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热：再用埃及象征重构埃及形象
最初，纳尔迈调色板被认为是一种历史记录，它记载了对利比亚人或下埃及人进行的多次军事征服，这些军事征服促成了埃及的首次统一（见第三章）。然而，近来有观点认为，调色板上的浮雕装饰所表现的只是它被献给神庙那一年所举行的（很可能与王权有关的）一系列仪式。埃及学家通过各种方法对纳尔迈调色板（还有其他同时期的文物）的很多其他方面进行了解读。这些解读清楚地表明了埃及学家分析和诠释手中原始材料的方式。埃及学家所塑造的过去的形象无形中反映了他们自己那个年代的社会或政治背景。
毫无疑问，现代埃及学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并轻松进入了各文化领域，从现代艺术、音乐到玫瑰十字会〔1〕、烟草广告和“黑人意识”团体，其中一些领域可能是我们从未想到过的。那些曾经专属于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和以迪奥普和伯纳尔为代表的少数非洲中心论者的东西，如今却成为了更为普及的主流文化产品，例如，在一份关于黑人文化遗产的可购买的商品清单中，近期的一张嘻哈唱片榜上有名，唱片中有一首名为《尼弗尔提提墓和克里奥帕特拉》的歌曲（很不幸，尼弗尔提提无福成为黑人，她无疑是白种人，克里奥帕特拉很可能也是如此，关于这些我会在下文详细讨论）。
埃及学，至少是古埃及本身，正朝着众多不同的方向迅猛发展。我们现在无法预测哪些研究方向最终会硕果累累，让人为之一振，哪些会问题百出。然而，有一点不容忽视，埃及再不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学术研究对象，它已经活跃在公众领域。不管结果是好是坏，除了我们所认为的“真实的”埃及之外，还有许多“另类的”〔2〕埃及。很多人参与到了针对不同人群、出于不同意图的重塑埃及的过程中，其中包括记者、艺术家、电影制片人、音乐家、广告制作人、“金字塔迷”〔3〕，甚至偶尔还有大学讲师和博物馆馆长。在对古埃及资源进行再利用和开发的过程中，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人们往往对文化和历史有不同的偏好。因此，现代人对古埃及的非埃及学的看法是一盘大杂烩，既有关于木乃伊的廉价惊悚小说、好莱坞史诗巨片、新世纪的伪科学的巨大发现、滥俗的旅游纪念品，也有少数永恒的图像——面部肖像及手工艺品，观察者的一时兴起，使它们从最初的古代背景中剥离出来，在后现代的真空中漂浮。在最后这章，我会对埃及热这种现象进行分析，说明古埃及这艘沉船的残骸为何会在21世纪初期被冲上岸，并最终意外地大量堆积，零星地散落在现代文化的各个角落。
埃及学中的解释：以金字塔学为例
近年来，在解读方面争论最激烈的话题之一就是：金字塔为何是现在这种形状，该形状表明了怎样的建筑目的。实际上，这种“金字塔学”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关注的焦点不仅是金字塔的形状，还有它们的精确尺寸、空间位置以及墓室内部布局的细节。众所周知，埃及学历史上解释金字塔的理论大多漫无边际、毫无逻辑可言，这是因为金字塔似乎能对某些研究者的思维能力施以某种为人所熟知的影响。根据研究者在不同时间点所选择的不同解释，我们在对研究问题有所了解的同时，也可以发现研究者本人的一些信息。
在建造高大纪念物时，金字塔形在建筑学上是一种最优结构，这样既能最有效地利用建筑材料，又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其稳定性。这种常识性的解释是一个有效的出发点。然而，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一解释有很大的缺陷，因为它忽略了两点：（1）外星人移居地球；（2）古埃及文明形成之前就已存在的一个繁荣了数千年之久的未知文明。也曾有人郑重其事地向我提出，金字塔并非建造出来的，而是在周围所有的石头都被凿去后形成的——这种说法并没有真正解释金字塔的形状，但它却很好地说明了人们对破解金字塔之谜的无限渴求，这些解释多半基于想象而非逻辑。
