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古埃及众神和神庙
纳尔迈调色板正反两面的上部各有一对母牛头，弯曲的牛角十分巨大，这是早期的母牛神芭特画像的一部分。芭特是上埃及第7个州的守护神。到了中王国时期，对她的崇拜逐渐被另一个更为著名的母牛神哈托尔所取代，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芭特的鲜为人知。哈托尔的形象通常是一头母牛或是一个有着母牛头的女子，而芭特则不同，她的形象（很少出现在古埃及艺术作品中）通常被描绘成叉铃（一种类似拨浪鼓的乐器，专由女子演奏）的样子。在纳尔迈调色板中看不到芭特的身体，但据金字塔铭文的描述，芭特“生有两面”，也许正因如此，调色板正反两面都有她的形象。由于某些神更受当时国王的青睐，或对某些神的崇拜传播得更为广泛，它们逐渐取代了对那些次要的神的崇拜，这种现象贯穿着整个埃及宗教史。
正如在古埃及宗教研究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埃里克·霍尔农所指出的那样，“古埃及神的特性和表现形式总是在不断变化，在这一点上，古埃及神与这个国家的神庙很类似，这些神庙总是‘正在建设’，从来没有完工的时候。”霍尔农还认为，在法老埃及的大部分时间内，在埃及宗教多神崇拜的表象下很可能潜藏着某种形式的一神论。论据之一就是创世神似乎超越并包含了众多的埃及神；另一个论据则是我们需要用相对论的观点来看待宗教：
多神崇拜的时代已经过去；再没有人会向阿蒙神或宙斯献上一头公牛。但是，目前的一神崇拜的时代也未必是定局。这两个时代都与人类意识的发展阶段相对应，所以无法用“对”或“错”的标准来评判它们。
谈到埃及学家对古埃及宗教的看法，首先应该谈的就是芭特女神的母牛头，因为说起埃及宗教，我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兽首人身或鸟首人身的神的形象。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半人半兽形象的神似乎至少与某些埃及人之间有直接的互动。布鲁斯·特里杰在他的《早期文明：古埃及》一书中指出，我们和古埃及人的世界观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我们对自然界和超自然界作出了明确的区分（这是我们继承的希腊哲学思想的一部分），而古埃及人则认为人和神在同一个社会和自然层面中相互影响。
如果说古埃及文化整体上常常难以理解的话，那么埃及宗教便是埃及学家处理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大量现存的埃及艺术都与宗教相关，对它们进行描述和分类要比进行有效的分析和诠释容易得多。对于以下几个问题，埃及学家就很难给出有效的回答：古埃及人真的认为那些形象是半人半兽的神——从貌似可信的鹰头人身的荷鲁斯，到（在我们看来）难以置信的蜣螂头人身的太阳神赫派瑞——存在于“真实世界”中吗？或者他们创造出的这些形象只是用来象征和暗指众神的特征或个性？当我们看到豺首人身的阿努庇斯正在往死者身体上涂油时，我们应该相信这位冥界之神确实负责制作所有的木乃伊吗？还是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一个负责涂油的祭司，他戴着阿努庇斯的面具来模仿这位神（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位祭司是真的会被神话还是被看作在仪式中模仿阿努庇斯而已）？现存的文物中有一个与阿努庇斯的豺首一样大小的陶制面具（现存希尔德斯海姆的佩利察奥伊斯博物馆），但这并不能真正回答上述问题。埃及学家急于解决这些问题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我们想要了解古埃及的思想体系是否与我们的有根本差别，或者这些差别是否只是表面上的，因为我们现在很难理解古埃及思想体系的表达方式。
图17 石灰石陶片，表现的是正在祭拜一个蛇形女神的赫努摩斯，第19王朝，约公元前1200年
图18 前王朝时期的女性雕像，双臂上举，可能描绘的是一个早期的女神形象，约公元前3500年
