有关？
图3-14这个盆的内壁使用黑彩绘画，有两组颇写实的连续图案，每组都是“两尾鱼”与“一只类似蛙的爬虫”，但图案的设计有些变化，颇为用心。类似蛙的身体近乎圆形，头部宽扁，纤细的四脚弯曲而向外伸，像是要爬出盆外的样子。头部点上两个大眼睛，身上布满二三十个小点，看起来像蟾蜍的皮肤，但四脚很纤弱，不像蛙类或蟾蜍的后腿粗大。也许绘图的人并不在意百分之百写实，只要图像表达的形象不被误认就好了。两尾鱼则头部朝向同一个方向，腹部相对，背部都有四道背鳍，但是鱼身却不用小点填充的手法，而是用浓淡对比的黑彩，画出有厚度的感觉。从不一样的表现技巧，知道绘图的人不是机械地把图形画出来，而是经过一番规划和思考。陶盆的口沿还有三条平行线与一个三角形相间排列，围成一周的黑彩。
这件陶盆的造型与彩绘风格颇近似西安半坡遗址的彩陶，都属于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同一类型的仰韶文化器物。
写实动物纹出现后就进入定居的农业生活
图3-14 鱼蛙纹红衣黑彩细泥红陶盆，半坡类型。高12.8厘米，口径30.4厘米，陕西临潼姜寨出土，西安博物院藏，约公元前4000年
仰韶文化因为初见于河南黾池县仰韶村而得名，出土陶器中有一定数量的彩陶，在当时是首见的例子，因此统称为彩陶文化。此文化持续甚久，经过树轮年代校正的碳14年代测定，约自公元前5000～前3000年间。关中地区的文化约可分四期，半坡类型从公元前5000～前4500年，史家类型从公元前4500～前4000年，庙底沟类型从公元前4000～前3600年，西王村类型从公元前3600～前3000年。
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是半坡类型的两个代表遗址。出土物有百分之九十是陶器，陶器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为主，偶尔有彩绘。彩绘常见于泥质红陶器，以“黑彩涂绘几何图案动物花纹”环绕外壁上部。动物纹常见鱼、鹿、羊、蛙，想必是当地常见的物种。还有所谓的植物纹，中国古代少见植物纹，看起来倒像是对称的几何图案。半坡文化的写实动物纹，在以后的遗址甚少见到，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图案变成几何图形了。夹砂红陶则是以“拍印绳纹”为主。当时已进入农业社会，主要经营粟作农业，人们过着定居的生活，家养猪、狗等牲畜。
姜寨是个规模相当大的“小区”，面积约有5万平方米。目前已发掘出1.6万平方米，为半坡类型的最大聚落。年代约自公元前4600 ～前4400年。遗址分居住、陶窑、墓葬三个部分。
居住区，南以河为天然屏障，东西北三个方向围以壕沟，面积约1.8万～ 1.9万平方米。一百多座房子分为五群，每群都以一座大房子为主体，门均朝向中心的广场。
图3-15 姜寨的村落布局图
居家分地穴、半地穴与地面三种建筑，形状结构有方或圆形，大者达80平方米，一般为20平方米。很明显，这已经是一个密集居住的小区，有组织，阶级分明。
壕沟外，陶窑在村西，墓葬在村东，区分井然。甲骨文有“立中”的卜问，可能是在小区的中心点设立旗杆一类的指挥机制，一旦发生事故，可以用升旗的方式，让大家了解情况或召集人员，所以甲骨文“中”字有些画上了旗子，有的没有。可以推测，很可能这个小区的中心广场就有这样的机制。
从甲骨文“酒”字的发明，看专门装酒水的陶瓶