根据一个流传已久的传说，金字塔和《圣经》中约瑟的故事有关——早在公元5世纪时，罗马作家尤利乌斯·霍诺留斯就曾猜测金字塔是约瑟的谷仓。1859年，约翰·泰勒提出一种理论，认为大金字塔是由外族入侵者在上帝的指引下建造的。中世纪的阿拉伯作家认为金字塔是诺亚洪水期间建造的，目的是为了收藏埃及人所有的智慧和科学知识。所有这些设想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金字塔与埃及在《圣经》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某种联系，这是由于早期学者对埃及的研究大都出于神学的目的。到19世纪晚期，很多去往埃及的考古探险队的关注点都发生了转移，从寻宝转向了证实《圣经》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发掘促进协会（埃及考察学会的前身，由英国的埃及学爱好者及学者组成）明确致力于在三角洲地区搜集“关于《圣经》中一段空缺的历史的资料”，正因如此，最初由弗林德斯·皮特里和爱德华·纳维尔代表埃及考察学会进行的遗址发掘工作都是在三角洲地区的城市进行的，这些城市包括塔尼斯城、布巴斯提斯城、诺克拉提斯城、纳贝沙城和德芬纳城。在现代埃及学家看来，关注《圣经》和三角洲地区的联系有一个意外收获——由于三角洲地区遗址的恶化程度比南部地区更严重，因此，这些痴迷于《圣经》考古的19世纪考古学家让我们了解到了很多古城中的纪念物，而这些城市经过20世纪时三角洲地区的农业和城市扩张已经消失殆尽了。
图19 1886年爱德华·纳维尔教授在指挥太尔巴斯塔地区的发掘工作，目的是寻找关于《圣经》的考古证据
我们回到关于金字塔的争论。关于金字塔的形状和建造目的，最近有观点认为金字塔和天文学之间存在毋庸置疑的联系。长久以来，一直有人认为大金字塔上所谓的“通风孔”有某种天文学功能，因为它们的排列明显与几个恒星的排列一致，其中就包括猎户星座（埃及神Sah），这个星座是国王的身魂升上天空，在拱极星中就位时的预想归宿。最近，剑桥大学的一位埃及学家凯特·斯彭斯提出，金字塔的设计师肯定是通过瞄准两颗围绕北极旋转的恒星（小熊星座的b星和大熊星座的z星）来使金字塔的四边与方位基点保持一致。她指出，在公元前2467年，也就是胡夫金字塔（即大金字塔）建成的那一年，这两颗恒星的排列应该是正好对应着正北方。胡夫金字塔之前和之后的金字塔的方位都有偏差，而这些偏差与上文提到的那两颗恒星偏离正北方的程度紧密相关，这恰好证实了她的假设。
一些畅销书曾特别讨论过所谓的“猎户星之谜”，这种说法认为吉萨地区的3座金字塔象征着公元前10,500年左右的3颗恒星，这3颗星构成了猎户星的腰带部分。金字塔的设计中确实存在天文学的因素，而这些畅销书往往只关注天文学因素，作者在书中加入了对外星人参与金字塔建造的猜测（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一些现代流行文化的理念，如1995年上映的电影《星际之门》中所表现出的那些观念）。尽管自埃里克·冯达尼肯之后，只有少数作者明确在发表物中提出某些文物可能是外星人建造的，但罗伯特·博瓦尔和格雷厄姆·汉考克等研究者对金字塔中的天文因素的研究至少暗示了有某种“外来因素”参与建造了金字塔。
苏格兰皇家天文学家、爱丁堡大学天文学教授查尔斯·皮亚齐·史密斯是维多利亚时代一位伟大的埃及学爱好者，他成功地在金字塔研究中结合了《圣经》和天文学的研究方法。他深受上文提到的约翰·泰勒的影响（后者认为金字塔的各项尺寸与整个世界是成比例的），1865年，皮亚齐·史密斯勘探了吉萨地区，他声称以“金字塔英寸”为单位建造的金字塔的数值和地球周长有关，根据泰勒的解释，埃及人已经能够根据他们所掌握的圆周率知识计算出地球的周长。于是，皮亚齐·史密斯在他的三卷本《大金字塔下的工作与生活》（1867年出版）一书中写到，诺亚方舟和摩西神龛的建造者使用的度量单位也是金字塔英寸。金字塔英寸事实上很简单，它和英制英寸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只要稍加推测就可得出结论，即英国人本是以色列某个消失了的部落，这种推测巧妙地为皮亚齐·史密斯的金字塔研究增添了强烈的维多利亚时期帝国主义的色彩。