多数学者在描写埃及宗教时，重点关注的是貌似宗教建筑的考古遗存，以及与神学思想有关的文献和图像。巴里·肯普指出，我们对埃及的“神庙宗教”的了解大多与大型国家神庙中的象征符号和宗教仪式有关，而对于这些建筑如何为人们所用——无论是祭司、书吏，还是普通人，我们则知之甚少。显然，普通民众几乎无法穿过神庙的外部庭院，只有在极少数的节日期间，当神像需要从一个神殿挪到另一个神殿时，普通民众才可能接触到这些神像。很多埃及学家由此断言，古埃及宗教建立在保密和揭秘的理念上，古埃及神话、仪式和庙宇建筑都支持并阐释了这两个理念。正是通过宗教仪式、节日庆典以及戏剧表演，神圣实体才能得以显现。宗教仪式和固定的节日庆典能够不断强化神话和现实之间的联系。因此，每个神庙都不只是某个或几个神的“住所”，同时还是举行仪式和庆祝活动的场地。从某种意义上讲，神庙只是使祭品和神像得以在各个神殿间转移、并将这些活动记录下来的场所。
宗教起源
在某个历史阶段，人们曾经认为古埃及宗教主要与法老时期的信仰和神庙有关，但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与其他埃及文化一样，埃及宗教还有一段重要的史前时期，要想正确解读后期的资料，先要把这一时期的历史记录下来并加以分析。例如，1992年，在纳布塔普拉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阿布辛贝尔神庙向西约100公里的西部沙漠地区）中发现了呈环形和线形排列的小型标石，这说明早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就已经出现了有关天文现象（方位基点和夏至）的标石。在其中一排石头旁边发现了两个古坟，下面埋葬着长角公牛，再往前，在通向纳布塔普拉亚洼地的一条干河谷里，又发现了埋葬牛的墓地，上面覆盖着巨大的石块。这些发现清楚地表明，公元前4千纪左右，生活在埃及沙漠中的畜牧民族中已经出现了某种形式的母牛/公牛崇拜，这明显预示着后来芭特和哈托尔等母牛神的出现以及埃及国王与公牛之间的紧密联系。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史前时代早期和前王朝时期岩石雕刻中的女性形象与法老时期的一些图像之间有很强的连贯性，然而我们不能由此简单地认为，图形或艺术主题的相似就必然意味着背后的宗教信仰也存在某种深远的联系。
1985年，考古学为研究埃及史前时期宗教发展的关键阶段提供了令人兴奋的突破点。在赫拉康波里斯前王朝时期的某段城镇遗址（位置是HK29A）发现了一大片区域，这是一个早期的宗教综合建筑，其主要组成部分包括一个抛物面形的庭院、一个巨大的类似神像的东西、一个仪式用的塔门，以及4个插旗的大孔，这4个孔可能标志着某个纪念性的正门。这些遗迹的年代都在涅伽达文化二期到三期之间（约公元前3500—前3000）。与纳布塔普拉亚遗址类似，在这个可能是早期神庙的建筑区内也有大量动物祭品的痕迹。用动物献祭及堆积供品是早期埃及宗教的两个关键因素，后来成为埃及祭祀活动的主要特色。
很多埃及神庙墙上的铭文都列举了献给神殿的供品，并说明了供品的性质和数量。以拉美西斯三世的陵庙为例。该庙的墙上列出了71种供品，是现存新王国时期王室陵庙的供品清单中最长的一个。最常见的供品是面包（事实上，表示“供品”的象形文字就是一块放在盘子里的面包），清单显示每天要献上5,500多块面包和204罐啤酒。面包分为几类，常见的是圆形的培什（pesen）和圆锥形的比特（bit）。在麦迪纳特哈布城及其他宗教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制作比特面包用的圆锥形模具的碎片，这与铭文上的记载正好对应，这种文献和考古资料相互印证的情况在埃及学研究中很少出现。这些比特面包似乎与宗教节日有更为密切的联系，而不仅是一种面包的标准样式。
如果敬献供品代表的是现代西方研究者“可接受的”埃及宗教的一方面，那么另一个在很多宗教崇拜中都很常见、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埃及学家常常忽略（至少是掩盖）的一方面就是“男根崇拜”的倾向。男根崇拜指的是崇拜一些阴茎明显勃起的神（尤其是敏神和阿蒙神）。尽管埃及艺术羞于表现性行为，但却很坦然地表现勃起的阴茎，其原因非常简单：正如汤姆·黑尔所说，“从前王朝至罗马占领时期，对男根的赞美一直是古埃及宗教的焦点之一”。皮特里在科普特斯的敏神庙最早期的地层中发现了三个雕像（现存牛津的阿什姆林博物馆），它们是埃及历史上最古老的大型宗教雕像，其外形实际上就是勃起的巨大的阴茎，而且很可能是指敏神的阴茎，这些雕像的年代不晚于纳尔迈时期。对男根的赞美似乎与埃及人关注万物的创造（和生存）有直接关系，他们认为国王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无疑也是为什么埃及这个国家要确保维持男根形象在众多崇拜中的重要性（例如在第七章中讨论过的奥赛里斯崇拜中的男根崇拜）。
古埃及的宗教和王权