由于酒会蒸发，关于中国开始酿酒的时代，很难找到直接的证据。一般会从古人使用的器具间接加以推论。而盛水与盛酒容器的造型有基本上的差异。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主要陶器有盆、钵、罐、瓮、瓶、釜、甑等大口的容器，没有加上防止酒味挥发的设计，可以说都是属于水器和食器。到了距今4000年的龙山文化晚期，才产生了尊、罍、盉、高脚杯等陶器，这些容器与后世酒器有同样的形状。学者认为这时候才出现了酒的酿造。
像图3-16这件陶器的小口、尖底、双钮或无钮的大型红陶瓶，是仰韶文化常见的出土物，一般认为它是汲水的用器：绳子穿过两个半圆的钮，放进水里时，瓶子就会倾倒，而水就会很快灌满瓶子，然后可以背负或提携陶瓶回家。但是，这些尖底陶瓶有些是没有钮的设计，无法使用绳索，那要如何把陶瓶放进河中汲水呢？所以这种说法还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甲骨文“酒”字：一个酒尊以及溅出的三滴酒液。有些字的酒尊部分就像图示的小口形状。文字里的“酒尊”都描写成“细长身的尖底”形状。但是商周遗址出土的装酒大型容器都是平底的。这是为什么呢？大概不会有人从甲骨文“酒”字联想到仰韶文化的窄口尖底瓶吧。因为学者一向认为中国要到龙山文化时代才开始酿酒，仰韶的窄口尖底瓶是盛水器具，两者不会有关联。然而仔细观察古代从欧洲运往北非的葡萄酒，盛装的容器竟然和仰韶文化的尖底陶器有绝妙的相似度。“窄口”的设计是为了容易用盖子塞住，防止液体外泄，“细长的瓶身”是为了让人们或家畜在运送时方便背负，“尖底”的设计则是为了便于人们用手把握与倾倒。为此，陶瓶的“尖底”有时更被设计成“柄状”，而这竟然和甲骨文“稻”字的形状相同：装米的罐子底下有长柄的设计。稻米是华南的物产，连株带穗地运到华北将会增加运输费用，所以只取其稻米的颗粒，然后装在罐子中，“稻”字的发明可能就源于以这个用途引发的创意。南方大概以牲畜载运稻米，往北方输出，一如欧洲的葡萄酒，所以采用瘦高的罐子，用手握住尖底或长柄的部分，才能方便倾倒出里头的稻米。现在对于这种尖底陶瓶有了新的认识，那么对于仰韶文化中“小口陶壶”的功能，似乎也可以重新思考了。
可以装水酒和稻米粒的陶器
图3-16 小口尖底双系梳纹彩绘红陶瓶，用于长途运输。高46.2厘米，半坡文化，约公元前4000年
在庙底沟类型之后的文化遗址中，不见这种尖底的陶器，或者说是很少见到，可能与水井的开凿有关。在较早期的年代，水要从远地的河流汲取，然后再运送回家，所以陶器上加了两个圆钮的设计，方便人们系绳背负。后来有了牛马家畜，可以用竖立的方式安放在牛马背部的两侧，由家畜来背负陶器，不必再穿过圆钮来系绳子，一如游牧民族的辽、金时代，制造了一款有细长瓶身的陶罐，超过半米高，用来装运水酒，这种陶罐的设计方便马匹负载。等到人们晓得挖井取水，就在住家附近开凿水井，再也不必从远地运水来，所以也不需要这种造型的水器了。商代遗址不见这种瓶子，可能是因为它们是商业营运用的运酒用具，所以不见于墓葬与一般家居的遗址。甲骨文“酒”字还保持了一千年前的器物形状，也反映商代的文字可能已经历了千年以上的岁月。至少在距今四千年前，中国就有了以象形、会意手法表达意义的文字了。
图3-17 刻符彩绘红陶钵，口径34.2厘米，姜寨出土，约公元前4000年
图3-18 鱼鸟纹彩陶葫芦瓶，高29厘米，姜寨出土，约公元前4000年
图3-19 几何纹彩陶壶，高22.6厘米，河南陕县（今三门峡市陕州区）庙底沟出土，约公元前4000年