大多数埃及学家认为，金字塔之所以采用现在的建筑外形，其原因应该与他们的宗教和墓葬信仰有关，这些信仰在他们的文献和视觉图像中都有体现。一种可能性是梯形金字塔和真正的金字塔都代表了那些最初堆在坑墓上的原始沙堆，另一种可能则与创世活动中的原始土堆有关。《金字塔铭文》（自第5王朝后期起写在金字塔内墙上的文字）中的某些段落证实了对梯形金字塔（早期金字塔的形式，位于萨卡拉的第3王朝国王乔塞尔的金字塔就是典型的梯形金字塔）的解释，从字面意义来看，金字塔是使国王升上天空、在群星中就位的阶梯。《金字塔铭文》中还提到了国王脚踩着阳光以到达天堂的情景，因此，真正的金字塔可能象征着从天上撒落到地面的阳光。
上述看法都属于我们所了解的理性主义模式，通过这种模式，埃及学家利用古代资料来探索古埃及人自己对金字塔的看法。巴里·肯普总结道，当埃及学家试图重构古埃及人对金字塔等文化现象的思维模式时，他们“创造性地”运用了自己的知识，这种创造性可能连他们自己也意识不到：
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古代的逻辑。但有趣的是，这种做法也暗藏玄机，因为我们很难知道何时该停下来……即使我们的一系列学术猜想既忠实于古代思想，又充分利用了现有史料，我们最终还是无从得知古人是否真的这样想过。一些关于古埃及宗教的现代书籍和学术文章对古埃及人的思想添油加醋，这些添加的成分很可能与用西方现代术语所作的诠释一样多。
捷克考古学家米罗斯拉夫·维尔纳这样评价金字塔学问题：
人们总是会有梦想，因此总有一些人痴迷于某些神秘事物，而另一些人则投身于科学探索。两种人都会沿着各自的道路走下去，但他们的道路永远也不会相交。
阿玛尔纳问题
作为一本综述性的埃及学读物，在临近结尾的时候竟然还未曾详细讨论过埃赫纳吞、尼弗尔提提或克里奥帕特拉，这也算得上是破纪录了（而且非常不合情理）。这3个人无疑是古埃及最受欢迎的一些形象（第四位最受欢迎的当然是图坦卡蒙）。这些古代人物对很多现代埃及学爱好者来说是最具吸引力的，除此之外，埃及学成为了21世纪流行文化中充满活力的一部分，在此转变过程中，这些人物也走在前端。因此，通过观察现代人利用这些形象的方式，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到埃及是如何进入大众传媒的。
按照时间顺序，我们首先应该讨论埃赫纳吞和尼弗尔提提。毫无疑问，埃赫纳吞统治期，即公元前14世纪中期，是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50—前1069）——如果不是整个法老时期——宗教和艺术发展史上最不同寻常的阶段。在埃赫纳吞的统治初期，他逐渐显露出对阿吞（字面意义为“日轮”）崇拜的痴迷。与传统的埃及众神相比，阿吞是相当抽象的神。埃赫纳吞在很多地方为阿吞修建了宗教纪念物，但这些纪念物主要集中在卡纳克东部和埃赫塔吞（“太阳升起的地方”），后者是他在一片据称是处女地的土地上建造的新都城，该城位于中部埃及，现在被称作阿玛尔纳。埃赫纳吞及其后继者的短暂统治时期正是以“阿玛尔纳”命名的。埃赫纳吞去世后不久，他本人和他的所作所为就遭到了谴责，所有他的纪念物几乎全被拆除，那些保留下来的纪念物上也不再有他的名字。因此，直到有了19世纪考古学家的发现，阿玛尔纳时期的历史才得以在众多的残片的基础上被重构。
正如埃里克·霍尔农所说：
埃赫纳吞被遗忘了如此之久，现在他作为伟大的宗教创始人之一出现在我们面前，也是我们能够了解的第一个（古埃及）人。不管是“英雄”还是“异端”，有一点是明确的——他不仅属于古埃及，也属于整个人类历史。
回顾20世纪早期以来人们对埃赫纳吞的看法，我们会有一些有趣的发现。他起初声誉卓著，亚瑟·韦戈尔的帝王“传记”将他刻画成了一个宗教创始人，认为他所创立的“宗教如此纯粹，以至于人们只有把它与基督教相比时才能发现它的缺点”，而托马斯·曼则把他作为自己的爱情小说《约瑟》的主角。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埃伯哈德·奥托将他描述成一个自私、丑陋、暴虐的人；到20世纪80年代，唐纳德·雷德福则提出“埃赫纳吞的破坏居多，创造极少……无论他曾经是什么，他都绝非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