在法老埃及时代的宗教文献中，国王占主导地位，这使得一些埃及学家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埃及所有的宗教崇拜实质上都是为了将注意力引向王室成员。用来形容这一情况的最合适的词莫过于所谓的“供品惯用语”了，这个词在埃及很多宗教习俗中都很常见，它出现在供品清单的开头，由hetep di nesw（“国王献上的供品”）这几个词构成。换句话说，任何个体祭拜和供奉神的行为都受制于该个体与国王之间的联系。鹰神荷鲁斯是纳尔迈调色板正面最为突出的形象之一，这表明这个被认为与荷鲁斯有关的国王在第1王朝时期的宗教仪式和祭祀中就已扮演着中心角色。
我们也可以认为，纳尔迈调色板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阐释国王在向神献祭这一行为中的作用。献给神的祭品多种多样，既可以是水果，也可以是被杀死的敌人或战俘。调色板的装饰中有很多反复出现的图示：一是国王打击敌人；二是攻城略地；三是战俘被捆绑起来并斩首；四是向埃及众神献上战利品。这些行为共同表现出一个非常简单的主题，即埃及国王的任务就是代表众神去战斗，之后将带回来的战俘和战利品献给神庙中的众神。
宗教和意识形态
我们之前讨论了宗教仪式、神殿和神庙的出现及发展，同时，我们还有留存至今的关于埃及的意识形态及社会行为规范的记载，把这两者区分开来是很有必要的。早在古王国时期，墓室主人们似乎就感觉到有必要在墓碑上宣布他们正当地拥有那些能确保他们安享来生的纪念物，为此，他们会声称自己的墓是在新土地上建的，而且那些修墓人也拿到了报酬等等。然而，这些实用主义的陈述中逐渐开始附加了道德主张。在法老埃及时期，公认的社会行为准则及对错观似乎与墓葬信仰和宗教仪式需求紧密交织在一起。因此，丧葬文献中注定会蕴含着最早的埃及哲学理念和道德观念。最开始，这些内容表现为一些陈述性文字，与供品惯用语一同出现，通常写在所谓的“假门石碑”上，后来成为个人“自传”这种文献的组成部分。哈胡夫的自传（在阿斯旺）或安赫提菲的自传（在莫阿拉）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这些文献中，死者的功德被一一列出。只有少数几个人的传记在第一中间期时未遭损坏，安赫提菲的自传便是其中之一，他这样说道：
我是最诚实的人，在他人被迫沉默时，我能够直言不讳……整个上埃及都陷入饥荒，每个人都饿到了食其亲子的地步。但我不愿看到这个州内有任何一个人死于饥饿。我为上埃及筹借粮米，也把上埃及的粮食送给北部。我想，我之前的州长从未做过此类事情……
毫无疑问，安赫提菲渴望把他作为地方长官的成就与他的道德权威联系起来。这些丧葬文献主要是为了证明或维护其个人行为的道德性。
很多实用性的、陈述埃及伦理的文字都以“教谕”（sebayt）的形式保存了下来，这些文献主要写在纸草上，其年代从古王国时期一直延续到罗马埃及时期（约公元前2500—公元325）。最早的此类文献讲述的是一个人要具备何种品质才能在今生和来世的生活中都获得成功。人们应该迎合上意、扶贫济弱。现存最早的教谕（关于如何“真实地生活”的一系列格言警句）据说是第4王朝时期的贤人哈杰代夫所作（约公元前2525年），而另一个类似的文献则被归为普塔荷太普的作品，他是第5王朝的国王杰德卡拉·伊塞西的维西尔。这些教谕很可能并非出自这些传说中的作者之手，而且其中很多文献的创作年代都比其所宣称的年代要晚得多，包括传说中的哈杰代夫的作品。这些教谕在整个法老时代都非常流行，其中两篇还被认为是国王的作品，一篇是第一中间期（公元前2181—前2055）的《献给国王梅里卡拉的教谕》，另一篇是第12王朝初期（约公元前1950年）的《阿蒙涅姆赫特一世的教谕》。
然而，从公元前两千纪起，教谕中所描述的伦理规范不再以世俗生活为主，而是更倾向于以信仰的虔诚而非物质上的成功来衡量人们的德行。现存希腊–罗马时期的两个最重要的教谕是《安赫塞尚克的话》（大英博物馆，EA 10508）和记载在英辛格纸草上的格言（瑞克斯博物馆，莱顿），这两份教谕都是用世俗体象形文字写成的，与法老时代的教谕相比，其格言更为短小精悍。
埃及人的伦理观念及宗教思想的中心是玛奥特（常被译为“真理”或“和谐”）这一概念，它回归到了创世之初的那种安静宁和的状态。当埃里克·霍尔农（在其著作《偶像背后的思想》一书中）论证研究古埃及思想和理念模式的必要性时，他提出古埃及是最早试图回答一些永恒性问题的几个文明之一：
古埃及人与苏美尔人共同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但绝不是原始的——有关人类思想的证据……早在公元前三千纪，古埃及人就在思考以下问题：生和死、死亡的意义、宇宙和人类的本质、时间的本质、人类社会的基础以及权力的合法化，这些问题成为了后期欧洲哲学所关注的问题，其中一些甚至至今仍未得到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