图3-20 三角纹彩陶壶，高10.7厘米，腹径13.3厘米，宝鸡北首岭出土，约公元前4000年。口径非常细小，有可能装酒，一般以为龙山文化时代才普遍饮酒
图3-21 指甲掐纹红陶壶，高15.8厘米，腹径13.3厘米，半坡出土，约公元前4000年
图3-22 仰韶陶钵底部布纹印痕。细线径0.04厘米，为织布证据。依《中国史稿：1-66》每平方厘米经纬各十根。距今5000年的钱三漾遗址曾出土经纬线20×20、16×16、30×20根的苎麻布
甲骨文“尸”字与装有人骨的陶缸
图3-23所示这件敞口、圆唇、深腹、平底的大型彩陶缸，材质为夹砂泥质的红陶。砂子有导热的功能，一般见于烧煮食物的器具。这件大型的陶缸，没有装设支脚，也没有设计可以悬挂的部位，很可能是个盛水的用器，但盛水用具又不宜使用夹砂来烧造。从出土时的状况分析得知，我们知道它是成人“二次葬”的葬具，因此夹砂的选择可能是为了节省材料。“二次葬”又称为“洗骨葬”，把化成白骨的骨头重新整理并埋葬。尸骨被整理成有如“蹲坐”的姿势，此时才算是真正的死亡。中国以小孩蹲坐代表祖先，称之为尸。“尸”的甲骨文代表的是一个人蹲坐的形象。
陶器外壁上的特殊图纹，与这一地区常见的装饰图案非常不一样，格外引人注目。图案的内容是一只口衔一尾鱼的鸟，和一把装柄的石斧。这只灰白色的鸟儿颇为肥胖，长喙短尾，睁大着眼睛，伸颈直立，口衔一尾鱼。此鸟被辨识是《诗经?豳风?东山》“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注3的鹳鸟。鹳鸟善于捕捉鱼类，和陶器上的图案非常相似。鸟的旁边非常细致地描画了一把“竖立的短柄石斧”。
画中石斧的握柄显然表示“精细加工过的木棒”。在捆绑石斧的地方有两处具有共通点：两道横线中画有两小点，而石斧上也有一个孔洞，大概是指木棒上可以装石斧的“凿孔”，以及利用石斧上的孔洞，用来穿绳子，然后在木棒上捆缚木柄的细节。在木棒的末端有一段菱形墨线，可能是表示“用细绳缠绕木棒，增加手拿木棒时的稳定性”，一如铜剑的把柄铸有两道凸箍，用来方便缠绕绳索，以便于把握一样。在墨线下有比木棒略为粗大的方形物，应该和浙江良渚文化的“变白玉钺”的端饰具有同样作用：当用力挥舞时，可防止玉钺从手中甩掉。
图3-23这件陶缸的图案不但画面生动，着色也非常考究，此缸满布着褐红的彩色，它与氧化焰烧成的橙红色不一样，应该是涂抹上去的。如果再比照其他彩陶的装饰手法，这件陶器大致是先上一层白衣，然后预留鹳鸟、鱼、石斧的轮廓，然后再涂抹上褐红的彩色，最后画上黑彩的细部纹饰。这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成品，应该把它看成是一幅古代非常杰出的画作，而非只是陶器上的装饰图纹而已。
陶缸上的石斧象征权势
图3-23 鹳鸟衔鱼石斧纹白衣褐红、黑两彩夹砂泥质红陶缸。口径32.7厘米，高47厘米，河南临汝出土，公元前4000～前3000年
图3-24 人头形红陶壶，高23厘米，河南洛阳出土，公元前4000～前3000年。陕西西安半坡博物馆藏
图3-25 陶鸮鼎，高23.3厘米，陕西华县（今渭南市华州区）泉护村出土，庙底沟型，公元前3000年。器形简单而鲜明，艺术手法高超，媲美红山文化的鸟形玉雕饰