埃赫纳吞在现代备受瞩目的原因主要在于他统治期间的很多艺术品看起来都非比寻常、令人惊叹，而并非出于对他的神庙建筑或他反对偶像崇拜的宗教理念（虽然这些对玫瑰十字会等一些更为近代的信仰和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详细了解。这位国王并没有被描绘为一个理想的身材健美的年轻男子形象（据王室首席雕塑师巴克所说，这种艺术风格是经过国王本人首肯的），而是被描绘为长脸、下巴凸起、厚嘴唇、大肚子的形象，并且有着女性的胸部和臃肿的大腿。在其他时期，王室成员和国王身边的高级官员也被塑造成了类似的形象，从而使所有阿玛尔纳时期的艺术作品，包括人物形象，都非常容易识别。此外，由于这种夸张的风格相对容易模仿（也很受古董买家的欢迎），所以出现了大量阿玛尔纳时期雕像的仿造品和赝品。例如在曼苏尔的私人古董收藏中，大批阿玛尔纳时期藏品的真实性就遭到了严重质疑。还有观点认为，阿玛尔纳的艺术作品体现了更为强烈的自由感和创造性，然而，这种感觉的产生无疑有一部分源自宗教主题事物的变化，同时也因为大批保留下来的绘画都是在民房和宫殿里而不是神庙和陵墓中发现的。
阿玛尔纳“肖像”中的艺术变形是埃赫纳吞外貌的再现吗（如果是的话则说明他患有某种疾病）？还是这种雌雄同体的外貌特征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在体现男女两性的繁殖力？这些问题我们尚不清楚。例如，一些埃及学家认为，阿玛尔纳风格的人物形象兼具两性特征，这可能是对掌管尼罗河泛滥的哈皮神的模仿，哈皮神的身体就体现了男女两性的繁殖力。
专门从医学角度对埃赫纳吞的外貌特征进行解读的尝试始于无处不在的格拉夫顿·埃利奥特·史密斯爵士，他认为这位国王可能患有弗勒赫利希综合征，这种内分泌失调症会引发相似的症状。该说法的缺陷在于：弗勒赫利希综合征的患者不仅会智力受损，而且无法生育，而这两点都不符合埃赫纳吞的情况——他与尼弗尔提提至少生有6个女儿（另外还有两个可能是这位国王与自己女儿乱伦的结果）。对埃赫纳吞外貌特征的另一个解释是他可能患有马凡氏综合征，这一观点是由加拿大的阿尔文·伯里奇率先提出的。这种病症（某个变态基因导致的严重紊乱）很符合埃赫纳吞的情况，其症状包括鸡胸、宽骨盆、长头骨、蜘蛛指、长脸和突出的下巴。此外，还有一点也很符合，即患者和他们的子女都极易猝死（由于心血管系统很脆弱）。可能的症状还包括失明，埃赫纳吞对日轮的沉迷也许就与此有关，因为那或许是他唯一能够看见的东西。然而，仍有很多埃及学家认为，这种身体和医学分析理论对艺术形象的理解太过表面化。阿玛尔纳王室成员的奇特形象更有可能是一种象征和隐喻。有关埃赫纳吞外貌的现存资料表明，在他在位早期（即在他全面推行阿吞主义、并将自己的名字从阿蒙荷太普改为埃赫纳吞之前），他的形象更像他的父亲，有着标准的完美的外貌特征。这说明我们所见到的可能是一种艺术风格，而并非真实的身体状况。
上述因素使得现代研究者被埃赫纳吞、他的妻子尼弗尔提提以及他们统治的整个阿玛尔纳时代所深深吸引。这个时代有许多“谜团”，也有诸多引人深思的话题不断出现，例如，为何在埃赫纳吞统治结束之前，尼弗尔提提就从记载中消失了？她有没有可能改头换面、成为了貌似男性的统治者塞门卡拉——那位在阿玛尔纳末期与埃赫纳吞共同统治了很短一段时期的国王？还有很多其他热门话题，其中之一就是阿玛尔纳王室所有成员尸体的下落：他们最初被埋于何地？现又位于何处？还有一连串针对埃赫纳吞的思想和性格的问题：他是个虔诚的一神论者吗？他是否预见（甚至促成）了犹太信仰的出现？他是几乎摧毁了埃及经济的不可理喻的暴君吗（抑或是兼而有之！）？
直到19世纪，埃及学家才开始全面认识埃赫纳吞和阿玛尔纳时期，但正如约翰·雷那略带挖苦的评论，现在正是埃赫纳吞走向前台的最佳时机：
20世纪就像是为他而设：他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因同僵化的权势集团对抗而备受折磨的天才、一个深情的丈夫和父亲、一个杰出的空想家和艺术家、一个相信所有人类皆为手足的和平主义者、一个宗教象征主义大师。
阿玛尔纳时代的某些方面令人可望不可即，例如，我们有大量关于这段历史的艺术品、纪念物和文献资料，但要再现这段埃及历史上非同寻常却相对短暂的时代的全貌，我们似乎还是缺乏证据。正如英国埃及学家尼古拉斯·里夫斯所说，“研究阿玛尔纳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缺少足够证据，而在于有太多的猜测被误认为事实”。
既然里夫斯如此评价，出现众多对阿玛尔纳时期虚构性的改写作品也许就合情合理了。这些改写包括阿加沙·克里斯蒂创作的诺埃尔–考沃德式的戏剧（《埃赫纳吞》），剧中一个角色这样说道：“埃赫纳吞和我永远合不来。我觉得他毫无幽默感，而且过于虔诚。”另外一个则是菲利普·格拉斯创作的阿玛尔纳歌剧——1984年首演的《埃赫纳吞》。他在剧中采用了不受西方影响的极简抽象派音乐风格，配合含有古埃及语、阿卡得语和希伯来语的歌词，营造出埃赫纳吞和尼弗尔提提这两个悲剧人物之间催人泪下的场面，二人的灵魂最终在荒凉的阿玛尔纳城的废墟间游荡。这类创作还包括电影《埃及人》，这是涉及古埃及题材的最著名的好莱坞电影之一。它拍摄于1954年，由米歇尔·柯提兹执导，以米卡·沃尔特瑞的小说为原型。故事以埃赫纳吞的宫廷为背景，由维克多·马休饰演主角荷伦布。上述对阿玛尔纳的演绎都像电影《埃及人》一样别具一格，但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倾向于将埃赫纳吞表现为一个革命空想家。
在所有对阿玛尔纳时代的评价中，最恰当的就是玛格丽特·默里在1949年发表的评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在“埃赫纳吞产业”加速发展之前就出现了这一评论）：
关于太尔阿玛尔纳时代的无稽之谈可能比埃及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多……以埃赫纳吞为例，对他的解释常常与事实不符。
偶像与妖姬：埃及女性的命运
上述讨论似乎还远远不够，阿玛尔纳时期还有一个特殊的艺术象征，在某种程度上，它既有玛丽莲·梦露般的性感，又像埃尔金石雕一样饱受争议〔4〕，可能还带有一丝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意味，这就是尼弗尔提提的胸像。
1912年，德国发掘者路德维格·博查特在雕塑家图特摩斯的作坊里发现了这座著名的尼弗尔提提石灰石彩绘胸像，图特摩斯的别墅是阿玛尔纳城南部占地最广的别墅之一。这座雕像可能只是雕塑家的一个模型，而不是一件完整的作品。它高约50厘米，保存得极为完好，唯一的瑕疵是右眼缺失（虽然这丝毫不影响它的整体美感）。这座胸像最终被柏林博物馆收藏，但收藏的过程却引发了一场持续至今的激烈争论。尼古拉斯·里夫斯这样说道：
图20 王后尼弗尔提提的胸像，约公元前1350年
胸像被发现后仅一个月，通过分赃，它被移交给德国考古发掘活动的赞助人詹姆斯·西蒙博士。1920年，西蒙将他的收藏品作为礼物正式献给了普鲁士国；3年后，这位王后的雕像被公之于众，引起一片哗然——很快，埃及政府愤怒地指控说这座王后胸像是在非正规的情况下被运出埃及的。于是谴责之声不绝于耳，也曾有人试图提出方案来解决这一不快局面，但都于事无补……
如果说这座胸像到达欧洲时惹来了一片争议，那么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只会变得更糟，因为阿道夫·希特勒宣称，这是他最喜爱的埃及艺术作品，因此要把它留在德国。
此事与希特勒的联系也许并非偶然，因为有关这座胸像的争议点之一就是她有着鲜明的欧洲人而不是非洲人的面部特征。对于很多非洲中心主义者来说，它象征着埃及学界一种传统的看法，即古埃及文化不是非洲和黑人的文化。1996年，一场名为“非洲的埃及”的展览引发了颇多争议，乔治亚州立大学的教育学教授阿萨·希利亚德三世在展览的目录中提到：
这是具有首创性的展览之一，它精选出的展品表现了更典型的非洲人形象，而不是大部分欧洲人所希望看到的非典型的、有时甚至是具有异域特征的形象，如尼弗尔提提、谢赫艾尔比拉德或书吏卡伊。这些形象因缺乏明显特征而被看作“白人”。