创作这幅画的动机何在？恐怕不是我们今天能够猜测到的。由于此缸出土时，里头有人骨，所以有人以为鹳鸟是死者所属氏族崇拜的图腾，具有保护死者灵魂的功能。不过，在古代的传说中，西部的氏族以大型哺乳类动物作为崇拜对象，东部的氏族才会以鸟类为图腾。对于这个世间只有一见的鹳鸟图像，是否可视为普遍被西部氏族所崇拜的对象？虽宜存疑，但那把精制石斧的主人肯定非常有权势。
在人类活动的历史上，石斧是历时非常悠久的重要工具，主要用来伐木，但也可以挖掘土地和敲击硬物，是每个成年男子都会使用到的器具。在旧石器时代，石料工具是以打击的方式制作而成，到了新石器时代，就用磨制的方式，可以使器形更为规则和平整，提高使用的效率，也减少手掌受到反弹力伤害的程度。在进入使用金属的时代之后，当然也会以铜、铁的材料去制作工具，其中刃面较大的，就被命名为钺。
人类进入父系社会后，钺就被选为权威的象征，因此选用玉材来制作钺，专供王者来使用；这个现象可以得到实物的印证，在浙江余杭良渚文化墓葬中，刻画有“头戴羽帽的骑者纹样”的短柄玉钺就是一个证明。
灶的发明：移动式的灶
远古时代，人们还没有专门烧煮食物的器具，所以要等到人们懂得从陶器外面烧煮食物以后，才有“架锅烧火的灶”。因此早期的灶是广义的，只是指一个烧煮食物的专用地点而已。用火来烧煮食物一定会留下炭屑与灰烬，与其到处都是灰烬，不如只弄脏一个地方。人们只要在某一个地点停留的时间稍微长些，就会有固定的烧菜做饭的地方。房子里头如果有躺卧与休息以外的空间，便会好好地架构一个灶址以方便烧煮食物，并使灰烬集中在一小片地方而不致扩散。灶的大小约略是直径一米的圆。
初期的灶，因为考虑构筑的便利，几乎都是圆形的，只有少数做成矩形。在稍低或稍高于地面的一定空间内，使表面坚硬，或用石块堆砌，使之能竖立脚架和放置锅、盆等器物就可以了。但是火在空旷的地点燃烧，热量容易流失，浪费薪柴。人们从建造陶窑、烧造陶器的经验中知道了火在洞窑里燃烧，不但可以节省薪柴，也可以增高温度，所以才从露天烧造陶器改进为筑窑，由长火道改良为火道直接设计在窑的下面；最理想的灶址也应该依照此原理建造。
架锅烧火的灶
图3-26 夹砂红陶釜与灶，釜高10.9厘米，灶高15.8厘米，庙底沟出土，公元前4000～前3000年
距今五千多年前，在甘肃秦安大地湾的房子就有这种形式的灶。其中一种，是在房子中央偏后的地方，挖有两个圆形的洞：大的直径85厘米，小的35厘米，两洞底部相通，深达60厘米。这个灶洞的构造形式与陶窑相同，只是没有中间的土箄而已。小的洞正好可以放锅子，大的洞除容纳一个人之外，空间还绰绰有余，可以推测这应该就是烧柴的地点。而且洞壁的一角还有一个放陶罐的洞，那是用来存放火种的。这种方式的灶虽然节省薪柴，但烧饭的时候需要上下攀爬，也许人们认为很不方便。而且屋中有两个大深洞，也有掉落进去的危险，所以并不实用，在遗址中出现得很少。这种原理的灶如果建在地上，就很理想了，所以汉代以后大大流行，几乎成为唯一搭建灶的方式。
图3-27 几何纹褐红、黑两彩白衣红陶钵，口径21.5厘米，郑州出土，公元前3000年。河南省郑州博物馆藏
图3-28 旋涡纹红、黑两彩陶钵，口径40厘米，泉护村出土，公元前3000年
变通的办法就像图3-26所示这一件可移动的灶。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陶灶有两件是距今6000多年前的，形式稍有不同。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灶，壁上有三个突出的小瘤，围成37厘米的圆径，可以作为支撑点，放置一个锅子，前端还有个斜坡可以放置薪柴，以便烧火。河南濮阳出土的灶，则与后世的直筒型炉灶一样，具有同样形式，在灶膛上有三个可以架锅盆的突出物。
这些立体式的炉灶轻便，可以移来移去。天气好时在户外使用，可免去在屋里蒙受烟熏之苦；下雨则在屋内使用，也可让灰烬不接触地面，保持地面的干净。可以说，这种灶利多于弊，但不知为何，这些活动式的炉灶出土得很少，并不常见到。到了汉代，人们才普遍采用这种移动式的灶，汉代人也开始建构大型的竖灶。或者，也有可能古时生火不容易，需要有个地方保持火种，随时可以引火，所以灶址最好设在室内的固定地点。
陶灶大多是使用夹砂的材料烧制，因为砂粒利于传热，所以夹砂陶器有耐热、不易破裂、传热快等好处。古代如果不流行使用炉灶，那会使用什么器具去煮食物呢？答案是“鼎”。鼎算是一种有脚的锅，可以在底下生火而兼具灶的功能，所以成为汉代之前最重要的烧煮用器。
古时由男性养成梳妆头发的风潮？
图3-29所示的这件陶器保存得相当完好，器口制作成“留短发的人头形”，眼睛和鼻孔都作透雕的形式，鼻子呈蒜头形，鼻翼鼓起，嘴微张开，显得非常有活力的样子。两只耳朵各有一个穿孔，那是佩戴耳饰的孔洞。这件优秀雕塑作品的发型为我们提供了探索古代习俗的空间。这件陶器刻画着很具体的发式，前额上自然下垂着一排整齐若刘海的短发，后脑的头发也同样下垂，而与耳垂平齐，显然是经过仔细修整的结果，不是头发自然长成的形象。
头发除了隔绝冷与热的作用外，还有其他社会功能。佛教认为它表现俗世的欲求，需要剃掉它，以示隔绝世俗。有的宗教却要留长头发，以方便让神灵抓上天去。在中国，有些铜器上的纹饰为“两手捉住蛇的巫”，巫本身留有非常长的发辫，或许也有类似的用意。其他或以发型表示年龄、婚姻状况、阶级地位等，都可以在很多社会找到实例。
发型跟工作男女的关系
图3-29 人面形器口红衣黑彩细泥红陶平底瓶。高31.8厘米，口径4.5厘米，甘肃秦安出土，约公元前3000年
图3-30 人面形口沿圈纹黑彩红陶壶，高22.4厘米，口径5.5厘米，乐都出土，马家窑类型，公元前3000～前2000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现代妇女比男人花更多的时间装扮头发，以增添其美丽的容貌，所以一般认为处理头发应该是基于美容的原因，并且始自女性，但事实恐怕不是这样。在动物中，以人类的头发长得最长，如果不加以修剪，大部分男女的头发都可以长过腰际。一旦头发松散下垂，就没有办法插上头饰或其他饰品，也就无法用饰品装扮出好看的外貌。且如果让头发无限制地生长，就会妨碍人们工作，因此必须想办法处理好头发，不让头发变得碍手碍脚。当人们不只从树上采摘果实，或是在地下挖块根，而开始要追逐、捕捉野兽时，就有了束发的习惯，以使头发不妨碍视线与工作。束起头发之后，就可以加插装饰品，于是可能产生修饰与美容的动作。
起先人们整理头发是基于工作的需要，这点还可以从一些后世的风俗得到印证。日本在战国时代（公元1482～1558年）以前，不论身份高低，女性都顺其自然，梳妆为一头长长的垂发，还用油脂的东西把头发梳理得乌亮。后来身份低微的人，为了应付繁忙的生活，感到松散而垂长的头发多少会对工作造成不便，于是有在劳动之际才束发于脑后的习惯。这种习惯渐渐为一般人所接受，于是开始普遍结发，再加上受到歌舞伎装扮的影响，演变至梳成各式各样复杂的髻。所以束发最初应该是为了工作的需要，后来才发展成为装扮的目的。动作剧烈的工作都由男子从事，因此束发也很可能始自男性，而不是从女性开始。