这座雕像似乎属于阿玛尔纳时代后期的作品。那时，新的艺术风格已经确定，而且不再那么极端。一些欣赏者认为，从审美的角度来说，这座雕像是所有的艺术创作中最让人愉悦的女性面孔。哈罗米尔·马莱克曾试图分析这种情况背后的原因，他提出：
这件艺术品的魅力主要在于它那完美、几乎完全符合几何学原理的匀称的五官，这很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以长而直的线条为主，最明显的就是那些从侧面看连接王冠正面和王后前额的线条，以及从正面看连接王冠侧面及王后脸颊的线条。
即使以阿赫荷太普一世与哈特谢普苏特等第18王朝的王室女性的标准来衡量，历史上真正的尼弗尔提提——埃赫纳吞的正妻——也拥有非同寻常的权力和影响力，这可能建立在她影响力非凡的婆婆（也可能是她的姑母）王后泰伊的成就上。卡米耶·帕利亚将尼弗尔提提描绘成了一个可怕的、麦克白妻子式的人物：
看到尼弗尔提提胸像的正常反应是恐惧。这位王后是一个机器人，一个人造品。她是新的戈尔贡头像〔5〕，一个“没有身体的恐怖的头颅”……艺术作品中的埃赫纳吞具有半女性化的特征，也许是由于先天的缺陷或疾病，他四肢纤瘦、腹部凸起。而这座雕像则表现了埃赫纳吞的半男性化的王后，她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妖妇。
不论我们是否认同帕利亚过于个性化的描述，它都显示了这座胸像——乃至尼弗尔提提本人——那种可以激起人们强烈反应的持续不减的魅力。几乎没有哪个雕像会如此接近它所表现的人物，以至于评论家们如此热烈地讨论这座胸像，仿佛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尼弗尔提提本人。
这座雕像本身几乎被当作了一件神圣的遗物，这一点在2003年得到了证明。当时有两位艺术家（“小华沙”）造了一副身体来支撑这座胸像，使整座雕像得以“复原”并作为威尼斯双年展匈牙利展厅的一部分。虽然胸像最终未能获准与那副身体一同在威尼斯展出，但一张新奇的、能唤起人们无限遐想的照片却被拍了下来，照片中，古老的头像和崭新的身体合二为一，在柏林博物馆空空如也的展示柜前笔直地立着（仿佛尼弗尔提提穿越时空来拜访自己的胸像时却发现它不见了）。这是一幅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图像，但从博物馆学和埃及学角度来看，用这样轻浮的态度对待这件文物是不合适的，同时柏林埃及博物馆和开罗最高文物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再度恶化——因为原本把头像和身体一起在威尼斯展出的计划被废弃了。“尼弗尔提提的身体”这个展品还附有一个小册子，其中有一些艺术家的评论：
很明显，埃及学家对尼弗尔提提的研究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赋予她新生的唯一办法似乎就是将她移植到现代艺术的土壤中去。
他们还评论了种族之争：
这座雕像是欧洲文化史和雕塑的重要源泉之一，尽管它并非在欧洲创作的。她外来者的身份为这个复原计划赋予了新的意义：从它被发现并公之于众的那天起，这个有3,000年历史的美人模型就一直被欧洲人视为美的典范，虽然无论从文化还是历史上讲，这座雕像都不是欧洲的。
如果这段话暗示了尼弗尔提提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欧洲化了的埃及形象，那么我们可以说，在克里奥帕特拉形象的塑造中也可以找到埃及和欧洲之间的这种联系。克里奥帕特拉七世菲拉帕托尔无疑是7个克里奥帕特拉中最著名的一个，她很早之前就已经成为放纵堕落的东方的象征和标志——虽然这可能是老生常谈——以至于她很难真正被人们所认识。在亚克兴之战以及她自杀后不久，贺拉斯和普罗佩提乌斯等罗马作家仍将她视为一个诡计多端、颓废堕落的角色，认为是她毁掉了马克·安东尼的声誉，使罗马帝国的稳定受到了威胁，然而一旦她死了，他们便对她多了些同情。贺拉斯在一篇颂诗中将她称作fatale monstrum，其字面意义是“有致命威胁的怪物”，但也可以有某种更有趣的含义，即“命运送来的不可思议的人”，这表示他们越来越认识到克里奥帕特拉本人是一个迷人但命运悲惨的人物，而不只是一个代表懒散的东方人的符号。