这件塑像的制作年代大约在进入阶级分化的时期，社会开始要区分不从事劳动的贵族和劳动的大众。不从事劳动的贵族就算穿戴不便工作的长衣与佩玉，影响也不大；贵族也没有必要为了美丽的形象而剪短头发，如果嫌头发太长，最多只要束绑起来，垂挂在脑后就解决了。但是劳动者为了追求工作上的方便，不能让头发自然下垂，就得想办法剪短头发，或把头发拘束于头顶或脑后。这位女性既然剪短头发，大半是为了劳动的原因。她很可能是服侍贵族的人员，应该不是接受崇拜的女神或贵族的形象。
图3-31 彩绘翅羽纹泥质红陶壶，高15厘米，口径10厘米，底径7.5厘米，马家窑类型，约公元前2800年
图3-32 黑彩波浪纹红陶壶，高16.4厘米，甘肃兰州出土，马家窑类型，约公元前3000～前2000年
图3-33 黑彩绘虫纹红陶瓶，高38厘米，口径7厘米，甘肃甘谷出土，石岭下类型，公元前3300～前2900年
图3-34 网纹平行条纹彩陶壶，高26.1厘米，口径10.6厘米，底径8.7厘米，青海同德出土，马家窑类型，约公元前3000～前2000年
图3-35 涡纹双耳彩陶罐，高30.8厘米，马家窑类型，公元前3000～前2000年
图3-36 波浪纹彩陶豆，高16.4厘米，兰州出土，半山类型，公元前2650～前2350年
图3-37 彩绘锯齿旋涡纹双耳泥质红陶壶，高18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7.8厘米，半山类型。公元前2650～前2350年
图3-38 绳纹泥质红陶鬲，高32厘米，齐家文化，约公元前2000～前1600年
图3-39 彩绘旋纹夹砂褐陶壶，高32厘米，口径14.2厘米，底径7.8厘米，辛店文化，约公元前1600～前600年
图3-40 彩绘蜥蜴纹双耳黄衣红陶壶，高15厘米，辛店文化，约公元前1600～前600年
图3-41 蟠龙纹红彩黑陶盘，口径37厘米，襄汾出土，夏前期，公元前2500～前1900年。口含枝叶，盘曲成圈，鳞甲明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图3-42 红、黑、白彩绘变形鸟纹三足陶罐，通高19.5厘米，口径9.5厘米，腹径15.2厘米，大甸子出土，夏家店下层，公元前2000～前15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图3-43 彩绘陶壶，高30厘米，赤峰出土，夏家店下层，约公元前2000～前1500年
图3-44 彩绘陶鬲，高25厘米，内蒙古赤峰出土，夏家店下层，约公元前2000～前1500年
图3-45 压印纹红足陶鬲，高26厘米，内蒙古赤峰出土，夏家店下层，约公元前2000～前1500年
陶盆上的八角星形图是否跟文化有关？
图3-46所示的这一件细泥红陶盆，是用氧化焰烧成红色后，再应用不同的彩绘方式，完成了一组古代罕见的绚丽多彩的图案。在宽敞的口沿上，先涂抹一层白衣，然后用相间的褐彩和黑彩，涂画三角形与竖线条。在容器的外壁却先涂抹红衣，然后用白彩画上七个八角星形和两道竖线的图案，而后在星纹的外廓，勾勒黑彩。星纹内留下方形的红衣空白。白色的星纹已有些褪色，露出红衣的底色来，所以可以推测这件陶盆上色的次序。
基本上，古人认为多彩就是美丽的。在六七千年前，三色的彩画是很少见的。这些星形的图案色彩鲜明，与红衣的底色对比明显，给人深刻的印象。这件陶器的底部不施色彩，显然是因为这个部位不在人们的视线范围内，所以要节省颜料，反衬出颜料得来不易，以及彩绘的展示目的。颜料的成分，白彩主要是氧化锶、氧化铝，红彩为氧化铁，黑彩则为氧化锰。
陶器上的涂绘与文化的传承
图3-46 白衣褐彩、红衣黑框白彩八角星纹细泥红陶盆，青莲岗文化。口径33.8厘米，高18.5厘米，江苏邳州出土，现藏南京博物院。公元前5000～前4000年
图3-47 山东泰安大汶口彩陶豆，约公元前2900～前2300年
八角星形是这件陶器的主要图纹，其构图并不是很简单，好像是含有特殊意义的创作。有人以为这个图纹代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或更进一步代表八个方向，有人以为是特殊的星座。但就目前的考古信息看，同样的图纹还见于上海崧泽、江苏吴县、山东大汶口、浙江良渚、四川大溪、内蒙古小河沿、青海马家窑等文化遗址的器物上。其地点分布甚广，不像是某处个别地区特有的图案，所以不应该与区域性的信仰或观念有关。
如果是普及的知识或概念，又会有什么意义，而必须在器物上表达呢？中国的文明，约在一万多年前萌芽于华南。由于年平均气温上升9摄氏度之多，这里不再是理想的居住区，人们就转往华北的河谷阶地以及东南海岸。会不会这个图案就源自华南的早期文化？所以在西部与东部的早期文化区域同时出现。
图3-46这件陶器出土于青莲岗文化遗址，是以江苏为中心的东海岸较早遗址，碳14测定、经树轮校正的年代为公元前5400～前4400年，可能与河南的裴李岗文化同样来自华南更早的文化。青莲岗文化后来的江北类型发展成为大汶口文化，江南类型发展成为良渚文化。
一件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公元前2900～前2300年的彩陶豆的上部，涂纹的形状和排列跟这件陶盆上的纹饰一模一样，见图3-47。相差两千年的不同地点竟然有这样的一致性，绝不能以巧合来看待，如上所言，一定是基于文化上的传承关系。
图3-48 白衣红、黑彩几何形细泥红陶盆，口径18厘米，高10厘米，江苏青莲岗文化，公元前5000年
青莲岗文化的陶器种类不多，以泥质和夹砂红陶为主，制作粗糙。偶尔有彩陶，风格却迥异于中国西部的新石器彩陶。这一时期的人们生活以农业为主，辅以渔猎。这个地区已在长江之北，农业以粟作为主，也制作石磨盘与磨棒等用具；家养猪、鸡，而是否养牛，应该还有待证明，根据推理，应该还养狗。此时已在地面上营建房屋，面积约为20～30平方米。埋葬时，头部常用一个陶钵覆盖着，是这个地区的特色。
体态肥胖的甲骨文“豕”字
图3-49所示的这件陶钵为手工成形，为平底圆角的四方形。胎质为夹碳黑陶，表面磨光。从这件陶器的烧制方法来看，可算是龙山文化黑陶的前身，是在烧烤的后期，使窑内因缺氧而产生黑烟，让陶器吸收碳素而变成黑色。这件陶器非常著名，原因在于：在陶器较宽一边的两面外壁，各刻画了一只“长嘴高脚的猪”。猪的腹部稍微下垂，四脚微微弯曲，看起来像是正在行走的样子。包括前腿的前段身躯约占全身的一半，早期家猪身躯的比例大致如此，为早期家猪的形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例。