即使没有克劳德特·科尔伯特、费雯·丽和伊丽莎白·泰勒扮演的克里奥帕特拉，在公众舆论中，克里奥帕特拉的美貌也足以与尼弗尔提提相媲美。但事实上，我们对她的外貌缺乏真正的了解。1969年，安德烈·马尔洛克斯在一次讲演中这样评价：“对于尼弗尔提提人们知道的更多的是她的样貌，而不是她作为王后的一面；而对于克里奥帕特拉，人们知道她作为女王的一面，却极少了解她的相貌。”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克里奥帕特拉的外表很可能更像希腊人，因为她的祖先是马其顿人/托勒密人，而且据说她曾经学过古埃及文，这意味着无论在种族还是文化上，她都更有可能是希腊人而不是埃及人。虽然薄伽丘说她“仅以美貌而闻名”，但根据当时钱币上她的肖像来看，她只能算是长相特别，而不能说美丽。在普鲁塔克看来，“她的美本身并不出众，也不会让人眼前一亮，但她的言语之间总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
如果才华横溢的谈吐是女王最优秀的特质的话，那么很遗憾的是，她的银幕形象中几乎没有几个表现出了幽默感。英国电影《艳后嬉春》（1964年）是以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为题材的少数几部喜剧之一，剧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也许是阿曼达·巴里塑造的邻家女孩式的克里奥帕特拉，以及肯尼斯·威廉斯对尤利乌斯·恺撒的独特的演绎方式（“恶名，恶名，他们都把它给了我！”）。
银幕中的克里奥帕特拉都是由白人女性塑造的。在塞西尔·B. 戴米勒拍摄的关于克里奥帕特拉的电影中，有一个幼稚的人因询问克里奥帕特拉是否是黑人而被嘲笑。然而，也许是因为克里奥帕特拉已经成为整个埃及的鲜明标志，因此总有人试图宣称她不仅是纯粹的埃及血统，而且还是黑人女性。玛丽·汉默尔曾著有一本关于克里奥帕特拉之谜的书，她在书中这样评论：
图21 电影《埃及艳后》（1963）中的一幕，伊丽莎白·泰勒扮演克里奥帕特拉，理查德·波顿扮演马克·安东尼
对于克里奥帕特拉的身体，尤其是她的种族，目前又出现了新一轮的论战。美国的黑人种族主义者称克里奥帕特拉属于自己的种族，这样做无疑是为了追求黑人家庭及其生活方式所得不到的尊严和尊重。这种说法的反对者主要是白人学者。正如他们自己所说，为了捍卫“文明”和“科学知识”，他们坚持认为克里奥帕特拉不可能是黑人。
克里奥帕特拉之所以在20世纪到21世纪早期声名远播、长盛不衰，主要原因是电影和戏剧（例如萧伯纳的《恺撒和克娄巴特拉》）所带来的影响，而不是考古学。然而，最近法国和埃及在亚历山大里亚古代港口地区合作进行的发掘工作，展示了从沉在海底的托勒密和罗马时期的建筑物中找到的雕像和建筑物的碎片。事实上，整个工作被（埃及学家和记者）通俗地描述为发掘“克里奥帕特拉的宫殿”并不奇怪——克里奥帕特拉这个“商标”太有吸引力了，没人能拒绝（尼弗尔提提和克里奥帕特拉都是埃及香烟的名字）。法国海洋考古学家找到了两座雕像，其中一座暂被鉴定为恺撒利昂——克里奥帕特拉和恺撒的儿子，另一个则可能是女王的父亲，托勒密十一世。也许克里奥帕特拉的胸像就静静地躺在亚历山大里亚之外的海底，其耀眼程度足以与柏林的尼弗尔提提胸像相媲美。
太多“另类的”埃及？
在讨论埃赫纳吞、尼弗尔提提和克里奥帕特拉形象的塑造和解构时，我集中讨论了他们是如何被艺术家、作家及电影制片人改造和借鉴的。临近尾声，我还想讨论一下“另类的”埃及学家的出现。20世纪90年代，当西方世界即将进入公元后的第二个千年时，一大批“新世纪”图书和纪录片出现一个大高潮，其中有一些提倡在考古学和古埃及文献中运用独立的、非学术性的方法。这种现象其实比埃及学出现得更早，约翰·泰勒和查尔斯·皮亚齐·史密斯等19世纪作家的理论中就有所体现，只是此时又卷土重来。