如何断定遗址的动物骨骸是否已属于家养的阶段？一般说来，以遗址所遗留的幼兽骨骼为依据，视骨骼所占的比例而定。幼稚老弱的兽类较少四处闲逛寻找食物，猎人也比较喜爱猎捕身躯大又肉多的壮兽，因此，以打猎维生的方式通常不会擒获或屠宰大量的幼兽，只有在家畜业已经相当发达的社会，才会因为某种需求而大量屠宰幼兽，或者由于人们因繁殖的习惯，才保留壮兽。还有，遗址中动物某段年龄的骨骸占有不寻常的高比例，也表示在人为有意识的选择下，宰杀特定年龄的动物，因此可以将这个时期视为已进入家养牲畜的阶段。譬如广西桂林甑皮岩一个距今至少已有8000年的遗址，发现了63具猪的躯体，年龄都在一岁半左右，显然是在最具经济利益的情况下被宰杀的，于是可断定那个遗址已发展到家养牲畜的阶段。再者，骨形的型态也可供参考。亚洲的野猪，其前躯占有全身七成的比例，而原始家猪的前躯只占全身的一半，现代家猪的体型则已经演变到前躯只占全身的三成。从图3-49这件陶钵上的猪纹来看，猪的前躯占全身的一半，看来是属于原始家猪的形态。
七千年前的猪有长喙和高脚
图3-49 高11.6厘米，口沿长21.2厘米，宽17.2厘米，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浙江省博物馆藏。公元前5000～前3300年
图3-50 陶釜，高22.8厘米，河姆渡文化，公元前5000～前3300年。釜下有灶
图3-51 灰胎黑衣磨光贯耳陶壶，高12厘米，良渚文化，公元前33～前23世纪。有些有刻画符号，其中有具形的长柄钺图形
图3-52 灰胎黑衣磨光双耳陶尊，高12.3厘米，杭州出土，良渚文化，公元前33～前23世纪
图3-53 扁足灰陶鼎，高31.6厘米，浙江吴兴出土，良渚文化，公元前33～前23世纪
在中国，猪可能是在狗成为家畜之后，才被家养的；在距今6000年以前的华北新石器遗址，尤其是墓葬，多见猪、犬，而少见牛、马、羊的遗骨。猪不太能远行，生长又迅速，颇适合定居农业社会的需求，所以较早被驯养。中国在公元前3000年以后，野生的牛、羊、马才陆续被家养，而且牛、羊成为祭祀时的重要牺牲，不过重要性都比不上猪。牛只有拉犁耕田以及拉车的作用，饲养羊则与农业的发展有冲突，而饲养马匹多是为了提供军事及运动上的需求。其他只有猪的饲养不但不妨害农业的发展，又由于猪与人都是杂食性动物，粪便都是很好的有机肥料，可帮助农业的生产，所以猪的供肉经济价值一直保持不变，成为中国农业地区最重要的供肉家畜。
按照商周时期祭祀牺牲的品级，猪虽然次于牛、羊，但猪肉无疑已是全民最普及的肉食。商代供奉神灵时，猪有豚、豕、彘、豖等不同的名目，可以想见商代人烹饪取材时，已有不同的要求：有些时候取材肉嫩的小豚，有些时候则取用多肉、多肥的壮猪；野猪“彘”则吃起来有嚼劲；经过阉割的“豖”则是膻味比较淡。商代人对于其他的供肉家畜，就少见有这么多种的分类，因为它们已不是经常食用或一般人可以食用的对象了。
《礼记?大学》记载：“畜马乘，不察于鸡豚。”注4战国时代以来，鸡和豚是小民所畜养的牲畜，主要是用来谋财利和充实庖厨，牛、羊则是贵族祭祀时所需要的牺牲，而马匹最主要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而被饲养。
甲骨文“旦”字与氏族名的关系
图3-54所示的这件陶器或被称为“尊”，一般认为是盛装酒的祭器，这一点实在值得商榷。这件陶器的容量非常大，不是少数人能在短期内饮用完毕的。如果盛装的是酒，一般都会为了防止酒味跑掉而制作成小口的形状，但此陶器制作成大口。由于这件陶器的底部是尖的，无法自己站立，所以下部应该是被埋在土中，不会轻易被移动，恰如甲骨文“奠”字表现出来的样子：埋置一个尖底器的下部于土地中。盛装在这个器物里的东西比较可能是饮用水，安置在公众的场所，甚至工作场地或狩猎场也可作为水的供应站，让众人都能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