“另类的”埃及学家一般是运用一种拼凑组合的方法，选择他们想要的资料，忽略或放弃使用其他那些无法有力地证明他们论点的证据。这是因为他们通常在开头提出结论而不是问题，之后，他们遍寻资料以证明该结论。这种方法确实与传统的“以问题为中心”的考古学研究方法相对立。后者要求研究者由问题（例如：早王朝时期的王陵看起来像什么？）出发，然后考察并评估相关资料，以期找到一个或更多可能的答案。“另类的”研究者的特征也许就是类似“以结论为中心”的方法，可能在资料被汇集起来之前，一本书就可以轻松地完成了。拼凑组合这种方法有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就是“另类的”研究者偶尔会使用一些在传统学界中广为人知或得到公认的资料。以金字塔为例，埃及学家I. E. S. 爱德华早就发表了观点，提出大金字塔上的“通风道”与天上星象能够排成一列，而时隔已久才出现了鲍威尔的畅销书《猎户星之谜》。同样，赫里奥波里斯和吉萨这两个地方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从其中一个城市可以清楚地看到另一个城市的纪念物，如从赫里奥波里斯能看到吉萨的金字塔，从吉萨可以看到赫里奥波里斯的太阳神庙。对于这个现象，伦敦大学学院的讲师戴维·杰弗里斯已经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在鲍威尔的假设中也有同样的观点。
在这本主要论述古埃及的考古和历史的书中，我只是粗浅地讨论了“另类的”解释埃及的方法以及现代的艺术家、建筑学家、作家、音乐家和剧作家如何改写并重新借用古埃及的思想、主题和故事，这些领域就像一片汪洋的大海。所有“另类的”埃及——从鲍里斯·卡洛夫的复活的木乃伊到伯纳德的“黑色雅典娜”和菲利普·格拉斯的歌剧版《埃赫纳吞》——都值得用几本书来写。
从“了不起的东西”到“了不起的人物”
“了不起的东西”这个词出自霍华德·卡特，当卡纳冯伯爵问他第一次看到图坦卡蒙墓室时看到了什么，卡特回答的正是这句话。这些“了不起的东西”不仅是古埃及，也是埃及学本身的魅力之一。欧洲人和美国人戴着（木髓制的）太阳帽，骑着骆驼，穿着他们爱德华七世时代最好的服装在王室墓地前搔首弄姿，再穿上奥斯曼人的华丽服饰，这些画面同所有留存至今的古埃及图像一样，构成了当代我们对埃及的看法。
现代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在1937年写了一本关于大侦探波罗的小说《尼罗河惨案》（1978年拍摄了同名电影），书中所描写的那个邪恶的游船世界可能是现代作家想象出来的对埃及的描写中最为流行的一个。书中的人物西蒙·道尔说过一段简短的话，以此来作为这本小书的结尾再好不过了：
你知道，我是个对神庙、游览这类事情不怎么感兴趣的人，但像这样的地方确实吸引人，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那些古埃及的法老们肯定是些了不起的人物。
注释
〔1〕始于17到18世纪的秘密会社，自称有古传秘术。
〔2〕“另类的”意为“存在于传统或现存体制系统以外的”。
〔3〕原文是“pyramidiots”，是指那些用奇异的或牵强的理论解释埃及金字塔的起源、特质和建造目的的人。
〔4〕即埃尔金大理石雕刻群，现藏大英博物馆，原是希腊雅典卫城巴特农神庙山墙上的一批浮雕像。多年来，希腊一直试图让英国归还这件国宝。这件珍品的归属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不断引发争论。
〔5〕指希腊神庙和装饰艺术中再现戈尔贡被割下的头的装饰像，上面刻有或绘有戈尔贡的脸孔：常常是舌头穿过尖牙，直吐于外，并有蛇在头上芜乱地凸现出来，经常摆设在门、墙、盾、护胸及墓碑之上，用以避邪，是一种驱邪护符。戈尔贡在希腊神话中是一伙长有尖牙，头生毒蛇的妖怪。
木乃伊、金字塔、法老诅咒、宗教仪式，古埃及的独特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想象。
本书以一项重要的考古发现——纳尔迈调色板为主线，分章讨论了古埃及文明的各个重要方面，从专制法老到木乃伊制作，从象形文字到动物头人身的神祇，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古埃及全景图。
